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爽 黑猫的冒险

故事的两个版本

最初，它被认为是一个天才成名的故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过去从无影视作品，第一部剧集作品便惊艳四座。时隔三年，他拿出了第二部作品，依然叫好声不断，甚至被认为超越了处女作。接着，更多关于他的故事背景逐渐显露，他过去是传奇乐队Joyside的吉他手，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生，这些迥异的身份带来了接近「爽文」的刻奇叙事——天才总会有一次又一次华丽的转身。

但只有凑近细看，关于这则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才有机会被讲述：一个渴望找到一种表达方式安置自己的人，一路上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将漫长的时间交付于探索和冒险。最后，他找到了导演这件事。引领他抵达这里的不仅仅是天资和机遇，还有日复一日的准备和苦等。比起天才，他更愿意称呼自己「笨蛋」。

我们的故事主人公辛爽，此刻坐在一棵大树下。每天下午两点，他要遵循安排，静静地在院子里等待记者们的来访。每天回应着相似而重复的问题，让他有点疲倦，为了提神，他不停抽烟，再把烟屁股一根根整齐地插在地砖缝中。

他维持着礼貌的笑容和平和的语速，请求采访不要持续到太晚，「晚上我和我儿子约好了去密室逃脱」。

问题大多围绕网剧《漫长的季节》展开。这部背景选定在东北地区的网剧以豆瓣开分9.0，大结局收官于9.5分的成绩，成为今年现象级网剧。三年前，辛爽的另一部作品《隐秘的角落》也曾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在一个夜晚，「爽门」两个字登上了热搜。辛爽给国产剧行业带来了新鲜锋利的美学，以一种横空出世的势头。

少有人知道的是，网剧《隐秘的角落》最初定下的导演并不是辛爽。在那之前，他还是一名广告导演，拍商业广告、MV和短片，没有拍过任何影视剧集。

转折发生在一次「赌气」之后。辛爽记得，在一次聚会上，朋友向一位影视剧导演介绍他，「辛爽也是导演」。那位导演只是回了一句话，「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是拍故事的。」辛爽懵了，那句话被他记了很久。他想，好吧，那我也试一下拍故事吧。

《隐秘的角落》剧照

2018年，担任综艺节目《幻乐之城》音乐总监的梁翘柏邀请曾经合作过的辛爽去节目试试。

《幻乐之城》里的辛爽是好战的，他迅猛又直接地走进自己未知的领域。节目中，导演根据抽签分配资源，来拍摄故事短片。辛爽抽取到了A级资源，这意味着最大的场地、最好的设备和最多的预算，但他坚持和另一位导演换来了最贫瘠的C级资源。他的好战指向自己，「我想对自己来一下狠的，你不是觉得你行嘛，给你最差的资源，试一下你行不行。」

一起搭档拍摄的演员李光洁在节目中说，他和辛爽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不会让自己待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

《隐秘的角落》和《漫长的季节》的制片人卢静后来问辛爽，为什么那么认真在做《幻乐之城》。辛爽回答她，他没有机会讲故事，所以他就要抓住每一个他能讲故事的机会，哪怕只是一个短片，「我能让业内的人看见我可以讲故事」。

上了《幻乐之城》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好像把我整个人生给掰了一下，接下来我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那一刻，你感觉得到了一张好牌，让你这么打。」辛爽说。

卢静和辛爽的结识，正是在《幻乐之城》播出以后。一位平台的制片人向她提起，他曾经给辛爽投递过20多个项目，辛爽都不感兴趣，问卢静有没有项目，可以和辛爽合作。

节目的热播让辛爽备受追捧，卢静想，说不定他正处于膨胀的劲头上，并不是一个合作的好时机。但由于不好拒绝制片人的好意，她将手边一个小众、尚未成型的项目递了过去，第二天就收到了辛爽的回复，「我已经看完了，能不能把原著小说也给我看看？」小说寄去了，他又迅速发来回复，「小说看完了，我们能不能见一面？」

两人见面时，卢静发现辛爽并非她想象中志得意满的模样。他非常谦虚，同时表达了对项目的兴趣，两人决定开始合作。也是在那次交流，他们聊到了卢静正在开发的另一项目《坏小孩》（《隐秘的角落》原著小说），当时这个项目有另外的制作团队。

