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英红、马思纯主演《浅色黎明》：“好运”，“你也是”

“已经习惯咗暮晚，冇谂到仲有黎明”

读完《浅色黎明》的剧本，惠英红想，这故事可能发生在一个失落的人的虚幻世界，可能是两个平行时空中两个人的透明交叠，也可能是关于两个失败的可怜人的相遇，她们彼此付出温暖，不着痕迹地救赎了彼此。对于观众而言，开放式的结尾意味着无限可能，但对于惠英红来说，那是对确定结局的默读，是不容模棱两可的。于是，她找到导演余周春雨讨论。最终，《浅色黎明》的故事落定在一次实实在在的相逢上。在现实的时间空间里，舟昕和程纤真正见到了彼此，她们触动了对方凝滞的心灵，也做出了各自的选择。相较最初的版本，正式剧本中舟昕的自述变得更加明确，从持续梦到亡夫到一觉睡到天亮，从“已经习惯咗暮晚”，到“冇谂到仲有黎明”，“就表明我已经不再留恋黑暗了，我要跑出去了。”惠英红说。

如果她是舟昕，一定会这样做的。

在导演余周春雨看来，惠英红的舟昕比她原先设想的多了些不一样的色彩，比如她会在不同情境中切换普通话和广东话。“这些让舟昕的世界更立体，也给程纤的世界带来了一些局促的感觉。这虽然不是我一开始设想的，但我觉得它会让故事的结局有更多层次的解读。”所以，惠英红与舟昕的融合也是一次“相遇”，相遇往往带来变化，变化则会创造出空间。说起惠英红，饰演程纤的马思纯选择的第一个形容词是“舒服”，随后她用“能量”和“丰富”来精确这种舒适感的力度。“其实就是让对手演员更放松，就是更生活，不会让你觉得是在演戏。你每一句话递给她，她每一句话递给你的时候，都实实在在地在情绪里面，你能感受得到她，她也能感受得到你。当你看着这个人的眼睛，你就知道我们彼此是懂得的。”而在角色之外，惠英红带给她的舒服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的：拍摄平面照片时，看到她衣服歪了，她自然而然就会走过去帮她整理。

接受采访时，惠英红还有一个镜头没拍完。她穿着舟昕的薄连衣裙坐在窗前的沙发里，整个人瘦瘦的，清爽振奋，眼睛非常有神采。北京的冬天很冷，窗户开着，问她要不要关窗，她很利落地说：“没事，我可以。”她的声线低，语速比较慢，但会在听到问题后立刻给出确定的回答，是就是，否就否，完全不会把时间用来犹豫，也没有冗余的语言，好像那些关于作品、表演，以及她自己的事情，她早就清清楚楚把每个角落都想过了。你若问起，她只需把精炼过的答案分享给你。惠英红很喜欢笑，普通话没说标准引发片刻沉默又被同事纠正时，她会孩子一样“嘿嘿嘿”几声。正如马思纯感受到的，她会让对面的人放松舒适，进入更好的互动状态，而这些都是在她的气场内悄悄发生的。她是拍武打戏出身的女演员，起身、走路时很快，坐时很定，极少有多余的肢体动作。在对话过程中，她唯一小小的手舞足蹈，放任身体晃一晃，斜靠着窝进沙发的时候，就是在说起有好剧本找上门，收到心动的故事的时候。

“就是有心跳，红红火火”

今年，惠英红有五部电影即将上映，其中三部由她担纲女主角。“真的，我觉得拍了那么久，能碰上有几个剧本触动我很不容易。我自己常常都在问什么时候上，我很紧张，希望自己能到戏院去看。其实作为一个老演员这种情绪应该不常见，但我知道我拍的电影有多棒。”她把手放在胸口，神采奕奕地说。那么，那种触动到底是什么？“就是有心跳，有点‘红红火火’吧。”

导演韩延把《我爱你！》的剧本送到面前时，惠英红说她简直“疯掉了”。她是从《滚蛋吧！肿瘤君》开始欣赏韩延的，原因是他能把演员“整个变个模样”，拍摄的手法也很接地气。能接到喜欢的导演的邀约，惠英红觉得自己很幸运，还没细看剧本，就直接答应了下来。她已经是多次问鼎最佳女演员奖项的影后，拍电影超过四十年，出演过许多复杂的角色，但依然会在此时心潮澎湃，有被眷顾的窃喜，心想得赶紧先抓住机会再说。《我爱你！》讲述了两对老年人的爱情故事，惠英红与倪大红搭档，她的角色同时作为线索人物，串联起梁家辉与叶童饰演的另一对老年爱人的世界。在影视剧的爱情语境中，老人，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老人常常是不可见的，甚至是被抛弃的。惠英红也认为，《我爱你！》的题材有一些冒险。“成功就非常成功，失败就一塌糊涂，但你要看它放在谁的手里。放在韩导演的手里是成功的，他把我们四个都变了。”对经验和技巧纯熟的演员来说，剥离掉自己的看家本领，以素人的状态站在镜头前是十分困难的事。“导演首先会提出他要怎么样，在拍的时候，他是重复调，重复调，重复再调，调到你都快晕倒了，如果他不满意，他就还是会再调，所以我觉得导演其实是有他的勇气的。”看着三位对手演员变成了另外的人，惠英红看不到自己，但相信自己也一定改变了。她依然在往前走，依然拥有很多空间和弹性，这让她十分兴奋。“每次碰到一个新的导演，我都会吸取他方法中的好东西，这一次我吸到一些，下部电影能用的时候，就可以稍微把它放进去。同样，譬如我看完一个幽默电影，我可能会在演恐怖片时把幽默片的方法放进去。”凡走过，必带走些什么与她同行，经历与淬炼就是这样在这位女演员身上叠加。一旦做出选择，她就开放地欢迎所有的“相遇”，相遇往往会带来变化，变化会给人新的去向。

