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MeToo进行时：感谢那些“不能算了”的女性

2023-06-30 05:06

《人选之人》

“很多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如果这样的话，人就会慢慢地死掉，会死掉。”

这句台词出自电视剧《人选之人—造浪者》，讲述了女性反抗性骚扰的决心。这部剧播出后，台湾掀起了一轮MeToo，从政界到学术圈到演艺圈，多名男性被指控性骚扰。

在此之前，林奕含用伤口写成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引起过关于性暴力的广泛关注，此后不断有女作家投身写作，用文学质问父权，用痛苦为弱者表达。数年来，是无数创作者和实践者在自己的领域里做事，才让虚构和现实的境况有所前进。

吴晓乐是其中一位接力性侵题材的作家，她决定写一个“不完美”受害者的故事，写一群什么都没有的女性，如何在性侵带来的泥潭中挣扎。在吴晓乐看来，性暴力是长期理所当然的结果，她希望透过一个有灰色地带的故事告诉大家，受害者有前后矛盾是可能的，“不完美”并不能抵消伤害和痛苦本身。而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性暴力的现实讨论得以深入。

《我们没有秘密》出版于2020年，在2023年传递出更大的力量。感谢那些“不能就这样算了”的人，是她们的接力，让这个糟糕的世界还值得活一活。

💡本文涉及关键书透，请酌情阅读，或先收藏后看

《我们没有秘密》豆瓣简介：律师范衍重一直以为他与妻子吴辛屏之间没有秘密。他们之间一直不怎么提及过去，但妻子一夕之间消失了。范衍重从妻子工作的地方展开调查，越追查就越陷入重重疑云，吴辛屏的过往也随之揭开。

"It happens"

看理想：作为第一个登场人物，吴辛屏的丈夫范衍重的人物设定很有趣，他并非一个对性侵案件特性毫无了解的人，而是一名经手过很多性侵案件的律师，且还有家暴前科。给范衍重设定这么复杂的背景的考量是什么？

吴晓乐：因为想去思考“知道”和“做到”之间的差别。我在法律系的时候常常要做一个训练，就是同时想象给双方辩护。范衍重常接触性侵案中加害者的一方，他其实比较擅长去攻击受害者的证词，但如果他是受害者的律师，他也懂该怎么辩护。这么设定想让大家知道，一个人本身就有很多面。

至于家暴前科的设定，是对悬疑的塑造，想让读者好奇一个有黑历史的律师会怎么对待后面亲密关系的伴侣。

看理想：小说中，吴辛屏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她说：“就因为不是我，我说得出口。”这句简短的话同时展现了性侵受害者的困境以及女性之间的情谊。为什么想写一个私力救济的情节？这与您的法律背景有关吗？

吴晓乐：它绝对跟法律背景有关。其实你已经说出来了，受害的当事人要说出自己的经历是非常痛苦的事。另外，受害者需要和加害者陷入二人对立的状态，这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紧绷的。如果你要指控一个熟人，那么身边的人也会被迫直接或间接地选边站。

所以很多时候，受害者不想说出来是因为性侵本身已经很痛苦了，如果要出面指控就要承担另一件事，就是多数时候这个社会不会选择你。因此对吴辛屏来讲，一来她不用经历回忆的痛苦，二来她不害怕和加害者进入对立的状态，她没有不被社会选择的顾忌。

《她和她的她》

看理想：您在书中还写了很多复杂的关系，比如吴辛屏并非一开始就想和宋怀萱成为好朋友，她其实是收到了老师的任务。

吴晓乐：我觉得每个人在做一件事时，都不可能是非常纯粹的，或者脑袋非常清楚。我们的社会还蛮要求一段关系要很纯洁，不管是开始的原因或者结束都要干净利落，但至少以我的经验来说，人不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歪打正着，误打误撞，或者无心插柳，在混沌的状态下开启了一段关系。

