6月13日，韩国首尔大学宣布罢免该校教授、文在寅政府法务部长官曹国。在韩国学界，罢免几乎是最高处罚，比停职、解职严重得多。这位外表翩翩的教授不仅失去了韩国顶尖学府的终身教职，而且五年内不得再被任命为公务员或教员，即使是他校也不可以。未来的退休工资也会减半。而他同为教授的妻子，则早已被投入大牢。而这一切的起因，是多年前曹国夫妇在女儿申请本科及研究生学校时伪造了能加分的材料。作为权贵，曹家触碰的是韩国民众最敏感神经：教育公平。在韩国，考大学很容易，难的是考上顶尖名校、读好专业，更难的是找好工作、实现阶层跃升。毕业就失业可不是一句玩笑。2020年，韩国25-34岁青年人的就业率只有75.2%，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俗称富国俱乐部）排名倒数第七。考名校的压力让韩国年轻人早早开始了拼钱、拼体力的补习班马拉松。这几年韩国经济增长放缓、高等教育大跃进、文凭疯狂贬值，更是让家长焦虑有增无减。教育公平，成了普通人最后的寄托。
权贵造假，《寄生虫》失色
2019年奉俊昊导演的电影《寄生虫》上演，7月份观影人数突破千万；一个月后，总统文在寅提名曾任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的曹国出任法务部长官。曹国被提名后，网上立即出现了不少举报曹国女儿曹旼入学问题的帖子。反对党看这架势，非常来劲，利用国会人事听证会质询直播，把曹国一家查个底朝天。各家媒体也纷纷调查报道曹家的各种黑料。曹国在长官位置上只待了35天后灰溜溜地辞职，成为韩国现代史上第三短命的法务部长官。随着曹家的黑料不断出现，韩国民众惊奇地发现，《寄生虫》中伪造名牌大学毕业证以便到豪宅做家教的那家人，在现实中不仅存在，而且是高高在上的曹长官一家。2010-2014年，曹旼就读于私立名校高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来升学到首尔大学环境学院读硕士，但她中途又去报考更热门的医学院研究生，结果于2015-2020年就读于釜山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四年的医学院研究生，曹旼因两次部分科目考试不及格而留级，足足读了六年才毕业，并在此期间考取了医生执照。媒体和法院的调查发现，曹旼光鲜的医生工作，是由父母出面，用一张张伪造或是托关系的材料铺就的。曹国的妻子郑庆心是韩国东洋大学教授，谎称曹旼是该校助理研究员，向教育部骗取研究费1.8万元（人民币，下同）；还伪造东洋大学校长对曹旼的表彰状；向未参加东洋大学志愿者服务暨语言英才教育活动的她颁发确认书。郑庆心找关系将曹旼空降为檀国大学医学院研究组某论文第一作者、将她列为公州大学某论文初稿第三作者；为曹旼伪造2014年申请首尔大学医学院资料审核合格书所需的实习证明、伪造2015年申请釜山大学医学院的最终合格课程书、伪造并颁发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分子认证研究中心的研修证书。曹国则参与伪造并颁发首尔大学法学院旗下的公益人权法研究中心的实习证明、伪造曹旼在釜山某酒店的实习证明。另外，曹国还以女儿奖学金的名义收取约3.37万元而违反《禁止不正当请托法》。看完这一长串造假记录，连见多识广的韩国网民都傻眼了：在首尔江南住豪宅的曹国一家比《寄生虫》住地下室的宋康昊一家厉害多了，他们才是伪造文件的高手啊！在后续的刑事处罚上，郑庆心被判刑入狱四年；曹国被判刑两年。曹旼前年及去年也先后被釜山大学和高丽大学取消研究生及本科学位，而她的医生执照也因此被依法吊销。这期间，曹国的儿子也被查出大学期间找人代考而声名狼籍……在曹旼被釜山大学取消学位的第二天，本科就读高丽大学校园网论坛出现了一百多个要求立即惩处她的帖子，有人还将学校的Logo“高丽大”（Korea University）恶搞改为“曹丽大”（Chorea Korea University），并将象征该校的老虎头像改为她的头像以示讽刺。早在2019年8月23日，高丽大学学生就在校内举行烛光集会，要求校方查明曹旼被该校录取的过程。曹家“学术灭门”案后，曹国一度还以“道德瑕疵”和“判决不近人情”为自己狡辩，如同在广大考生的伤口上撒盐。本应率先奉公守法的曹国，反而知法犯法，被对立的国民力量党首席发言人怒斥：在曹前长官和民主党眼中，完全看不到为了“区区一张表彰状”而孤军奋斗的青年们的汗水和在“曹国/祖国”（这两个词的韩文写法相同）这一权力面前显得藐小的他们父母的泪水。
