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抓鱼闭店“割韭菜”：二手书越来越贵了吗？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最近，北京“多抓鱼”实体店宣布于6月30日闭店，吸引大批品牌客户前去打卡留念。但因为入店需要购买门票（工作日2元，节假日10元），这次告别演出引起了“割韭菜”的质疑。
多抓鱼微信公众号截图
一时间，“多抓鱼”用户在过去几年里积攒的质疑一股脑涌现出来：二手书低收高卖，平台书本鉴定标准存疑，APP用户体验下降，二手服饰交易问题重重。一位资深用户在豆瓣发帖抱怨，多抓鱼把用户锁定为“批发户书商”或“烂书接盘侠”。用户体验下降，平台不堪重负，多抓鱼的困境好像是一个双输的故事，这大概因为它同时踩中了两大雷区：二手书交易和实体书店。
作为二手书市场的后来者，2017年成立的“多抓鱼”一度受到不少投资者青睐。与“孔夫子”这样的散户式二手书交易网站相比，“多抓鱼”选择的C2B2C模式，是平台从用户那里把旧书收购、处理、定价后再卖出，中间加上一道平台背书，解决了二手书交易里的信任问题。和当时已经占据二手物品交易大半壁江山的“闲鱼”相比，“多抓鱼”专注二手书这个小众市场，聚合了一批富有文艺气质的“死忠粉”。“多抓鱼”买书卖书的人，首要目的多半不是省钱，而是享受那种文艺、环保、小众的社区氛围。
在二手书领域，“多抓鱼”的模式并不是首创，一般认为它借鉴了日本二手书巨头BOOKOFF的经营模式。BOOKOFF创立于1990年，其新意在于改革了旧书店的面貌。他们的门店和一般旧书店不同，拥有便利店式的现代风装修和亮堂的室内照明，再加上独有的旧书翻新技术，和简单稳定的定价体系，被称为“新古书店”。旧书买卖不再和捉摸不透的书价、窄小昏暗的店面和泛黄发霉的书页联系在一起，购买二手书成为一件靠谱、简单又实惠的事情。BOOKOFF因此发展出遍布日本及海外的800多家门店，在2015年就跃居日本第九大图书从业者。
“多抓鱼”同样把“正版干净的二手书”当做主打品类，类似一个网络升级版BOOKOFF。不同的是，在这里人们更看重的不是二手书的物美价廉，而是旧书流转的过程中传递的个人品味、浪漫情怀和生活理念。“真正的好东西值得被买两次”，只能单向发信的“鱼邮”，个性化的“书单”，有所取舍的选品理念，这些品牌元素共同讲述了一个情怀至上的社群故事，很符合人们对理想二手书交易的想象：一种追求精神共鸣而非实用价值的消费方式。
话说回来，情怀再美，卖书还是一门不好做的生意。BOOKOFF的成功基于日本图书市场的特殊性。当地的“再版制度”规定日本国内出版的所有书籍都要按照定价出售，不得擅自打折，只有二手书和外版书除外，因此BOOKOFF不需要和新书搞价格竞赛。有了方便快捷的旧书店，读者一时之间争相购买旧书，新古书店一年销售的图书码洋一度占到日本整个图书市场份额的20%，这也意味着新书再版量下降，作家和漫画家损失了20%的著作权收入，以至于日本笔会曾发表声明谴责新古书店无视创作者权益。
《律政俏佳人》剧照
但在线上购书便利又优惠的中国，二手书的处境有点尴尬。在针对“多抓鱼”的抱怨中，二手书定价和转让规则是最突出的问题。“多抓鱼”开发的价格算法，是根据书本稀缺程度和APP上的供需情况浮动的，也就是说一本书想要的人越多，越稀缺，价格就越高。但有人统计过，浮动后的书价仍接近BOOKOFF的“一折收五折出”。于是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抱怨：出让书籍的人觉得自己的品味被贬得一文不值，购买二手书的人发现一本旧书可能比网店售卖的新书还贵。夹在情怀和商业收益之间，“多抓鱼”难免左右支绌。
有时候我觉得，只有不那么爱书的人才能做好图书生意。BOOKOFF创始人坂本孝原本是做二手钢琴生意的，不是书商。他对书本的价值判断简单粗暴，不看书或作者得过什么奖，只按照书的保存状况来定价。但凡有脱页或是涂鸦都评为“零价值”，任何一本书三个月没有售出就打入“100日元专柜”。能把卖书这件事里面“虚头巴脑”的成分降到最低，从而获得最大数量的大众认可，实在是一种令人艳羡的商业决断。
对于爱书的人来说，实在很难把书视为单纯的商品，将它的价值与个人好恶完全剥离开来。我也算是浅浅涉足过书店行业。十多年前，我的文青母亲在家附近弄了个门脸，硬是在一溜儿麻将馆和门窗店中间开了一间书店。由此我得知了得到一个朴实且令人伤感的认知：没有人愿意原价买书。
我们那间小小的社区书店，当场付钱买书的只有两种人：一是从我的社交网络上得知消息前来探访的友人，他们多半会试图买点什么，但当他们随手抽出一本书按原价付钱的时候，我总有种在接受捐赠的愧疚感，主动提出送他们一张会员卡打折。二是临时来到小区里走亲访友却没带礼物的客人，他们通常购买成套的精装童书，完全依靠我这个没读过绘本的大学生的意见，试图在十分钟内选出一套“体面、有名、经典”的儿童读物。甚至有一位大哥在我的推荐下买了一本法语绘本，毫不在意我的专业是俄语。