在电影《瞧一桥》中，惠英红扮演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桥梁工程师张倩影。和她演对手戏的胡先煦生于2000年。惠英红很喜欢和年轻人合作，“他们真正长在这个年代里面，他们看的东西总比我看得清楚，看得潮流。”在惠英红看来，表演当随时代而变。“我不可能拿着二十年前的那种思想，把它具象成行为，放到现在去表演。但对年轻演员来说，他们想好了这个角色，演出来，那就是他们年代的。”惠英红在湾仔的街头长大，从小便看到很多“bar girl”（酒吧女郎）。看得多了，她一眼就能从她们的装扮和妆容，发现她已经做了“妈妈桑”，而另一个在四年前肯定是最当红的。“我从那个时候就知道，原来当你抓住你最好的时候，死都不放的时候，几十年你都会保留着这种味道，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最风光的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让我警惕的东西，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人还是要跟着时间走，往前走。”相比从自我、内心层面去讨论是否要留在属于自己的年代，惠英红对变与不变的判断直白现实，那是“江湖”教给她的生存法则。你想抓住自己最辉煌的一刻吗？那你就只能拥有这一刻……

在新作品《穿越黑暗的我》中，惠英红的角色有约15年的年龄跨度。在刚接下角色的时候，她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是我又喜欢，每一场的每一个镜头我都很满足，因为我可能真的就喜欢去表现我自己吧！”她说着笑起来，“当你做到你自己都满意的时候，这是一种挺骄傲的感觉。就算达不到，你都要逼你自己去达到，要不就很丢脸，怎么去面对现场那么多工作人员？今天如果我随便演，不达标，一看到其他人，头都抬不起来。所以这种剧本接了之后，你‘死’也要‘死’出来。”而这种狠劲，部分来自于她的成长经历和不安全感。她说自己的脸皮很薄，只要抓住某个工作机会，就必须要做好，“我自己都不敢去看的电影，一辈子都会是根刺扎在心里。”

“他们就是天上的星星”

惠英红第一次看电影，是在湾仔洛克道与芬域街交界的东城戏院。那是她11岁时的事，她已经不太记得戏院的名字了，和陪伴她工作的妹妹讨论了一番，才确认就是那里。东城戏院是香港有名的“猛鬼戏院”，有很多灵异传闻，但在惠英红眼中，那里是个有人情味的地方。她小时候带着妹妹在这条街要饭，常常看到手绘明星肖像的电影海报，“我是在最差的地方看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天上的星星。”那时，李小龙的《唐山大兄》上映。惠英红看到海报，就带着妹妹偷偷溜进了戏院。“也没被抓，因为大家也都是贫民，明明知道你是偷进去的，但有时候他们就算了，就让小孩进去看看吧。”在那里，惠英红看了《唐山大兄》，看了《红楼梦》，她想自己也必须要做明星。13岁时，她已经是一个大女孩，便和妈妈说她不要再去湾仔讨饭了。那时，她的目标现实又明确，一点也没有误入演艺行的梦幻桥段。她要脱贫，改变生活，成为画中之人，抬起头来。辗转过两家夜总会，等待了快两年，惠英红如愿被导演看中，成为了电影演员。第一天开工她就“拼了老命”，听说有新演员进组试镜，大家都来看，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这个女孩子第一天演戏。“我在街上十年了，如果再懵懂，那我多失败。我第一天就很明确，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做得很好，让所有人看到我，我才会有机会再去演更好的角色。”

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事业进入谷底再重返巅峰的那段日子，惠英红都在为电影“拼命”。问她哪几部作品可以算作她的“里程碑”，她提到《长辈》《江湖》和《心魔》。在拍摄这三部电影的过程中，惠英红都是在重压的状态下找到全新的表演方式和突破点——那时，能继续往上走、往前走，比什么都来得重要。而令人心悦的是，她这几年开始真正享受电影，享受表演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眉目柔和地聊起拍戏的趣事和被认可后的成就感。是四十年的拼搏，为她换来了选择的权利，“这几年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很踏实，上天对我很好，很多人帮我，公司和同事帮我抓到很多好的机会，现在是我可以挑，还有很多声音鼓励我，你们的赞美也会让我很有信心。”

