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60：华南特案组之（二）李代桃僵（上）

【尘封档案】系列之160：华南特案组之（二）李代桃僵（上）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0年第03期
  作者：迟婴、东方明
一、重要使命
“55系列命案”成功侦破后，华南特案组在原有的五人班底基础上，又增加了梁武道和侯烈两名侦查员，还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姑娘韦博秋负责内勤和财务。亓舞牧担任组长兼指导员。八路军出身，从事过武工队、敌工部、社会局工作的梁武道任副组长。
特案组驻地位于广州“双门底”（位于今西湖路与北京路交界处）路上的—座幽静的庭园，紧挨着军方野战医院。大门口和野战医院一样，也设有木头岗亭，内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二十四小时执勤。在外人看来，这是野战医院的一个边门——其实在医院内部的确有通道与庭园相连，特案组侦查员的一日三餐都是通过这条通道由医院保卫科派人送来的。
2月12日上午，特案组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名谓“2.12专案”，随即召开全体会议。亓舞牧首先介绍案情——日前，中央社会部获得一份级别颇高的绝密情报，说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方面的“国防部保密局”和“国防部二厅”联手制订了一项针对我方的特别行动，可能会在广州实施，但具体内容不详。中央高层分析，敌特的行动不外乎是针对华南分局和广州市我方党政军高层领导人及具有影响力的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暗杀，对我机关驻地、电厂车站等重要设施实施爆炸，抑或指引敌机空袭羊城，也可能策划潜伏敌特、残余土匪、反动会道门之类进行武装暴动。为此，台湾方面特地指派一名代号“LM”的高级特务负责组织和指导该项行动。据我方估计，“LM”近日已经潜入广州。
华南特案组承担的使命就是迅速查明并抓获这个“LM”，亓舞牧请大家都说说各自的想法。特案组侦查员中年龄排倒数第二，参加工作较晚没多少实战经验的张百行不由得愁眉苦脸：“这么大的广州，要查摸一个没有名字，不知年龄和体貌特征，甚至是男是女都不清楚，只有两个英文字母代号的目标，这和大海捞针有一比呀！”
亓舞牧微微一笑：“的确不容易，不过，这个难度还不算最高的。”忽见对面坐着的尹小白冲张百行挤眉弄眼，料想是在给小张提醒什么，于是问道，“黑仔，你以为这活儿难度如何？”
尹小白嘿嘿一笑：“亓组长您真是目光如炬、入木三分，小白刚做了个小动作就被您抓现行了。我是想提醒咱哥——哦，提醒百行同志，气可鼓不可泄！小白好歹也在‘东纵’当过几天兵，应该知道部队上的规矩……”
他还想继续扯下去，被亓舞牧打断：“废话少说，言归正传，刚才我问你，你觉得这个活儿的难度如何？”
“这个……难度自然是不小，但也并非无咒可念。干咱们这一行的，别说还有‘LM’这么个代号，就是没有代号也得找到呀！小白不才，也曾干过几桩这样的活儿，每次都是历尽艰险，最后圆满完成。这种经历，相信在座的老大哥们都有过，尤其是您老亓，那更是……”
亓舞牧终于忍无可忍，以一道凌厉的目光迫使尹小白咬住了舌头。不过，会议室里的气氛倒是因为黑仔这么一通唠叨轻松了不少，往下，大伙儿都踊跃发言，终于厘清了“LM”潜入广州的方式，不外乎“以华侨或者侨眷身份通过合法途径入境"、“偷渡潜入”、“空投潜入”和“从内地其他城市辗转抵粤”这四种方式之一。
逐个仔细研究，首先排除空投。尽管敌机可以比较轻松地飞临广州上空进行侦察、空袭，不过，人员一旦跳伞，就进入了我方观察哨的视线，很容易暴露。如果选择在远郊空投，观察哨可能很难发现，但落地后想安全进入市区就困难重重了。采取偷渡方式的不利因素，和空投类似。剩下的两种方式，即“合法入境”和“从内地其他城市辗转抵粤”，应该是“LM”的最佳选择。
众侦查员认为，不管“LM”是采用上述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潜入羊城，他抵达后必须有落脚点，住下后按照规定必须向分局或者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或者定居申请，所以，在分局或者派出所应该找得到这类信息。
特案组长亓舞牧随即下令，由内勤和一名侦查员在驻地值班，其余侦查员分头前往各区分局、派出所调取自元旦以来入境或者从外埠来粤的所有成年人的信息。
由于时间紧张，人手明显不足，亓舞牧致电广州市公安局，临时借调十八名忠诚可靠、精通政保业务的便衣协助。
当天下午，从全市二十八个区分局收集到的信息汇总到特案组。内勤韦博秋统计下来，一共有三百七十三份。随即开始审阅，一直忙到将近午夜。好在没有白白折腾，从中发现四条信息所对应的四个对象有比较明显的疑点。亓舞牧说今天到此为止，明天上午大伙儿分头对这四个对象进行调查。
次日，2月13日，由梁武道、尹小白、侯烈、张百行四位侦查员各带领部分便衣外出调查。
梁武道负责主持对嫌疑对象阎仁晖的调查。
阎仁晖，男，三十六岁，祖籍广东花县，出生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吉隆坡，其父早年下南洋，从做小生意起步，然后开店铺、办作坊、创工厂，后来又把产业转移到乡村，成为农场主。阎仁晖少年时赴香港读书，十八岁考入广州岭南大学，四年后毕业，进入中央社广州记者站当了一名新闻记者，次年参加国民党，一度被调往南京中央社总部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阎仁晖从中央社辞职，携妻子儿女回广州定居。先是自办报纸，仅三个月就因亏损停办。后被聘为一家小报总编，次年广州沦陷，小报停办。阎仁晖遂向海外的老爸求助，获得一笔款项后开始经商，据说嫌了些钱。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马来亚沦陷，阎老爷子在空袭中身亡，农场被日军强占。其余家人在逃难中死的死，失踪的失踪。这时，阎仁晖做生意又赔了本，妻子嫌贫爱富，带着子女离开了他，跟着一个德国老头儿去了欧洲，自此不知下落。
阎仁晖为谋生计，接受日军聘用，进入由日本军方控制的一家报社当记者。紧接着，“军统”在广州的地下人员就找上门来，让他提供情报，自然是有偿的。
从此，阎就成了“军统”的外围人员。
阎仁晖一直替“军统”干到抗战胜利。本来人们根本不知道他还有这样一段历史，不料战后惩办汉奸，警察局将其逮捕，罪名是“文化汉奸”。“军统”方面闻知后，戴笠亲自签发了一份证明，称阎为“本局地下同志”，警察局随即放人。消息传出，一些朋友纷纷登门，不是祝贺阁先生化险为夷，而是为各自的利益，要求他向警方索回被作为敌产抄没的财物、产业，抑或营救被捕的家人。
阎仁晖在有偿操作的过程中，结识了当时颇有名气的一个汉奸的小老婆裴氏，两人很快姘居。也就不过—年时间，裴氏耗光了阎的钱钞后，投入了一个美国在粤律师的怀抱。
此后，阎仁晖就失踪了。熟人朋友都以为他自杀了，光是他服毒、跳楼、蹈海的传闻就有七八个版本，无不绘声绘色，不由人不信。
裴氏跟美国佬姘居后，也想像之前对付阎仁晖一样，骗一票后拜拜。不料，人家老美对这种拆白党套路并不陌生，预防在先不说，还来了一招“反其道而行之”，设计把她积攒的六七十两黄金骗个精光，然后玩消失。裴氏找了一个绰号阿龙的地痞，请他帮忙寻找。这个阿龙倒还是有些活动能量的，竟然真的打听到了对方的下落——已经返回美利坚了，有其在美国报纸上刊登的律所开张广告及记者采访的照片为凭。裴氏气得差点儿吐血，却也无可奈何。
人有时走了背运，倒霉事儿接二连三。裴氏一口气还没缓过来，省会警察局（解放前广州市警察局的称谓）的刑警来登门拜访了，说她涉嫌跟地痞流氓串通了骗人家美国大律师的黄金美钞，美国警方要求中国广州警方协助进行刑事调查的公函已经发过来了，请裴小姐到局子里走—趟。裴氏这下才真正领教了劣质美国佬的厉害，气得当场以头撞墙，血流如注，失去知觉。醒来已在医院，戴着手铐，旁边待着两名奉命看守的女警。见她苏醒了，女警说请裴小姐静心休养，人家美国办案子速度很慢，你的案子咱不着急。裴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把一应情况向女警作了陈述，说你们既然立案了，为啥不去找阿龙他们，阿龙可以为我作证。女警说阿龙几个生怕受牵连，闻讯早就逃离羊城了，听说去了香港。
过了三天，伤势稳定了，裴氏被转移到省会警察局看守所的女犯牢房。因为是涉外大案，裴氏双手铐着手铐，脚脖上砸着一副铁镣，头上还裹着厚厚的绷带，押进看守所时那场面，连供职多年的老狱卒也瞠目结舌，同监房女犯都以为警察局逮住了一名女巨匪，马上让出最好的位置安顿她。
次日，竟有律师来会见裴氏，说这是党国最好的友邦美国要求协办的要案，据说回头还要把你押到纽约去开庭审判，所以政府掏钱为你请了律师。我不过是个跑腿的，正主儿是著名的耿锦阳大律师。今奉耿大律师之命前来探望裴小姐，顺便说说你的案子。情况我们都清楚了，省会警察局也已经行文香港警务处请求协查阿龙等人。据我们分析，对方其实是要追回赃款。裴小姐先不要鸣冤叫屈，听我说完，你自己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对方已经给耿大律师发来急电，说本案若想谋求和解也并非不可能，只要你把他所蒙受的损失弥补上，他马上就发表谅解声明，然后撤诉。对方知道裴小姐手头可能周转不过来，提出可以把你那套洋房过户到他名下。
如果不是戴着手铐脚镣，裴氏只怕又要撞墙了。回到监房，裴氏就像傻了一样，面壁呆坐，觉得生不如死，干脆拒绝进食。看守所长慌了，寻思这是国际官司，万一这女犯有甚不测，那还有我的好果子吃？还是送医院吧。
谁知这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反转。裴氏还没被送往医院，警察局突然将其开释了，而且是警察局的中层官员开车到看守所把她接出来的，还代表警方道歉，临末递过一张支票，说是聊表补偿。变化太快，裴氏一时适应不过来，几疑是在梦中。直到第五天阿龙突然登门，她才得知自己之所以绝处逄生，竟然是已被她抛弃的老阎发挥了作用——
阿龙等几个地痞市面做得并不大，但他们早年都是在香港混世界的，此番逃到香港后，倒也没有要帮裴氏洗冤的动机，只是想对各自的无辜作一个表白。于是，他们通过朋友关系找了新闻记者，把遭遇的情况一五一十作了一番陈述。记者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素材，又是文字又是照片地搞了一个整版刊登出来
次日，阎仁晖就由记者陪同着找到阿龙的下榻处。老阎可能已经把那篇报道看了几遍，当下按照刊登的内容一五一十问得非常详细。临末，掏出一沓港币给阿龙，嘱咐说你们几位留在这里不要离开，等我消息，这桩小事，我是能够解决的。如此，几个地痞就耐着性子等消息。原以为怎么也要等上几天，不料第二天就有两个大汉来访，说奉阎先生之命前来通知各位，你们如果在香港没其他事儿要办的话，可以回广州了，这是下午的船票。
阿龙几个算得上是老江湖，寻思这别是省会警方跟港警合伙设计的圈套，让咱们几个弟兄自投罗网？于是当面答应，却没有上前往广州的客轮，而是找朋友寻了条渔船搭乘，悄然返回羊城。一番打探，得知裴氏已经开释，方才现身。裴氏听罢，感动得号啕大哭，朝着香港方向跪下，连声忏悔“我对不起你”。
这是十个月之前的事，当时广州还没解放。裴氏经过此番磨难，算是脱胎换骨彻底悔悟，原先的水性杨花刻薄寡恩不复存在，一门心思放在曾经的情哥哥阎仁晖身上。阿龙说过，阎先生让捎话后会有期，她就天天盼着阎仁晖登门。可是，老阎始终没有消息。据说广州解放前夕，裴氏有一个随同小姐妹前往欧洲定居的机会，但她惦着老阎，婉言谢绝，弄得那个小姐妹目瞪口呆，寻思这个裴姐姐怎么一下子由潘金莲变成孟姜女了。
不过，裴氏总算没有白等，三个月之后，阎仁晖终于来了！
裴氏独自住在其老爸留给她的位于湛塘街的一幢花园洋房内，占地面积不大，却很别致，三上三下，白墙红瓦，西洋尖顶，前后均有四五十平方米的花园草坪，围绕着涂抹了防潮柏油的竹篱笆，乃是一个幽静的独立小世界。
1月20日，裴氏正在花园一角晒太阳看一本外国爱情小说时，门铃响了，传来阿龙粗犷的声音，连声大叫“裴小姐开门”。接着又传来了盼望已久的声音：“小裴，是我！”
老阎这一来，在小洋房里住下就不走了。当然，是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次日，阎仁晖就由裴氏陪同着前往，出示了香港护照，认真填写了申报资料，说是自由职业者，以写作、商业经纪人为生。这次来内地，主要是想把裴小姐接往香港举行婚礼；其次是打算会会朋友，看是否有合作经商的机会；第三是收集些写作素材，回香港后为报刊撰写稿件，或者考虑创作小说以及电影剧本。
阎仁晖的来粤理由，在派出所方面看来，也可以往“收集情报”上靠，就将其列入需要留意的对象名单。一段时间观察下来，发现这主儿确实有反常之举——按其自己的说法，此番来广州是要把裴氏迎往香港结婚的，那为何一住下来就不想离开了呢？不但不想离开，还整天缩在裴宅不出门，三餐或是裴氏上街买现成的点心卤菜之类，或是去菜市场买菜回来烹饪。裴氏以往除了看看小说，报纸杂志从来不沾手的，打自老阎到来后，每天外岀回来总会带一份当天的报纸，料想是给阎阅读的。
那么，是否有客人来访呢？裴氏以前颇有几个闺蜜女友，但抗战胜利后其汉奸丈夫被捕，那几个就再也不登门了。倒是阎仁晖此番人住后，经常有客来访。那三个访客，读者已经熟悉了，就是阿龙等三个地痞，另二位分别叫阿虎、阿豹。这三位几乎天天登门，为首的阿龙有时甚至一天来两三次。进去后待的时间或长或短，短时五七分钟即离，长时则留下吃饭，由裴氏去附近饭馆叫外卖。当然是要喝酒的，喝起来少说两三个小时，有几次甚至到深夜才离开。另外，派出所还从邻居和附近菜场、商铺的摊贩店主那里了解到，自从阎仁晖到来之后，原本因受骗经济拮据一日只吃两餐的裴小姐，立马又恢复了以往给汉奸做小老婆时的奢侈，频频购买首饰、高档化妆品、时装等。
专案组根据以上种种情况初步判断，这个有着多年国民党员政治面貌并曾干过中央社记者、“军统”情报特工的阎仁晖颇为可疑。负责带队调查阎仁晖的梁武道是干这种活儿的行家里手，当下就点了三个便衣丰德厚、小史和言慧润。史、言都是女警，老梁叫上她俩，是考虑到有个裴小姐，如果需要搜查、抓捕，还是有女警在场方便些。
老梁生性沉默寡言，属于嘴上不说、心里明白的那类角色。四人抵达湛塘街后，丰、史、言三个都以为照例先得去一趟派出所。可是，老梁没有这个打算，他在离开驻地前已经跟分局政保股通过电话，要求分局出面在裴宅对面临时征用一个监视点。这会儿到路口时，分局派出的人员已经把事情办妥，在那里等候着了。老梁的寡言在这当口儿得到了充分展示，三个便衣在后面看得很清楚，他对那个分局的政保便衣似是视而不见，就像行路时遇到的陌生人一样，跟对方擦肩而过，丝毫没有驻步停留的意思。三人正觉得奇怪，老梁已经穿过十字路口继续往前走了，那个政保便衣也像是寻常路人一般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边经过。殊不知，就是这么一眨眼的工夫，老梁已经从对方手里拿到了监视点的钥匙。
进入监视点后，四人一待就是十二小时。其间，裴氏曾出门三次，丰德厚、小史两个分开跟了上去。她一次是去附近菜场买菜，一次是去买烟酒，傍晚出门则是去一里外的—家饭馆订外卖。老梁于是断定，—会儿有人要过来在裴宅用餐。半小时后，果然见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粗壮青年登门，老梁估计这厮就是那个叫阿龙的地痞。阿龙这一进去，直到晚上九时许方才离开，阎仁晖、裴氏双双将其送出大门。
老梁让便衣继续监视裴宅，自己出门跟了上去。没多久，老梁又回来了。也不知他施展了什么手段，反正那个身材壮实、一脸凶相的地痞阿龙已经被他拿下了，笼在袖子里的双手铐着手铐，满眼都是不服气的神情。
二、间谍落网
当天午夜过后，特案组另一位刚露相的侦查员侯烈也果断出手，不过不是逮人，而是潜入嫌疑对象住所，在主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悄然玩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