大家好像会觉得一段关系，不管是家人或情人或朋友，都不应该出现负面的感情，但是我从我的第一本小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就开始挑战，我完全不相信这件事。父母可能也会计较小孩，会嫉妒小孩一出生就不用吃苦。

吴晓乐的另一本小说，讲述畸形的亲子关系

但是要因为这些负面感情，就否认爱的存在吗？我觉得不是。我们可以好好地承认，即使有这么多不好的感情，某些事情它还是存在的，可能包括爱。

所以在写《我们没有秘密》的时候，我很重视这种不纯粹的状态。我回想自己和女性朋友们的关系，还蛮常嫉妒彼此，也蛮常计较和竞争，可是长大后会觉得这才是友谊，友谊不应该排除掉这些感情，而是说，即使我对你有这么多复杂的感情，但我还是爱你，我还是想要跟你当朋友，我会一边嫉妒你，一边跟你走下去。

看理想：除了几位女生的友谊外，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关系也有挺多灰色的地方。很多性侵犯案件确实如您在小说中刻画的一样，有模糊地带，但法律系统很难去评判或认证这些部分。您是否设想过，一个理想的社会该如何应对那些灰色的部分？

吴晓乐：可能短时间内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大家要去承认这些灰色地带是存在的。台湾最近爆发了一连串的MeToo，有人也会说，为什么当下这些受害者看起来都很正常，还会和加害者维持几年的互动？旁人完全看不出来的话，该如何去释放自己的感情和理智？

我这几天的感触就是：It happens. 它就是会发生。

最近因为台湾MeToo，有读者来和我说，读了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和我的《我们没有秘密》之后，感觉作家们在提前下棋，用文学去提醒大家，受害者不立即反映，或者受害者和加害者维持一定的交流，都是有可能的。即使受害者跟加害者还有联系，也不能抵消她在这段关系中受到的伤害。

《她和她的她》

看理想：您会希望读者读完《我们没有秘密》之后保持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吗？

吴晓乐：是的。当时有蛮多读者跟我说，觉得宋怀萱这个人很可怕，但又无法非常彻底地恨她。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而言，我好像成功了。

我觉得这就是人，我很相信人是同时有很多面向的，到最后是比例的问题，而不是成分的问题。每个人可能同时有100种成分，只是组成的比例不同。可能只有在文学里才有办法拉出这样的空间，去接受一个混沌的状态。

看理想：混沌或困扰可以带来某种程度的理解吗？

吴晓乐：我觉得人都是被卡住了，才会进入真正深刻的沉思。如果每一件事情你都觉得，“哇，就是这样子”，根据我的经验，长期的理所当然到最后抵达的结论都蛮可怕的。

我相信今天的性侵、性暴力就是长期的理所当然所抵达的结果。就因为“我是男生”，因为“我”在社会上比较被重视，所以我可以这样对待比我弱小的人。

今天如果要减少这样的相处方式，就要反其道而行。诶，是这样子的吗？“我是男生，我是异性恋男生”，我就特别伟大吗？我就可以这样对大家吗？如果大家都多想一下，犹豫一下，很多事情就不会变成今天的样子。

如何书写性侵故事？

看理想：“女性遭遇性侵”经常被用在悬疑故事中，作为启动悬疑的核心动力。创作者和观众/读者似乎都很习惯“被性侵后要复仇”的故事模式，受害女性在其中要么需要被外人救赎，要么会“黑化”成“复仇女神”。

您的小说虽然沿用了类似的叙事模式（被性侵后要复仇），但重点似乎更多放在侵害背后的女性情谊、受害者的复杂心理状态，而不是对施暴者的报复。您如何看待“被性侵后要复仇”的叙事模式？您写自己的故事时，会注意哪些东西该写、不该写，或怎么写？

吴晓乐：大家想看复仇女神，我也想看，因为蛮痛快的。但是一来有些人已经写了，二来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之后，有一些女作家讨论我们应该接力，因为她只讨论了一部分，我们应该去讨论其他部分。