现在，她仍然会为一些“很难”的角色着迷，会在看到《如懿传》和《甄嬛传》的时候想：要是我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些角色该多好。就算是工作忙累的状态，她也会在接到好剧本时自问：如果这次错过，下次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吧？那还是接吧。“但接下来后，惨了，还是有很大的压力要处理，”惠英红笑，“不过我从小都处在压力底下，如果现在完全没有，一个习惯绷得那么紧的人突然之间没有压力了，其实可能会垮的，所以我不让自己没有压力，我怕我垮，我还不想。”

雾中的女士

在拍摄《浅色黎明》的酒店见到马思纯时，她刚结束第一天的工作。在略显老旧的房间里，她穿着私服盘腿坐在椅子上，眼睛亮亮的，放松的样子非常漂亮。

这天，饰演程纤的马思纯还没有拍到和惠英红饰演的舟昕的戏份，剧本中记载的“偶遇”还未真正发生。在马思纯看来，这个本子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在她“比较down”的时候遇到一位与她境遇相似的年长一点的女性、遇到追寻她而来的发小K，最终决定走出迷雾的故事。“也未必是真的从泥潭里走出来，最后还是开放性结局，但至少你会发现其他人和你一样在过着局促的生活，当别人可以选择光明前进的方式，你会知道自己也可以站起来，而不是一直陷在里面。”

导演余周春雨在聊起角色时曾说，王锵饰演的发小K是很值得珍惜，但在现实中容易被忽略的人。而在这个强大的女性故事的氛围中，当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两位女性的彼此疗愈上时，马思纯还是发现了他。在她眼中，是舟昕和K一起让程纤的世界恢复流动的。“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一个亲近的人，他/她其实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把手。有时它被递到你跟前，但有时需要你自己去发现。”剧情并未交代程纤会在何时选择走出局促，但马思纯认为这已经是她的内在选择。如果她继续固守，不去看舟昕，不对她感兴趣，不想走进她的境遇去看一看，便不会发现她的坚强也可以是自己的选择。

马思纯很喜欢故事中那些抽象的细节，比如时不常出现的雪。“我觉得这里面有人的复杂性，人在脆弱的时候，可能真的会看到一些幻想出来的东西。在悲伤的时候，你眼睛看到颜色和你快乐时看到颜色是不一样的，当然那个时候你会不自知，但当你松弛下来再回看，会发现非常不对劲。”她懂得程纤，所以在表演时，她有意为迷雾中的她加入了一些偏执。在原本的故事中，程纤想去看“雪”，于是急匆匆寻找拖鞋想走到窗边。但马思纯和导演说，这时拖鞋不是重点了，“我的执念一定是去看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那片雪，没有闲工夫再去穿拖鞋了，直接就光脚去吧……”

这两年，马思纯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整。现在，她说自己终于“蓄能已久，蓄势待发”，准备继续拍戏了。“我是一个很喜欢演戏的人，现在处在一个创作欲望比较饱满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不拍，什么时候拍呢？而且我已经恢复到可以拍戏的状态了。”这段时间她四处生活，见到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真实的人。当一切沉淀下来，电量充足，马思纯说她更加渴望镜头了。“大家有时会觉得我在浪费这两年，但第一，我之前的身体不允许；第二，我真的没有浪费。人不能像永动机一直转，要停下来学习，去吸收更新鲜的东西，才能转得更好。”而“转得更好”在当下的表现，就是她发现自己的创作欲望更强烈了。拿到故事，她自己在家就会把某场戏演一演，脑子里开始想要怎么演才好玩，某些情节怎么调会更有趣。她对程纤的细致，便是这种状态的呈现。

两年行事历

所以，这两年，马思纯在做些什么？

她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看了很多场音乐剧，比如《悲惨世界》和关于鲍勃·马利的《Get Up Stand Up》，也看了滚石乐队的演唱会。在这个过程中，马思纯觉得自己得到了放松，她还发现，这些已经八十岁的摇滚巨星们站上舞台依然是壮年的状态，米克·贾格尔还是可以一边跑一边唱歌。“他们身上还住着少年的灵魂。那么，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家们突破了马思纯习惯中对于时间和年龄的认知。如果善待自己，把生命还原到原本的长度，用两年时间好好和自己相处，又怎么算是浪费呢？“可能曾经一段时间里，我没有被激励，弹簧还没有被触发，但是那一次我觉得开关打开了。”马思纯想，她肯定不能成为他们，但那是她向往的状态——不一定要星光熠熠，但是要充满活力。她决定要重新开始。她在英国不同的城市旅居，去看足球赛，和几万人一起呐喊。她每天爬山，有时跑个五公里，也开始健身。当身体慢慢恢复，生活中美好的事情渐渐变多，她也变得更好了一些，“更自律，更自爱，更自强”。