特案组当天同时针对四名嫌疑对象展开调查，除了梁武道这一路，另三路调查的对象分别是何佩星（尹小白主持）、别太富（侯烈主持）、严持恒（张百行主持）。尹小白、张百行那两路查下来，发现均有确凿证据可以排除何佩星、严持恒的嫌疑，下午三四点钟就回到了特案组驻地。其余在家的侦查员都还在复核昨天调阅的那些资料，亓舞牧说小张你留下帮忙，黑仔是猢狲屁股，只怕坐不住，那就去协助侯烈吧。侯烈一去将近一个白天了，还没有消息，估计他那边可能有戏。
尹小白自是乐意，说“知我者老亓也”，起身就要出门，又被亓舞牧叫住，叮嘱他化个装，扮成富家子的样子，把摩托车也骑上。又掏出一沓钞票让他拿着，说没准儿需要花钱，你这个少爷不能太寒酸了。
尹小白在香港活动时，生活在以资本家家庭作幌子的地下党机关，其身份是“尹少爷”，对化装富家子的路数烂熟于心。当他一身西服革履去前院一角取摩托车时，恰跟内勤韦博秋劈面相遇。那姑娘竟然认不出这是哪位，盯着他打量半天，才恍然大悟：“黑仔真有你的！几时特案组搞联欢活动，你该第一个上台！”
在尹小白看来，他此番前去协助的侯烈，也许能跟自己对上哥们儿缘。不过，这只是一种感觉，若让他具体说说缘分何在，他就只有干瞪眼了。这个侯哥外表看似平常，甚至近似于愚钝，说话语速比常人要慢，让听着的人干着急，又不敢催，担心他说得快些就要结巴了。此外，侯哥的外形也有点儿土，若是让他换上自己目前这身打扮，只怕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但尹小白心里明白，侯烈是特案组长亲自挑选的，以老亓的眼光，看上的人肯定不是凡品，手底下肯定有两下子。老亓让尹小白增援侯烈，尹小白寻思，正好借此机会看看这哥们儿有什么绝招。
侯烈负责的那个嫌疑目标的姓氏比较罕见，姓“别”，名字更奇葩，叫“太富”，三个字连起来就是别太富，也不知他父母是怎么想的。这位别先生祖籍浙江温州，但他本人是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算是华侨。后来赴香港定居，抗战前曾在广州居住了三年，然后又回香港了。
广州旧时有个华侨富商比较有名，姓凌名总福，年轻时中过举，且喜武术，可谓文武双全。早年酒后为琐事与—恶霸发生争执，继而动武，失手将对方打死，连夜逃离羊城，先去香港，稍后潜往旧金山。别太富的老爸跟这位凌老爷子就是在旧金山结识的，颇谈得拢，就对天八拜结为异姓兄弟，两家关系一直很密切。
别太富这次从香港赴粤，就是投奔这位被他称为“世伯”的年已七秩的老爷子。凌老爷子在羊城多个区都有房产，大多出租或者供亲朋好友无偿居住。像他这样的角色，肯定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广州解放前夕，那些有偿或者无偿房客中至少有一半虑及今后在新政权统治下的种种风险，纷纷离开羊城前往海外，凌老爷子的房产空出不少。所以，别太富这位世侄还没抵达广州时，凌老爷子已经吩咐下人将位于沙面的一套三层西式小洋房打扫清爽，作为别太富旅粤期间的住处。为方便世侄的日常起居，老爷子还安排了厨子、女佣各一，住在那里照料别少爷。
广州初解放时的，华侨、侨眷（这里所说的“侨眷”，是指身份为内地居民的华侨配偶）出入境申办，并非由公安部门管理，而是归侨务部门负责。欲赴内地旅行、经商、探亲或者办理其他事务的各国华侨，应在一个月之前向广州市人民政府侨务部门提出附有护照等必需证明文件的书面申请，侨务部门批准后，随时可以入境。
别太富是去年12月中旬从香港挂号邮寄申请材料给广州侨务部门的，他在解放前每年都要来广州，并且每次找的都是凌老爷子，侨务部门经办人员查阅相关旧档后很快就批准了。别太富遂于1月17日来到广州，入住沙面肇和路（1975年改称沙面北街）那处小洋楼。
华侨、侨眷入境事务由侨务部门管理，但公安机关对华侨入境后所进行的活动并非不闻不问。根据当时的规定，边防部门会对每个人境者进行身份以及入境后的去向信息登记，登记表一式三份，上面必须有入境人的证件照（如果没有携带，可当场付费拍摄），按“护照国籍”和“入境后的去向”两个类别保存，其中“入境后的去向”须以快速专邮方式寄至入境目的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到材料后，即核查此人是否已经抵达，入境者须向分局申报居留许可，离开时也须到公安机关办理离埠手续。警方则将此人办理离埠手续的一应信息以快速专邮方式寄往其入境的下一个目的地或者出境口岸。
因此，差不多就在别太富抵达羊城的同一天，沙面分局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个旅行者即将抵达或者已经抵达广州，应在二十四小时内前来分局办理相关手续。别太富没有违反这个规定，在入住沙面肇和路小洋楼的次日即1月18日，前往分局办理了手续。他在登记表的“入境事由”一栏中填写的是：为老父回国叶落归根做准备。
警方当然不可能没来由地对每一个入境华侨产生怀疑，但也不会放任不管。沙面分局对别太富还是有适当关注措施的，户籍民警隔三差五下片区走访时，每次都向街坊邻居了解别太富的情况，并没有发现这位别先生有什么出格的举止，他每天待在小洋楼里，除了凌老爷子以及家人有时来看望，并无其他客人登门。当然，他既然是来为老父回国定居做准备的，就必须往外面跑，不但跑，还要拍摄照片（比如物色住处之类），只要他出门，脖子上必定挂着照相机。
对于别太富此举，分局觉得正常，在向特案组提供入境人员资料时并未另加说明。但对于特案组侦查员来说，别先生的举止就不能视为“正常”了。侦查员对别太富“经常外出拍摄照片”产生了兴趣，就将其列入了嫌疑名单。
侯烈接受调查别太富的任务后，于13曰上午偕同外援便衣魏清远、老兰、小李前往沙面。本案吿破后，侯烈被特案组侦查员一致誉为“化装专家”，但此前他的化装绝技还只有特案组长亓舞牧一个人知道。今天是他首次亮相，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背脊微驼、脖颈青筋毕露、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庞的中年三轮车夫，不论衣着还是神态，绝对可以以假乱真。
侯烈在前面骑着三轮车，后面二十多米，魏清远等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在马路一侧不紧不慢地尾随。到得沙面，侯烈没有直接去分局，而是拐进了一家西餐馆旁边的院子。别看侯烈外形土里土气，在经过红绿灯路口时甚至还显露出乡巴佬进城的那份胆怯畏缩，西餐馆的外国厨师跟他却很熟，见面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膀状甚亲热，用英语问长问短。侯烈竟然也用英语回答，语速还很快，不打一点儿隔顿，这一幕更是令众人对他刮目相看。只见侯烈从身上掏出一串钥匙，将院子—角一间小平房的门打开，招呼老魏他们入内，三个外援便衣方才明白，原来这里是侯烈的一个密点。
侯烈招呼三便衣落座，那个外国厨师热情地送来了两个热水瓶。接着，侯烈交代了当天的工作：他在出门前已跟沙面警方电话联系，让他们在别太富住的小洋楼对面临时征用一个监视点，三个侦查员在那里监视，如果别太富出门，那就轮流跟踪。侯烈自已则单独跟踪，他叮嘱那三位，不管他以什么面目出现，都不要大惊小怪。
这天，别太富上午九点多出门，一直转悠到下午四点多方才返回小洋楼，把魏清远三便衣折腾得够呛。使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整整一天没见到侯烈和那辆三轮车的影子，不知这个临时上司葫芦里卖的是啥药。
尹小白也是在那家西餐馆偏院的密点跟侯烈会合的。他对侯烈的这个“窝”赞不绝口，说侯哥你真厉害，比老亓还牛啊，竟然有这样的好地方。侯烈倒很淡定，说这是我从前从事秘密工作时组织上安排的，现在奉调特案组，领导允许我可以继续使用。不瞒老弟，这密点在广州有六处，我都已经报告老亓了，老亓说这对特案组今后开展工作肯定有用。
说话间，西餐馆侍者送来了两个盛着面包、浓汤的托盘，屋里顿时香味扑鼻。侯烈说今晚的活儿估计比较辛苦，咱俩先垫垫肚子。见尹小白的目光往一旁玻璃橱柜里的葡萄酒上扫，侯烈笑道，今晚有行动，咱们就不喝酒了。回头事儿忙完了，找个机会一醉方休。于是，两人边吃饭边商量当晚的行动。
这次行动需要侯烈施展他的化装绝活儿。这个出生于广西十万大山深处猎户人家的瑶家小伙儿，自幼喜欢跟着村里一个以巫术为生的老婆婆四乡转悠，看多了装神弄鬼，他自个儿也学着老婆婆的样子玩化装。老婆婆精通瑶家、壮家的化装术，采摘植物捣碎了往脸上一抹，可以让红脸变白，白脸变黄，黄脸变黑；也可以让雪白粉嫩的皮肤立时变颜色起皱纹，大姑娘变为老婆婆，小伙子变为大叔大伯。当然，除了外表形象的改变，还讲究“神似”，那就需要长期观察、琢磨和实践了。
侯烈乐此不疲，等到他十三岁闯了一场祸逃离家乡的时候，化装这项技能已经像是与生俱来的基因那样融入其血液中了。他在抗战中期参加革命，凭着忠诚可靠、机智勇敢加上这项绝活儿，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隐蔽战线情报人员。
今天白天，侯烈和魏清远等三便衣分成两路，悄然跟踪目标别太富。三个外援便衣是中共广州市委社会部从市公安局和区分局抽调的精干侦查员，干这一行都是有些经验的。特别是老魏，东江纵队侦察员出身，又从事过地下工作，自有一份寻常警员不及的跟踪及反跟踪本领。在整整一天对别太富进行跟踪的过程中，他们都没发现侯烈的影踪，以为他是去忙别的调查了。直到下午四点多，别太富回到小洋楼，三位侦查员也能进入监视点喝杯水歇歇脚了，侯烈突然出现，给他们送来了简单的西餐，顺便对他们一天的跟踪工作作出评价，老魏三个才意识到，白天他们的整个儿跟踪过程竟然都在侯烈眼里。侯烈对别太富去过哪些地方，拍摄了几次照片，换了几个胶卷，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照相机，甚至抽的是什么香烟、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打火机都说得清清楚楚。这其中的某些细节，老魏三个都不曾留意过。
现在，侯烈告诉尹小白，经他一天对别太富的跟踪观察，已经可以认定这家伙有问题，是不是“LM”不确定，但是间谍这一点准保没错。他不但使用了135、120两种规格的德国“莱兹”相机拍摄了照片，还在黄沙火车站（因位于广州市黄沙区得名，跟建筑材料黄沙没有关系）附近，使用间谍专用的打火机相机对一些敏感目标进行密拍。因此，侯烈决定今晚对其采取行动！
尹小白一听，顿时来劲儿：“看来兄弟来得正是时候！侯哥，几点行动？哦，对了，向老亓请示过吗？咱可不敢擅自行动。”
侯烈说已经请示过，接着介绍了晚上的行动内容——并非逮人，而是要潜入别太富“行驿”小洋楼，把他拍摄的“菲林”（即胶卷）用一模一样的空白货悄然替换下来，老亓已经联系好专家，行动成功后立刻冲洗，根据照片内容决定下一步是实施抓捕呢还是留着“钓鱼”。尹小白的任务是守在外围，万一侯烈被对方发现，就要果断入内提供掩护，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枪，要把这次行动搞得像是江湖黑道所为，即使不成功，也不能让对方怀疑他们是公安局的人。
尹小白拍拍胸脯：“哥你就放心好了，小白有的是掩护你安全撤离的手段，小菜一碟！”
午夜过后，尹小白、侯烈两人各骑一辆自行车，悄然来到肇和路小洋楼附近，先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巷深处，然后步行来到老魏三人的监视点。老魏汇报说，别太富自下午四点返回后，闭门不出，女佣、厨子也没有出门。直到晚上七点，女佣离开了小洋楼，便衣老兰跟了上去。女佣步行了大约半小时，进了附近居民区的一户旧民居。老兰去派出所一了解，女佣姓丁，素以佣仆为业，人称丁婶，其夫是码头搬运工，有两个儿子，均已成家，都是底层打工者，向无劣迹，更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帮会。
另一个厨子是住在小洋楼的，晚上就睡在前院大门口的门房里，早早就熄灯了。至于正主儿，从小洋楼里透出的灯光判断，七点前在楼下餐厅和客厅，估计是先吃晚饭，饭后去客厅坐一会儿，翻翻报纸，听听收音机。七点过后，楼下灯光熄灭，二楼中间一个房间的灯光亮了。两个小时后，该房间灯光熄灭，三楼东侧尽头那个房间的电灯亮了，大约半小时，该房间熄灯。此后一直到现在，小洋楼里的灯光再也没亮过。由此估计，二楼中间那个屋子可能是书房，别太富的卧室在三楼东侧尽头那个房间。
侯烈看了老魏画的小洋楼草图，问尹小白应该从哪个位置进入现场。尹小白说，既然厨子睡在前院小平房，那咱们还是从后边进入为妥。至于如何进入洋楼，看来只好动门窗的脑筋了。正宅大门上使用的是什么锁具？里面是否有门闩？
这个，老魏白天已经用望远镜反复观察过了，说正宅大门是西洋进口的双保险锁，里面有双重保险，外面无法打开；另外，两扇院门内侧下端也装有捅地插销。这下尹小白有点儿憷头了，想了片刻，问：“侯哥，这咋办？看来要破窗了。”
侯烈说：“问题不大，咱俩先进了院子再说。”
看看时间，快一点了，两人立刻行动，潜入小洋楼后面那条大约两米宽的小巷子，一边是一家解放后已经倒闭的外资公司，白天黑夜里面都没人；另一边就是小洋楼的后院墙，比较高，目测不低于三米，一溜到顶的大青石，缝隙间抹着洋灰。这种墙壁没处蹬踩，尹小白正准备搭人梯，却见侯烈已经施展其瑶家山民猎户的攀登绝技，助跑冲向一侧墙壁，单足往墙上用力一蹬，借力起跳，双手已经扒住了墙头，，接着身体一纵，翻身上墙。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秒，而且悄无声息，看得尹小白瞠目结舌。
侯烈把尹小白扯上墙头，两人下到地面。侯烈说我先绕一圈观察一下，小白你待在这边别动。话音甫落，已经消失在黑暗中。一个圈子转回来，侯烈说大门锁具是西洋红毛货，专业锁匠一时半会儿也对付不了；窗子是进口钢框，都是厚实的毛玻璃，面积不大，不容易弄碎，不出响动弄碎更难。尹小白不由傻眼：“看来咱哥儿俩运气不好。”
“天无绝人之路，我见前院西侧三楼尽头有扇窗子开着一条缝，我顺着墙角爬上去，打开窗子就可以进去了。小白你在下面耐心待着，我进去后要搜查，可能时间要长一点儿，你甭着急，我干这活儿有些年头儿了，不会出事的。”说罢，侯烈一猫腰又过去了。看着侯烈向上攀爬的敏捷身影，尹小白暗叹，真是鼓上蚤啊！这侯哥莫非是猴子转世？
侯烈这一进去，果真在楼里待了颇多时间——他要在楼上楼下几个房间进进出出搜寻胶卷。别太富的卧室他没进，这主儿在里面把房门拴上了插销，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他不敢贸然进入，生怕惊动了这主儿。好在工夫不负苦心人，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二楼书房的写字台抽屉里找到了胶卷。抽屉上着锁，不过这对于侯烈来说不是难题，他小施手段就把锁具完好无损地对付下来了，用带来的同品牌空白胶卷全部替换。
寻找小如黄豆的间谍相机微缩胶卷就不那么容易了，最后是在书房角落的一双皮鞋后跟里发现的，可见侯烈的搜查有多么细致。这玩意儿虽然有不同的生产商，但由于是间谍装备，从外表看均是长相差不多的“三无产品”。侯烈带来的替代物是从一个落网的海外派遣特务处缴获的，当下便老实不客气地玩了个调包计。
2月14日凌晨三时，亓舞牧接到行动成功的电话，即命侯烈和老魏等四人继续留在监视点，尹小白则携带胶卷前往市局技术室冲洗。不料，市局政保部门却没有冲洗微缩胶卷的设备和特殊药液，只得暂时放弃，先把120、135胶卷冲洗出来再说。亓舞牧接到尹小白的电话，迅速赶到市局，和尹小白用放大镜查看了先行冲洗出来的120、135胶卷照片，辨认出有一大半都是我军事设施、部队营房、党政军机关、野战医院、珠江停泊的炮艇等。
尹小白惊呼：“难道我们真的交了好运，这家伙就是‘LM’？”
亓舞牧稍一沉思：“不管是不是‘LM’，总归是个特务。”
于是立即安排抓捕，拂晓前，别太富落网。与此同时，梁武道那一路也从阿龙嘴里掏出了口供，连夜出动，把阎仁晖、裴维娟（裴氏）以及阿虎、阿豹都扫了进来。可是，侦查员很快发现这一伙并非特务，不过是寻常的刑事犯罪分子。
原来，阎仁晖在香港混得并不得法，这个前中央社记者早在半年前就已经落魄，无奈之下，他只好利用以前当记者和“军统”特务时建立的人脉结交黑社会。原不过是想做个师爷式的角色，凭着中央社记者的文笔功夫，给人家写写黑帮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信函、告示、声明，以及帮着人家跟新闻界打打交道，但黑道朋友之所以接纳他，却并非因为他会操弄笔墨，而是要利用他在内地的关系，以广州为基地，建立一个专门收购鸦片、白粉的地下公司。