那我的部分是，我的女主角不要那么聪明、厉害、理智和深刻，我想塑造没有那么多资源和资本的女主角，她就是常常看不到真相。比如说宋怀萱，她就是恨错人，她没有去恨始作俑者，而是恨吴辛屏。

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是公司，比如大老板提了一个严苛的标准，主管只好叫员工们去加班，员工就会一边加班一边骂主管。可是真正造成这一切的人是大老板，但大老板太高太远，大家恨不到，所以只好恨主管。

《她和她的她》

房思琪那个阶段之前的人，可能就长这个样子，会恨错人，做出很多让旁人同情不来的举止。我们可能会预设一个人受侵犯后马上知道这是性侵害，马上提出诉讼，最后得到正义。但至少我在这本书里想写的不是这个，我设定的是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的人，我觉得要有人去写这种类型，在大家恍然大悟之前，受害者可能就长这样。

我宁愿在故事里悲观，也不要在现实生活里绝望。以前有读者读完之后觉得生气，因为该死的人死了，不该死的人也死了。其实我希望大家保留这份生气，那在现实生活中就好好地保护那些不该死掉的人。

至于什么该写、不该写和怎么写这个问题，我当时写宋怀萱这个角色时一直在想她是不是真的好讨厌。我作为作者是一个知道一切的人，但还是会想让她更可爱，更聪明。写到后来，我作为作者都讨厌她，觉得她很傻，我会不断地忘记她从小生长在一个很压抑、封闭的家庭里。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受害者是无法很讨喜的，我在写的过程当中也会受到诱惑，会希望看到一个不一定完美，但起码惹人同情的受害者。这点我当时觉得蛮可怕的，就觉得，天呐，我明明是想要站在这边，可是写作的过程也会想离开她。太可怕了。

这是我特别注意的部分，原来我也有我想看到的受害者的样子，意识到有这样的想法后，花了蛮大的心力不去那样写。

《她和她的她》

看理想：您有观察过男性创作者写性侵犯情节的视角吗？或者更宽泛地说，在书写“性”这件事上，女性创作者和男性创作者的视角是否有不同？

吴晓乐：蛮容易不一样的。性意愿或者是我们讲的同意，很多男作家来写就非常容易，好像女性很轻松就答应了，就愿意了。我长大后读那些情节比较不容易入戏，会觉得有这么容易吗？我目前很少看到男性去写女性的不愿意，如果有的话请推荐我。

看理想：有很多性侵题材的故事是由女性来写，某种程度上她们不得不去写，因为女性不写就没人写了。对您来说，这种书写责任会带来负担吗？

吴晓乐：就像你说的，你不写，别人不会写。你不能期待男作家来写，我们可能期待了100年吧，只得到了很多情圣的故事，我们没有看到情圣底下的问题跟伤害。

我二十来岁念大学的时候，有个朋友是外文系的，她的老师很喜欢讲艺术家伴侣的故事，比如罗丹跟卡米尔、毕加索和他的情妇、玛丽亚·阿布拉莫维奇跟乌雷。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有个问题，就是这些女艺术家到最后无可避免地要去辅佐男艺术家。

那时候我朋友就有一个结论，你不能找一个同行当伴侣，有太多经验显示，最后你的才华会流到那边去（笑）。我事后回想觉得还蛮好笑的。这些艺术家伴侣的故事好像给我们打了疫苗，提醒我们，即使在一个强调真善美的领域里，父权那只无形的手还是会让大家做出离真善美很远的事。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有一个蛮重要的心理建设，就是不要透过别人去看什么，我只透过我自己。这可能是负担，也可能是自我期许，你想说什么话，想看到什么东西，就自己去创造吧。

记住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看理想：作为一位女性创作者，您在写女性受伤的故事时，会有心理压力吗？