她为自己找了很多新的爱好。拳击、跳舞、插花、骑行，也拉着朋友们一起看足球。去年世界杯期间，马思纯和同事们在酒店看比赛，她热情洋溢地给造型师讲站位队形，最后造型师对她说，阿根廷队的袜子挺好看啊！她吐槽，这是重点吗？但还是很开心。她希望朋友们都能多一些爱好，这会让每天都生动起来。“你的爱好越多，你就会更热爱这个世界。”

她开始和家人建立了新的相处模式，也试着减少一点独处的时间，走出自己的小堡垒，更多地去找朋友们。她曾经的小堡垒可能充满她自己都有没去过的死角。“我觉得我比较爱逃避很多事情，比如说跟别人的冲突。我会把事情都预想得特别悲观，或是把别人预想得特别难以相处，但实际情况没那么糟。”她开始学着去直面情绪和焦虑，“当你一次次面对这些的时候，它每次来的汹涌程度就会越来越弱了。”而对于人和人之间的事情，一定要直接把问题解决掉，“如果能谈妥就谈妥，谈不妥拉倒”——几年前我们采访马思纯时，这样的话她是不会说出来的。

复杂的人

2022年，马思纯出演的剧集《江照黎明》播出，她的角色李晓楠是个接地气的野草般的姑娘，不起眼，但无比坚韧顽强。出演李晓楠时，马思纯已经“沉淀”了一段时间。她觉得如果是几年前的自己，是演不出角色身上的沉重感的。她有了生活，实实在在进了厨房，知道刷锅刷油的流程；她眼里开始有市井人物的状态，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迎来送往，什么时候该卑微一点，什么时候该强势一点。“我觉得分寸的拿捏，和我演爱情片或是以前青春片时人物的调性完全不一样，你真的要去实实在在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知道。”作为演员，她其实一直在尝试和她不像的角色。“离我越远，我越想去尝试，担心是肯定在的，但你必须跨出这一步，才能收获一些东西。这个结果的好与坏，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要找出她与所出演的角色相似的一点，那就是执拗吧。马思纯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李玉导演的《断·桥》里的闻晓雨相距更远，但李玉选择她，多半也是因为她性格里的执拗。

马思纯喜欢“复杂的人”，一直期待一个性格复杂的、多层次的角色。“我希望她是一个真人，而不是一个完人，希望她更鲜活一些，希望剧本里能展现出人的很多面。”她很喜欢沉浸在角色里，去研究和拆分她性格成分的过程，正如她喜欢看案件，喜欢看真实事件分析。“我不是阴暗啊，我不是在享受看他们怎么犯案的过程，而是我会反推，为什么他们会去做这些事？”他们有怎样的原生家庭，成年后或青春期受过什么挫折，什么样的事情会导致他们后来变成一个坏人，变成坏人后他们人性当中还有没有善的东西…… “人是极为复杂的，越发现这点，我就越想在角色中去展现这些东西。”

当我们聊起女性电影和女性电影人，最不该忽略的一点，或许是女演员作为真实的人，其自身的经历与成长。是那些独自走过的幽深小径、选择改变的瞬间、对爱的勇敢和真实的和解，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个女性角色在银幕上脚踏实地，鲜活起来。可能是更了解自己，或许是更善于表达了，马思纯在对话中更多地展示出了她硬质的一面。她说起最近令她记忆深刻的女性角色，来自美剧《1883》。在通往西部的路途中，女孩艾尔莎穿上牛仔裤，成为了一名牛仔。“那是一种想要跳脱和冲破时代的状态。我特别喜欢她那股野蛮生长和对抗命运的气质，有一种我不服我现在的生活与境遇，我要去改变自己人生的那种韧劲。”

交集

《浅色黎明》拍摄的第二天，令马思纯期待已久的和惠英红的对手戏开拍。惠英红对舟昕纯熟的把握又给了她更多灵感。原本她有一段在舟昕房间里溜达到窗边的戏，但当一切真实发生时，马思纯的想法有了改变。“对程纤来说，舟昕是一个陌生人，我在她的房间里是不能随便走动的，还是要局促对待，以及要尊重这个年长一点的女性。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跟她有太多对视，不那么自如地倾听就好。”短片完结，马思纯和惠英红一起拍摄封面，那种“陌生感”立刻神奇地消失了。马思纯发现，她和惠英红在镜头里的感觉似乎就是这个故事的延续。镜头中，两个都曾在迷雾中停留，又都选择走出森林的女性在温情的氛围中相互取暖。“有一些很亲密的交集和惺惺相惜的东西在，我觉得我们就像一个人，是一个人在两个阶段面对这个世界时的不同样子。”