挤破头学医，只为挣大钱
韩国政界、民间对曹国一家猛捶到底，除了他们触碰了教育公平的红线，还涉及医学院在当今韩国高等教育中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2018年热门韩剧《天空之城》中，住在“天空之城”这座豪宅里的父母们毕业于韩国三大名门高校SKY（即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英文首字母组合），他们希望子女通过课外补习也考上这些大学，最好是毕业后当医生。今年热播韩剧《浪漫速成班》里，著名演员全度妍扮演开小餐馆的单亲妈妈，平时连买个手机都要犹豫再三，为让准备高考的女儿上一流讲师的补习班弄得焦头烂额，而当女儿被人挤掉医学院特别精英补习班的名额后，她更放下生意、不顾形象四处投诉、抗议。有不少考上最高学府首尔大学的学生，为转系到医学院或重新投考其他大学的医学院，宁可休学或退学。据报道，在今年首尔大学的新生中，刚入学就休学的学生多达225人，占全体新生的6%，4年来暴增了三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为了进入医学院、牙科学院等而选择休学复读的。还有些综合排名远不如首尔大学的地方医学院，入学竞争率却更激烈。今年韩国大学的平均竞争率为6.7:1，但竞争率最高的是仁川的仁荷大学医学院（31:1）。在韩国四年制大学各专业中，医/药学专业的学费最贵，今年约为5.5万元，是平均学费（约3.8万元）的1.4倍，是最便宜的人文社科专业学费（约3.4万元）的1.6倍。之所以收费高，自然是因为就业前景好：无论是毕业后到医院当医生还是自己开业，收入都非常高（2020年平均年薪约130万元），社会地位从韩剧中医生的光鲜亮丽的形象可见一斑。2006年以来，医学院每年的招生名额固定为不超过3058人，虽然政府和民间都希望扩大名额（比如有提议开设新的医学院，至少扩招一千人），但遭到作为既得利益团体的医生协会强烈反对，因为扩招会稀释医生们的个人收益。顺便提一句，曹国从2020年被首尔大学解职到最近被罢免期间，没有上课却领取了56万元的工资，但比起通过医生考试的女儿的130万元年薪还是黯然失色。这也可以理解曹旼当初为何放弃了首尔大学环境学院而选择釜山大学医学院。曹旼被取消学位及吊销医生执照后，表示不服而提出了上诉，毕竟美好前程就这样葬送的话太不甘心了。
补习班里的残酷人生为了入读顶尖名校SKY或像曹旼一样学医，光靠公立学校里的课时远远不够。作为选拔性考试，韩国高考题目很难，每年都有让考生泪崩“杀手级试题”。要会做这些题，压倒同届考友，只能课外找老师补习，这造就了韩国举世闻名的补习班现象。客观地讲，韩国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极为慷慨，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当政，历届政府给公立学校的经费有增无减。从1972年开始，政府每年将除关税以外的国内税收的20.79%自动转拨为公共教育经费。2019年，韩国小学生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1万元，是中国的7.7倍；中学生为11.8万元，大约是中国的6.8倍。因此，韩国家庭要负担的小学至高中学费并不高。但韩国公立教育的教学水平却泥沙俱下。《中央日报》说，在2012至2021年十年间，韩国初中语文基础水平不达标的比率增加了6倍，数学增加了3.3倍，高中语文和数学分别增加了3.4倍和3.3倍。学生学习能力普遍下降，高考成绩竞争烈度上升，也使得家长们不得不寄望于补习，无论贫富，都为让子女考上好大学操碎了心。像《浪漫速成班》中全度妍的女儿起初不补习是自恃学习成绩好，但当妈的眼见其他孩子都上补习班，省吃俭用也不能让她落伍成为另类。据统计，去年韩国的补习总支出为1430亿元(约为公共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一），约占GDP的1.3%——作为随时准备打仗的国家，其军费开支也不过2.5%。