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号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传教士家庭，一生的事业都与中国紧密相连，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传教士（1904—1919），先在杭州传教，后至南京担任金陵神学院教师；二、教育家（1919—1946），担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后改任校务长；三、外交家（1946—1952），受命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美国求学时期的司徒雷登
金陵女子大学正式创立于1915年，1930年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改名之后，仍习惯性简称为金女大。司徒雷登终其一生，虽然从未在这所享誉海内外的女子大学任过职，但在他人生的三个阶段，都与金女大结下了不解之缘。司徒雷登11岁时，随回美国休假的父母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父母带着最小的儿子返回中国后，他与另外两个弟弟留在美国读书。获得学位后，他于1904年底携新婚妻子艾琳·司徒雷登回到中国，很快抵达阔别已久的杭州，子承父业，开始了传教工作。司徒雷登日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籍贯浙江，生长杭州，祖墓在西湖。”后来燕京大学的同事吴雷川、刘廷芳、赵紫宸等都是浙江人，当时司徒雷登与他们常以乡党相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概况》登载的1936年春季学期该校的教职员名录中，清楚地记录着金女大第二任校长吴贻芳的籍贯为浙江杭县。杭县为旧称，1927年，城区及西湖等地从杭县划出，另设杭州市。也正是在司徒雷登返回杭州的1904年，年仅11岁的吴贻芳，跟随着姐姐吴贻芬从出生地武昌来到杭州，入读杭州女学堂。对吴贻芳的一生影响至深的二姨父陈叔通、外祖母、舅舅以及家人都居住在杭州。比起出生地，杭州这座城市似乎给予了年幼的吴贻芳更多的温暖。同样是在11岁的年纪，同样是回到祖居地，同样是正式入校接受教育。司徒雷登和日后长期代表金女大的吴贻芳，有着许多共通之处。1906年，吴贻芳随姐姐一起转学去了上海，两年后，司徒雷登因为收到了刚刚成立的金陵神学院的聘书，举家迁至南京。1913年，经历了一系列家庭变故、不得不辍学数年的吴贻芳在二姨父的帮助下，回到了久别的杭州，插班进入弘道女中继续中断已久的学业。杭州弘道女中的英文名称为：Hangchow Union Girls’ School，最初由美国三个基督教团体创办，后来于1912年合并而成。据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载，他的父亲和母亲作为来华的传教士，不仅在杭州传教，还都很热衷办学，并且母亲的事业更成功。司徒雷登曾在母亲创建的弘道女中授过课，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可能是在杭州任职期间，也可能是在迁居南京以后。而再次回归校园的吴贻芳在弘道女中仅学习了一年，1914年就跟着二姨父一家搬去了北京。在同样留下美好记忆的杭州，吴贻芳与司徒雷登也许差一点就产生了交集。不过，这两位日后的风云人物，最终在1946年相逢于南京，当时吴贻芳已经担任金女大校长多年，而司徒雷登则刚刚卸下燕京大学校务长的重担，从北京来到美国驻华使馆履新大使一职。不过，司徒雷登与金女大的情缘，早在该校创办之初就已经确立了。金女大的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人德本康夫人。据司徒雷登的研究者考察， “司徒雷登的家族具有西欧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在这一点上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狄考文，美国总统威尔逊，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创始人和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等人是相似的。”金女大自创立至1951年与金陵大学合并，一共只有两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和吴贻芳。其中，德本康夫人与司徒雷登同为美国来华的传教士，分别是两所著名大学的创校者，并且家族渊源相似；而第二任校长吴贻芳与司徒雷登，都可算得是半个杭州人。司徒雷登与金女大的渊源，不可谓不深。校长德本康夫人（右二）与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左二：吴贻芳）金女大最初的校园是租住的小李相府，位于南京城南的绣花巷。心中有着美丽校园梦的德本康校长，从1916年开始，已经着手购置用作建校的土地了。不过，这对于一位来自美国的女性而言，实在是一项过于复杂的任务，因为被选中的地块分属于10多位不同的所有者。幸运的是，正在南京任教的司徒雷登慷慨地伸出了援手。德本康夫人在与蔡路德教授合著的《金陵女子大学》一书中特意提到：“这里似乎应该留下一个位置，以便记录下司徒雷登博士在建校初期各种事务中，特别是在极为困难的土地购置方面为金陵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在三年的时间里，购置土地的重任从德本康夫人的肩上卸下，转由精通中文的司徒雷登承担。当司徒雷登于1919年初离开南京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时，“他已经办妥了27英亩土地的签字、盖章以及同卖主交换契约文本的手续，这笔交易价值大约1.3万美元，包括11个池塘、60个拐角地和1000多个坟墓。”因为小李相府是传统的中式建筑，大屋顶、月亮门，都让德本康夫人极为喜欢，所以在构建永久校园的时候，德本康夫人特意请到了热衷于融贯中西风格的美国设计师墨菲。墨菲不负所托，采用中式建筑的外观、西式建筑的内核，绘制出了美轮美奂的宿舍和教学楼。