旧中国名义上虽然查禁毒品，蒋介石还亲任全国禁毒委主任，但都是表面文章，查禁归查禁，吸毒照样吸。坊间的吸毒都是公开的，还专门有人经营烟馆。抗战胜利后，吸毒规模更是蔓延扩展。国共和谈破裂后，有钱的吸毒阶层担心战乱断了毒品，遂开始囤货。没想到战争形势变化太快，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旧政权党政军阶层以及帮会骨干、流氓恶霸中的瘾君子慌忙逃窜，连囤积的毒品都来不及携带；那些没逃走的，陆续受到追究，即便因没有历史罪行没受到追究，也不敢明目张胆抽大烟了，更有不少人急于把之前藏匿的毒品处理掉，以求太平。那阵子，公安机关经常接到在垃圾堆里发现被丢弃的鸦片或白粉的报案。
这种情况被香港黑帮知晓后，认为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决定斥资从内地收购毒品，偷渡运港，加价出手牟取暴利。阎仁晖就是因此被黑帮看中，命其前往内地进行这种秘密经营。阎毕竟是新闻记者出身，又做过情报特工，对外界信息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当他从香港报纸上发现有关他的老情人裴氏的新闻报道后，认定这是一个潜入大陆的绝好契机，可以利用跟裴氏的那份特殊关系为掩护经营毒品买卖，阿龙三人正好可以成为他的伙计。经向黑帮老大请示获准，阎仁晖精心制订了一个营救裴氏的方案。
当时广州尚未解放，省港之间的黑道联系比较密切，阎仁晖的黑帮东家的手能够伸往广州。裴氏遂被无罪开释，对阿龙、阿虎、阿豹的通缉也被撤销。做好上述种种准备工作后，广州解放了。阎仁晖闻知羊城解放后的种种变化，对新政权产坐畏惧心理，不敢贸然入境，只好装病拖延，指望能拖过这桩差使。黑帮老大却不容他打小算盘，再三催促，并暗示如若抗命，那就让他永远消失。不得已，阎仁晖入境赴粤开始运作，不料买卖刚刚上手，就被特案组盯上，还捎带着把阿龙、阿虎、阿豹和裴氏都给坑了。特案组审清案情，把该案移交广州警方处置。不久，阎、裴及龙虎豹五人都被判刑。
调查阎仁晖这一路吃了个空门，由侯烈主持调查的别太富那一路又是怎么个结果呢？
2月14日拂晓时分，别太富被捕。前往抓捕的亓舞牧、侯烈、尹小白以及广州警方的魏清远等三个外援便衣对其临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别太富的卧室里又发现了间谍使用的密写药水以及大量美元、港币和人民币，但没有发现诸如手枪、炸弹、毒药等武器或特工器材。
将别太富押解市局，亓舞牧、侯烈、尹小白着手准备对其进行讯问。对于这么容易就逮着了一个特务——而且有可能是“LM”这样的北京指令侦缉的大特务，亓舞牧心里有点儿不托底。为稳妥起见，在走进审讯室之前，他往特案组驻地打了个电话，让心细如发的侦查员麦善谋前来一起参加讯问。
老亓、侯烈、尹小白，再加上麦善谋，四个经验丰富的资深情报人员对付一个别太富，那是绰绰有余了。结果证实了亓舞牧之前的预感：这主儿并非“LM”，甚至也不是台湾特务机关在编的正式特工，只不过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一个“外包工”而已。
1950年初，我国东南沿海的形势比较严峻，敌我双方斗争激烈。我方正谋划并准备发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通过铁路运输线向广州运送大批战备物资；敌方显然已经获悉这方面的战略情报，开始实施破坏计划，诸如军机空袭，地面直接爆炸广州的军事设施、党政军机关、车站、码头、船厂、仓库，以及暗杀我党政军领导人，开展心理战等。进行此类破坏，事先都必须掌握目标的精准坐标、建筑特征、外围警戒情况、活动目标的出行路线等，以七十年前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承受能力，这些情况由情报特务潜入广州实地收集最有效率，也最为牢靠。因此，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内调部”（由原“中统”改组）等特务机构，都各自派遣情报特工进行此类活动。
在以上这些特务机构中，若论历史，“内调部”最早，若以知名度排序，毫无疑问是“国防部保密局”了。别太富这次做“外包工”，就是“国防部保密局”设在香港的一个打着贸易公司旗号的分支机构想出的花头。按照国际情报界通行的做法，遇到需要收集此类重要情报时，特务机构会向同一地派出数拨情报特工，他们之间互不知晓，所干的则是同一桩活儿。这样做的目的是，即使某一拨特务发生意外情况，比如被捕、失联、开小差，也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行动；同时也是为进行情报比较，给进行研判的情报专家提供最接近真相的信息——不排除有些特务收集到不实情报，或者干脆制造假情报敷衍上级。
这次，敌方在派出正式特工后，又想出雇佣“外包工”的主意。别太富则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别老爷子准备叶落归根，函命儿子去广州打前站，这个入境理由近乎完美，用不着编谎话蒙混过关。不料，别太富此番入境，一待就是整整十年，直到1960年刑满释放，方才被遣返香港，之后不知所踪。
由于间谍相机的微缩胶卷在广州没法儿冲洗，华南特案组这边尽管已经基本确信别太富口供的真实性，但还是不能马上移送地方公安局。亓舞牧请示领导后，把微缩胶卷交华南分局社会部送往上海处理。估计上海那边对冲洗微缩胶卷也有点儿憷头，直到华南特案组把“LM”一案侦破也没下文，只得将该案正式移交广州警方处置。
就这样，特案组辛苦了一天一夜破获的两个案子，都跟“LM”没关系。往下，应该怎么走呢？
三、变身大法
别太富的落网，从我方侦缉“LM”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没有关系。但对敌方来说，却是有关系的。
1956年春夏之交，上海一个名叫邹万森的资本家前往香港探亲。六旬开外的邹老爷子秀才出身，从做商行账房先生到入股投资参与经商，又在沪上北京路独资开了一家五金电器行。上海解放时，他已把经营权交给其子，自己在家赋闲。邹家颇有些海外关系，光在香港据说就有七八门亲戚。他每年去香港探亲一次，住上两个月再返沪。这年前往港岛，跟往年不同，名谓探亲，其实却是身负我方使命，做其嫡亲外甥段某的工作，争取其回国投诚。
四十四岁的段某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毕业后留在国外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这样的人才，自是各方争相聘用的对象，“军统”捷足先登，聘其为技术专家。战后，段某要求离开“军统”，不准，继续以专家的身份为“军统”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效力。华南特案组侦查“LM”案件前后，段某被派往香港，负责“保密局”香港特务机构的无线电技术。1953年，段某患病，先是被诊断为肝炎，先后在香港、澳门、台湾三地反复治疗，肝炎没好，却被发现已经罹患肝癌，介乎中晚期之间。段某要求长期休养，获准，遂和家眷居住于香港一个资本家亲戚的房子内。
1955年夏，“保密局”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先是停止了给段的生活津贴和营养补贴，三个月后，又以“执行新规定”为由对其薪饷打折。进入1956年后，连医药费支岀也受到了限制。段某是老特务，虽说没有直接参一线特工活动，但他这么些年头儿待在旧中国头牌特务机关内，从事的又是无线电技术工作，肯定能接触到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所以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当下他就作出决定：返回大陆，向中共投诚；如果内地医生能治疗其疾病，多活些时间最好，纵然不能，也可以安葬在自己的出生之地，与先父母同眠。于是，段某就托来香港探亲的表姐把这个口信儿捎给他向来信任的舅舅邹万森。
邹老爷子随即赴京，有关部门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亲自出面接待。稍后，上海有关部门接到北京指令：对段某投诚的一应工作进行准备，由邹万森直接赴港与其外甥面谈。
1956年7月19日，段某安抵沪上。同一天，其家眷四口以子女暑假赴英国旅游为名从国外飞回中国。段某投诚后，自觉来日无多，即要求提供录音机，将其随时想到的关于敌特方面的情况录下来。出乎他意料的是，我方的第一个安排是将其送人华东医院入住单人病房，全面体检后，组织沪上顶级中西医专家进行会诊，精心制订治疗方案。一个月后，其病情得到控制，再次提出配备录音机，我方这才指派专人配合段某。
段某出院后，住在专门为他安排的位于上海西郊的一处幽静舒适的住所里，其口述录音磁带和撰写的书面材料，全部送往北京，交由有关部门专家处置、研判和分析。而别太富和“LM”的间接关系，就是在这项研究工作中发现的。
据段某回忆，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这段时间里，“保密局”香港站的无线电通信经常发生故障，香港站技术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段某就是在最初发生故障的1949年10月下旬，以“局本部技术特派员”的名义从台北前往香港的。抵达后，检查一应机器设备，没有找到确切原因，但在紧急处置之后，设备暂时恢复了正常。不过，稍后又接二连三出现问题，发生的故障有时还没处理就自愈了，有时却是更换了零部件依旧闹罢工。这样，他就不能返回台北了。
11月中旬，局本部发来一道电令，大意是香港站系与中共进行各种斗争的前沿阵地和重要舞台，香港站的工作只能加强不容懈怠，保障无线电通信、监听等工作的畅通极为重要，故将对段某的任命由“局本部技术特派员”调整为“局本部驻港技术特派员”，行动不受香港站长官节制，可以视情自擅，毋须事先请示，事后报局本部备案即可。
这道电令的主要意思是：在段某认为有必要时，在其负责的那一块范围里，可以不听香港站的招呼，有权直接处理相关操作人员的调配、设备零部件的更换等一应事务。
段某是技术专家，对权力没有欲望。当时，其家眷都在台北，原以为只是赴港出差，现在有了这道电令，出差变成了长驻，等于是从台北调到香港来了。他不想待在香港，还是想去台湾，但看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他不把香港站无线电通信的问题彻底解决，是回不了台湾的。他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扑在解决故障上。经仔细研判，疑系中共在广州安置了同频道同波长干扰设备，这种设备可以针对目标使用的频道、波长进行干扰，导致目标发生种种故障，遂要求台北方面对此进行调查。局本部很快就有了回音，说据情报显示，苏联方面不久前曾向中共提供了一套这样的设备。
作为反制措施，段某决定自己装配特定的反干扰设备，当下开出单子，让香港站向局本部打报告，从美国进口一应零部件。这桩活儿干得很辛苦，其技术含量已经可以申请专利了。一个月后，该设备开始进行调试性运行，段某亲自上机操作，一边调试一边改进。这种带实验性质的操作一直持续了三个月。被认为跟“LM”有关的“别太富案件”，就是在这当口儿发生的。
别太富受“保密局”香港站雇佣潜往广州收集情报，香港站并未通知其在广州的潜伏特工，别犯系一只独来独往的“独脚蟹”。通常说来，他的成败、安全与否，只有过一段时间视其是否按照事先交代的计划拍照返回港岛方才清楚。但别太富出事不知怎么却被美国方面知悉了，“美国之音”的“中国大陆新闻”栏目对此作了简单播报，说从港岛赴粤，为其父叶落归根回乡定居做准备的香港居民别太富，突然被捕，原因不明，也没有提及华南特案组。
不料，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条新闻报道，竟然惊动了“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局本部连夜急电香港站要求调查此事。由于正在进行反干扰调试，段某二十四小时在香港站待着，随时准备接收或者发送保密等级较高的电报。当然，这些电报都是使用密电码的，他只管收发操作，根本不可能知晓内容。但作为一个在特务机关工作多年的技术专家，他对那套程序已经烂熟于心。收到这份电报之后，由他亲自送交值班副站长。离开值班室后，他被一个熟识的上海籍特务唤住，两人聊了几句工作之外的话。就这么点儿时间，副站长已经急匆匆从值班室冲出来，手里拿着那份电报，吩咐跟他聊天的那个特务，让他立刻通知警卫备车，去把站长接来。
这种情形平时也有，段某没放在心上，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休息了。不到一小时，他就被值班副站长唤醒了，递给他两份已经译成密码的电文，要求立刻发送。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值班的不管是站长还是副站长，都是把电文给他，双方签收就是，可这次副站长却没离开，而是跟着他一直到报务房门口。按照规定，除了站长、段某（其身份是特派员）和报务员，其他特务不得进入报务房。副站长也没进去，就站在门外看着段某完成整个儿操作，方才点头离开。
这个细节引起了段某的注意，三份电文虽是密码，但其中都出现过“LM”这两个连在一起的字母，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LM”必是负有重大使命，此刻发往台北总部的密电应该跟此人有关。
“LM”是已被华南特案组侦获的高级特工的代号，段某投诚后写的回忆材料中的这部分内容引起了我方情报研判专家的兴趣，遂对此进行了研究。其时段某的癌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应其要求，有关部门还根据其技术特长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于是，北京专家专程赴沪跟段见面，段某提供了比其书面材料更为详尽的细节，还应北京来人的要求一起参与研判，最后得出结论：“美国之音”播报的别太富被捕的消息之所以引起了“保密局”高层的关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情况可能会影响已经成功潜入广州的“LM”的安全。“保密局”局本部这份急电的内容，应是核实这则新闻的真实性，然后作出相应的反应。
这个反应，就是激活一枚代号为“孟加拉白虎”的“棋子”。
“孟加拉白虎”真名穆逸云，时年三十九岁，祖籍广东茂名，出生于马来亚，二十岁赴南京求学，系中央大学走读生，未及读完，受朋友影响转而投考浙江警官学校。毕业后，奉父命放弃警官职业，前往广州参与家族生意，但经营不善，又去福州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因其在浙江警官学校学的专业是刑侦情报，抗战爆发后，穆逸云被神通广大的“军令部二厅”（“国防部二厅”前身）看中，遂成为一名情报特工。他是华侨出身，曾在国外长期生活，精通外语且熟悉东南亚的环境，被分配到负责收集国际情报的第二处，派赴新加坡开了一家小饭馆，以此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
战后，穆逸云返回国内，要求复员获准，在广州西元岗开了家“穆记饭馆”，生意做得还不错，做人保持情报特工的沉稳低调，倒也太平无事。可好景不长，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特务行业又成为热门了。由“军令部二厅”改组的“国防部二厅”的档案里还保存着穆逸云的材料，选新不如挑熟，老东家派员登门请其“二度出山”。穆逸云婉拒无效，只好答应再度效力，不过有条件：身体有疾，已经难以胜任抗战时那样在海外搞情报的活儿了，要求保持现状，仍做他的饭馆老板，就在广州从事情报工作。