在两天的拍摄中，马思纯专注在表演和对故事的研究中，未发现自己也“闯入”了另一位女性的世界。年轻的导演余周春雨在她的采访里说，她很感激马思纯身上充满善的品质，“我记得一个瞬间，现场因为调度变得慌乱，我和她之间隔着好多人，着急开拍，我没办法走去她跟前与她交换彼此确认的信息，于是我远远地看向她，高高举起来手比了个Okay的手势，她看到了我，笃定地点了下头……这样细小的点，可能写下来没多大意思，但对于我很重要，它比拍摄更珍贵，是能带来很强信念感的，真的感谢她。”一直在爱中被疗愈鼓舞的马思纯，也有了疗愈与鼓舞她人的能量。

在拍摄《浅色黎明》前，王锵和导演余周春雨通了电话。他的角色K在故事中并不从头至尾贯穿始终，但与马思纯扮演的程纤渊源较深，也有自己的历史。在剧本提供的小传外，王锵还想问清楚更多人物细节与角色关系：K对程纤有没有爱慕和喜欢？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现？K如何看待程纤的姐姐程颐？“塑造角色的时候，对人物的态度、语气还有眼神的处理非常重要，所以这些要提前摸清。”导演告诉王锵，K是个偏内向、不会太外放的男生，一个较为沉静的表演基底首先在演员心中成形。为了表现出K与程纤的熟悉，王锵曾预想是不是可以在两人的口语中使用方言，因为这是两人在同一个地方长大的象征。最终，这种微妙的熟悉感以另一种更柔和的方式出现在王锵的表演中。“在刚刚开门的那一瞬间，我来找程纤的时候，我用了一个‘终于被我找到了吧’这样的表情。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关系，不会一开门就是两个人在门口非常沉重相顾的感觉。但当我看到她的表情非常哀伤时，我上前给了她一个拥抱。我们在表演中做了一个这样的转换，而不是像最初剧本写的那样，开门的一刻便走进去拥抱。当发现她整个人还是没走出来，‘我’才认真起来，用比较收敛内化的方式表达。”在K短短的出场中，王锵希望能给到更多的表演层次。

与马思纯对戏，王锵感觉一上来就很和谐，彼此气场都非常对，因此也能更直白地相互沟通。拍摄两人在酒店重逢的镜头时，马思纯对王锵说：“我们要更像朋友一点。”短片或许是一段漫长体验的瞬间或切片，但人物不会因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间短而单薄，故事在看不见的地方依然有它的来源与去处。这更需要演员去掉慢热和与初次合作的陌生感，立刻找准人物情绪。王锵很喜欢自己在短片拍摄中的状态——快速浸入，不需要太久的时间，便能将平面的人物活化进一段影像。《浅色黎明》讲述了两位身处自我困境中的陌生女性的相遇、对照、相互慰藉与救赎，王锵的角色K出现在程纤与姐姐程颐的“空间”中，他所目睹和见证的是程纤与姐姐一起度过的时光，王锵便更加关注这对姐妹之间的丝丝缕缕。

“程颐姐”，采访时，他依然这样称呼这个在故事里并未出场的人物，“其实我有一种感觉，程颐姐就是未来的程纤，尽管她们两个现在看上去是矛盾与互补的，但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不久前，你的新作《鸣龙少年》杀青，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拍摄的感受如何？

《鸣龙少年》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讲述校园同学之间、同学和老师之间故事的戏。这部戏拍了五个多月，算是我拍过的最久的一部了。杀青后我也在朋友圈写到，完成这个作品，有种服完兵役的感觉。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这么长时间在同一个剧组待着，我们的戏也是以群戏为主，就需要更加集中精力，对体力脑力的要求都更高。前面两个月我也有不适应的时候，因为电视剧和电影中演员的表演空间、现场进度都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演员在短时间内就给到正确的答案。

作为非科班出身的演员，你是如何摸索到属于自己的表演精进之道的？

我对表演的理解也是层层递进的，就是从一部部戏中，从你演完一个角色、再演完一个角色的成就感里寻找自己的突破。我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可能会在一些时候特别自信，有时明明已经建立好了信心，又会在遇到下一个角色时突然不会演了。我就会开始失落和自我怀疑，然后就会不停地从成就感到自我怀疑再从自我怀疑中走出。我是在这样不断的重复中慢慢进步的。这个过程会帮助我形成一套自己的直觉的东西，它不是理论，是一种理解和感觉。当然这些理解不是靠“随缘”就能得到的，肯定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家里的时候，时不时去想为什么这场表演是这样，我之前的表演为什么会是那样，如果放到现在的话，我会怎么去演？在看别的戏的时候，也会去想如果我来演这个角色，会怎么做？再比如刷到一个短视频，它如果能让我觉得这不是表演，是生活真实的样子，我也会去想那么在表演的时候，怎样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怎样才能去把最本能的东西激发出来。