全国从小学到高中近八成学生都上补习，每人每月的平均补习费约为2250元，一年下来，约占韩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0.4万元）的13%。这部分占家庭支出比例并不太高，如果是双职工家庭就更负担得起了——结果就是，能报的补习班，都给报上。对学生而言，从小学踏进补习室，到走出大学校园步入社会，就没有一天轻松的日子。反映韩国在校生搏命苦读的的韩剧比比皆是，因不堪重负自残自杀者亦不少见。韩国统计厅于2022年9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10-19岁青少年死因中，自杀占43.7%。韩国未成年人尚未全面接触社会，父母为房价、工资等而焦虑的压力尚未传导到他们。为什么忧郁、自残、自杀的比例就比其他国家高？因为八成韩国家长课后把孩子交给补习班，不仅是为提高他的成绩，也是在转嫁自己的一部分抚育、陪伴责任，花的钱也并不多，所以亲子关系疏离，孩子有压力也未必找父母诉说。高层也注意到补习给学生带来严重的身心问题。在总统尹锡悦发话后，韩国执政党和政府决定，今后高考命题不许出“超纲”的超级难题，并认为它是助长课外补习的元凶。课外补习惊动中央和总统，可见其严重性。另外，韩国年轻人过得辛苦，政府混乱的政策也要负很大责任。据韩国统计厅数据，从2000年到2022年，韩国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GNI）增长了84.7%，年均增速为2.8%，去年人均GNI达到20.45万元；然而，这二十多年间，收入增速远不如房价增速。从2003年到2021年，以最受韩国人青睐的84平方米户型公寓房价为例，从175万元涨到672万元，18年间上涨了284%（即2.84倍）。这期间韩国人经历了四任总统，其中保守派的李明博、朴槿惠时期的房价轻微下跌（-8%）或上涨幅度不大（25%），反而是主张社会分配要公平公正的进步派卢武铉和文在寅时期狂飙猛进，前者五年猛涨84%，后者四年高升82%（如果统计五年则上涨81%），而且很讽刺的是，文在寅在任期间，26次发布房地产调控措施，结果越调越涨。文在寅为了实践自己的进步理念，在任期间推行所谓“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即“上调最低工资—增加收入—扩大消费搞活经济—增加工作岗位”，但事与愿违，这五年期间，韩国实际人均收入只增加了6200元，其中年均增速有三年为零或负增长，而房价涨了282万元（平均每平方米上涨33600元）。因此，这一模式被嘲讽为“马车拉马”，本末倒置，以失败告终，文在寅的民主党也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败北，没能达成连任梦想。在这样胡作非为的经济政策面前，想要买房的话，无论是财阀大厂还是中小企业职员，那点工资收入都显得微不足道。而只有像平均年薪130万元的医生、女团Blackpink、孙兴慜那样的明星或运动员，才可以大手一挥轻轻松松置业。所以，也难怪现在韩国青年人的职业偶像中，医生、演艺明星或运动员排前两位，而大厂的工程师码农屈居第三，这也可以从韩国大学各专业学费排名中一窥究竟：医药学最贵、演艺/体育系次之，理工科只排第三。收入慢如龟，房价猛如虎，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失业者了。以全国平均失业率来比较，朴槿惠时期为2%-3%，到了文在寅时期则猛增一倍达到4%-5%，青年人的体感失业率（指失业者、一周工作未满36小时的兼职人员、准备考公务员的人加总之后，占青年人数的比例）一度高达27.2%。现在的全国平均失业率在尹锡悦政府上任一年又回落到2%-3%区间，在韩国出口等经济指数恶化的前提下，这只能用经济政策的转变来解释。这算是韩国糟糕的现实中不多的几抹亮色。但如果只是小修小补，不正视年轻人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撕裂权贵和平民的社会丑闻迟早会再来，像热播韩剧一样，一季接一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