吴晓乐：我写《我们没有秘密》时是有负担的，我以为自己还在平地，但其实已经陷了进去。

我写的时候有三个月没来月经，我知道不是怀孕，它就是不来了，而且我是到第三个月才意识到这件事。当时每天都在找资料、想情节，忘记了身体的变化。我的一个做性暴力议题倡议的前辈朋友和我说，你已经是替代性创伤了，你不知道吗？后来身边的人也告诉我，我认真写作的那段日子整个人看起来很阴沉，像生了病。

但我自己并不感到困扰。我查资料的时候都是去找真正的案件和判决，慢慢才发展出一个思路，为什么有些受害者过了很久才说出来，以及为什么话里常常有矛盾？

当我得知我的身体有负担时，某种程度上我的内心是轻盈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吧。我希望去部分承担判决中那些人所感到过的纠结和痛苦。

受害人内心的痛苦肯定是我的好几倍，至少我懂了一部分。有几个月我的身体也在承受她们的几分之一。我想透过我的身体靠近她们，而不是置身事外地去看待她们。我觉得这是创作中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代价我付得甘之如饴。

《她和她的她》

看理想：《我们没有秘密》的最后，真相大白伴随着彻底的毁灭，不知道您是否考虑过给书中的女性角色重建生活的可能性？

吴晓乐：有，这更多是我创作阶段的安排。在这本书里我想写一群什么都没有的人，因为创作当时我对社会是悲观的。很多人问这本书为什么这么悲观，是社会让我悲观。

2016、17年的时候，我曾经想做一些性暴力的普及，但是不断收到网友的嘲讽，说事后才想清楚的，难道不是污蔑吗？当下为什么不想清楚呢？可是到了最近，台湾终于爆发了MeToo，风向变了，当年骚扰我的那些网友消失了。

至少在2023年的这一波讨论后，我们可以承认“受害者不立即说出来”这些现象是存在的。最近有很多男性朋友来问我，你们是怎么长大的？我们一样活在这个社会里，都不会有人告诉我们要小心被骚扰，没想到我们面对的生活风险差异这么大。

经历了这些后，我觉得之后可以写出一个比较痛快的故事了。这一次我希望所有人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风暴后，都能得到内心的宁静和正义，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她和她的她》

看理想：您的两本小说《我们没有秘密》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都书写了社会关系中弱势一方的情况，了解这些群体的过程有给您带来任何特别的启发吗？

吴晓乐：蛮重要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要记住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认知下，不要讲成为好人了，至少不容易成为恶人。

每一个人都曾经弱势过，不管你出生于什么家庭，当孩子遇到大人，孩子就是弱势。我小时候是很不安的小孩，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敏感和脆弱，所以常常对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而感到困扰。我很需要有人告诉我一件事且不要改变，比如晚上要吃鸡腿饭，那就是吃鸡腿饭，因为我的内心会朝着鸡腿饭长出那个期待。

所以长大成人后，我每一天都觉得很不错，因为我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要记住自己被摆布，被决定的那些时刻，只要记住了我们就不那么容易重蹈覆撤。不管是性暴力还是亲子关系中的控制，都是忘记了这件事。

你只要稍微记住自己被摆布的痛苦，你应该就有办法意识到，站在你对面的人可能也在经历这样的事。

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多伟大的人，但可以成为普通的好人。这是我妈妈的要求啦。但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成为伟大的人容易，还是成为普通的好人容易？越长大越觉得成为普通的好人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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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秘密》是一本关于“不完美”受害者的小说

在灰色地带中看到爱和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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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看理想的栏目《意外的姐姐》，每期与一位女性快乐聊天，顺便支持姐妹们的事业。来这里寻找散落天涯的好姐姐好妹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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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脱口秀演员颜怡颜悦

专访《流俗地》作者黎紫书

采写：林蓝

监制：猫爷

配图：《人选之人》《她和她的她》

封面图：《她和她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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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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