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山地“启蒙运动”

从安顺境内的黄果树瀑布继续向西约10公里，沿途的峰林、溶洞、瀑布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无处不在地彰显着流水强大的塑造能力。坝陵河在群山中披荆斩棘，切割出一道深约400米至600米的宏伟峡谷。2009年，全长2237米的坝陵河大桥建成通车，曾经一天半的曲折行程，如今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轻松跨越。

在贵州省博物馆新近开幕的《万桥飞架》展览中，形象地将贵州数十年来近乎疯狂的基建，形容为“在崇山峻岭间构筑一个高速平原”。坝陵河大桥就落成于这一浪潮之中，作为上海至昆明的G60高速的重要节段，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山区峡谷中的千米级跨径桥梁。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横空飞贯的道路，竟也可以成为极限运动的大本营。穿行在沪昆高速上的旅行者可能不会想到，就在桥面之下，还有另一座桥体在“逆向生长”。人们可以从峡谷一侧的桥梁科技馆附近乘坐电梯进入桥体内部，步行至峡谷中央，这里的高空平台保持着商业蹦极高度的世界纪录——从蹦极平台到谷底的坝陵河河面，高度是惊人的370米。

来自桥梁科技馆的伍宁站在蹦极平台，向我们示范蹦极前的准备活动。伍宁是大桥蹦极的“常客”，几年前，他抱着对极限运动的好奇入职桥梁科技馆，凭借年轻健硕的体格，每每成为大桥蹦极的“表演嘉宾”——这个世界第一的蹦极平台，他已经纵身跳下过五次。桥上的工作人员为他打开重重锁闭的铁门，这一次，他只是趴在栏杆内侧向下张望，心跳便已然加速。即便是从业者，每一次凝视幽深峡谷时的恐惧，仍然激烈而鲜活。

伍宁告诉我们，来到这里蹦极的游客以年轻人居多，尤其是刚刚经历了失恋、考试失败等种种人生挫折的年轻人，极度的恐惧彻底压倒了生活中的失意。蹦极跳下的瞬间往往大脑一片空白，你将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地心引力，而被跳绳牵引回弹的过程中，或许会感受到人生的“重启”。

坝陵河大桥所跨越的这道峡谷，已经听到过无数次尖叫。这个“桥旅融合”的奇思妙想，将贵州特有的自然地理基础，转化为现代山地运动与极限运动的大本营。不过，峡谷与大桥，尚且只是山地省“运动基因”里的一个小小片段。

同在安顺境内，紫云县的格凸河以雄伟壮观的喀斯特溶洞著称。碧绿的格凸河波澜不惊，进入燕子洞后即成为一条地下暗河。幽深的洞道在地下绵延，连接起著名的“苗厅”，这是世界上容积最大的洞厅，被形象地誉为“可以飞飞机的洞厅”。

本地向导告诉我们，“格凸”在苗语中意为“圣地”，据说是离神祇最近的地方。几乎所有游访过格凸河的旅行者都会认为此言不虚，两个巨大的溶洞近乎垂直“堆叠”，底下的一座称为“燕子洞”，高处的那座则称为“穿上洞”，两洞之间通过惊险的栈道和漆黑的人工隧道相连，的确带给人一种接近神祇的奇妙体验。而对世界各地的攀岩爱好者来说，格凸河更是一处公认的攀岩圣地。

作为景区最大的看点，“燕子洞”可谓名副其实，这里生活着至少数十万只鹰燕，于每年清明至重阳期间迁徙至此地。鹰燕也构成了本地经济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对昔日苗寨中的年轻人而言，鹰燕留在洞壁上的燕窝乃至粪便，都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岩缝中有上万斤燕粪，是种田很好的肥料。

当然，这些收入只属于苗寨中最勇敢的极少数人。在进入燕子洞前，我在洞外的渡口旁偶遇了王晓国。这位五十余岁的苗族大叔，从小就生活在洞口附近的苗寨，他可以徒手攀上燕子洞内几乎垂直的洞壁，因此被称为“蜘蛛人”。“小时候常来洞口放牛、看燕子，十几岁时拜师，学习攀岩采燕粪、燕窝，后来这里开发成为景区，就在景区里做攀岩表演。”

我们偶遇闲聊后不久，他便独自撑着竹筏进洞，仅仅十分钟，他从河面爬到约50米高处，再换另一条路线下降，中途甚至还有余力表演一些惊险动作，引起对岸栈道上的游客们连连惊呼。有外国的攀岩运动员曾想要挑战燕子洞的高难度岩壁，但只要见识过“蜘蛛人”在无保护下的攀岩速度，难免生发出力有不逮之感。

这个在外人看来充满危险性的工作，早已成为王晓国驾轻就熟的日常。他熟悉燕子洞内每一块岩石的松动情况，也了解不同的天气条件对攀岩带来的可能风险。我们抵达的这一天，由于岩壁过于潮湿，在出发前，王晓国就将往日攀爬的70米高度下调为50米，惊险刺激的表演环节，其实早已被经验与理性提前分解为无数可控的细节。