不久之后，《坏小孩》的开发遇到了瓶颈。有一天卢静向辛爽求助，说剧本卡住了，能不能帮个忙看看。只过了一晚，第二天，两人见面，辛爽交出了十几页的改编思路，上面写满了笔记。

如同猫科动物一样，辛爽在丛林里，静心等待、迅速出击。

「他那会儿还不知道说我想换导演，他根本没把它当成自己的项目，都能那么认真地去对待。」在那次讨论之后，卢静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辛爽或许可以成为《隐秘的角落》的导演。

因为《隐秘的角落》和《漫长的季节》的合作，卢静和辛爽已经成了挚友。在这个5月的晚上，外界因为这部剧集正陷入喧嚣，卢静郑重地说，她不认同套用在辛爽身上的、看起来圆润的天才叙事。出生1981年的辛爽，今年已经42岁，「他算不上很年轻的导演，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不是科班出身、上去就能拍故事的，他很珍惜这些拍故事的机会。他努力了，他珍惜了，他去做了，他才被看见了。」她说，「辛爽并不是一下就迈到这儿的。他走到这里花了很长的时间，一步一步一步，那些小步子是很碎的，也很艰难的。」

旅程的开始

冒险的起点，在吉林四平的一座名为梨树县的小城。辛爽在这里长大。

这座小城不大，横竖不过四五条街道。辛爽的妈妈在运管系统工作，他生活在家属院，家人都来自公务系统，他们期望他也能留在四平，做一份安稳的工作。

但是辛爽只想当摇滚明星。在耳机里，他认识了崔健、黑豹。初中，青少年辛爽开始了自己的表达，他溜进学校，在大烟囱上用喷漆留下醒目的涂鸦和大字。大学报考中国政法大学的理由很简单，他想离开四平，去北京。听说北京卧虎藏龙，有很多摇滚乐队，离「摇滚明星」就近一些。

大二那年，刘昊在排练室第一次见到小他一级的辛爽。辛爽刚进大学不久，是一支哥特风格乐队的主唱，又瘦又高。他看过辛爽的演出，辛爽的演唱方式很特别，唱歌时只盯着鼓看，全程背对着观众，唯一张扬的存在是一头红色的头发。但刘昊觉得，不论是写歌还是弹吉他，辛爽都是个「特有灵气的人」。加上排练室里认识的另一个朋友边远，三个人一拍即合，准备组个乐队，名叫Joyside。辛爽是这支乐队的鼓手，后来又成为吉他手。

乐评人郭小寒很早就是Joyside的乐迷，那是21世纪的最初几年，她常坐着公交车去看他们的演出。她的目光很少会落在辛爽身上，他镇静，毫不张狂，音乐表达因此变得隐蔽，「摇滚乐就是看谁更炸，谁更有明星范儿，他是没有的，在舞台上很容易看不见他」。

他们三人一起生活了三年多，住在北京世纪村的地下室。房间里放两张床，一个月租金300多元，和外界沟通的方式是一台搁在窗台上的BB机——只有那里有信号。白天，刘昊骑自行车去各个酒吧问老板有没有演出的机会。一个月能争取到两三场演出，门票一张十块钱，最惨淡的一次，只卖出去两张门票。酒吧拿走一部分，剩下的钱，一人平分两块，买素馅饼都有些不够。

几乎没有收入，他们常常没钱吃饭，逛饿了，三个人碰头琢磨，今晚找哪个朋友蹭一顿。吃完，抱着啤酒瓶去退钱，退来的钱还能再管一顿。边远记得，最开心的记忆是几个人漫无目的地溜大街，在惠新东街附近闷头瞎逛，蹲坐在路边喝啤酒。地下室里没有日光，阴暗潮湿，为了不让自己「烂掉」，他们经常在街头溜达，翻晒自己。20年后，当我们面对面坐着，回忆这个画面时，边远的语气突然变得柔和，「那会儿阳光的味道我都能记得」。