金女大的校舍被称作是墨菲融汇中西建筑文化风格的定型之作。而之后完成的燕京大学校园，则成为了墨菲的集大成之作。对于司徒雷登而言，为金女大新校园付出的辛劳，也成了他日后谋划燕大校园的最初尝试。“一开始，教学楼的建筑风格我们就已经决定好了，那种风格混合了中国古典韵致和现代元素。我们预想的外部设计是雕梁画栋、青砖朱瓦，加固水泥则用来修建内部，一系列现代设施，照明、取暖和管道等一应俱全。整座楼宇象征着我们教学的目的：中华文明中最有价值的瑰宝将被保留。”这段司徒雷登写在回忆录《圆梦燕京大学》章节中的文字，完美适用于金陵女子大学。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具有相同的审美情趣，同样对中美两国都抱持着热爱，使得司徒雷登与金女大的德本康夫人在经历了类似艰苦的过程之后，最终完成了两所至今仍为人所称道的美丽校园：北大燕园和南师随园。“几十年后，前来参观的无数游客对燕大赞不绝口，他们声称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就是燕大，这些恭维的话听多了的结果就是，连我们自己都有些相信了。这些美丽的风景，可以让学生增加一份对校园的感情，并且更加能够体会其国际化的理想。”司徒雷登留下的这些文字，应该也同样表达了德本康夫人的心声。有趣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的随园校区，这座源自金女大的校园，常被赞誉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金女大的3栋教学楼和3栋宿舍楼建成于1923年，第4栋宿舍楼完工于1924年，而十年后的1934年，图书馆兼行政楼、音乐厅兼礼堂正式落成。如果拥有88栋主体建筑的燕园，可以算作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的话，那么建筑风格完全一致的随园，大概也当得起东方最美丽的校园吧。南京师范大学200号楼（金女大科学楼）：园中人 摄1936年，对于司徒雷登而言，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一年他正好60周岁，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人生六十一甲子。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载了燕京大学同事博晨光《燕京贺司徒雷登甲子华诞》一文中的几段话：“在中国文化里，‘60年’是有着特殊含义的。从遥远的商朝时代开始，‘60年’就在中国人的编年制里是一个轮回的表现，60个不同的干支组合被用来代表年月日时辰，而历史悠久的殷墟甲骨文中曾反复地出现过这一切……在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里，甲子是有极为崇高的地位的，从这个角度讲，燕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为这一天准备着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这一天，有一个燕京人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轮回，他就是燕大学生敬爱的校务长司徒雷登。”在如此重要的甲子华诞之年，司徒雷登再一次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金女大的校史。1936年，金女大建校21周年，虽然不是整数，学校却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庆典。原因有二：一、金女大的毕业生严彩韵、严莲韵，协同妹妹严幼韵、严华韵为纪念先父，捐赠了金女大急需的校医院，适逢此时落成；二、校长吴贻芳赴海外考察，历时六个月，恰于此时返校。从11月6号开始，学校连续庆祝了三天，其间举办了音乐会、游艺会、茶话会等活动，既有本校师生欢聚一堂，也邀请了各界人士参观。校庆的高潮出现在11月8号上午，在学校的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全校师生整队入场，其中四年级学生全部身着学士服，显得意气风发。在校歌咏团演唱完毕，60岁的司徒雷登作为特邀嘉宾走上讲台，开始演讲，“今天参加贵校廿一周年之盛会，非常荣幸。贵校之发展，由惨淡经营而到今天之繁盛，给予兄弟很深的感想……所以今天我不独要庆祝吴校长与教员同学之成效与二十一年之纪念，并希望贵校以后有几千几百年之历史与庆祝。”此时意气风发的司徒雷登和冷静沉着的吴贻芳完全都没有预料到，即将汹涌而来的战争会带给金女大以及司徒雷登本人怎样的伤害，而这也是席卷整个中国的一场灾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借助于华西大学的校园复校，而早在1938年的上半年，金女大的办学就已基本集中到了华西大学校园内。燕大与金女大以及其他几所学校在1942年之后直至抗战胜利，一起协作办学，以弥补师资和设备等方面的不足。不过，司徒雷登本人因为被日军软禁在当时的北平达3年8个月之久，身心都饱受摧残，也遗憾错过了与吴贻芳校长共事的机缘。1946年，年满70周岁的司徒雷登在金女大31周年校庆的时候，再一次应邀登上了金女大的讲台，这对金女大和司徒雷登本人都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伴随着抗战的全面胜利，历尽千辛万苦，刚刚从成都迁回南京办学的金女大，在相隔十年之后，又一次举行了隆重的庆典。而司徒雷登也在这一年的夏天意外收到了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命，刚刚抵达南京不久。使馆位于西康路上，与坐落于宁海路上的金女大，算得上是毗邻而居。司徒雷登在1946年11月10号的日记中写到：“今天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校纪念日。”只有简短的一句话，这是整本日记一以贯之的风格。实际上，司徒雷登在这一天一共只记了三句话，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写的是他和助手傅泾波去谒见了蒋介石。