在书店工作过的爱书人很难没有偏见和怨气。1934年到1936年，乔治·奥威尔在汉普斯特德的“爱书人角”书店打工，这段经历让他写下了《书店回忆》，“上门来的许多人不管跑到哪里都是讨人厌的那一类，只不过书店给了他们特别的机会表现。”乔治·奥威尔的朋友，和他在书店共事的历史学家乔恩·金奇（Jon Kimche）说奥威尔有种“好像不情愿卖给任何人任何东西”的情绪。
英国知名二手书商肖恩·白塞尔很能和奥威尔共情。他在三十一岁那年（2011年）买下一家他十八岁时就觉得要倒闭的书店，成了一位毒舌书商，写了一本日记吐槽自己的书商生活。白塞尔生活在一个拥有网络书店和电子书的时代，同时开办网络读者俱乐部和线上书店，卖书这件事却依然奇葩、复杂又折磨人。他在每月日记的开头都摘抄一段《书店回忆》，放在全书开头的一句是，“我们店里的书都特别有意思，不过我怀疑顾客里能分辨出好书坏书来的人，十个里都没有一个。”
独立书店老板很难将读者与经营者的身份割裂开来。开书店的那几年，我们家人沉迷金庸，从学校的跳蚤市场、北京的书市、出版社的打折库存里收了四五套金庸全集，全部摆在二楼借阅区正中间。除此之外，我们还把家里珍藏的整套《读库》也摆在楼梯口附近。但最常被续借的却总是《冒险小虎队》《盗墓笔记》《藏地生死书》和《明朝那些事》，就连《冰与火之歌》都无人问津。但越是这样，我越是喜欢把无人借阅，自己又非常喜欢的书往显眼处摆摆，既是希望增加得遇知音的几率，也带有几分自恋和清高在里面。
《书店》剧照
电影《书店》里面，女主角弗洛伦斯失去丈夫之后，来到偏僻的海滨小镇开了镇上唯一一家书店。她犹豫要不要在店里出售《洛丽塔》，担心人们看不懂，她在镇上唯一的知音告诉她，“他们可能不会理解这本书，但这样更好，理解才让思想懒惰。”弗洛伦斯打动了一些从前不看书的人，也碰到了趣味相投的朋友，但最后还是在小镇居民的排斥中黯然离开。自恋又孤独，越孤独越自恋。这或许就是大多实体书店的精神内核，也是他们生存艰难的症结。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全国实体书店经营情况调研报告》（2022）里提到，2021年实体书店全年营收100万元以下的占比超过50%，2022年情况继续下滑，上半年营收50万以下的超过56%。私域经营成了实体书店的主要自救措施，包括社群卖书，网店卖书，会员储值，线上读书会，直播卖书等方式。但“与网上销售效果密切相关的书店私域流量建设情况却并不乐观”。参与调查的近千家书店中，仅有不到10%的企业拥有1万至50万以上的私域流量，剩下的一半没有私域流量，一半私域流量在1万人以下。
到底什么才能救活实体书店？我想讲两个故事。
2022年7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说过去两年美国新开了300家书店，80%的书商表示2021年的收入高于前一年。中小型书店在疫情冲击下逆势生长，原因是人们开始渴望“真实”。这些新开的书店都专攻一个非常“垂直”的领域，比如女性主义、黑人作家、西班牙语小说或者儿童读物。经历过隔绝和动荡后，很多人开始希望找到生活的真实感。密歇根州主营黑人女性作家的书店主劳伦斯说，“人们确实在寻找一个可以从真实的人那里得到真正建议的社区，我们的书店推荐不仅仅是基于算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依然需要实体书店。
《情书》剧照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2021年，圣彼得堡老牌书屋Подписные издания的店员在Instagram上发布的书籍cosplay照片让这家百年老店大火一把。油画式布景、别出心裁的造型创意，把书本的主题内容化作夸张的视觉信息直接输出，让严肃的书籍变成“网红”。一家在2010年曾濒临倒闭的百年书店，借助“庸俗的”网络营销起死回生，靠的是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书店经理米哈伊尔·伊万诺夫说：“很多同行并没有把图书贸易当做生意来做，而是把自己当成殉道者，躺在神坛上亏本工作。我不想受苦。我打一开始就给自己制定了任务：书店应该挣钱。”
排版：瓶子/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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