那是初期的Joyside，青涩野生，他们都喜欢美国摇滚乐队Nirvana那样自由无章的表达。在当时的一部纪录片里，辛爽表情沉静地总结Joyside，是在一个安全的国家，「寻找冲撞的感觉」。

那时候，北京的摇滚生态原始而混乱。可供演出的livehouse很少，连台下看他们演出的观众都是零零散散的同一拨。乐队演出通常开始得很晚，三四支乐队抽签决定排序，如果轮到最后上场，得等到凌晨一两点以后。等待的时间里，他们喝酒。

他们解释，最开始喝酒是因为害羞，缓解紧张的情绪，喝着喝着就搂不住了，酒精最终成了演出的一部分。要么观众带着酒瓶上去把酒洒了，要么喝多的乐手跟人急了，打架去了。

那时，辛爽是乐队里唯一有工作的人，朝九晚五。他在一家公司做音频编辑，工作内容是给娱乐节目剪片花的配乐。上班族兼任摇滚乐手的辛爽每天是这么度过的：早晨，他背着吉他上班，把琴靠在办公室一角，下班后拎着琴去酒吧演出，演完喝个烂醉。后半夜回家睡觉，第二天再着急忙慌地奔向办公室。

辛爽很快意识到，这种表达方式让他并不愉快，「我对那种生活方式有一点厌倦了。」他承认，「每次演出，在台上喝得特别多，东倒西歪的，也不知道自己在弹什么。一天又一天地重复那个事儿。」在那样的状态下，创作和表达是低效的，音乐无法再满足自己的表达欲。

2006年，一次在13club演出，辛爽弹着弹着，发现手里吉他的声音变得干巴巴的，他抬头一看，喝大了的边远正躺在他的效果器上，把音效摁灭了。他感到一阵烦躁，「那一刻突然觉得，我不要这样，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演出结束，大家坐在五道口的马路边上喝啤酒，辛爽拎着一把琴，走出来对着他们说，「我不玩了。」

其他人没说话，看着辛爽这么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没有人为此感到伤感，在当时，乐队们犹如云朵一样聚聚散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音乐只是乐手们表达的众多洞穴之一，「就去干别的事了呗，想玩点别的。」刘昊说：「我觉得他不论做什么肯定挺对的。他喜欢挑战、冒险。」

事实上，接下来要做什么「别的」，辛爽也不知道，他只是想要停止当下的生活，所以做了一次干脆的决定。

不可避免地，这支乐队给辛爽的创作和表达留下了底色。成为作家以前，班宇做过乐评人，他曾经在哈尔滨看过Joyside的演出，「Joyside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朋克乐队。Joyside不追求爽，他们在乎的是吉他怎么弹更美，而不是在意朋克的造型、态度。辛爽和Joyside有共通的地方，他们都追求浪漫的表达，都有一个真正的关于爱和浪漫的内核。」

回忆辛爽当年的离开，边远感到释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不见得非得说大家在一起玩音乐，到现在，他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能做得这么有成就，对我来说，挺梦幻的，从认识他到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很奇妙、很神奇。命运好像一直把我们联系着。」

多年过去，如果给Joyside的音乐定下一个主题，边远选择了「生命的无限可能性」，「这个乐队所有人的轨迹都是不同的，但是它们会有交织，会有融合。」

离开Joyside不久，辛爽也离开了那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他仍然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于是跟朋友一起开了广告公司。为此，他看了有关影像的基础工具书，学习摄像原理。但他从未设想过，自己要通过这些介质传达什么，「我去看那些东西，我只是爱看而已，我只是愿意了解那个东西，但未来我要拍什么东西，没想过。」

接下来，他想试试成为一名讲故事的导演。

 一个会魔法的人，和他的同伴

要说服一个相当成熟的团队接受一个从未拍摄过剧集的新导演，这件事让卢静犯难。

这是2019年。除了辛爽以外，《隐秘的角落》的其他主创大多都和卢静一起合作了网剧《无证之罪》，有剧集经验，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的科班生，彼此信任，配合默契。面对辛爽，他们势必会产生质疑。卢静只能在每个决定中，「力挺辛爽到底」，说服他们支持辛爽的选择。

