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就业难在哪？怎么办？

财经

2023-06-22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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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铭 |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面临史上最难就业季，人可以躺，心不能空。

——题记

眼瞅着毕业季到了，但校园里，拿到学位的喜悦和告别校园的离愁似乎比往年少了很多，弥漫更多的是“不知路在何方”的焦虑和迷茫。“就业难”岁岁提、年年喊，但无论是从客观数据，还是主观感受来看，当今青年就业之难，确实是史上最难。

那么，青年失业率高的原因是什么？青年中的大学生失业有多严重？改善青年失业的根本措施是什么？

统计口径上需要明确几点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5月，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4月持平，但16～24岁劳动力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20.8%，比上月微升0.4%。我们在媒体文章中看到的青年失业率，大部分指的就是这个“16～24岁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

这个数据在统计意义上，需要明确：

第一，城镇调查失业率指的按地域划分的城镇就业范围，不包括农村。2022年，中国的城乡就业比例为6：4，也就是说，有近40%的农村就业人口未被包含在“调查失业率”内。

第二，失业率的分母是有劳动意愿但找不到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包括在校生，也不包括放弃找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

第三，根据《2022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年底我国16岁以上的人口约为11.5亿，68%属于劳动力（约为7.8亿），就业人口约7.46亿，据此推算，城乡总失业人口可能为3372万人左右。

第四，根据七普的人口数据，全国范围内，16～24岁的青年人口为13260万，剔除高中（2605万）和大学（包括高职，4430万）在校生后，剩余6225万，假设城乡失业率相近，都为20%，粗略匡算，青年失业人口约1245万，统计局的数据显示，4月城镇青年失业人口为632万（6月15号的发布会上也说，目前大概有600多万在找工作），据此推算农村青年失业人口约为613万。

第五，之前有数据用调查失业率测算，城乡青年失业总人口超过2400万，分母端可能没有剔除在校生。因为我们不知道农村失业人口和年龄结构，所以实际上无法计算农村青年失业率，上述的20%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

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城镇青年就业。

青年失业率到底多严重

首先，纵向比较，疫情前，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均值基本稳定在10%～11%左右，现在处于20%左右。

2020年，受疫情冲击，青年失业率升至16.8%的月度峰值，2021年的月度峰值为16.2%，回落0.6个百分点。2022年全年，均值约17.5%，比2021年的最高的16.2%还高；月度峰值达到19.9%，较疫情前2018年的峰值13.3%增长近一半，创有记录以来新高。

2023年4月，首次突破20%整数关口，达到20.4%，5月达到20.8%，按照以往的经验，未来随着应届毕业生毕业，7、8月份的青年失业率还会进一步抬升。

其次，横向比较，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于同期的欧美，也高于亚太地区均值。

美国的青年失业率曾在2020年4月达到27.4%的峰值，但在2022年，已稳定控制在8.5%以下。欧盟2022年的青年失业率月度峰值为15.2%，较2020年疫情初年的月度峰值下降4个百分点。中国2022年全年均值约为17.5%，高于欧美。

另外，国际劳工组织《2022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4.9%，其中欧洲和中亚地区为16.4%，亚太地区为14.9%，北美地区为8.3%。中国也高于亚太均值。

最后，分群体看，大学生对青年失业率的贡献比较大，但低学历人群问题可能更严重。

2022年全年，青年失业率平均值已达整体失业率的3.15倍，较2020年的2.52倍进一步扩大。其中，大学生失业率又是青年整体失业率的1.4倍，是调查口径下青年失业人口的主体——这也是媒体最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但是，在关注焦点之外，还存在可能被忽视的低学历群体的高失业率问题。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14～22岁（即现在16～24岁的）人口数为1.326亿人，剔除在校生后，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等低学历人口占比近70%，是就业的主力军。

按照调查失业率简单推算，青年失业人口可能超过1200万，而2022年高校毕业生预计1158万，剔除研究生录取人数后求职毕业生理论上不到950万人，假设50%失业，也仅占青年失业人口的40%。由此可见，低学历失业人群，尤其是青年农民工群体（总人数约2800万）的失业率问题不容忽视。

青年失业率飙升的原因

第一，短期的青年失业率高增，一定程度上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每年的考公和考研集中在12月到次年1月，所以3月的失业率会开始逐步走高。而7～8月份是各类高等和中等学校应届生进入职场的高峰期，此阶段失业率达到峰值。

所以，青年失业率通常在春招后逐步抬升，夏季达到峰值，秋冬趋于回落。但是2022年超过19%，以及今年超过20%的失业率，远高于疫情前的不到14%，也高于2020年和2021年同期低于17%的水平，显然无法单靠季节性因素解释。

第二，经济增速自然回落带来的失业率走高。

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就业市场并不完全符合奥肯定律，但奥肯定律提示的宏观经济增速和就业率的反向关系，至少可以解释失业率的一部分。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高增速后，经济增速的自然回落，即经济增速换挡的新常态，伴随着失业率的自然走高。