其实，“组织上”正有此意，两方一拍即合。穆逸云在抗战胜利时的军衔是少校，这次晋升为中校，但未下达委任状，也没有给番号，甚至连特务活动的装备器材也没下发，只给了一个代号曰“孟加拉白虎”，简称“白虎”。穆逸云是老特务，知道上峰是将其作为潜伏力量的，在特工界，这种状况称为“布棋子”，待需要他发挥作用时才会被“激活”。
转眼到了1949年夏，国民党其时的态势已经岌岌可危。7月中旬的一天，穆逸云接到通知，有位复姓完颜的先生请他去保安前街赴饭局。他知道上峰要下达什么指令了，准时前往。
完颜先生的年龄跟他相仿，身材稍胖，西装革履，皮包手杖，一副商人模样。对上暗语后，颜先生传达上峰指示——即日起，穆担任“国防部二厅”直属的“粤省特别行动白虎大队”大队长，该大队的器材和经费将于近期运达。在一应装备未曾送达前，“白虎大队”应蛰伏不动，听候命令。
临别时，完颜先生报出一组英文单词，关照说此系以后书面或密电联系时的落款暗号，每次按顺序使用一个字母，一个单词的字母用完以后，就使用下一个，以此类推。记住，这是我个人琢磨的一套确保你我单线联系安全的方法，即使是我亲笔给你下达的指令，如果落款没有暗号，那就说明我已经出事。你如果有条子给我，也照此进行。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7日，有个前往“穆记饭馆”用餐的食客在结账时递过的钞票里夹了一张小纸条。穆逸云进入里间展开看，纸条是空白的，使用显影药剂后，纸上显露出两行蝇头小字。先看落款，正是完颜先生跟他约定的那个英语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完颜先生要求他在10月20日下午一点半到三点之间，在“穆记饭馆”后楼阳台上呈品字形竖立三面红旗，然后找个借口离开饭馆。这段时间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返回饭馆。
穆逸云无法理解这个指令意味着什么，但干这一行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其时新中国成立才半月余，广州解放也不过四天，许多厂家商户以及个人都在抢购红旗，穆逸云跑了三个区才买到。10月20日午后，穆逸云按指令在后阳台插妥红旗，下楼时特地把阳台门锁上，以防伙计无意间去阳台把红旗弄倒。
接着，穆逸云就去了沙面。事先他已经跟那里一家经营烹饪调料店铺的印度老板联系好，约定这个时段前往与其洽谈批发咖喱粉事宜。就在洽谈期间，盘踞在海南岛的敌方空军出动战机对广州实施空袭。听到防空警报声响，穆逸云顿悟：上峰已经策划好要把我的饭馆炸毁，伙计炸死，然后，让我另外选址重新开一家，黎启蒙、岳三绝、柏如山三个下属就可以作为新伙计出现。这样做，当然不仅仅是为黎、岳、柏三人打掩护，估计另有意图，只是眼下还难以揣摸清楚罢了。想到这里，穆逸云不禁一阵后怕——如果我的家眷也住在饭馆，此番不就被一锅端了吗？
轰炸后，穆逸云赶回西元岗，他的饭馆果然已被夷为平地。至此，他才理解完颜先生迟迟没把一应特工活动的装备送过来的用意——在上峰的计划中，一开始就准备要让饭馆消失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新开的饭馆经得起中共反特机构的调查。当然，不可能为这个目的特地发动空袭，空袭是对“沦陷区”破坏的一个既定步骤，把“穆记饭馆”夷为平地不过是搭个便车而已。
接下来，就不必等完颜先生的指令了，穆逸云心领神会，开始行动。先是向政府登记申领救济补助，又四处张罗借款（包括向银行申请救助性质的“复业无息贷款”），还把自己的积蓄、老婆的首饰全部拿出来，当然还有“组织上”以“民间捐助”名义提供的实际金额远超于记载金额的活动经费。如此一番紧锣密鼓，终于在1950年1月中旬在越秀区丰宁路（今人民中路）上把新饭馆“恩济阁”开起来了——该店名据说是为感谢新政权给予的经济救助。饭馆老板是穆逸云，黎启蒙、岳三绝、柏如山分别是厨师、伙计，另外招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麻脸账房先生区春锡——此人系完颜先生派来的报务员。开张前三天，穆逸云借进货为幌子，去完颜先生指定的地点领取了“白虎大队”开展特务活动的一应器材装备。
同一天，穆逸云接到完颜先生的最后一份密令，称根据台北总部命令，原“孟加拉白虎”的代号自即日起改为“LM”，“白虎大队”代号不变。密令中还交代了接替完颜先生跟穆逸云接头的上线，没有代号，完颜先生称其“代君”。代君跟穆逸云联络时所使用的暗语、暗号均沿袭完颜氏那一套，包括落款方式。
转眼到了2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旧时有除夕守岁的习俗，没有年夜饭在外面馆子吃的规矩，一般饭馆这时基本就进入了假期，只有像“恩济阁”这样中等偏小的馆子还会准备一些酒菜，专供欠债不还，除夕夜躲到饭馆来过的那些债务人，按规矩，债权人只要在除夕午夜前没找到债务人，后者就又可以欠—年债。这是解放后的第一个除夕，也还是沿袭这个旧习俗，次年就自行废除了——新社会讲法制，欠债不还上法院打官司去，债权人不能逼债。穆逸云原以为代君会在年后跟他联系，没想到这主儿在2月15日指派一个小叫花送来一张空白香烟包装纸，使用显影药液后，其内容除了落款那个英文字母，只有一组阿拉伯数字：0216。穆逸云马上领悟，代君次日会以躲债名义来跟他见面。
“恩济阁”的年夜饭只为避债者提供，这些特殊顾客须支付统一价格，享受饭馆提供的同档次酒菜，从傍晚六点直到午夜钟声敲响全城爆竹齐放结束。其间，如果有债主找上门来，饭馆不会阻止，照样热情接待。但是，在这当口儿，债主一般都是讨不到债的——在馆子里躲债的这些债务人非常抱团，只要债主一开口，其他债务人就会主动帮忙，群起而攻之，所以，债主们一般也不会过来讨这个没趣。
除夕这天，由于特殊顾客盈门，饭馆腾出所有空间予以接待。穆逸云知道代君要来，已经在后院库房里腾出一个角落作为接待包间。出乎穆逸云意料的是，代君竟是一个三十来岁相貌周正的知识分子模样，穿着平常低调，言行举止透着一种优雅气质。穆逸云在这一行待过些年头儿，知道这样的人物在特工业务中必有过人之处，不敢小觑，当下小心翼翼接待应酬。
代君向穆逸云下达的任务是：自即日起，穆逸云以“LM”为代号正式开始秘密活动，迅即联络市区、郊区业已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原“党国同志”，以及保安团、民团、帮会、黑道的散兵游勇，在半月内发起一次武装暴动，不求实效，旨在制造影响。暴动所需经费、武器、器材，拟以“自筹与下拨相结合”的方式解决。“白虎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分别由黎启蒙、岳三绝、柏如山担任中队长，但在进行暴动组织时，应注意隐蔽好自己，不能暴露身份，可以以“委托代理人”的方式进行。
另外，代君还通知穆逸云，这次武装暴动是奉台湾高层命令在粤省进行的带有“试验性质”的行动，两大特工组织“保密局”、“国防部二厅”都指派专家进行远程关注，以图为不久之后在整个儿大陆“沦陷区”进行的“敌后斗争”提供模板。因此，“白虎大队”以及“LM”的组织关系虽然仍隶属“国防部二厅”，但在目前阶段受“国防部保密局”节制，“白虎大队”易名为“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直属特别行动大队”，简称“直行大队”。代君说他就是代表“保密局”与穆进行这次谈话的，不过，之后与台北“保密局”总部的联络，仍应按以前的无线电通讯方式进行。代君告辞时，给穆逸云留下了一千美金。
四、策划暴乱
1950年的春节，华南特案组全体侦查员以及十八名外援便衣都没能过好。尽管从伙食供应来说，其优裕度肯定明显超过去年，可由于数日对“LM”行踪的调查未能获得突破，甚至连边都没能摸到，大伙儿的心情可想而知。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来驻地慰问时捎来的烟酒糕点堆在会议室墙边，无人去碰；亓舞牧每日必奏的小提琴也放在办公室一角，数日没摸；连被称为“唠叨鬼”的黑仔尹小白的声音也很少听见了。当然，尹小白自幼经历人间艰难，叫花子就做了八年，其心理素质之强非寻常人可比，他之所以少说话，固然跟未能查摸到“LM”的线索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另一因素——他不知从哪里一本封面已经脱落，内页边角卷起的《小提琴演奏入门》，时不时翻阅。
好在这种状况到年初二下午就得到了缓解。从华南分局社会部匆匆赶回来的特案组长亓舞牧对黑仔胆大包天擅动其宝贝小提琴不闻不问，马上吹哨：“全体——会议室集合！”
原来，华南分局社会部的情报人员春节也没消停，于2月18日清晨收集到了敌特“直行大队”着手组织在羊城发动武装暴乱的情报。中午，北京发来一条我方不知通过何种途径截获的由“LM”发往台北“国防部保密局”总部的密电：“已开始工作，坚信行动必获成功。”落款是“LM”。
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两则情报进行研判，认定“LM”所谓的“行动”即是即将发生的武装暴乱。于是急召亓舞牧，当面通报情况——
芳村区有一个名叫龙吞云的家伙，阳江人氏，多年为匪，抗战胜利后被招安，在广州郊区担任保安团中队长。广州解放前两个月，龙见形势不妙，遂枪杀了与其有隙的大队副蒋某，卷款而遁，却并未跑远，就在郊区躲藏着。何去何从尚未打算，因为他还想看看形势发展。龙吞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主儿，让他长期蛰伏一处，那还不如要他的命。所以，10月14日广州一解放，他就以化名和假身份在花地河畔租房居住，开始露面，跟以前的一班狐朋狗友吃吃喝喝，研讨“形势发展走向和个人前途的关系”。我方情报人员掌握的—个耳目司徒英恰是这班狐朋狗友中的一个。年前，龙吞云跟大伙儿约定，春节期间不碰头，众弟兄各忙各的，过了初五再聚会。没想到，年初一下午，龙吞云突然派人通知司徒英：龙爷有急事需要跟诸位商量，务请傍晚前往聚餐。
司徒英依约前往，平时相聚的十几个狐朋狗友基本都被龙吞云邀至，只有两三人因外出走亲戚无法通知到而缺席。龙吞云备下丰盛的酒菜款待众人，席间，宣称其已被直隶“国防部”之“直行大队”相中，任命为“直行大队一中队少校队长”（不是中队长），自即日起急招旧部，诚邀新友，拟在近日与“直行大队”另外两个中队同时发起武装暴动。此次行动不管成败，上峰均保证参与者获得理想的去向。暴动中所获钱财一律归个人所有，杀死杀伤各类共党人员均会论功行赏。暴动后去留自愿，去者将由国民党海军船只及地下组织护送赴港或去台，抵达港台后不论出洋还是留居，都可得到理想安置；不欲离开内陆者，可以获得重赏，至于继续为台湾效力还是洗手不干，听凭自便。日后“光复”，均属于功臣，可获得相应待遇。
龙吞云的记忆力一般，上述这些内容是边说边想，分段表述的。说完后以为众人会反应热烈，哪知大伙儿像是没听明白，或者还未回过神来似的，一个个只是大眼瞪小眼朝他看着，谁也不吭声。这下弄得有点儿尴尬，龙吞云想发火又拉不下脸面，于是举杯提议干杯。一杯酒喝下去，龙吞云又想到一个重要内容竟然遗忘了，赶紧补充说另有一项好消息奉告诸位：据“直行大队”联络员告知，届时香港也有一支力量赴羊城直接参加暴动。
这个消息倒是引起了在座这帮子人的兴趣，纷纷问长问短。龙吞云其实只是从“直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黎启蒙那里听说“正在联系”，是不是靠谱还是未知数，但这当口儿不管三七二十一，信口开河，都是符合在座众人心理的理想化内容。大伙儿终于被鼓起了劲头，你一言我一语献计献策，还答应把家里藏匿着的枪支弹药拿出来，没有藏匿武器的则表示可以提供经费、车辆、船只。有一个姓费的大麻子，土匪出身，后来金盆洗手在塞坝口（1984年正式命名为“塞坝口路”）开了家“耀祖旅馆”。因是帮会骨干，他跟龙吞云交往颇为频繁，这当口儿几杯酒下肚，又受现场气氛影响，便说适逢过年，旅馆正好空着，兄弟意欲将其作为龙兄起事的指挥所，不知兄台是否嫌寒碜？
龙吞云闻讯大喜，此事就这样定下来了。此时已过午夜，有人提议这时候回家的话，夤夜行路，只怕会被共党的夜间巡逻队拦下盘查。咱们这些弟兄都是经不往反复盘诘的，还是别冒这个险，是否干脆统统住到费兄的旅馆去算了？
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一伙人遂一起去了旅馆。可这样一来，只想迅即离开好去向上线报告的“耳目”司徒英就不敢独自离去，只得随大流一同去了“耀祖旅馆”，今天上午八时许，方才得以脱身，即向上线汇报。
在特案组驻地，亓舞牧把上述情况向六名属下作了介绍，说眼下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侦缉“LM”，还肩负着粉碎敌“直行大队”武装暴乱的重大使命，应该怎样开展侦查以及采取行动，请大家都说说想法。
一干侦查员纷纷发言，大家的想法如出一辙，都是主张利用司徒英参与龙吞云组织的暴乱之机，继续让其提供情报；同时，调动警力，秘密监视“耀祖旅馆”，指望通过“直行大队”特务跟龙吞云的接触，暗地里查到总后台“LM”，最后来个一网打尽。
亓舞牧也是这个主意，可他还没开腔，内勤韦博秋忽然敲门进来，示意亓舞牧去接听电话。这个电话时间不长，当亓舞牧返回会议室时，脸上原先的兴奋神色已经消失。发生了什么事呢？耳目司徒英出事了！
司徒英在茶楼向华南分局社会部情报负责人当面汇报关于“直行大队企图武装暴动”的情报后，用过简单的午餐，在茶楼门口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回家，不料经过一处铁路道口时，由于扬旗发生意外，导致马车被火车撞飞。司徒英是杂耍班出身，身手敏捷，在火车撞上来之前一个跟斗翻下马车逃生成功，饶是如此，也负了重伤，脾脏破裂，一腿一臂骨折。
警方现场勘查认定，车次事故应由扬旗工负全责。这位仁兄嗜酒，这几天逢上过年，每天都不少喝。这天当班，按说是不能沾酒的，但他早晨起来时，昨晚宿醉未消，依旧头昏脑胀，午后实在忍不住，时不时打个小盹儿。事故发生前，他接到上一道口的电话，告知列车已从那边经过。按照规定，他把扬旗放了下来。然后，又迷糊过去了。列车还没通过，他一个激灵醒过来了，以为列车已经过去，就摁下按钮把扬旗升上去，正好司徒英所乘的马车经过，结果酿成车夫、驭马死亡，乘客重伤的重大事故。事后，扬旗工被判刑五年。
司徒英这种状况，肯定不能去“耀祖旅馆”刺探情报了，众侦查员讨论的方案也就没法儿实施了。那往下该怎么办呢？一干侦查员七嘴八舌议下来，最后还是亓舞牧提出的一个想法似乎值得一试。不过，这个想法多少有点儿“另类”——
侦探这一行，注定是跟“耳目”分不开的。“耳目”通常都是侦探个人掌握，一用到底，除非“原始使用人”主动移交，其他同僚包括领导都不可以提出这种要求。“耳目”也有自己的规矩，出于个人安全考虑，讲究“从一而终”。即便出现“原始使用人”主动移交的情形，“耳目”也可以拒绝合作——除非他是“污点耳目”，不合作可能会遭到警方的追究。
亓舞牧想出的主意是由特案组出面跟司徒英见个面，聊几句，把龙吞云给他们开会的情况（特别是细节）问个清楚。这样做是违反“行规”的，但亓舞牧想来想去，只有通过走这一步来寻找线索了。当然，要想不违反“行规”也不是没办法，比如通过领导协调，请“原始使用人”也即掌握司徒英的那位情报员去询问。问题是，“原始使用人”不知道特案组的工作思路，更不清楚特案组此刻的任务（特案组也绝对不会向他透露），你让他去跟司徒英聊什么？这种情况下，外行问一百句也不如内行问一句。
特案组的请求很快获得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的批准，不过，在具体操作上还是要尊重“行规”的。首先，得由那位“原始使用人”前往医院，当面向司徒英说明情况。这段时间特案组人员不能在场——根据纪律，即使是肩负重要使命的特案组，也不能知晓跟司徒英联系的是哪位情报员。待情报员离开后、亓舞牧和麦善谋才能跟司徒英见面。费了这么些周折，亓舞牧、麦善谋跟司徒英只聊了几分钟，就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据司徒英回忆，今晨吃过早饭离开“耀祖旅馆”时，那个龙爷（即龙吞云）兴致甚好，招呼旅馆伙计给每人斟了一杯酒，说他向来不喝早酒，但今儿个高兴，敬诸位一杯。干杯后，龙爷又说时间紧迫，拜托各位立刻行动，召集三教九流各方的可靠朋友，让他们直接过来就行，多多益善！费老板的旅馆有这么多房间，住宿不成问题，哪怕房间住满了，后院的几间库房也可以腾出来住人——当然，在共产党眼皮底下干这趟活儿得小心，招呼朋友的时候先不要透露太多，只说“跟龙爷做一桩保证能赚钱的大买卖”即可。