卢静记得辛爽第一次跟主创们见面的场景。那天，他们聚在一起开会，辛爽把iPad界面投到了电视，屏幕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辛爽先跑到电视前，一顿讲，又跑下来一顿讲，跑上跑下，气喘吁吁。「那种状态，特别可爱和真诚，特别特别努力。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会让大家喜欢他，信任他，愿意跟他一起战斗的。」卢静说。

信任，在这个团队中尤为重要。《隐秘的角落》中，辛爽让小白船飞上了天。对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剧集而言，这种场景很是抽象。哪怕辛爽找来很多参考，缺少后期特效的呈现，大家也还是一头雾水。只能依靠纯粹的相信，才愿意帮助他实现那个镜头。

在编剧潘依然看来，辛爽和别的导演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辛爽不强势，从不会逼迫他人接受他的想法。和辛爽合作，她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互相「叮叮当当」碰撞的感受。是才华和诚恳，让辛爽成为了一位拥有决定权的「船长」。

到了《漫长的季节》，剧组在东北勘景，有一次，太阳快下山了，车在一片玉米地旁抛了锚。主创们下车拉着行李，在玉米地旁边等待救援。阳光洒在玉米地上，特别好看。后来有一天辛爽突然问卢静，我们可以在昆明找一片那样的玉米地吗？

昆明不像东北，有大片的玉米地，只能从头开始种。卢静知道，辛爽不是一个会说「我必须要」的导演，他有他的方式让人信服。他往自己的ipad里存了许多玉米地的参考图，给所有人细细地讲，耐心地给出他的理由，这块玉米地会被放置在哪场戏里，作用是什么。卢静听完点点头，「不管怎么着，都得把这个东西实现。」

剧本筹备时期，每天下午三四点，编剧们把汇聚来的想法拿到辛爽面前，「测试」他的反应。如果收到好东西，辛爽的眼睛会亮一下，空气里好像响起「咔」一声，合上了。编剧潘依然每天都会期待辛爽眼睛里的亮光，「当他真的有感觉的时候，我就相信他一定能拍得特好。可能他最后拍的不是我最想的，但那不重要。」

潘依然记得，刚刚建组的时候，辛爽就明确地定下了剧集的最后一场戏，老年王响要见到年轻王响，冲他喊，「往前看，别回头」。「你看他的表达那么真挚，就觉得那个东西对他非常的重要。」出于对辛爽的信任，她觉得自己得想办法，让这个时刻变得顺理成章。

一个特别清晰的人——这是班宇对辛爽的评价，他作为文学策划参与了《漫长的季节》剧本的写作。班宇觉得，辛爽像「一个优秀乐队的贝斯手」，话少，谦逊，每一句话说的点都很准确，「那个音不用多，但是要又少又准，每一下都给到很舒服的位置」。

「聪明又善良」，在《漫长的季节》中饰演王响的范伟向《人物》这样形容辛爽。

最开始，范伟不理解为什么导演执意要给三个男人画上老年妆。每天早晨4点，他们要在妆造上花费5个小时，这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我心里想，干嘛啊每天？按常理来说，18年，一个正常的人，他怎么会变得这样老？」直到他从监视器里看到了王响和儿子王北的一场戏，王响耷拉着眼皮，满头灰发，乐呵呵地和王北说话，他立刻明白了辛爽的用意。

「这张脸告诉人们的故事太多了。」范伟说，「如果你愿意理解王响这个人的话，能看到他的丰富，看到他的复杂。如果不是那么理解的话，会觉得王响没那么可爱。老婆孩子出现这样的结果，他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现在年轻人看那个时代的父亲，不一定喜欢得起来。这张老脸能够帮助王响，让人对这个人物有唏嘘感。他需要反思的，需要补偿的，都在这张脸上了。」

《漫长的季节》里的王响

大部分时间里，范伟和辛爽的合作都十分契合。唯一一次他们有过分歧，是在王阳去世的那场戏。疼爱的孩子死去了，父亲的悲痛难以自持。范伟认为这场哭戏一定不能过于外露，要遮和藏。拍摄前一天，他问辛爽，现场的氛围能不能帮助演员，让观众不要关注演员的那张脸？