第三，供给因素。

供给因素讨论比较多的是2023年的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剔除考公、考研、出国，预估仍将有700～950万应届生踏入职场。还有大量往届生，比如二次考研失利人群，仍在与应届生同台求职。

比如，2022年的全国研究生报名人数457万，应届生和往届生差不多各占一半，招收总人数为124.25万，即332.75万落榜，假设落榜生中有40%是往届生，也有133.1万。再加上近年外国留学人员回国求职人数趋势性上升，都边际增加了青年求职群体的就业压力。

第四，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除。

七普数据显示，城市青年人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21.4%）、批发零售（17.6%）、住宿餐饮（9.2%）、教育（7.1%）、建筑（5.8%）、居民服务（5.5%）等，尤其是低学历群体，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建筑、制造业的占比更高。

疫情对上述行业，尤其是住宿餐饮等服务类行业有巨大负面影响。实体经济的收缩和扩张具有不对称性，尽管从宏观指标来看，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从微观层面来看，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复苏，远没有数据展现得那么快。

第五，城镇青年劳动力减少影响分母。

青年失业率的分母是有劳动意愿但找不到工作的16～24岁劳动年龄人口。德邦证券芦哲团队认为，2023年3月的青年失业人口为632万人，假设2023年的青年劳动力与2020年同期相同，对应的青年失业率应该从2020年3月的12.8%提高到2023年3月的16.2%，但实际的调查失业率为19.6%。

所以，分子端失业人口的增加只能解释当前青年失业率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来自分母端，即城镇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城镇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并非人口绝对值的下降，而更可能是大学扩招以及部分群体因就业形势恶化而暂时退出劳动市场导致的。

第六，进出口的影响。

一方面是疫情期间，外贸订单在疫情防控好的国家轮动，随着欧美国家及其贸易伙伴国走出疫情，阶段性流入中国的订单再次流出；

另一方面是各种原因导致的中低端产业链的外移，包括外资和中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外迁至墨西哥、印度、越南等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

第三方面的原因是全球的经济衰退风险，需求端不景气。

国金证券赵伟团队指出，一季度制造业从业人员数较去年同期在走弱，纺织服装服饰、皮革毛皮、文体娱用品等出口依赖度较高、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弱于以往同期。

第七，严监管的非合意冲击。

智联招聘岗位需求数据显示，互联网、房地产、教培为2021年应届生提供了56%的岗位。但过去两年，互联网、房地产、教培三大校招巨头同时熄火，大量高附加值岗位流失，估计影响的就业规模达百万级。

互联网大厂，2022年秋招多家头部企业校招规模腰斩，个别企业甚至停招。

“双减”前，教培行业每年吸纳的应届生量级可达70～80万人。双减后，头部教培企业的招聘计划从几千人锐减到百人级。2021年初，教培行业招聘/求职比近20，2022年3月，教培招聘/求职比陡然破1，出现供大于求的格局。

据前程无忧发布的北京教培行业招聘行情报告，2023年3～4月，北京教培行业有复苏迹象，有效岗位发布数量分别环比增长13.5%、16.2%，但复苏仅出现在北京。其他一线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并没有出现“强劲”的增长，增幅均不超过5%。

但是，2023年3月，北京教培公司职位数与投递人数比约1：25，平均25个人竞争一个职位，异常激烈。其中，2023届毕业生占求职者约六成。

和教培相似，地产业同样在规模持续扩张、企业跑马圈地后经历了“强监管”下的“急收缩”。2021年下半年至今，受市场和信贷调控等多方面影响，缩编和裁员席卷房地产行业。猎聘大数据中，2023届秋招期间，房地产开发/建筑/建材/工程行业新发应届生职位占比仅5.10%，占比较上年同期减半。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房地产、教培，吸引的相对是较高学历的就业群体，这部分就业锐减，释放出来的待就业人群向下兼容，可能会加剧其他行业的就业压力。

第八，结构性供需错配。

首先是文理失衡。未来人才需求向STEM领域（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倾斜几乎是国际共识。但是中国的文理科培养人数存在错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卓贤提供了一个衡量口径：若将工业增加值比重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作为分母，将非文科专业在校生占所有学生的比重作为分子，中国的数值是1.2，美国是2.1，德国1.8、日本1.4。当然，对理工科毕业生来说，高附加值岗位对专业技能、创新能力、跨学科背景要求持续提升，若无过硬实力，也难以找到心仪岗位。

其次是学科错配。管理学、心理学、新闻传播等专业因为不考数学，而吸引大量考生。但在市场端，管理学和新闻传播对口的就业岗位早已饱和。以新闻传播为例，据智联数据，从2021年二季度到2022年二季度，记者/采编求人指数从0.55下降到0.07，意味着每100名求职者，仅对应7个岗位需求，是就业景气度最差的职业。而心理学的市场需求尚未真正起势，且学校的“教”与市场的“用”存在脱节。