1947年， 司徒雷登（左二）与吴贻芳（左一）等人在金女大幸运的是，校庆仪式以及司徒雷登演讲的主要内容保存在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的文章中。这一天阴雨连绵，仿佛是在悼念战争中死难的同胞。纪念仪式在上午的10点45分开始举行，会场设在学校的礼堂。来宾和校友陆续入座后，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的学生在两名学生引导员的带领下，列队入场，最后到达会场的是四年级学生。随后有歌咏团的歌唱，也有全体的合唱。继而有司徒雷登大使的演讲，他的讲词简洁扼要，对全体同学都起到很好的鼓舞。他慷慨激昂地说道：“中国目前实行民主，男女平等，女子参政，女子教育有它的重要性，金女大是全国唯一完整的女子最高学府，所负之使命相当重大。但金女大之所以有今日光辉的历史，全赖创办人艰辛的奋斗……最后希望与金陵有关系的各位能继续创办人的意志，在吴校长领导之下，要发扬光大。”此后，司徒雷登时常来金女大参加活动。司徒雷登对吴贻芳的了解和欣赏，大概超出了吴贻芳的想象。早在这一年的2月，吴贻芳为了将金女大师生全部安全迁回，先到南京安排妥当后，赶赴成都，在重庆转机的时候，被宋美龄亲自约见。宋美龄对吴贻芳说：“司徒雷登先生已被日本人释放出来，前不久还从北平飞来重庆，拜访了我们，然后又到成都去看望了他的燕京大学。在与我们交谈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提出了一个建议。”而司徒雷登的这个建议就是，让吴贻芳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吴贻芳虽然没有心理准备，却很快笑着回答说：司徒雷登先生太看重我了，这样的重任我可担当不起。再说，金女大也不允许我兼任，你说是吗？司徒雷登通过宋美龄提出的建议，被吴贻芳以金女大为由婉拒了，这恐怕是司徒雷登没有想到的。很快，吴贻芳虽然没有出任教育部长，司徒雷登却履新了大使一职。因为同在南京，司徒雷登大使与吴贻芳校长的交往不仅局限于金女大。1947年7月4号，司徒雷登在美国驻华使馆内举行了美国国庆日的招待会，邀请众多嘉宾到场。在当天的签名簿上，就出现了“吴贻芳”的名字，紧挨着“白崇禧”。而旁边的牛徐蘅、张肖梅都是金女大毕业生。到了1949年，国内战争的形势日益明朗，吴贻芳面临着是否将金女大迁往台湾，以及她本人是否赴台的抉择，而司徒雷登也同样面临着是否将美国驻华使馆迁往广州的选择。这一年，吴贻芳的名字几次出现在司徒雷登的日记中。几经权衡，最后两人都坚定地选择了否。在4月24号的条目下，司徒雷登写道：“马青苑与吴贻芳他们分任维持治安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他们今天早上欢迎中共大军进城。”而前一天的4月23号，正是南京解放的日子。因为4月25号早上六点多钟，有士兵进入了美国大使馆，并直接打开了司徒雷登的房门，唤醒了正在熟睡的司徒雷登，让他受到了不小的惊吓。第二天，吴贻芳即会同马青苑和金陵大学的校长陈裕光，与有关方面进行了交涉，很快获得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保证。这一部分内容，也被司徒雷登写进了4月26号的日记中。司徒雷登最终于8月初告别中国返回了美国，并于1952年向总统杜鲁门提交了辞呈，正式辞去了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金女大则于1951年与金陵大学合并，并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为新成立的南京师范学院提供了美丽的校园和一部分师生。校长吴贻芳先入职金陵大学，后担任了一段时间南京师范学院的副院长。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很快就因为身体原因，进入了退休状态。他在1962年去世之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归葬燕园，那里长眠着他一生的挚爱艾琳·司徒雷登。然而，经过他的遗嘱执行人傅泾波以及家人、燕大毕业生的几番努力，这个心愿始终难以达成。2006年，在华盛顿的一次宴会上，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遇到了赴美访问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此时距傅泾波故去已有18年。傅履仁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此前刚刚正式成为由杰出美籍华人组成的百人会的第四任会长。他向习近平提出了安葬司徒雷登骨灰的个人请求。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葬回了他的出生地——杭州，那里也是他父母以及两个弟弟最后的安息之所。而金女大的名称虽然曾在历史上消失过一段时间，根据吴贻芳临终前的遗愿，在金女大校友多方争取和南师大的共同努力之下，1987年金陵女子学院得以建立，成为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二级学院。司徒雷登最终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中国，而金女大也最终得以复现。南京师范大学随园（从左到右：200号楼、100号楼、300号楼）：园中人 摄今年，是随园建成一百周年。在宁海路122号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数幢宫殿式的建筑仍如百年前一样，静静伫立在大草坪的周围。作为这一段段历史的见证者，她们大概不会忘记，曾经有一位生于中国、葬于中国的美国人为这座校园所付出的辛劳，他温和而坚定的声音仿佛还在学校的礼堂里回响：“要发扬光大，要发扬光大，要发扬光大……”
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
《中国国家历史》邮局征订套装（征订代码：28-474）正在火热进行，一套四本，一次性拥有全年装！
识别下方小程序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直接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