什么事情或人会成为你的创作灵感之源？

就是生活的细节。比如平时在路边，你可能会看到一对父女在街上走，但为什么女儿跟父亲的脾气会不像？或者我跟别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某个朋友会习惯性地夹菜先放在舌头上，尝到它的味道以后再开始咀嚼，而有的人是不尝味道直接吃的。这些细节会引发我的好奇，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当开始观察，你就能发现很多丰富有趣的素材。

去年你的作品《海的尽头是草原》上映，那木汗这个角色对你意味着什么？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包括角色。其实最早尔冬升导演不希望我这么去演那木汗，他希望我跟另外的内蒙三兄弟一样，演出一个有野性的草原汉子。但是后来进了组，我凭着直觉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然后和导演讨论了几次，我发现其实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塑造哥哥。那木汗这个名字在蒙语中代表了安静的意思，他正好又是嗓子烧坏的状态，我想他的性格不太适合再过多外放。包括他的结局，他是这么一个对亲情看重的男孩子，如果太狂野，再联系到他的结尾，我觉得会缺少一点感动人心的连接。那木汗特别吸引我，我特别喜欢他，他很看重感情，不善言语，却无比善良，尽管与妹妹之间并没有血缘。

最近你看了哪些让你喜欢的电影？它们中哪些点让你喜欢？

最近看的是《阿凡达：水之道》，我很喜欢里面的巨鲸图鲲。我被感动的点和我心疼的点总是跟动物有关的，当看到它们受伤、被捕捉的时候。

在《海的尽头是草原》中，你也有很多骑马的戏，与马一起拍摄，有什么趣事？

开机前我在北京做了两个月的骑马训练，我觉得马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刚开始你会被马欺负，因为你坐在马背上的时候，它立刻就知道你不会骑。发现你是新手，或者拽缰绳的动作不够坚决，它就故意跟你对着干。比如，在我刚开始下马的时候，它会故意往后走两下，踩我一脚……但其实我是心疼它才不用力拉缰绳的。

今年有什么想尝试的新的工作类型？

我其实在每个采访里都这样说，我希望演古装，因为目前市场对我的认知还是偏当代背景下有少年感的角色，所以我想要试一试古装。

《浅色黎明》这个故事的创作缘起是怎样的？在剧本的打磨过程中，这个故事和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发生了哪些变化？

最开始源自俄罗斯摄影师Arseniy Kotov的书Soviet Seasons里一张带雪的窗子的照片。我想，如果在北京秋冬拍摄的话，带一点苏联色调的东西，是我有意想表达的，因此由雪开始延展出后面的故事。2022年9月开始写第一版剧本，一直到12月底定稿，来来回回改了十多版，这其中有许许多多的限制与困难要去克服，但故事始终是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展开，浅探有关“自由”与“囚禁”的主题，其中包含着陌生人邂逅的美好。

在《浅色黎明》影像风格和故事营造的氛围上，你是如何考虑的？

故事的主人公从始至终都没有走出酒店。故事的开头，她带着一个“心结”，故事的结尾，心结仍没有彻底打开，但在故事进行期间，是有小波动产生的。这种暗流涌动类型的心绪捕捉，很考验整体性的配合。色调上，我想最大化地结合北京这座城市本身的质感。故事设定在一个酒店里，它一定不是华丽的，或者时尚的，它是“旧”的，是从基本陈设看得出的。我们最终定下来的拍摄地，建筑本身已有二十多年，台面、微波炉都是那个年代老牌国营酒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决定了基础色调，因为条件不允许大手笔地去布置，所以基调必须最大化靠近脑海里的东西。

你如何解读故事中程纤与舟昕的关系？男生K又在整个叙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程纤与舟昕代表着“巧合”，承担着陌生人之间交流的部分，它是意外到来的，所以希望她们之间的氛围感更为微妙。两个人物通过一两句话以及细小的动作，得知彼此有着类似的境况。K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这样的角色在真实生活里是应该被珍惜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存在。

与马思纯、惠英红、王锵三位演员合作，感受如何？他们与你进行了怎样的交流？在拍摄过程中，你对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或镜头分别是什么？

我很欣赏与感激马思纯身上充满善的品质，这会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顺畅，如果放在片场非常短的拍摄时间下，会让我们的沟通更坦诚。我不是经验丰富的导演，会担心自己的表达以及信息传递是否准确、人物情绪的拿捏是否精准。我记得一个瞬间，现场因为调度变得慌乱，我和她之间隔着好多人，着急开拍，我没办法走去她跟前与她交换彼此确认的信息，于是远远地看向她，高高举起来手比了个“Okay”的手势，她看到了我，笃定地点了下头……这样细小的点，可能说出来没多大意思，但对于我很重要，它比拍摄更珍贵，是能带来很强信念感的，真的感谢她。