切入点就在这里，亓舞牧决定派人以“可靠朋友”的名义混入“耀祖旅馆”。特案组侦查员顿时来劲，纷纷要求前往“耀祖旅馆”卧底，连内勤小姑娘韦博秋也一次次借故来到亓舞牧跟前转来转去，跃跃欲试。亓舞牧笑说小韦你就消停吧，这活儿肯定跟你没关系。接着，他的目光扫到了尹小白身上。
众人立刻会意，尹小白年纪不大，但在香港那边从事地下工作时，有过丰富的卧底经历，跟黑道打交道的经验也是其他人比不了的。
黑仔做准备工作期间，亓舞牧给其他人分了工。麦善谋、张百行负责对“耀祖旅馆”的秘密监视以及保护尹小白的安全；老梁、老陈负责跟旅馆所在地的芳村分局协调，除了根据现场情况随时准备调动分局警力外，还应以华南特案组名义通知分局及全区各派出所，如果接到关于“‘耀祖旅馆’可疑”的群众举报，一律压下，向特案组通报即可，不能擅自采取行动；侯烈负责跟尹小白联系，传递他在旅馆获得的情报。
五、黑仔卧底
次日上午九时许，外表风尘仆仆的尹小白来到塞坝口“耀祖旅馆”。旧时过年，像“耀祖旅馆”这样的中档旅舍，通常生意极为清淡，年初一到元宵节很少有旅客登门，因而一部分旅馆干脆停止营业，到元宵节过后再开门。“耀祖旅馆”也是这样，尹小白老远就看到贴在大门上的一纸告示，曰：“欢度春节，停止营业半月。过往旅客，元宵过后再会”。尹小白一看那“丘八体”毛笔字，便知出自旅馆老板费耀祖之手，推断账房先生回外埠老家过年了。
但旅馆大门未关闭，两扇门开着一扇。尹小白进了前院，见有辆人力货运三轮车停在厨房门口，几个伙计正把成包的大米、整只刮净鬃毛的肥猪、成筐的鲜鱼、鲜活的鸡鸭以及鸡蛋和蔬菜卸下来，蔬菜卸下后，下面竟然还有一笼“咕咕”乱叫的鸽子。
这时，背后传来脚步声。尹小白转脸一看，一眼认出朝他走来的那个中年大汉正是一度名传江湖的悍匪、旅馆老板费大麻子。费老板上下打量尹小白：“这位小哥有点儿眼生，不知……”
尹小白冲对方抱拳：“费老板吧？小可姓尹，长辈按排行给起了个贱名阿四。费老板，小可给您老拜年了！”
费大麻子见这小伙子年纪轻轻，举止倒是从容得体，自谦“小可”，俨然是一个老江湖，不敢怠慢，遂邀其入内，在老板室落座，吩咐伙计沏茶奉烟，还按照新年待客规矩上了果品点心。尹小白是粤人，对本地过年拜访朋友的规矩自是了解，知道空着肚子上门把主人端出的点心一扫而空，方才符合本乡习俗。谢过之后，一顿狼吞虎咽把三样点心都干掉，然后再品茗抽烟，跟费老板聊天。
费耀祖原名费治邦，广西北海渔民出身，自幼顽劣，是乡里有名的闯祸坯。十六岁上把富豪金老财一刀捅毙，再一把火烧毁其宅院，上山投奔匪伙。几年刀尖喋血生涯下来，成为土匪小头目。又过了几年，他自拉匪伙，道上报了个匪号叫“出刀愁”，杀人越货，纵火打劫，被本地报纸称为“第一悍匪”。如此到了三十岁那年，突然宣布“金盆洗手”，据说是受了一位高僧的点化。之后来到广州，易名费耀祖，选址开了“耀祖旅馆”。广州黑道历史悠久，要想开有点儿规模的饭店茶楼旅馆之类，必须获得黑道的认可，以此为基础再跟警察、税务等官方沟通，方能顺利经营。费老板对这一套自是了如指掌，旅馆很顺利地开了起来。
尽管这么些年来他真的没有再沾犯罪的边，但地方上的黑道朋友却都跟他关系不错。保安团中队长龙吞云就是这样跟他结交的，还拜了把子，龙吞云管费老板叫大哥。
龙吞云的“个人奋斗史”的前半部跟费耀祖相似，系粤地的一名惯匪，市面做得比其大哥还大，不但多次在粤省报纸上过头条，还曾上过《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和上海的《申报》，至于军警的通缉令更是家常便饭。也曾被围剿过，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因此自诩“福将”。抗战胜利后，孙立人的新一军进驻粤省，本来龙吞云是逃不过打击的，可这主儿还真似有些“福运”，军方在制定剿匪目标时，有人提出龙吞云曾在1944年底营救过两名跳伞逃生的美军飞行员，为此还出动匪伙与日伪军干过一仗，于是，龙吞云的名字就立刻被划掉了。不仅如此，官方随即派人“招安”，龙吞云成了保安团中队长。
费老板跟尹小白这个“忘年交”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其时有其他人来入伙，他也懒得出面，让手下伙计接待。尹小白以前做过卧底，干这种活儿得心应手，火候差不多了，方才进入正题，说是通过司徒爷（即司徒英）的关系找来的。费老板跟司徒英是老朋友，不过在“暴动”这桩活儿里他的积极性可能比司徒英还低。司徒英自解放后跟龙爷走得很近，但老费跟龙吞云一度密切的关系倒疏远了。这次龙爷主持“暴动”，按照道上规矩，他得应个卯。事先龙吞云跟他打过招呼，说大哥你可以啥都不干不问，只要把旅馆借我作为指挥所用一阵就是了，回头我准备去港，你以前犯下的事儿共产党肯定要清算的，还是跟兄弟远走高飞为好。费老板想想也是，当然，啥事不干不问是不可能的，他是这里的主人，龙吞云又不住这边，所以实际上还是他在主持。
按照龙吞云跟费耀祖的约定，他每天中午、傍晚得到这位拜弟下榻处各去一趟，告知来了多少人。费老板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让伙计给小尹单独开一个房间，让小尹自己挑选。尹小白考虑到跟外面的战友联系方便，就选了三楼西侧尽头的那个房间。进去后，他打开窗户通风透气，知道此刻外面至少有三副望远镜在盯着，就抓了块抹布，漫不经心似的擦拭了几下窗玻璃，又把抹布抖了三下——发出了平安信号。
特案组上下始终密切关注着尹小白的情况。当天下午四点多，尹小白又发出一条信息。这个信息是尹小白在晚餐前下楼溜达到厨房时跟厨子接触后判知的。
尹小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特点，特别善于跟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进行语言交流。上午他刚到旅馆时，恰遇伙计卸货。他发现采购的货物中有一笼活鸽子，广东人喜欢煲汤，鸽子汤被认为是汤中佳品，采购活鸽不算反常情况。但尹小白对这笼鸽子的摆放位置觉得异样——竟是放在蔬菜下面的，这似乎有点儿反常，他就多生了一份心，寻思得设法弄清楚这笼鸽子是怎么回事。刚才去厨房跟厨子闲扯，得知晚上准备的菜式里并无鸽子汤。尹小白没往下追问，倒是有些饶舌的胖厨子主动说明，那笼鸽子不适宜煲汤，因为那不是肉鸽，而是信鸽，价钱大不一样啊！
尹小白马上明白了，定是敌特方为了安全，打算利用信鸽传递信息。这样一来，特案组精心布置的秘密跟踪方案就发挥不了作用了——“直行大队”也好，“LM”也好，如果他们通过信鸽传递消息，特案组根本没法儿跟踪。
得到这个消息，已经赶到现场把征用的监视点作为指挥所的亓舞牧，跟副组长梁武道商讨对策，又分别把陈君临、麦善谋、侯烈和张百行召来个别探讨，为这个临时岔出来的意外情况制订特别方案，考虑到人手可能短缺，还得向上级领导请求增援。一一做好安排后，时间已经进入了年初四凌晨。亓舞牧下令，各监视点除当班监视员，其余同志就地休息。说完，亓舞牧往地板上铺了条毛毯，裹了件棉大衣就地躺下，很快睡熟了。事后，亓舞牧说那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嬉皮笑脸的尹小白。
巧的是，同一时刻，尹小白确实在嬉皮笑脸，不过他已经被人绑成了一个端阳粽，而且悬吊在房梁上！
前几天一直处于紧张和疲惫中，昨晚又为卧底做准备，尹小白今晚很早就上床歇息，脑袋一沾枕头就睡过去了。不知睡了多久，他被人推醒了，蓦地一惊，正要一跃而起，已经被人抱住并且按住了嘴巴。耳畔响起费老板的声音，让他别吭声，说龙爷有事儿找你聊聊。
尹小白觉得可能摊上事儿了，他有卧底经验，知道对方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他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当下轻悄悄下床，被费老板带来的两条大汉夹在中间，出房门去了后院。后院一侧靠墙有几间平房，原是库房，费老板已经让伙计打扫干净，以备如果来的人多房间住不下就打地铺。其中一间库房里，摆了一张桌子和数把椅子，尹小白刚到门外就闻到了酒菜香味，暗忖莫非龙老大请我吃夜宵？进门一看，果然摆着一桌酒席。迎门坐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身材高大的莽汉，料想就是龙吞云了。龙吞云朝尹小白看看：“来啦？咱们喝酒。”
尹小白刚要开口拜年，不料押着他过来的两条大汉，一左一右同时动手，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把他的手足捆绑，吊在了屋梁上！龙吞云则招呼费耀祖和另外两个大汉入席，说咱们边喝酒边审讯这土共党。尹小白这才明白，原来进门时这老小子所说的“咱们喝酒”的对象并非是他，不过，对于“土共党”之说却不理解，敌人把我党称为“共党”、“共匪”是有的，“土八路”也有，可我小白参加革命多年，却从未听说过共产党还有“洋”、“土”之分的。转念又想，莫非是这主儿看我尹某肤色黝黑，大名又叫阿四，故有此说？
至于龙吞云开口就把他定为“共党”，尹小白根本没当回事。卧底不是小事，年初二晚上，亓舞牧、梁武道、陈君临、麦善谋、侯烈等几个有着丰富隐蔽战线斗争经验的侦查员，给尹小白进行过详尽的分析。能考虑到的都考虑到了，除非“耳目”司徒英临时反水，龙吞云不可能查知尹小白的底细。但司徒英根本不具备反水的条件，他在住院。华南分局社会部已经指派精干人员前往陪护，无关人员是不能进入病房的。这一点，尹小白深信不疑，所以，他一开始就认定这是龙吞云在诈他。
尹小白的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呢？让我们把龙吞云被捕后的交代内容提前作一透露——
龙吞云看似粗野，其实是属于粗中有细的那类，否则他不可能为匪多年每次遇到沟坎都化险为夷。这次他被“直行大队”物色作为出头鸟组织“武装暴动”，心里是知道必败无疑的，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潜逃海外，得到妥善安置，因此，他对“武装暴动”所抱的宗旨是：安全第一，保命要紧。
年初一夜间他召集费耀祖等一干狐朋狗友商量“武装暴动”，把一应事宜变相转移给拜兄费耀祖后，自己没去“指挥所”，也没待在原先蛰居的窝里，而是在两个长期跟随他的心腹（就是此刻在场的那两个大汉）阿牛、大榕的协助下，亲自出马，对前往旅馆向费老板报到的每个“志同道合者”暗盘海底。
年初二下午，司徒英出事后大约三个半小时，龙吞云就听说了。他倒并没有专门派人盯着司徒英，而是想就组织“武装暴动”之事跟司徒英单独商量一下，就派阿牛前往司徒家请他移步光临其窝点。阿牛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去匆匆，带回了司徒英出事的坏消息。龙吞云闻讯大吃一惊，下意识地跟昨晚的会议联系起来，就叫上阿牛、大榕，悄然前往医院病房打探。其时，破例获准跟司徒英见面的亓舞牧、麦善谋刚离开，华南分局社会部指派的对司徒英提供保护的便衣已经到岗。不过，便衣没发现龙吞云三人。像司徒英这样的角色，其社会关系、亲朋好友肯定甚多，得知其出事，立刻就有人来探望，执勤便衣根本没法儿甄别。
不过，这些探视者都没能进得了司徒英的病房。倒不是便衣不让，而是医院出面阻止，因为司徒英出现了脑震荡的症状，头晕目眩，频频呕吐。医院指派护士在病房门口拦截探视者，谁都不能进，只能在病房门外看看。那么便衣呢？就在对面那间病区库房里待着，利用门框上方那扇开启的翻窗玻璃的反光进行观察。
便衣认不出龙吞云，但病房里陪护的司徒英的妻儿认出来了，双方在病区外的楼梯拐弯处聊了几句，龙吞云送上一个装着三十万元钞票（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的信封，问了问司徒英的伤情和出事情况，以及有哪些朋友前往探视过。司徒英的妻儿告诉他，最先抵达的探视者——司徒英的妹妹妹夫——赶到医院时，医生已经下令禁止外人跟伤员接触了，所有探视者都没能进入病房，谁也没能跟司徒英说上话，也没有人向家属提出转告司徒英什么话之类。
因此，龙吞云认为有理由对上午前往旅馆报到的“尹阿四”产生怀疑，决定来一个午夜突审。不料，眼前这个“土共党”被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却毫无惧色，甚至满脸不在乎的表情。龙爷作为一个资深老江湖，知道凡是在这种情况下能露出这种神情的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点——熬得住刑罚不怕杀头。使他不解的是，眼前这小子貌不惊人，年龄不过二十出头，不管是黑道还是共党，这等年纪哪来的这种底气？
龙吞云决定先试一试对方的胆色：“喂！知道老子是谁吗？”
尹小白反问：“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哼哼！小子你信不信，老子打个响指，就可让你人头落地！”话音未落，他身后的阿牛立刻亮出了一把明晃晃的江湖上称作“绣春刀”的单刀。
尹小白嘻嘻一笑：“你爱杀就杀呗，说那么多废话干吗？只是……”
龙吞云以为有转机：“只是什么？”
“只是你不要后悔就是了。”
龙吞云知道遇上了顶头货，寻思直接跟他摊牌吧，就把话题切换到司徒英身上：“你自称是司徒老板介绍来的，我去医院当面问过他了，他说根本没有介绍什么人过来！”
尹小白大吃一惊，龙吞云自以为得计，没想到接下来尹小白说的却是——“啊？司徒老板他住院啦？”
龙吞云听着，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叫作“时间差”：司徒英是中午十二点左右被火车撞上的，而当天他是上午八点多离开旅馆的，如果眼前这小子是在司徒英出事前跟他见的面呢？他妈的，别弄错了，司徒英这人对我非常有用，可不能得罪他。再说，以他的行事风格，寻常阿狗阿猫是不屑推荐给我龙某的，看眼前这小子这份出众的胆色，应该不是常人……
这样想着，龙吞云觉得底气不足了。不过，他不肯示弱，连饮三杯后一跃而起，从阿牛手里取过单刀，来到尹小白身前，目露凶光：“本来想留着你到起事那天祭旗，既然你不肯说实话，现在就把你打发了吧。小子你记着，明年今曰，就是你的周年！”
尹小白懒洋洋道：“早就说过了，要杀就杀，废话少说。”说着，竟张嘴打了个哈欠。
龙吞云大吼一声，举刀便砍，不过，他砍的并不是尹小白，而是绳子。绳子一断，尹小白整个儿扑通一声掉在地上，这回还真是摔了个七荤八素，心里不禁暗暗叫苦。而且这一摔，让一边的阿牛有了新发现——从尹小白的衣兜里掉出一个纸团。尹小白潜入旅馆卧底，人家是把他作为同伙的，当然不会搜身，口袋里放着的所有东西都还在。
这下好了，先松绑，再搜身，无非是若干纸币、半包香烟、一块脏兮兮的手帕，以及刚刚掉出来的那个纸团。其他东西都被龙吞云拿过来一一查看，没发现异常，费耀祖又上前捡起纸团，展开一看，不由惊呼：“这上面有字！”
龙吞云顿时来了精神：“写了些什么？念来听听。”一边说，一边用那双牛眼瞟着尹小白。
后者这时根本顾不上其他——被吊得太久了，浑身血脉阻塞，此刻突然疏通，身体一时无法适应，甚至比悬吊时还痛苦。尹小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知道怎样尽快解除这份痛苦，又是甩胳膊又是按腿，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根本不看龙吞云一眼。
费耀祖年届五旬，眼睛老花，纸上的字是用铅笔写的，很小，库房电灯又暗，看了又看，连连摇头。龙吞云不耐烦了，对上过三年小学的大榕说：“你念！”
大榕看了看，说上面有四个字：“来——人——可——靠”。
龙吞云一个激灵，接过纸团看了再看，瞪着尹小白问：“这是谁写的？写给谁的？”
尹小白不答，坐到桌边，伸手抓起筷子，毫不客气地大嚼一通，一旁的龙吞云和费耀祖无奈对视，这当口儿也只好由着他了。待吃饱喝足，尹小白才开腔：“龙爷刚才问这是谁写的，烦请龙爷再看一遍，上面有落款的。”
“哦？”龙吞云拿起纸团仔细再看，发现边沿上有一个淡得几乎没法儿分辨的符号，正是司徒英自解放后跟他书信来往时约定的花押，于是缓缓颔首：“确实是司徒写的。”
“既然如此，写给谁的龙爷自然也就清楚了。”
龙吞云再次点头。这个花押只有司徒知龙知，无人可以伪造。想了想，又问：“请问这位小哥，是何时见到的司徒老板？”
尹小白摇头：“我没见过司徒老板，这个纸条是他让人交给我的。”说这话时，他又伸手抓了一个叉烧酥。