得益于苗族悠久的攀岩传统和本地极为丰富的喀斯特溶洞及山地资源，格凸河成为蜚声中外的攀岩基地，拥有300多条运动攀登路线。一年一度的“格凸国际攀岩节”自2004年创办以来，已经吸引了几十个国家的攀岩爱好者，这些装备齐全的外国人来到格凸，往往就借宿在苗寨的当地人家中。古老的民族传统与现代的运动体系，在贵州发生奇妙的融合与共振。

在进入双河洞景区前，我们找了一家农家乐用餐，停车场旁树立着一块高大的展示牌，极为精细地绘制了双河洞交错复杂的洞穴系统。地图上署着法国探洞专家让·波塔西（Jean Bottazzi）的名字，正是在这位法国人及其同事的推动下，双河洞的探明距离逐年递增，于2018年时跃升至238.48公里，超越马来西亚的清水洞，新晋为亚洲第一长洞。

波塔西成长于阿尔卑斯山下，他的人生轨迹无疑受到阿尔卑斯山脉丰富的洞穴资源的影响，早在中学时代便加入了法国洞穴联盟，接受系统的探洞技术培训。1980年代，中国的大量洞穴开始了初期的科学考察与旅游开发，在这一背景下，年仅24岁的波塔西于1986年受中科院地质所邀请来到中国，参与了广西、贵州、辽宁等地的溶洞科考。

自2001年起，波塔西几乎每年都有一段时间来到双河，他担任双河的首席探洞专家，也成为当地人口中亲切的“老让”。2010年，在广西探洞的老让与支教的北京姑娘薛莲结识，两人坠入爱河，探洞的队伍中，从此也多了一位中国女性的身影。

与许多人刻板印象中将探洞视为“冒险”不同，薛莲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运动的另一面。探洞需要对地质、气候、水文等地理条件做复杂深入的科学分析，每一次进洞前都需要进行周密的计划，探洞后也会花费一天时间在办公室里整理数据。薛莲举例说，“只要遇到下雨，我们都不会进洞。在进入一个庞大的洞穴系统之前，准备工作绝非出门前抬头看一眼天气这么简单，我们要在行前查阅整个区域的气象资料，分析卫星云图，确保天气没有带来更多的危险因素。”在过去的几年中，老让每次出发探洞前，都会在电脑上打开当天要去的洞穴地图及介绍，两人之间早已形成信任与默契。

在老让和诸多探洞科考队员的不懈努力下，双河洞的长度，从1988年初次勘测时的11.9公里，“成长”到我们到访前夕的400.7公里——这已经超过了重庆到贵阳的距离。实际上，刚刚进洞的起始部分其实早已被重复过无数次，每次探洞只能向前推进一小段，老让在地下走过的距离，远远超过洞穴长度的账面数字。是什么在无尽的重复中提供了新鲜感和乐趣？薛莲说，“洞穴其实是一个活的生物，地球在转，地壳在动，洞穴本身也在不断变化。”老让的回应则更为淳朴，“每次回到洞里，就像回家一样。”

充分的洞穴考察，也使旅游开发拥有更多可能。几年前，双河洞系内的银河洞开发出国内最早的洞穴飞拉达，成为景区的热门项目。

在意大利语中，飞拉达（Via Ferrata）意为“铁道式攀登”，兴起于一战时期，本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崖壁行军方式，如今成为度假的新奇选择。对于大多数缺乏探险或户外经历的普通游客而言，只要站在高大陡峭的银河洞口，就很容易开始怀疑自身是否具备足够能力完成这段2-3小时的软探险行程。带队教练安慰我们，这一活动最主要的受众是团建的企业员工和研学的中小学生，刚刚在集合处与我们一同接受行前安全培训的人们，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于是，飞拉达甚至有了点探险界“包豪斯”的意味。它将地下世界的奇趣，以理性、可靠的技术手段，呈现在更多人面前。“探洞”不再只是浪漫主义的探险幻想，而成为切实可行的旅行方式。

今天的旅行者能够抵达的，仍然只是双河洞系极为有限的一小部分。在贵州这一全球范围内喀斯特地貌最为发育的区域，双河洞、织金洞、安顺龙宫这类早已成名的旅游洞穴，也只是贵州洞穴资源的九牛一毛。

遵义人赵揭宇是国内最负盛名的洞穴摄影师之一，也是最熟悉贵州地下世界的人之一。在业内，他有个更为人熟知的网名“牧羊大哥”，他生性喜好自由，向往牧羊时的无人打扰与自由自在。贵州丰富的底下洞穴，就成为他精神的放牧场。

早在银河洞开发飞拉达之前，赵揭宇便已经记录过洞中景象，在他展示的照片上，一挂瀑布从近前处飞流而下，下方的两层平台上各有一个深绿色的“壶臼”。“拍摄时必须交代清楚地质环境，瀑布冲蚀形成了底部的水潭，水流还带动一些石头在潭中旋转磨蚀，形成了口小肚大的壶臼。”他指点我注意照片上的两个探洞队员，他们分列远近，悄悄提供了空间的比例关系。“光是拍摄这一张照片，选取机位、调整布光，往往就要花费几个小时。”