除了外表和演绎，K这个人物的声音我认为非常重要，于是一开始就想到了王锵。虽然不认识他，但通过细细碎碎的荧幕记录，感受到他身上带着靠得住的气质。我觉得这次的人物创作没有给予他很好的发挥空间，我在现场的调度拘泥了一些，留下了些遗憾。

惠英红老师演绎的舟昕比我原先设想的更多了些不一样的色彩。比如语言的切换，惠英红老师让舟昕自己的世界更立体，也给程纤的世界带来了一些局促的感觉。这虽然不是我一开始设想的，但我觉得或许会让故事的结局有更多层次的解读。

无论是谁，我们萍水相逢，在短时间内一起创作，都是难得可贵的机会。每个人的个性特点不同，都会带给角色一些属于他们自己本身的东西，我很感激。

你是如何成为一位导演的？是哪些经历慢慢将你推向了现在的创作风格？

摄影书对我的影响很深，不光是摄影，还有摄影书的制作，让某一个瞬间被记录（印刷）在纸张上，然后人们买回家里，翻开，看到。我有很多笔下故事的灵感都来自于这个过程，因为我自己也拍摄（街头摄影）及制作，由一张图，延展到图片以外可能会产生的对话。我想我的创作风格来自于这样的思考方式，脑海中的画面先行，然后是落在笔头上的一段文字对话，再去拓展成一个故事……这可能不是一个成熟的写故事的方法，但确实是我的习惯。所以，我的笔记本里会有许许多多琐碎的、片段式的文字。而我目前正在经历的，就是把这些片段最终以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呈现出来，让人物产生联系。在我现有的作品中，我相信能看到这样的意图，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系、产生矛盾与情感。人物在自己与他人之间游走。

身为一位女性电影人，你推崇具有哪些特质的女性电影，希望在女性主题的电影中看到（或自己去给出）哪些表达？

我十分欣赏Kelly Reichardt的作品，以及Claire Denis的《35杯朗姆酒》，这部电影还是很久之前一个做文字编辑的朋友推荐给我的。很难形容这部影片的美，但它确实很美，每一帧都扎在膝盖骨的窝儿那里，暗藏着一种与常规秩序较量的勇气。我认为女性主题首先是关于人的主题，首先不带性别甚至类别地去观察周遭和讲述，随后自然而然地就会带着一些女性视角的东西。

在你的创作和日常积累中，是否有尤其关注的女性群体？为什么？

日常累积中，都是对身边个体到群像的一个共鸣的捕捉。一个人有类似的境况，慢慢地发现一群人都在就这个问题挣扎困扰着，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创作母题。但无论怎么样，其实到头来还是人的问题，因为女性群体不是独立生存于这个世界的，大家都是关联在一起的。

2023年，你正在忙碌的事情是什么？还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正在学习一两种新的语言，补习一些金融知识，专心做点与职业无关的事。计划这一年出去看看，努力重新与外部世界接轨，想要与外面的人产生交流，交换信息，我相信创作也会随之而来的。

请聊聊这次和VOGUEfilm合作的缘起，从前期确定主题、确定班底到拍摄，这次合作给你们带来了哪些感受？

梁颖：我在2018年曾和VOGUEfilm合作过短片《画外》。此后2018年到2022年之间我制作了几部电影长片，目前都在后期和完片阶段。所以，当我知道VOGUEfilm的女导演创作计划，觉得机缘正合适，就决定与余周春雨导演、Rin（洪榛怿）一起参与进来。第一版故事概念和大纲是2022年9月完成的，在几个月当中调整了十几个版本，最终呈献的是两位不同年龄的女性在人生某个路口邂逅，然后重新出发的故事。这次拍摄时间有限，团队主创多是第一次合作，大家以相对工业化的流程迅速磨合、迅速进入各自角色完成工作的过程，很刺激，也很有趣。

洪榛怿：我与导演的合作关系持续很久了，2012年初我们拍了两部同主题的短片，也一直在准备她的长片处女作。在之前有默契的基础上，整个建组过程和推进过程很快。这次拍摄因为疫情来来回回地变动和延期，我尤其感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主创和VOGUEfilm团队一起坚定地完成了这部短片，这样充满自由和凝聚力的创作氛围感觉很棒。对于年轻的导演来说，接触到这个级别的演员的机会其实不多，对年轻的电影人是很宝贵的经历，也是我们未来将要面对的事。VOGUEfilm帮我们提早几年做到了，这是一次很棒的体验。

在这次拍摄中，你们两位制片人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分工是怎样的?是否有一些属于女性间的默契？

梁颖：我和Rin之前就一起共事过，所以相互比较了解，本来就有默契，生活当中也是朋友。她回国不久，可以担任制片也可以当导演，身边不乏带着理想的青年主创和新鲜血液，很适合这样的短期项目。在整个项目周期里，我俩几乎没有任何分歧。毕竟《浅色黎明》也是一部有关女性情谊的短片，作为女性，我们在讨论类似话题的时候，省略了许多铺垫和辩解，在很多微妙的情境下常有心照不宣的瞬间，工作起来不光效率高，也心情愉悦。