费老板发问了：“这位小哥究竟是什么路数，还望告知。”
尹小白微微一笑：“不瞒诸位，兄弟来自香港，无业居民。不过，此番是受人委托，以‘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直属特别行动大队港九中队’联络副官的名义来羊城公干，主要使命就是找龙爷商谈眼下您正要干的这桩事，比如武器援助，比如善后接应，比如发动后的舆论宣传，等等。眼下兄弟只能透露这些，如果咱们有缘，那就往下深谈；无缘，兄弟这就返港复命。兄弟并非官场中人，纯属讲义气助朋友成事。至于司徒老板，兄弟与其不识，这纸四字密函系我昨晨偷渡抵达羊城后由接应人交予。”
龙吞云自是大吃一惊，寻思当初接受该项任务时，“直行大队”特使黎先生曾提起过，此次武装起事会受到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九龙我们有的是一条战壕的朋友，相信他们是会提供帮助的。眼前这年轻人说的这番话，倒是跟黎先生说的内容对得上，怪不得这小子这么狂，原来是有背景的。不过，他的身份有待核实，回头写封密信由信鸽送出去，获得回音后再说吧。
可转念一想，龙吞云又有些举棋不定。这小子颇有道行，是个年轻的老江湖，这种角色只有香港地盘上才有。如果因为我的暧昧把他得罪了，来个一走了之，那他所说的“武器援助”、“善后接应”就甭指望了，看来还得设法跟他周旋下去。这么想着，龙吞云朝费耀祖丢了个眼色，然后冲尹小白拱手作揖，说了几句场面话，又吩咐阿牛、大榕陪尹先生喝酒，要费老板叫起厨子再烧几道拿手菜。费老板会意，说龙爷您不是会烧几样菜肴的吗，要不也去露一手。龙吞云说这是该当的，今天先要赔罪，再为尹先生接风洗尘。说罢随同费耀祖出去了。
这对结拜兄弟交换意见，所见略同：如果这个“尹阿四”所言属实，那绝对是个有用之人，起事后的善后就靠他回去张罗了。可是，该怎么核查他的身份呢？龙吞云的意思是，放一只信鸽出去，这边先把这小子哄住，等收到黎先生的回音再说。费耀祖认为不妥，这样一来，如果这个姓尹的小子所言不实，那我们这伙人就会被黎先生小看。还是我们自己先对他初步核查，如果基本属实，再放信鸽报黎先生不迟。香港那边眼下当然是没法儿核查的，可以先问他在广州是否有道上熟人，看他那副老江湖的样子，省港之间应该是常来常往，不可能不认识这边道上的朋友。如果他说得出来，我们连夜把人家接来当面辨认。
两人计议定当，厨子已经炒出了两道热菜。费老板便去跟尹小白喝酒，似是闲聊样地东拉西扯，先说香港的情况，自然难不倒尹小白，天花乱坠真真假假说了一大通。费耀祖去过几次香港，知道若干综合情况，但怎能跟尹小白比，当下听得瞠目结舌。然后又说到羊城，问尹小白在这边是否有朋友熟人。尹小白马上意识到对方是来盘我海底的，似是随口样地提到了李仁昌李老大。
李仁昌以前曾是广州铁工行业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铁锤钢钳帮”的龙头老大，后因年老精力不济，“让贤”退居在家。这人是尹小白的老相识，早在以前在羊城以行乞为生做少年丐帮头目时就与其结识。稍后，尹小白去了香港，不久参加革命。自他十五岁起，组织上让他放单飞，在省港之间从事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尹小白凭着富商少爷的名头正式跟李老大搭上了线，利用对方的势力掩护秘密工作。尹小白聪明机警，装啥像啥，多年接触下来，始终没让李老大对他的富商少爷身份有任何怀疑。
去年12月，尹小白作为“55小组”成员参与侦查“五警员系列命案”时，就曾请李老大相帮提供与命案有关的线索。当时尹小白留了个心眼，没向李透露自己已经回广州的信息。现在，发觉对方意欲对自己盘根问底，就把李老大端了出来。
费老板是悍匪出身，李老大的名头他自是如雷贯耳。因为干匪盗的离不开铁匠，尽管自清末开始已有了洋枪，但洋枪不能完全替代“快口”（江湖黑话，意即长短刀具），黑夜摸哨时必须用刀，否则枪一响这买卖就砸了。另外，市面做得稍稍像样的匪盗还需要让铁匠打造各式各样的作案工具。总之，铁匠对于黑道朋友来说，其作用大于郎中大夫和棺材铺。而李老大其人，论铁匠手艺，是被“南天王”陈济棠誉为“两广名匠”的角色；论江湖名气，是羊城铁业帮会的老大，还是本地洪帮首领之一，黑白两道都不敢轻易得罪，即使是日伪时期，日寇、汉奸请其出来做事，遭拒，照样对他客客气气，事后也没敢给他穿小鞋使绊子。更令人佩服的是，如今解放了，人民政府也没动他，据说官面上还有人去拜访过他，将其作为“开明绅士”看待。
费耀祖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总算盘到了“尹阿四”的海底，于是匆匆结束酒局，去向龙吞云报告。龙吞云自然也是知道李老大的，说这年轻人若真是李老大的忘年交，那他对我等所说估料不会有诈，赶紧派个伙计把李老大请来吧。
六、功亏一篑
尹小白在旅馆里的惊险经历，外面的特案组战友是不知道的。此刻忽见旅馆大门打开，一个伙计模样的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溜出来，监视哨立马唤醒猫在一旁打盹儿的亓舞牧。亓舞牧用望远镜看了看，下令派一组人跟上去。
大约一个小时后，伙计返回了，是由李老大驾一辆三轮摩托将其捎来的，骑去的那辆自行车绑在旁边的车斗里。已经换班上岗的张百行一眼认出，驾车的竟是曾有过一面之缘的李老大（侦查“五警员系列命案”时，张百行和尹小白是搭档），一说，亓舞牧顿时一个激灵，意识到黑仔遇到麻烦了，估计人家盘他海底时他提到了李老大，故而连夜将其接来辨认。随即通知下去，全体做好战斗准备，一旦尹小白发生意外，立即采取行动，解救小白，逮捕旅馆内的所有人，若遇反抗，可以开枪，死伤不论！
现场气氛顿时高度紧张。稍停，亓舞牧又说，尹小白若是有危险，估计会在李老大离开以后。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李老大其人的政治立场是倾向于人民政府的，再说此人以前虽是帮会要人，但没有参与过作恶，还数次掩护过我方地下同志，社会部的内部手册中对其评价是不错的。若是他发觉情势对尹小白不利，尽管他不清楚小白的真实身份，也肯定会劝说龙匪冷静处置。凭他在羊城地面上的名头，龙匪不可能当面驳他的面子，估计会先把他打发走，再考虑下一步。因此，只要李老大没有离开旅馆，尹小白就不会有生命危险。我们此刻不知道旅馆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待李老大出来，老陈即带人跟上去将其叫停，我们先向他了解一下旅馆里的情况。丨
可是，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李老大还没出来，旅馆里也没传出什么动静。外面众人真是心焦如焚，亓舞牧饶是智商出众，虑事周详，此刻也有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就在这时，监视哨忽然报告：“小白下榻的那个房间电灯亮了……哦，窗户打开了，小白露面了！应该没事，李老大也露面了，两人站在窗前抽烟呢！”
亓舞牧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也抽支烟吧。”
其实，尹小白的危险还没过去。李老大抵达后见到尹小白时的那份亲热，龙吞云、费耀祖这种老江湖一看便知不是装出来的，又听李老大一口一个“尹少爷”，滔滔不绝说起其幼年与家人失散沦为乞丐，十二岁上意外被长辈发现，携往港岛摇身一变做了阔少的传奇，对尹小白的怀疑已经烟消云散。于是重新置备酒菜，正式为尹少爷压惊。席间，因李老大属于“外人”，故未言及暴动之事。尹小白能喝点儿酒，但他不敢开怀畅饮，外表轻松内心却是绷紧着弦，寻思眼前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不过，这个“指挥所”里是备着信鸽的，龙吞云应该会想得到使用信鸽向“直行大队”首领“LM”传递“港九中队”联络特使已经抵达的信息，如此一来，戏法还是要穿帮的。
尹小白一边跟李老大把酒叙旧，一边应付对他热情有加的龙吞云和费老板，还得腾出一部分脑细胞去考虑怎样消除这个威胁。想来想去，只有把那一笼信鸽干掉，没了鸽子，龙吞云就没法儿传出信息了。转念一想又觉不妥，龙、费两人对我的怀疑是否完全消除了？毕竟李老大不是他们的上司，在这件事上，龙吞云应该只相信其顶头上司的。若是派人暗暗盯着我的话，一会儿当场来个逮现行，那老子就惨了。再说，我手头又没有毒药什么的，把一笼鸽子全都掐死，他们马上就会起疑心，看来还得另外想个法子。
尹小白的脑子生来转得就快，一个主意作废进了回收箱，另一个主意随即就冒出来了：给外面的战友发个暗号，让组长派人潜入旅馆，把一笼鸽子全部放掉不就得了？我再为自己找个现场证人，龙吞云只能认为是笼子没锁好。
证人就在眼前，就是李老大。尹小白频频给李老大敬酒，说这两天倒春寒，夜间更是寒气入骨，老大您今晚就别回去了，将就着跟我住一个房间，咱们也能好好聊聊。李老大还没开口回应，龙吞云抢先开腔了，说尹少爷这个提议好。
李老大不知双方打的主意，对于他来说，留宿与否都无所谓，既然盛情难却，那就点头同意吧。
龙吞云立刻吩咐站在—旁侍候的阿牛、大榕，说昌公、尹少爷都是贵客，你两个今晚就住他们对面房间，注意，不是让你们躺下睡大觉，必须绝对保证贵客的安全，禁止其他客人打扰，若是贵客需要烟茶点心，立马通知伙计送上来。
尹小白向龙吞云拱手称谢，暗想幸亏老子脑筋动得快，否则，只怕那二位就是监视我的暗桩了。行了，我得赶紧发暗号通知老亓他们了。于是是说酒已经喝够了，咱们今晚就到此为止吧？我还要跟昌公聊天呢。龙吞云、费耀祖哪里想得到尹小白动的什么脑筋，折腾到现在，他们也累了，还要写份密函让信鸽飞递黎先生哩。
晚宴就此结束，尹小白和李老大去了三楼尹小白就寝的那个房间，进门开灯，小白就把窗户打开，说是透气，两人在窗前抽烟闲谈。一支抽完，意犹未尽，再看烟盒，已经是最后两支了。就招呼站在对面房间门口的阿牛说烟没了，麻烦你去取两盒来。阿牛应声而去，尹小白随手把空烟盒撕碎，—边跟李老大说话，—边把碎纸向窗外扔出去，姿势稍显夸张——乃是放飞小鸟的动作。
对面监视点拿着望远镜观察的张百行马上报告亓舞牧。根据尹小白的动作，亓舞牧领会了他的意图，认为尹小白这个主意想得很到位，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LM”发现—笼信鸽全部空身飞回来了，定然觉得蹊跷，那就会派人前来旅馆了解情况。而“耀祖旅馆”已经被二十多名侦查员盯得死死的了，正等着“LM”的触角伸过来，只要对方一露头，就可紧盯不放，那就有戏唱了。思忖片刻，亓舞牧派侯烈去执行这个任务。
特案组对“耀祖旅馆”的内外结构已经了如指掌，这宗活儿对于侯烈来说易如反掌，也就不过七八分钟，亓舞牧就听见夜空中传来一阵轻微声响，便知道一笼信鸽全部“不辞而别”了。亓舞牧随即招呼众人：“离天亮还有三四个小时，除了值勤同志，其余人抓紧时间休息，明天有活儿要干呢！”
走到这一步，如果不发生意外，往下的走向应该如亓舞牧的估料，“LM”肯定会设法与“耀祖旅馆”取得联系，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应该都逃不过特案组的监视。所以，此时的情势是很乐观的。哪知计划赶不上变化，也就过了一个多小时，清晨四时许，发生了一桩意外——
龙吞云年初一晚上设宴款待费耀祖、司徒英等一班狐朋狗友策划“武装暴动”时，到场者中有一个名叫袁角的家伙，这人是帮会骨干，当过几年保长，解放前以“码头管事”（把持码头的恶霸帮凶）为业，解放后，码头收归国有，恶霸被抓判了死刑，关在牢里等着挨枪子。袁角也在抓捕名单上，但这家伙溜得快，逃过了一劫，躲到广州郊外一座寺庙里，惶惶不可终日。这种角色，对于“武装暴动”最感兴趣。
袁角没有过行伍生涯，手头却有一些抗战胜利前夕伪军逃窜时扔下的武器弹药，藏匿在祖坟，让其帮会徒弟小于以看坟为名看守着。小于有血债，也在人民政府公布的通缉名单之中。因此，袁角向龙吞云推荐了小于。龙吞云对这种亡命之徒极表欢迎，听说还有武器弹药，简直要冲袁角磕头了。袁角跟龙吞云约好，他是上了通缉榜的，在广州地面多年，认识他的人太多，不便提前到旅馆报到，还是到“发动”那天再过来。但小于可以提前报到，把武器弹药也一并带来。龙、袁议定，小于在年初四拂晓前带着武器弹药前往“耀祖旅馆”。
这天半夜，小于摇着一条木船离开袁家祖坟，船上装着十二支长短枪和七八百发子弹、一箱日本甜瓜式手雷，为运输方便，袁角事先还为其准备了一辆独轮手推小车。“耀袓旅馆”都不临河，最近的水边大约在一里地开外。小于抵达那个位置后，把独轮车、武器弹药一一搬上岸，捆扎结实，就推着小车前往旅馆。
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小于经过一条三岔路口，拐角处正好有一个军方巡逻小组过来，见状觉得可疑，当下就吆喝停车检查。小于大惊，扔下小车拔腿就逃，可惜没跑多远就被拿下。军人检查小车，发现竟是一车武器弹药，遂连人带车带往营房。驻军连长、指导员立刻讯问，小于招供，两位连首长决定马上出动，把“耀祖旅馆”里的匪徒一举拿下。
军方骤然行动，特案组这边根本没来得及作出反应，旅馆里已经传出一连串“不许动”、“缴枪不杀”的吆喝声，甚至还开了枪。亓舞牧知道“大势已去”，说出于保密的需要，咱们特案组也就不出面了吧，老梁这就驾车去市局等着，待军方把人押解到局后，先把尹小白、李老大领走——注意，分别带人不能让李老大知道小白是我们的人。又吩咐便衣魏清远、丰德厚两个悄然接洽带队的连长和指导员，告诉他们被捕者中有自己人，请他们把所有俘虏押到市局，有什么问题可跟华南分局社会部联系。
魏、丰两个奉命过去跟连长、指导员交涉，正说话间，只见一个个被捕者陆续被押到前院，逐个上绑，尹小白、李老大也在其内。尹小白一夜之间遭遇两次捆绑，对第二次被绑莫名其妙。李老大知道龙吞云是逃犯，已经猜测到龙吞云一伙聚在这里可能图谋不轨，生怕自己讲不清楚，一并受到牵连，不由得脸现忧色。
稍后，军方的卡车驶到。亓舞牧站在对面监视点，居高临下看着包括尹小白、李老大以及旅馆伙计、厨师在内的二十九名被捕者一个个被押出来，分别上了两辆卡车，疾驰而去。军方留下一个班的战士，由指导员率领着对旅馆进行搜查。特案组没有马上撤离，亓舞牧还心存侥幸，指望“LM”那边发现信鸽全部空身飞回之后，会派人过来查看是怎么回事。这样，特案组就还有一个补救机会。
可是，这个希望落空了，“LM”没有任何动静。后来知道，“LM”早在年初二上午“耀祖旅馆”刚开始接待参加“武装暴动”的匪徒前来报到时，就派人在附近设了一个监视哨，龙匪派人夤夜请来李老大以及军方的突袭，都没有逃过其监视，关于旅馆这边的情况，“LM”早就一清二楚了。
七、深入追查
尹小白回到特案组驻地，自是满脸沮丧，说这算是什么名堂，我这卧底满打满算还不到一昼夜，莫名其妙就结束了，简直等于做了一个乱梦。亓舞牧说你先别发牢骚，把—应情况跟大伙儿聊聊，我们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内勤韦博秋打算按例回避，被亓舞牧唤住，说小韦也留下听听，这也算是一次间接经历，长点儿见识，没准儿以后真的需要你去执行特殊任务，也好有个借鉴。
尹小白遂把大约二十个小时里的经历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在座诸侦查员大多经历过各种惊险，但听黑仔如此这般一说，也不由得为他捏一把汗。尤其是韦博秋，她还是第一次近距离听当事人亲口讲述卧底经历，情绪全部被尹小白调动起来了，听到龙吞云手持单刀砍下来时，禁不住惊叫连连。尹小白却是满不在乎，就像在说一个陌生人的遭遇。临末，才长吁一口气，众人以为他要发一番感慨，哪知他说的却是——“组长，我李叔怎么样？没受啥委屈吧？这次如果不是他，只怕我小命都没了。他是个明白人，也看出龙吞云、费耀祖路数不对，后来我俩在一个房间聊天时，他就劝我赶紧打住，速回香港做我的少爷去，别跟这帮人掺和。”
李老大被军方拘捕后，因其体格强壮、满脸络腮胡子兼之一脸凶相，是被当作匪首对待的，不但用了双根绑绳，一路上还有专人盯着。好在被押解到市局后，副组长老梁已经跟接手该案的政保侦查员沟通过了，简单讯问后予以释放。李老大不知道尹小白会被怎么处理，还不急着离开，跟人家保证尹少爷不是匪徒，也不是黑道，只是个喜欢凑热闹的孩子。此刻，尹小白听亓舞牧这么一说，才算放心。
