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他家六口从北京下放贵州,只剩下姐妹俩
作者:葛兆光
四十多年前,我所在的贵州小县城凯里周围,迁来十几个隶属于第四机械部083系统的“中央厂矿”,它们好像雨天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样,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接着,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音的普通话,让这个小镇,变得有些异样。老街上的本地人——我们叫他们“凯老街”——当然有些自惭形秽,毕竟人家是拿工薪的,就连1956年建立自治州以后逐渐迁来的那些地方干部子弟——我们叫他们“州委子弟”——也觉得有些望尘莫及,因为他们一开口的那些“北京话”,不管说什么,总觉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能说的调调儿,尽管有的北京话已经羼了很地方的方言,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真的是千真万确,他们俨然成了这里人的时尚象征,凡是沾了他们的边儿,甭管是衣服、语言还是走路的姿势,就挺着胸脯很荣耀,不过,他们对本地人的傲慢神情,也使得本地土鳖对他们有些羡妒交加,这种情感常常惹起事端,在我的记忆里,为了不知什么事儿就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的就有十几起。
这都是陈年旧事,本来,事隔几十年,也都淡忘了,或者已经埋在心底,不太愿意翻出来,可最近看了王小帅的电影《青红》,才再度钩起我的回忆。不过,《青红》说的是省城附近应该是011系统的故事,和我在的黔东南凯里不同,而且王小帅是那些“外地人”的后裔,他说的故事,也是外地人(以上海人为代表)的故乡依恋,以及对本地人的无端拒斥。也许,关于外来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后,还有关于文明和落后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乡土认同的差异等等,然而,我这里要说的,是那个世界里,有三个既不能进入中央厂矿的外地群体,又不属于凯老街和州委子弟等本地群体的青年人的故事,夹在“本土”和“外地”两者之间,也许他们的经历和心情,比起青红来就更复杂,所以,我的题目叫“非青非红”。
一
七十年代上半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这几家也从被惨斗的牛鬼蛇神中逃脱出来,大体过上了正常的团聚生活。插队农村的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好工作,但大多也都回城。三线内迁早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些外地人渐渐熟悉了这个民风强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惯了这些自倨自傲的外地人,在赶场的日子里都混在一起。可是,本地和外地的认同感始终是泾渭分明,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从上海、从北京、从四川内迁的人,其实很悲惨,他们的心里,一方面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悲哀,一方面却是城市人对本地人的无端傲慢。他们身在苗乡却保持着外地人的口音、衣着、圈子,本地人对他们的敬畏,又增加了他们的自负。特别是,当时从下乡的知识青年里招工,因为是中央级厂矿,又是保密的电子设备生产单位,所以要选根红苗正的,只有本土优秀和纯粹的年轻人,才有可能进入这些地方,这种优选法把地区的差异和出身的差异,又加上了文明(技术)的差异,更激发了他们的倨傲和狂妄。凡是被招进去的本地人,虽然是本地出身,却因为沾了中央级的光,也都仿佛高人一等,迅速地认同了“中央”而背弃了“地方”,穿着劳动布工装挺着胸脯对我们也操起了北京话,连国骂都是“我操……”,省略了后面的宾语,也显出了连骂人都比你文雅。
二
进不了中央厂矿做学徒工,多少有些受屈辱的感觉,所以总想找机会“复仇”,哪怕是象征性的赢回自尊。大概已经是1973年罢,我们这支没有单位的杂牌球队到处南征北战,几乎所向无敌,于是,也找中央厂矿的乒乓球队下战书,那时候,据说是生产过人造卫星部件的凯旋厂和208厂都很牛,一个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年纪比我们大一些的,都曾经拿过地区的冠亚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是土包子队,但也许也知道我们厉害,为了保持荣誉,他们常常借口忙而不太应战。只是架不住挑战多了,起哄的人多了,也激起他们的好胜心,终于约定了在秋天的一个周末,派卡车把我们拉到208厂里决战。现在想起来,那一场球的观众好多,气氛也紧张,有点儿像武林以生死决胜负的意思,上场的人也不怎么互相寒暄,而观众呢?却在四周一个劲儿地鼓噪。这场球也许是我一生记忆中最难忘的,近四个小时,惠伦赢了两场输了一场,刘元也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而我,先是莫名其妙连输了两场,但是,最后却像绝地反击,在决定性的第九场,面对曾经号称第一高手的那个南京人,居然演出了一场惊天大逆转。