洪榛怿：我与梁颖老师已经合作了好几部影片。其实这次合作，我与她更像是一起划船协作的关系——她一边，我一边，往同一个方向一起使力，无条件信任彼此。我们常常与导演一起头脑风暴，聊创作的方向，我们懂创作者的脆弱和敏感，会在敏锐察觉到后，默契地去用我们的方式保护她们。其实无论是对电影的爱，还是对创作者的爱，这些都是我们不用言语就可以彼此感受到的。

你们如何看待制片人和导演的关系，以及在一部作品中制片人的作用和重要性?可以结合这次的拍摄说说。

梁颖：每个制片人的行事风格以及和导演的关系也许都不尽相同。我个人希望不只是辅助导演，也可以对创作者做出一定的引导，起到一点平衡的作用。导演对电影负责，电影对观众负责，制片人除了对导演和电影负责，也为与这部电影有契约的所有人，包括出品方和主创负责。这次的片子主要的传播渠道是电脑和手机，那么我们在画面和声音处理上，甚至在故事上，需要同时把呈现和观看方式考虑进去吗？还是说我们是笃定的电影原教旨主义者，无论观众如何看片，我们都充分展示对每一丝光的忠诚，即便别人的眼睛把灰度看成了黑暗？这些都需要提前与创作者沟通，达成一致，制片人才有可能更好地应对电影创作以外的问题。

洪榛怿：对我来讲，制片人和导演很像是好的“恋爱关系”。你们相遇的时候聊起创作充满荷尔蒙，想要彼此分享更多创作上的事；一旦开始协作，便无条件信任彼此。分工也会很明确，导演你去想你喜欢的东西，制片人努力用所有方式达成你要的。我总是和合作的导演说，你先不要想我们有什么条件，你先说你想要月亮，我实在摘不到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你，我们可能有个水中月，或许带着涟漪，会有另一种美。

你们与很多电影行业里的女性创作者/工作者合作过，你们认为她们最需要得到哪方面的帮助？

梁颖：当我们提出“女性创作者”而不会专门提出“男性创作者”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即便在电影这个相对先锋和开放的行业里，女性创作者仍然是一个弱势群体。虽然我个人已经刻意倾向和女性导演工作，但在实践当中，能成功完成的大部分仍然是男性导演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中当然也不乏精彩的女性角色、女性故事，但更加不缺简单化、苍白的女性形象。也许与女性创作者一起工作，最基础的，首先就是一起塑造出“正常”的女性人物和女性故事，并有责任告诉所有人，这并不“激进”，在本质上也许只是一个极其正常而普通的表达。

洪榛怿：我遇到的很多女性电影人，能力和创作力都很棒，但她们总是过于“谦卑”，从而错失很多机会。男性工作者则常常说“我可以”。我希望未来能出现更多的女性摄影指导、灯光指导等，希望电影行业能更多地关注女性创作者，像VOGUEfilm这样扶持女性电影人的计划，多多益善。

新一代的女性创作者越来越多，在她们身上，你们是否发现了一些共性与可贵的地方?

梁颖：也许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不常处在“语重心长”“指点江山”的位置，而常被赋予观察者的视角，这使得她们看待客体时亦同样具有细致的感知能力。同时作为女性的一份子，对于某些施加在她们身上的默认的不公、无法言说的压力与不适感，又有更深刻的感受力和反馈。当她们正常表达却被认为不合时宜，她们就需要首先克服所有反污名化带来的压力。这是创作以外的事，这是她们可贵的地方。

洪榛怿：我认为她们更为敏锐、坦诚，以及充满了生命力。敏锐这一点，我时常有感觉到，创作力其实是风吹叶子掉落的那个瞬间，女性从她们独有的视角会抓住很多这样的瞬间。她们也常常对自己极度坦诚。生命力，其实是每一个创作者都具备的东西，而女性创作者的生命力，在我看来很持久，且顽强。

你如何看待创作中的女性视角？国内女性电影的创作环境近年有着怎样的变化与发展?

梁颖：全球有80亿人，其中一半是女性，所谓的女性视角，就是一半人类再正常不过的视角。这世界一半的人时时刻刻的经历，她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她们的悲伤和愉悦，不是本来就值得言说的吗？虽然没有科学的统计数据，但是近年来因为国内扶持新导演的电影创投与培训计划迅速增多，许多在开发中的女导演项目得以提前崭露头角，也让人感受到了一股挡不住的创作浪潮。2022年虽然是影视行业极为艰难的一年，但女性导演的作品依然在院线和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包括VOGUEfilm在内的女导演计划，也极大地为余周春雨这样在筹备第一部长片的新人女导演提供了宝贵的亮相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