亓舞牧让大伙儿先睡一觉，下午再去市局讯问被捕匪徒。他自己则前往华南分局社会部向领导汇报情况。不料，汇报工作结束正准备离开时，再次遇到了“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市内数个公共场所出现了落款为“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直属特别行动大队宣”的反动传单，内容说的就是刚刚被粉碎的“武装暴动未遂案”，当然，传单“宣”的并非是“未遂”，而是说“龙公吞云奉命发动武装暴动，深受欺凌压迫之广大民众欢呼响应，纷纷积极参与”，云云。
此举的幕后策划，自然是穆逸云了。要说穆逸云的工作效率还是非常高的，在除夕夜接受上线特务代君“在半月内发动武装暴动”的指令后，本着“落实指令不过夜”的干劲，马上指派下属黎启蒙与龙吞云取得联系，约定第二天上午七时在东山区广舞台二马路的“时好运茶楼”见面。
龙吞云是逃犯身份，接到深夜登门的黎启蒙的通知后，由于跟黎启蒙素不相识（黎只是跟他提了一个老上司的姓名），对于此事的真假有些怀疑，寻思别是共产党公安人员设下的圈套。转念一想，又排除了这种可能——如果人家要抓他，已经知道他藏在哪儿了，直接动手就是，何必多此一举？思来想去，决定把性命押上，冒险赴约。
穆逸云原准备亲自出马去“时好运茶楼”的，年初一清晨临行时又改变了主意，指派另一下属岳三绝代替他前往赴约。要说“组织上”派给穆逸云的这三个中队长，倒也并非随便拉几个阿猫阿狗来凑数的，穆逸云跟三人分别交谈下来，得知他们均是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原“军统”特务，抗战时有过秘密工作经历，战后复员，都去了警务系统。1948年因局势恶化，“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召唤“复员同志”归队，这才重新登记。因此，“LM”对这三个下属的业务能力比较认可，对付龙吞云这样的土匪，应该都没有问题、
岳三绝化名“老徐”前往茶楼跟龙吞云见面。按照穆逸云的吩咐，如此这般对“武装暴动”之事作了交代，当然还有许多承诺，当场给了龙吞云两百美元、一支崭新的美制左轮手枪和五十发子弹。龙吞云的积极性颇高，表示可以马上开始准备，今晚他就能把一干弟兄召拢来商议一应事宜。为证明自己确实有一批弟兄听命，龙甚至报出了一连串姓名以及他们各自从事的职业。岳三绝说如此最好，阁下今晚如跟骨干同志谈妥，明天上午可在离下榻处最近的那家邮局门口的邮筒上用粉笔画一个三角。临末，岳三绝关照龙吞云：后天上午阁下可派人前往李家园赴约，有人会把一笼信鸦交给来人，注意按照所附字条内容小心喂养，之后你我之间的联系就使用信鸽。
这一笼信鸽，是“恩济阁”的账房先生区春锡的。区春锡是原“军统”通信业务人员，早在抗战中期就潜伏日伪统治下的羊城，以客栈账房先生的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军统”裁减特务，区春锡也在其中。而他供职那家客栈的老板因汉奸罪被处决了，他也等于丢了饭碗。不过，区春锡跟承办汉奸案的“军统”特务熟识，利用账房职务之便，截留了日军投降时客栈老板藏匿的部分赃款。此后他没再找工作，对外佯称患了肺结核，放着自己的祖居老屋不住，悄然在丰宁路盘下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落。
区春锡是接受过专业通信技能训练的特工，不但熟谙收发报机，还有另外一项特长——“动物通讯”，即利用动物传递信息。独居时闲着也是闲着，他便饲养了鸽子和狗，训练它们传送信函的技能。
1949年初夏，“保密局”开始布置在粤潜伏特务时，想到了区春锡。他向“保密局”提出的“归队”条件是，鉴于信鸽搬离原址即废，他必须就在现址附近待着。穆逸云受命组建“白虎大队”时，上峰决定让区春锡担任穆的报务员，遂让穆逸云把“恩济阁”开设于区春锡隐居的丰宁路上。
话题再回到穆逸云身上。要说这人的心眼还真称得上玲珑剔透，接到代君的指令后，消化速度惊人，很快就在宏观上将如何落实上峰指示精神考虑定当。穆逸云是上过民国名牌高校中央大学的，理解能力颇强，他把代君交代的上峰指令精神逐字逐句琢磨，对“不求实效，重在影响”这八个字特别留意。这就是说，发动“暴动”是为了“影响”，只要“影响”大，“实效”是无所谓的。
心里有了底，穆逸云决定把“暴动”这活儿交给龙吞云去做，“直行大队”不必派员直接参加，甚至也不必管这些土包子“暴动”后做些什么，只要动起来即可。龙吞云一动，他这边就开动电台让区先生向台湾报捷。穆逸云估计，龙吞云这种货色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他作为幕后指挥，还得对这桩活儿的影响进行提升。怎样提升？穆逸云想到了散发传单的主意。
干特务这一行，必须充分注意细节，否则稍有不慎，全盘皆输，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因此，穆逸云对如何制作传单考虑得很细。以当时的条件，最简便的方式就是用复写纸誉抄，但穆逸云对这种方式不屑一顾，太土，于扩大影响的出发点不符。最好是铅印，不过，解放后印刷行业是被列入特种行业名录的，拿着这种底稿去印刷的话，倒不如直接投案自首算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油印吧。油印也分打字和蜡纸两种底稿，打字显得正规些，但打字机不好弄，正逢年节，店铺都休息，也无处购买；油印机包括一应材料也是这样。
那该怎么办呢？穆逸云想起下属黎启蒙曾说过，其老爸以前是经营誊印社的，现已关闭。也许黎家还有没处理掉的油印机、钢板蜡纸之类，找黎启蒙一问，黎说好像有的，于是急命其回家看看。黎启蒙遂以拜年为名回了趟家，果然在阁楼上找到了老爸尚未处理掉的油印机和其他一应用品，也没跟老爸说一声，就悄悄装进一个纸箱，从后门溜走了。
这样，年初一夜间龙吞云召集费耀祖、司徒英等人策划“武装暴动”时，“恩济阁”这边的传单也已经出笼。黎启蒙没有参与制作传单，穆逸云指派他在龙吞云藏身处附近的那家邮电局周围蹲守，如若发现龙吞云去画暗号，那就秘密跟踪，弄清这主儿是否耍了什么把戏，比如向警方投案将功折罪之类。
年初二午前，黎启蒙返回“恩济阁”向穆逸云报告，今晨，龙吞云已在邮筒上画了暗号，随后跟踪，发现他去了“耀祖旅馆”。黎启蒙作为受过训练的合格特工，还顺便留意了该旅馆的情况，注意到至少有十五个旅客陆续进入院子，可能就是昨天龙吞云所说的他的那些兄弟。穆逸云遂命令黎启蒙在该旅馆附近寻找监视点对这伙人进行监视。
旅馆大约三十米开外的岔路口，有家私营成衣厂，内有座岗楼样的建筑物，还是沦陷时日军建造的。黎跟门卫聊了两句，得知该厂过年放假，只有门卫在。天黑后，黎绕到厂区后面，攀墙而入，潜入岗楼，上到顶楼用望远镜一试，可以从侧面把“耀祖旅馆”的大门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他就在这里待了下来。
次日，年初三，陆陆续续有人前往旅馆报到，其中包括尹小白。黎启蒙在岗楼上是看到了他，但他不认识这个貌不起眼的年轻人，并未在意。使他在意的是，当天晚上龙吞云带着两条大汉（阿牛、大榕）悄无声息地进入旅馆。午夜时分，旅馆大门忽然打开，—个伙计骑着自行车出门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先前出去的那辆自行车被拴在车斗上，后座那位就是刚才离开的伙计，驾车的则是被龙吞云、费耀祖尊为“昌公”的李仁昌李老大，不过黎启蒙不认识此人。
接下来，黎启蒙料想不会再有啥事儿了，龙吞云也好，那两个跟班大汉也好，还有那辆三轮摩托车的骑手也好，肯定都在旅馆住宿了。黎启蒙的困劲儿上来，就打了个盹儿。黎明时分，黎启蒙被一阵喧闹声惊醒，紧接着听见了枪声。拿起望远镜一看，旅馆门口停着军车，多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已经把旅馆包围。一会儿，就见龙吞云、费耀祖两个首先被押出来。黎启蒙大惊，寻思没准儿接着就要搜查四周区域了，顾不上再往下窥探，拔腿开溜。
穆逸云获悉后，也十分震惊。他对“武装暴乱”肯定会失败这一点深信不疑，但这个失败应是在发动之后的失败，哪料到还在筹备阶段，就被共党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古脑儿给荡平了！这可怎生是好？震惊之后是庆幸，幸亏没有指派黎启蒙、岳三绝、柏如山三个下属直接出面去组织暴动，否则，他们中只要有一人落网，我穆某人恐怕不在牢里就是在逃亡路上了。龙吞云那伙子必定会供出“直行大队”以及出面联系的岳三绝、柏如山两人，不过，仅仅这点儿线索，相信公安是没法儿顺藤摸瓜的。
穆逸云不愧是老牌特工，思维马上转到对手的角度上：此刻，共党办案人员在想什么？肯定是在分析“直行大队”的来路以及岳三绝、柏如山两个的踪迹。尽管穆逸云有充分理由相信对手不可能查摸到“恩济阁”来，不过，还是得以防万一。怎样防？那就要牵制公安的侦查力量，转移他们的调查视线，干扰其办案思路。至于具体应该怎样做，穆逸云马上想到了已经印好的那些传单，寻思把传单散发出去，既可制造影响，又能起到转移侦查方向的作用。遂把几个下属召来，商量如何在绝对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把传单散发出去。
黎启蒙的主意是花点儿小钱收买乞丐去干，岳三绝、柏如山赞同，但区春锡却有不同意见。他说事到如今，就没有必要再让咱们的人去跟叫花子打交道了，须知叫花子这类角色，既然可以为我所用，那就也能为共产党公安所用。传单一旦散发出去，警方肯定要进行调查，访查当事叫花子，就有可能追查到我们这边来。
穆逸云听着觉得不无道理，便向老特务请教，以区先生高见，应该怎么办？区春锡出了一个主意：今天有风，高处风力不小，市区有的是临街楼厦，怀揣传单上楼去，往临街窗沿上一放，人即离开，风吹来，传单自会从天而降。这种情形，即使警察就在下面待着，也没法儿发现是什么人干的。
这个主意贏得一致好评，穆逸云指派岳三绝、柏如山前往执行。一共也就百来张传单，两人从离开到返回，不过个把小时。穆逸云起草了一份密电，即让区春锡发出，向台北“保密局”总部报告“暴动”已经发动，因敌众我寡惜败，但影响巨大，民众热议不休，共党惊慌失措，云云。
回过头来说说华南特案组的反应。亓舞牧回到驻地，即刻召集众侦查员到会议室集中，把发现反革命传单的情况说了说，命令尹小白前往现场负责主持该项调查。亓舞牧分析，散发传单之举应该是敌方为转移侦查视线故意为之，所以，咱们不要被敌方带节奏，先不答理他们，还是按照正常程序往下进行，兵分两路同时开展调查：一路由老梁、侯烈及便衣薛晖、老任、小钟、小史前往塞坝口“耀祖旅馆”周边进行调查，既然敌特方能在这么短时间里获知阴谋失败的消息，他们在现场附近肯定设有监视点，我们有必要找到这个监视点，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引向“LM”的线索；另一路由特案组其余四名侦查员以及老魏等十四名便衣前往市局，讯问被捕人犯。
当天午夜过后，在满城迎财神的鞭炮声中，完成了第一轮工作的特案组再次开会，汇总两路人马调查和讯问的情况，以及“传单案”的进展——
梁武道、侯烈那一路发现了敌特方（即黎启蒙）用来作为监视点的岗楼，在顶层库房提取了敌特分子遗留的足迹、指纹，以及敌特遗弃的面包、牛肉干包装纸和汽水瓶等，该厂门卫也提供了该敌特分子的年龄、体貌、口音等特征。亓舞牧、陈君临、麦善谋、张百行那一路对“武装暴动案”被捕人犯的讯问，没有新的发现。尹小白主持的“传单案”调查，目前已经查明，敌特分子散发传单的两处散发点，，一是百货公司四楼的厕所窗口，一是公寓大楼五层的过道窗口，都是直接把传单置于窗沿，任由其随风吹落。初步调查下来，没有人在此时段与散发传单的敌特分子相遇，不清楚案犯的一应外貌特征。
刑技员对传单的笔迹鉴定结论是：传单与从“耀祖旅馆”老板费耀祖身上查获的那纸关于饲养信鸽的“说明书”出自同一人之手，书写字迹流畅隽秀，遣词造句准确讲究，书写者应系受过中高等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从传单上的油印墨迹判断，此人对蜡纸书写即俗称的“刻钢板”操作生疏，由此判断其并无使用蜡纸书写的经验，甚至可能是首次操作——这人自然就是“直行大队”负责通信的特务区春锡了，只是其时特案组尚不清楚。
另外，少年时因兴趣爱好曾饲养过数年鸽子的侦查员麦善谋，对案件中的信鸽作了专门分析。旅馆伙计从上线特务手里接收的那一笼信鸽一共有十四只，由于已经全部放飞，麦善谋无缘得见。不过，通过对费耀祖和几个见到过那些信鸽的旅馆伙计的讯问，可知饲养鸽子的人应具有相当专业知识——那张指导如何喂养信鸦的纸条也可佐证这一点。
据费耀祖等人交代，这些鸽子的羽色至少有五种：纯白、蓝色、黑色、绛色和灰色。麦善谋分析，其品种可能分别是美国白鸽、中国蓝鸽、中国粉灰鸽、戴笠鸽等（“戴笠鸽”系鸽子品种名称，与“军统”头子戴笠无关）。以当时民间的养鸽情况，很少有鸽子爱好者拥有这么些优良品种的信鸽——这些信鸽价格昂贵不算，还需要精心喂养和训练，也许可以据此查找提供信鸽者的线索。
汇总调查结果后，特案组进行了下一步的分工：由梁武道、陈君临、张百行率三名便衣，对成衣厂岗楼内提取的敌特监视人员遗弃的面包、牛肉干包装纸和汽水空瓶进行调查；由亓舞牧、麦善谋、尹小白、侯烈率几名便衣对信鸽的情况进行调查。
适逢过年，商铺营业时间缩短，有的干脆暂停经营，找人不便，侦查员在这两路调查上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比较多，两路人马忙碌到午夜时分，方才返回驻地。
梁武道一路分头走访了全市几家有名的食品公司、公私食品批发商、制造商，了解到线索涉及的食品、饮料的情况：现场遗留的面包包装纸系“丰美糕点食品公司”生产的“五羊牌”牛奶甜面包。可是，侦查员把包装纸给该厂值班经理看后，经理说这并非该厂产品，而是市场上经常出现的假冒产品。该经理把侦查员引往仓库，请侦查员从堆积如山的成箱包装纸里随机取样查看，真假包装纸果然有明显区别。该经理说厂方已经在着手打假了，年前派人进行了市场调查，掌握了造假方的一些情况。
侦查员根据经理提供的情况找到了造假方，那是一家作坊式食品生产商。当时，商品造假并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除非引发人身伤亡事件。
因此，造假方并不是很紧张，交出了几个下家的名址，就没法儿查了。下家是把面包送往合作方（商店、摊头和流动小贩）出售的，都是零售，量还比较大，合作方根本不可能讲得清楚一共卖给了多少顾客以及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对牛肉干和汽水的调查也是如此。
亓舞牧这一路倒是查到了些线索，而且精确到真实姓名。
出发前，亓舞牧征求意见，该先朝哪个方向调查？麦善谋说广州人养鸽驯鸽历史悠久，早在清朝前期就已成规模了，进入民国时有了“鸽子会”，后来中国有了信鸽竞赛，又改名为“信鸽会”。估计这种民间团体，解放后还是允许存在的，给费耀祖提供信鸽的那个家伙，没准儿也参加了这类团体，咱们不妨找这些地方先查查看。
亓舞牧听着频频点头，又问尹小白和侯烈的意见。侯烈是山民出身，对鸟类比较熟悉，说以前广西民间每年端午都会举行信鸽竞赛，由地方商会提供资助，广州的情况可能也差不多，可以找商会的人问问。
最后轮到尹小白发言，尹小白嘿嘿一笑：
“广州这边的信鸽会，就在法政右巷那里的‘季将军庙’。以前兄弟出任羊城丐帮少帮主时，‘司令部’也驻扎在那里，就在戏台后面。”
亓舞牧瞪他一眼：“这黑仔，不早说？”
一行人赶到越秀区法政右巷，季将军庙却已荡然无存。一打听，得知是毁于抗战前期的日军轰炸。转而去了管段派出所，一个留用老警察说，市信鸽会以前确实在季将军庙，后来庙宇被炸毁，搬到迟家祠堂去了。不过，您几位此刻若是赶去，那边肯定没人。按说今天是初五，机关都已经上班了。可信鸽会不是机关，而是民间团体，虽说有办公场所，但平时是没有人值班的——没啥事儿，也没人给值班者发薪饷，他们通常都是每月碰头一次，举行活动时临时再碰头。再说，此刻已经快下班了，在迟家祠堂那里办公的区公所（即区政府）派出机构的人只怕也走了，你们过去啥也打听不到。
侦查员就地商量片刻，决定去市民政局问问。
这种民间团体，解放前是归旧政权社会局管的，解放后社会局取消，就划归民政局管了，民政局那里应该有信鸽会的登记材料。再者，民政局是新政权的机构，应该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不管什么时候赶去都不会吃空门。