辛爽认为，如果来一场大雨，这场戏就太「顺」了，他希望那天是阳光明媚的。光照十足、温暖和煦的小河边，躺着一个湿漉漉的孩子。那样的场景因为平淡日常而显得更加残酷，犹如生命中随时可能撞上的时刻。范伟觉得辛爽的处理很新鲜，他很快被说服了。

编剧潘依然觉得辛爽会魔法。《隐秘的角落》中的小白船、《漫长的季节》中的雪景，王响穿过玉米地跟过去的自己的擦肩而过，都是他有魔法的地方。「他让你忽然就飞起来了，感觉双脚离地了，那一下啊，就飞起来，挺爽的。」

剧中饰演龚彪的演员秦昊，最喜欢的一场戏是龚彪和黄丽茹在电影院里的对话，两人就弗洛伊德展开了一些讨论。这场戏的台词是临时调整的，开拍的前一个小时，辛爽迅速把剧本飞页（拍摄过程中调整的剧本）交给演员。拿到飞页的秦昊非常惊喜，「台词写得太有趣了，我连『的、地、得』都不用改，包括停顿。」辛爽的「魔法」，让包括秦昊在内的所有人都对他产生了「无条件的信任」，「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大多数我都会同意辛爽，他要的东西我都会给他」。

《漫长的季节》里，龚彪和黄丽茹在电影院。

《漫长的季节》2021年的冬天在昆明开机，80%的主创仍是原来的伙伴，卢静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由于前一部作品的成功，辛爽成了众人心里的「神」，他说什么便是什么。开剧本会时，辛爽提出想法，大家都不再说话。他着急，「你们为什么最近剧本会都不怎么说话了，你是怎么想的，你一定要说呀。」

辛爽和卢静相信，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是不会通过导演的「一言堂」实现的。服从的团队会逐渐失去生命力。

卢静后来一一和主创们聊天，「你们一定要敢跟辛爽说『No』，哪怕听他的也没问题，但一定要把你们的想法告诉他，要不然我找你干啥？我找别人都能干，你不要做一个辛爽的执行者。」

「如果做个人的东西，会比现在会简单很多。我在家里写一首歌自己录下来，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选择一个那么复杂的方式，所有要说的东西都是要跟观众沟通的。表达不是凌驾于沟通前提存在的。」在经历了乐队年代最自我的表达之后，辛爽好像自然地领悟了做导演的奥义。

4月25日，《漫长的季节》在豆瓣开分，他从睡梦中醒来，得知了这件事。他打开页面，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接着哭了起来，躺着足足哭了半个小时。在这些赞誉和评价到来之前，他曾经害怕让他人失望，「万一我做的是错误的方向，万一观众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的方向，我就感觉自己辜负了所有人的信任。」

旅途的发现

《漫长的季节》剧本创作初期，辛爽接到家里的电话，父亲心梗住院了，生命垂危。

他后来形容那时候的自己，是「很安全地坐在小院里聊创作，这个人物应该这样，那个人物应该那样」，在剧本里编织每个人的命运，直到接到那通电话，他好像被一种强劲的力量，吸进了现实生活。现实与创作在这一瞬间形成互文，他成了被命运编排的人，「这个东西特别残忍，特别残酷。谈论死亡和真正面对死亡是两回事。」

他赶到父亲身边，陪父亲走过了最后一个月。他从小和父亲关系很好，上大学时，他和父亲之间写过很多封信，父亲尊重和平视他。

在病房陪护的日子里，有一次，辛爽听见父亲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一个词：「白驹过隙啊。」

他没听清，凑近问：「什么？」

父亲缓慢地重复了一遍：「白驹过隙。」

词语落在空中，两个人都沉默了。辛爽没有问父亲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这个词，那一刻是想表达什么意思。他们都意识到，生命这么短暂，这四个字就算作是父子之间简短的告别了。

《漫长的季节》里同样有一段告别。龚彪去世后，黄丽茹跑到殡仪馆，送丈夫最后一程。拍摄那场戏时，摄像师最初只分别架了两个简单的全景机位和特写机位，辛爽觉得不对，他又增加了一个机位。那个机位摄录了黄丽茹进入停尸房的过程，她没有扭头看龚彪，而是径直走到操作台上，拧开保温壶的盖子，倒水，动作缓慢、细致，为最后的离别拖延时间。