赵揭宇拍摄过的更多洞穴，至今仍是罕有人至的“秘密花园”。几年前，他拍摄了遵义附近的一个洞穴，洞壁上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洞窟底部则布满一汪汪神似四川黄龙的钙华池，他将这一发现形容为“地下黄龙”，照片很快登上各大媒体，成为探洞经历中最值得记忆的瞬间之一。

洞穴还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贵州的许多山洞在战争和三线建设时期成为天然的掩体，曾容纳过不少军工设施。几年前，喜好啤酒的赵揭宇在绥阳找到了一处废弃的洞穴工厂旧址，洞内恒温、恒湿，只是稍加改造，便成为一座理想的啤酒工厂。这是亚洲第一座洞穴啤酒厂，他用探洞的那股执拗劲头，给酒厂起名为“犟啤”。翻看他的朋友圈，我看他时而为啤酒商人，时而出现在“地心之眼”。

探洞改变了老让、薛莲、赵揭宇们的生活轨迹，这些探洞先驱者的杰出工作，也令更多人得以“洞见”一个更大的世界。以探洞为代表的山地运动，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欣赏贵州的新视角。

在贵阳观山湖区的高层写字楼中，我见到了《极者无极》纪录片导演胡柏炜。他的办公室与一般企业无异，只有书柜上的贵州地方文献和墙角的一块滑板透露出一点主人的秘密。

《极者无极》是贵州第一部关于极限运动的纪录片，谈及为什么想要拍摄这样一个小众题材，胡柏炜说，“很多人对贵州的理解就是山好、水好、风光好，大家都知道的黄果树瀑布、苗寨，只是贵州的A面。但我接触了这群人以后，我发现贵州是不一样的，我希望通过极限运动，让更多人了解贵州的B面。”

在纪录片的第一集中，航拍镜头逐渐贴近菩萨岩的挑战者王岚，这位三十多岁才半道出家的全职妈妈，将在这座喀斯特孤峰上挑战攀登总长180米的6个绳段。尽管只是观众，但陡峻的地势仍然令我隔着屏幕也手心出汗。

在传统价值观念认知中，极限运动往往受到一些非议，纪录片弹幕中的许多评论，多少印证了这些运动的价值，仍然不为大众所体认。胡柏炜把自己定义为这些专业运动的翻译者，“用我的传媒语言把这些极限运动翻译给大众，实际上就把普通人和他们想象中的硬核，稍微拉近一些。”这一思路也使他投身于更为下沉的短视频行业，其中的许多题材，都带有“软探险”的性质，“这些线路本身稍有一些门槛，但对普通人来说并非遥不可及，只需要稍微跳一跳就可以够到。”

几天之后，我去了胡柏炜推荐的镇宁双明洞，这个洞穴隐藏在省道附近，曾经是黔地古道的一部分。胡柏炜的推荐带有更多的文化气息，“徐霞客游历过这里，在贵州的游记里，他写每个地方都很省略，但花了1000多个字来写双明洞。”双明洞之旅几乎没有任何惊险环节，洞穴外有一些凋敝的工厂建筑遗存，洞内可以找见一些漫漶的题记，但结合来自徐霞客的背景信息，确实令人有重新发现历史的乐趣。

滑翔伞运动进入中国已有三十多年，但在国内仍然缺乏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我们想象中的惊险刺激不同，“这其实是一项休闲运动，在西方就叫‘老头乐’，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参与。滑翔伞运动的危险系数排名在自行车的后面，它比自行车更安全。”

李安如今更享受自己作为一名老师的角色。“我觉得我希望更多人参与进来，看到一名学员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可以独立飞行，最终能比我飞得更好、比我飞得更高，这是我最享受的过程。”

在贵州的旅行中，我一直试图总结，这些山地运动的“玩家”们，在其中追求什么、感受什么、寄托什么，以便更好地介绍这个陌生世界的奇妙魅力。可以肯定的是，“冒险”与“刺激”并不是这些顶尖玩家们追寻的第一目标——甚至恰恰相反，在技术上，最杰出的“探险者”往往都如外科手术医生一般冷静锐利，将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精细地拆解为无数小的任务，进而各个击破。

而在精神上，他们往往都具备极其强大的能量场域，几乎无一例外地和我提到沉着、科学、克制。而最具感染力的，往往是他们那份炽热的责任感。赵揭宇渴望揭示更广阔的地下世界，李安希望为更多人带去天空的启蒙——贵州的青山之下、蓝天之上，有更为丰富的世界在等待着。

我问李安，是什么吸引你一次次纵身一跃？是徜徉天空的自由感吗？

他从椅子上微微欠身，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大地扑面而来。”

李安的回应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双关。大地，塑造了山地运动的无限可能，也承载着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在激烈的心跳之后，每个人都终将回归日常，但山地运动已经润物无声地改变了心境——曾经收获过非凡的视角，这是普通人可以拥有的英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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