果然，市民政局有信鸽会的登记材料。不过，具体管档案的干部已经下班了，是侦查员开车去其住所将其接来的。材料显示，解放后改组的信鸽会共有理事七名，都是男性，年龄最大的六十七岁，最小的二十二岁。会长姓辛，四十七岁，家庭成份是旧军人，本人职业一栏里填写的是“长期无业”。侦查员估计这位辛先生家境富裕，生下来就是公子哥儿，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他既然能够当信鸽会的会长，料想肯定有一手饲养、驯化信鸽的绝活儿，凭此就足以有一份丰厚收入了。
辛会长家住仁济西路，侦查员驱车前往登门拜访。这位仁兄正在后院一间屋子里独自喝酒，屋里挂着的特制架子上一字儿排列着十来只鸽子，他一边喝酒一边跟它们喃喃而语，嘟哝些什么无人能懂，侯烈疑是鸟语——他是山民出身，坚信世界上确实存在这么一种语言，不过他不懂。这人一看便知是个“鸽痴”，担任信鸽会长应该是非常合适的。
亓舞牧跟老辛说明来意，老辛从鸟类世界神回，便显出了旧书生的迂腐，说您几位想了解的这个情况，敝人似是有些印象。不过，您几位的介绍信上说是向市信鸽会调查情况，敝人虽是信鸽会的会长，但并不能代表信鸽会出面对外谈论本会公事，必须得有理事会的授权，方可接受警方的调查。
亓舞牧看出这人是个标准的迂夫子，只怕惹恼了他干脆一问三不知，于是提议是否这就把其余六位理事请来，当场开一个理事会，授权阁下接受警方的调查。辛会长连连点头，却又说这里乃是敝人的私寓，信鸽会开会应该在迟家祠堂办公地，这是信鸽会章程里写明的。所以，我们该去迟家祠堂等候诸理事抵达。
—个小时后，总算把其余六名理事都请到了迟家祠堂。亓舞牧几个主动回避，免得把辛会长惹得不高兴。正担心这迂夫子发表长篇大论不知要等到几时，没想到一支烟还没抽完，辛某就来招呼侦查员入内，说理事会一致通过配合警方调查。
费了那么大周折，所获结果其实就是一句话。不过，这句话很重要，曰：本城有这么一个驯化信鸽的行家里手，名叫区仁人，粤地人氏，经历不详，长期患病，经济颇优，单身居住在东山区大沙头路。
立马前往管段派出所，得知确有这么一个人，不过，解放前此人就已经离开，那房子据说是其祖居，后来卖给别人了。随即找到当时买下该房产的陆某，陆说区仁人把房子卖掉前也并不居住在此，估计他另有居处。侦查员又走访了四邻八舍，也未获得任何线索。不过，这个情况使特案组得出了一个结论：此人能够做到长期不显山不露水，足可断定是一个职业特工，在“直行大队”中应该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角色。不排除区仁人的驯化信鸽技能是在“军统”特训班所学，而信鸽是负责通讯的，根据戴笠曾对“军统”人员提出的“一专多能”的要求，这个区仁人很有可能还精通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操作。由此判断，这人多半是“直行大队”的报务员。
特案组认为，有必要把眼下获取的线索作为主攻方向来考虑，通过追查区仁人，最终扯出“LM”以及整个儿“直行大队”的敌特。可是，应该上哪里去寻找区仁人的踪迹呢？
八、午夜绑架
就在特案组诸侦查员苦苦思索如何追查“直行大队”报务员区仁人的时候，2月22日中午，亓舞牧突然接到广州市公安局政保处的内线电话，说有一个拒绝透露姓名、操广州本地口音的男子来访，要求跟侦办“武装暴动”案件的领导见面。亓舞牧马上叫上麦善谋、陈君临和便衣魏清远，四人驾了一辆民用牌照的轿车直奔市局。
没想到，在市局政保处等待特案组侦查员的那位不速之客，竟是刚刚和尹小白打过交道的帮会名人李仁昌李老大。亓舞牧内心一阵兴奋，暗忖真所谓天可怜见，看来好运终于光顾特案组了！
李仁昌来市局所为何事呢？这还得从一天前说起——
2月21日拂晓时分，留在“耀祖旅馆”与小白同宿一个房间的李老大被军方突如其来的行动惊醒，还没回过神来，就被破门而入的军人控制住，衣衫不整地押到楼下院子里，接着被军用卡车载往市局。李老大江湖经验丰富，到这一步，他心里已经明白龙吞云、费耀祖一伙是怎么一回事了。对于自己的安危，他倒不是特别担心，多年来他广泛结交三教九流，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已经知道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行事路数了，寻思今天这事儿应该是讲得清楚的，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只要他照实陈述，回头人家一核对龙吞云等人的口供，料想不会留难他。李老大担心的是尹少爷，寻思这孩子不知中了什么邪，好好地待在香港做他的少爷不是蛮好嘛，干吗连过年都不肯消停，非要跑到广州来跟龙吞云这伙人混在一起呢？不知道陷得深不深，如果陷得深的话，只怕得在内地坐大牢了。
往下果如李老大所料，公安人员只是对他进行了一番告诫，就把他给放了。但他还惦记着尹少爷，从公安局出来，没急着回家，而是去了离市局一里开外的一家饭店，独占一副座头，要了两个菜一壶酒，浅斟慢饮，心里盘算着要把尹少爷的下落弄个明白。以李老大的江湖地位，他若想在羊城打听点儿小事儿，不过是举手之劳。三杯酒下肚，李老大已经打定主意，便借用饭馆的电话打给他以前一个帮会弟子小成。
小成是个特别擅长跟江湖人士周旋的角色，在南天王陈济棠时期、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都混得不错。解放后，小成停止一切活动，待在家里休闲。不过，李老大一个电话打去，小成不敢怠慢，尽管李老大给他出了一道在寻常人看来绝对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依然不打隔顿，答应立刻照办。不过半个小时，小成就回话了：尹阿四今晨被押解市局后，没多久就被开释了，其后去向不明。
李老大心头一块石头落地，这才放心回家。昨晚几乎一宿未睡，一直给折腾到现在，他打算好好睡一觉，于是吩咐家人，不论任何人来访，一概称不在家，免得睡不安生。可是，这一觉还是没睡踏实，只睡到下午四时许，就被唤醒了了。
唤解他的那位，也是李老大以前的帮会弟子，叫洪非，是个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自制糕点的小贩。洪非生性忠厚老实，好讲义气，嫉恶如仇，多次因打抱不平得罪恶势力惹上麻烦，每次都是李老大设法托关系打点，他对师父是感恩戴德。年初二那天，洪非刚来过李宅给师父师母拜年，今天又来了，而且带来一份厚礼。李师母这下看不懂了，想起丈夫睡前的关照，便佯称师父出门去了。没想到洪非急煎煎道：“弟子有急事！知道师父午后回家就没出过门，必须当面禀告！”说着，也不顾师母拦阻，拔步就闯进主卧室，把李老大连推带唤地给弄醒了。
洪非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呢？半个多小时前，他卖完糕点挑着空担子回家的路上，忽然被人拦下，说这位是洪兄弟？昌公是你师父？太好了！这有一份礼物，请你绐昌公送去，就说是奉上的年礼——元宵未过，都是新年，初五送年礼尚不为晚。另外，顺便替朋友给昌公捎句话，烦请他老人家今晚七时去西荣巷口“怡福馆”赴宴。朋友特意交代，如果昌公不肯赏脸，那他就会到府上拜访，先打个招呼，届时如若惊扰了宝眷，还请昌公千万恕罪！说罢一摆手，从对面巷子走出一个瘦高个儿青年，把双手提着的那份年礼交给洪非。
洪非一听对方一口江湖腔调，便知不是善茬儿。定睛打量，乃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壮汉，脑袋的形状有点儿稀罕，像是呈方形的，坊间叫“方头”；身穿玄色丝棉薄袄，外罩湖蓝色狐狸皮马甲，手里盘着一对硕大的钢球。接过对方的礼物，洪非冲“方头”拱手作揖，说这位老板，兄弟负责把礼物原封不动送到师父府上，也把您老的话一字不少地捎到，请放心便是。
往李老大家去的途中，洪非留意到和“方头”一起的那个瘦高青年在后面悄悄跟踪，更是吃惊，这“方头”究竟什么来路，竟然要跟师父搞“吃讲茶”那一套，难道是哪个新冒出来的帮派的骨干？如今是共产党坐天下，昔日何等了得的帮会头目全都萎了，这“方头”还敢冒出来奓刺儿，也真是胆大包天。遂急急忙忙奔李宅向师父禀报。
李老大听洪非如此这般一说，那份残存的倦意顿时烟消云散——来者不善啊！凭着多年的江湖经验，他马上把此事跟刚刚发生的“耀祖旅馆事件”联系起来：龙吞云所谓的“武装暴动”定是受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指使，暴动不成，龙吞云，费耀祖一干家伙反倒折进局子，估计性命难保，可我李老大却安然无恙被公安局开释，他们显然不可能知道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的“耀祖旅馆”，没准儿还以为我也是参与暴动的人员之一。我半夜进了“耀祖旅馆”，天还没亮，解放军就把旅馆给端了，别人没被开释，偏偏就把我李老大和尹少爷给放了。如此，后台老板显然认为我李某可能是共产党的暗桩，至于尹少爷，就不仅仅是有暗桩之嫌了，说不人家已经认定他是共产党的卧底了。那个“方头”之所以敢气势汹汹，是仗着后台的背景。不过，看来他们还不想马上对我实施报复，原因估计有二，一是还不百分之百确认“武装暴动”的失利确实跟我有关，二是他们的重点追究对象可能并不是我李老大，而是尹少爷。所以，他们想通过跟我的接触来了解尹少爷的情况。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李老大吩咐洪非：
“你找几个师兄弟，让他们把那个‘方头’的情况给查一下，看是什么来路。记住，不要惊动他，哪怕他惹了你们，也要先忍一忍再说。”
送走洪非，李老大才开始考虑今晚是否要去赴约，最后作出决定：不去！倒不是担心自己本身的安全。他这么个隐退的帮会老大，对于寻常地痞流氓还有些震慑力，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眼里，却根本算不上一根葱。不过，对方暂时不会冲自己下手，否则哪里还轮得上“方头”露脸，派个枪手半道上勾一下扳机就是了。那么，他为什么不想赴约呢？他担心跟对方见了面之后，人家果真问到尹少爷，那就不好应对了——经刚才这么一番梳理，李老大对尹少爷的背景也看出了一些端倪。
之前，他一直把尹小白作为孩子来看待。这也难怪，他认识尹小白时，对方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叫花，冬天经常到他开的铁器店来蹭火。李老大发现这孩子与众不同，一是聪明机灵，二是勤快有眼色，别的大小乞丐，多把铁匠允许蹭火的情分当作名分，几次下来就影响了铁匠干活儿，那就不招人待见了。这孩子却是头次蹭火就忙前忙后主动帮着李老大干零碎活儿，扫地、打水、招呼顾客，不但肯干，而且非常到位。李老大一眼就看上了这孩子，主动提出让他留下来学铁匠手艺。哪知尹小白却谢绝了，说他已经做惯叫花子了，不想改行。李老大大出意料之余，不由感慨：这孩子以后可成大器！
尹小白十二岁那年被组织上找到，带到香港，以“尹少爷”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李老大相信了尹小白的说辞，以为是其家族将他访查到的，此去香港一步登天当少爷，自是为其高兴。其后，尹小白经常往返于省港之间跑交通、收集情报，到广州时只要有机会就会去看望李老大，还是像以前那样机灵有眼色，两人成了忘年交。组织上指示尹小白，在秘密工作中注意争取李老大的帮助，李老大却从未想到过他是在帮共产党的忙。现在，李老大忽然对尹小白的身份有了猜疑，联系到以往多次为尹小白帮忙的事，终于醒悟：这孩子像地下党啊！
这么一想，李老大就更不敢赴“方头”之约了。一旦人家跟他聊起尹少爷，他该怎么回答？这孩子若真是地下党，或军方、警方的便衣，那现在干的都是事关生死的大事儿，我只要说的一个不对，那就是害了小白，更坏了共产党的事儿，于公于私都没法儿交代，即便人民政府不来找我算账，我也没脸在这个世上活下去啦！于是，李老大作出决定：不理睬对方，今晚找个地方去避避风头，明天再作计议。
“方头”说过，若是不赴约的话，他们就要登门拜访，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李老大倒不太担心。李老大本身是广东洪门出身，辈分较高，三十多年前又参与创建相当于“铁业从业人员协会”的“铁锤钢钳帮”，被选为龙头老大。后来，他对帮会事务不感兴趣了，所有职务统统辞去，只保留会籍。但因名声已响遍粤省，徒子徒孙数百，影响照样不减。现在，他就把脑筋动到这份影响上，吩咐妻子把当年留作纪念的“铁锤钢钳帮”的帮会旗帜从箱底取出，挂在大门口。“铁销钢钳帮”未被人民政府列入“反动会道门”名单，只是要求“有限制活动，做好改组为行业公会的准备”，因此，挂出这面具有护身符作用的旗帜，政府不会干涉，但对“方头”及其后台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傍晚李老大出门前，洪非登门禀告：经查，那个“方头”名叫宋鼎，系新近开张的“福福米行”老板；此人原在新会开米行，半年前其在广州的伯父病殁，给他留下一份遗产，他就关了新会的米行，跑到广州来新开一家。这主儿以前是青帮成员，辈分不高，但流氓习性严重。移居羊城后，因其名声不佳，广州青帮对其不怎么待见，他急于借助外力改变这种状况，就跟龙吞云一伙搭上了关系。据说，“方头”前两天曾跟人提起过，龙吞云邀其“出山”，他婉拒了，但答应捐赠两石大米，还没送过去，龙吞云就被捕了。
李老大对洪非说，自己年前跟六榕寺方丈承诺过，新年期间会去该寺坐坐，陪方丈下几盘棋。他今晚就打算在六榕寺过了，估计明天傍晚可以回家，万一有事，可去六榕寺找他。
李老大在六榕寺住了一宿，今天上午正跟方丈下棋，洪非突然来了，告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李老大唯一的儿子李德馨昨晚下班后没回家，家人以为他所供职的铁路机务段活儿忙加班，并未在意。今天清晨，其妻冯金铃去给他送早饭，没想到机务段说他昨晚没加班，上完中班，午夜稍后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李、冯两口子婚后未与父母住在一处，两人结婚已七年，生有有一双子女，由冯金铃的寡母帮助照料。冯金铃没有工作，母女俩闲来做些刺绣织品出售，贴补家用。
李德馨下班后整晚不回家，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冯金铃着急了，赶紧往回奔，指望丈夫此刻已经到家。结果家里依旧没见丈夫，倒是母亲指着桌上的一封信说，这是刚才你出去后我在窗台上发现的。冯母是文盲，不知信封上写着什么。冯金铃上过四年小学，接过一看，信封上没贴邮票，显然是写信者悄悄塞进来的，上写四字：“转交昌公”。
信封是封着口的，冯金铃没敢拆，她料想这封信肯定跟丈夫昨晚没回家有关，立刻去了公公家。李老大不在，婆婆章氏听儿媳妇一说，也急了，和冯金铃一起去了邻居陆先生家。陆老爷子是前清秀才，后来做过衙门书办、教师、豪门管家、大商号总账房，处世经验丰富，当下拆信一看，说德馨被绑架了，这封信的落款署名“一叶”，料想是绑匪化名。二位先别着急，这事别说你们了，就是老朽这个前清巡防衙门的书办也应对不了，还得请昌公出面处置。
正说到这里，洪非因不放心师父家昨晚情况如何，叫卖糕点路过这边顺道来探望，听说此事，立刻放下糕点担子，自告奋勇去向师父禀报。
李老大没想到对方竟然使出这等卑鄙手段，顿时大惊失色。洪非问是否需要先把昨天传话的“方头”扣了，被李仁昌制止。此时他已稳住心神，说如今是新社会，不能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不计后果。放心，他们把德馨绑去，目的是要我露面，德馨眼下暂无性命之忧。这样吧，你先去告诉你师母和金铃，就说还没找到我。德馨肯定没危险，让她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在六榕寺的消息，就你一个知晓即可，不能向其他人透露。
洪非离开后，李老大反复思量，最后决定悄然前往广州市公安局找侦办“武装暴乱案”的负责人，反映一应情况，问明政府他是否适宜跟对方见面。主意打定，李仁昌悄然离开六榕寺，没马上去市局，而是到市电话局给一个身份为留用警察的弟子打了个电话，请其代为向领导报告，并说自己不宜公然在市局门口露面，请市局派辆车到电话局接一下。
李仁昌的大名是上了社会部、公安局编印的内部社情手册的，在社会、治安、刑侦、政保各部门几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这个电话一打，十来分钟后警车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