再搭敞蓬大卡车回到县城,已经深夜,那时的县城里没有几盏灯,到处是黑漆漆地,下车后我们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举杯豪饮或者彻夜狂欢,只是在一柱昏黄的路灯下面坐着百感交集,直到三四点才默默分手。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这次比赛,其实,我们都参加过上到省下到县的各种比赛,但是,哪一次也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让我震撼和难忘,经过九场几乎四个小时,最后我们赢了,可是赢的时候想到的,却是我们曾经被这个“中央厂矿”拒之门外。
三
在平平淡淡的时间流逝中,生活也有些变化。在饭店的刘元有了女朋友,不太来打球了。据说是一个在当地很出众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和刘元很般配,因为刘元也是一个相貌很出众的男孩,中等个头,皮肤很白,脸方方的,嘴上有淡淡的黄胡须,一直很招女生缘。恰好那时我去了县宣传队帮忙写剧本,惠伦好像也在秘密进入谈恋爱的阶段。这一来,大家就渐渐很少聚会了,只是在周日的时候,还偶尔见上一面。
我没有哭,也哭不出来,昏昏然地走回宣传队所在的山上,路两边的树木在夜风中飒飒作响,我高一脚低一脚,至今不知道怎么会走回去的。
四
我越来越相信“祸不单行”这句话。刘元死后,也许是因为照顾他的缘故,他妈妈也染上肝炎,只好成天躺在床上。这一家从北京来的时候是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兄弟姐妹,可是现在却走了两个,父亲和长子。刘元的姐姐刘萍比我高一班,是学校出了名的美人,在1967年组织“苗岭展新图”演出团的时候,她是幕间朗诵者,因为当时模仿大型革命歌舞剧《东方红》,朗诵的人是主角,挑选很严格,可她一来因为从北京来,口音好不必说,二来是人长得漂亮,所以一下子就入选。据说当时暗恋仰慕者成群,后来下乡到白腊公社当知青,好多男生还借了种种缘由,去她的寨子里晃悠,想有机会亲近,可是,最终她却因为家庭问题,是最后一个从那个紧靠麻风村的白腊寨子离开的。刘元的弟弟刘刚,个子很高,和我弟弟是同学,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学生,这个时候也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人。他们的妹妹最年轻,好像还在学校里念书。因为刘元的关系,我还是常常去他家看看,虽然帮不上什么忙,总是默默站一阵,说上几句话,这时通常是刘萍出来,淡淡地寒暄两句。
好像是过了几个月,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刘刚杀人,被抓起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跑去打听,原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青年,在家里的种种变故之后,心理早已崩溃。州党校就是他父亲的单位,有一个当初带头逼他父亲自杀的人,现在是革委会的头头,刘刚把他的孩子,大概只有十岁吧,骗出来杀了,尸体装在麻袋里,扔下了清水江。事后审讯的时候问他原因,很简单,就是给他父亲复仇。结果当然不必说,不仅是故意杀人,情节恶劣,而且是向文化革命疯狂复仇,自然是判了死刑。
有时候思绪转移很奇怪,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一直很不愿意翻出来。毕竟这是一个杀人犯,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下手,太狠也太无能。不过,因为刘元的缘故,也为了他父亲的缘故,对于刘刚,我又始终恨不起来,我把刘刚那张还很幼稚的面孔埋到心底,连想起刘元的时候也尽量不连带到他。多少年过去,我好像已经不再想起他来,也把这件碎尸案淡忘了。可是,前几年在欧洲一个大学里看到西洋人画的《行刑图》,洋人惊异中国人观看凌迟的热心和好奇,画上了很多围观者,然而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刘刚的故事又出现在我心里,而且异常地清晰,近得好像就在眼前。
几天以后刘元的妈妈就死了,后来,刘萍曾经告诉我,其实没有人告诉她儿子被枪毙的事情,但也许在暝暝中,上帝已经把彻底的绝望传递到她的心中,她不再服药,一直等到闭上眼睛,去另外一个世界。
五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中国发生巨变。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终于离开生活了十七年的贵州北上读书,接着,惠伦也和一些朋友结伴离开,去了开放的深圳。只有刘元的灵魂永远地留在那片山坡上,他和他的母亲、弟弟,留在那片乱坟岗上,离开凯里的时候,我曾经去过那个山坡,冬春之际,新草未生,坡上一片枯黄,坟边的衰草和坟上的白布条,在寒风飒飒中摇曳。他家从北京来的六口人,最终只剩下了茕茕孑立、相依为命的姐妹俩。听说,为了抚养妹妹,刘萍嫁了中央厂矿一个俗气的天津人,很多朋友都奇怪这段不相称的婚姻,但是我明白这是无奈,毕竟这是个工人阶级,又是中央厂矿的。不过,据说十年后刘萍离婚了,也去了深圳,他的妹妹也嫁了人,到了安徽,但是我一直没有她们姐妹的消息。
2002年的春天,深圳观澜湖。因为在香港教书,我和在深圳的惠伦再次见面,二十多年没有见面,我们聊打球,聊生活,聊北京、香港和深圳,很奇怪,就是闭口不谈往事,既没有太多地聊那个我们生活了十七年,却始终视我们为陌路人的凯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时候朝夕相处一起征战的好朋友刘元,只是有时候,彼此目光相对,便又匆匆分开,心底有一点儿悲情犹在,眼中似乎有一些往事在说,但是,毕竟谁也没说,也许是的,往事如烟,既然已经藏在心底,又何必再翻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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