最后是高质量职业教育不足。一方面是社会现实为职业教育提供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由此带来的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社会观念——“能读大学，就不读职校”。即使读了职校，大部分学生也瞄准“升本”，回避技能提升。

另一方面是在单一的考评体系下，大量职业学校更重视能给学校带来切实资源倾斜的各种奖项，集中职校的所有资源，专门针对性地突击拿奖，更重视教学能力大赛、国家级奖项、国家级课程，而脱离区域产业实际需求。另外，与德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也依然有较大差距。当然，原因很复杂。

这就共同导致，教育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存在人才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错配。

应对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相对于整体劳动力的高失业率，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社会出现了人力资本的浪费，中长期来看，不利于新技术的应用、产业创新转型和经济效益提升；另一方面，社会中最有活力的大学生群体所产生的焦虑、失望和迷茫的情绪经社交媒体传播后，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就业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由于缺乏工作经验，以及专业技能随毕业时间的延长而边际降低，待业大学生在整个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可能会边际下降，由此带来人力资本积累的代际变化，拉大收入差距，成为社会问题。

针对青年群体就业困难，政府高度重视，已经多措并举出台了不少应对措施。常见的包括研究生扩招、公务员岗位倾斜、设立政策性岗位等。必须得说，这些政策都非常有必要，见效也很快。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需要提前预案。

第一，研究生扩招。

如前所述，由于教育培养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所以研究生扩招，虽然压降了短期的失业率，但如果不改革教育培养模式，就业问题只是被推后了，而实际上并没有被解决。还会带来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历贬值的问题，由此产生学历上的“棘轮效应”，即为了求职，不得不选择升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人力浪费。

第二，政策性岗位倾斜。

需要明确的常识是，政府部门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多方数据显示，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并不低。1个财政全额负担的就业岗位，一年成本为10万元左右。新增公共部门岗位，一则会加大财政的负担，二则未来存在退出问题。至少目前，公务员还被认为是传统的“铁饭碗”，缺乏退出机制。国有企业扩招，也存在效率问题和退出问题。通过政策性倾斜带来的公共部门人力增加，实际上还隐含着社会公平问题。

另外，在宏观经济下行、地方财政困难多项掣肘下，单独靠强体制化的促就业手段，能够吸纳的就业人数或许也即将“达峰”。

最根本、最核心的，也是后遗症最少的“稳就业”措施，是“稳经济”，尤其是稳民营经济。

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疫情前，中国1.4亿的中小微企业贡献了超过85%的就业岗位。

可以说，稳经济、稳民营经济、支持中小企业，已经被提到了很高的高度。各级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的支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减税降费、信贷倾斜等等，这些政策都非常重要，但也可能存在以下的改进空间：

第一，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尤其是鼓励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和平台经济的投资经营。

区分一种经济是否应该被支持，重点不在于经济业态本身，而在于它是否为社会创造价值。比如，传统制造业当然是实体经济，但产能过剩和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就不该支持。平台经济尽管不是实体经济，但只要它提供了社会需要的服务，产生了价值，就应该被认可。

第二，宏观政策目标向就业率倾斜，向直达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倾斜。

我们当前的宏观政策目标更多的侧重经济增速。但如果经济增速更多的靠大企业、大项目来实现，实际上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有限。很多政策工具，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大企业、国有企业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渗透，效率损失很高，而且这种溢出效应对就业的拉动效率实际上也是有限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出现经济增速和失业率的背离。

另外，中国经济已经在复苏，但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支持政策可以不再加码，但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政策应继续持续一段时间。

第三，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已经逐步从总量型向总量和结构并重转型，从数量型向价格型工具转型，但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货币传导不畅的问题。

第四，重视需求端的拉动作用。

投资、消费、出口是传统的拉动力量。投资拉动短期看是需求，中长期对应的是产出，未来可能转变为过度建设或产能过剩。多年来的投资刺激，也面临边际效率下降的问题。当前的供给端复苏实际上并不慢，拖累主要在出口和消费。虽然五一黄金周的消费数据尚可，但主要是“报复性消费”居多，房子、汽车等大宗消费和耐用品消费还比较谨慎，居民部门总体是缩表的。重要原因还是信心不足，预防性储蓄比较高。

完全可以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给老百姓直接发钱并不一定会带来通胀率的上升，对经济的拉动效率不一定会弱于投资拉动。资金来源可以是发债筹资，也可以是节约一部分政府支出。当然，发钱是短期刺激，如果要让消费保持长期增长势头，根本上还取决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

至于出口，短期看，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还不明朗，产业链的跨区域重构未来如何演变也并不清晰。

第五，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在招生人数、专业设置、培养方式上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

第六，在就业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职业教育或将迎来观念转变，趁此机会，提升职业教育的培养质量，靠人才质量，逐步扭转职业教育在就业市场和居民观念中的地位。

个人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