对于辛爽来说，这是这场戏最重要的价值。在他心里，黄丽茹结束动作，坐在龚彪身边讲话时，这场戏就结束了。她后来说的话和隔墙传来的痛哭声，对他而言反而是更常规的操作。

班宇记得，去年秋天，在七棵树附近的一家餐厅里，他和辛爽正在讨论这场葬礼的细节，他建议辛爽这段戏可以再精简一些。眼前的辛爽解释自己的想法，说着说着，突然流下了眼泪。

「那一刻，我想我爸了。」辛爽后来向我们解释他的泪水。他全程参与了父亲的后事，选合适的骨灰盒、为父亲擦拭身体、穿寿衣。这个亲戚问他，盆带了没，火化证带了没，证件带好没。那个亲戚说，一会儿你得先说点什么。告别被拆解成许多具体的小事，让他没有时间处理悲伤、真正面对死亡。和黄丽茹一样，他也在这些琐碎的动作中拖延时间，「可是无论再怎么拖延，最终还是得转头去面对。」

在病房里发生过的父子对话被辛爽写入了剧本。他不愿意在剧集正热时，披露父亲去世的细节，把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解释为个人情感的宣泄，「我怕观众会把这个事理解成，导演你拍这部剧是不是要纪念什么东西，要了结自己的什么心愿。不是的。」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他无法逃避地，调动了这些人生经历的总和，将痛苦反刍一遍。

在病床前看着痛苦的父亲时，辛爽心里在琢磨一件事，「到底啥是命啊」。他把这句话交给了剧里的龚彪。瘫坐在KTV的龚彪醉醺醺地对着空气喊，「到底啥是命啊，我咋不服呢，你让他下来，我跟他唠唠。」

在不止一次的采访中，辛爽都提及，自己信命。在他看来，过去经历的所有事情，不论是转行做导演，还是顺利做出两部剧集，没有一件事在他的想象和计算之内。努力当然会带来一定的必然性，但任何一种结果里势必有一部分不属于必然，他对无法掌握的规律心怀敬畏。

他相信世界上存在一双发牌手，「那个东西挺悬疑的，时时刻刻，你都不知道它会给你什么」。命运给主角王响发了许多好牌，他是「桦钢的火车司机」，是「在厂里受人尊敬的大拿」，在最为顺遂得意的时候，命运继续给他发放坏牌——儿子、妻子的死亡，事业的坍塌。在他躺在火车道的那一刻，命运又调侃似地把「天使一样的」王北发给了他。

成为导演之后，辛爽找到了希望讲述的母题，「比如说碎尸案、杀人案这些故事，其实它在我们生活里边不太经常见到，但是我们能通过它们也好，去展开那些人的命运，看看他们身上哪些特质是可以共情到我们身上的。我的兴趣所在，是讲人是怎么生活的，人是怎么面对自己的困境的。」

过40岁生日时，辛爽感受到了衰老。他需要把手机离得远一些，才能看清手机上的字。他通过体检报告来阅读自己的身体，尿酸高了，血糖高了。

他把这些生命体验安放在剧作中。《漫长的季节》中，龚彪有一场回家的戏。他打开客厅里的电视，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不停地「叨叨」，一旁为客户做美容的黄丽茹嫌他吵，两个人拌起了嘴。

创作龚彪时，他面对的就是步入中年的自己。辛爽喜欢看《马大帅》，但总在深夜看。趁着家人们都睡着了，他才悄悄挪到客厅，打开电视看《马大帅》，把音量尽可能调到最小。

现在不玩乐队了，他仍偶尔买吉他、音箱，买来就放在一旁，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儿子一听他弹琴，就说，「你别弹了，太吵了。」他只好给琴连上耳机。原本属于他的书房变成了儿童房，他在阳台上摆一把椅子，躲在这里看书。

这位正意气风发的导演，面对命运，秉持着少见的平静感。你很难将他听候命运发牌的态度理解成悲观。他认为，那是一种中性的情绪，他想让观众明白命运的无常，「咱俩现在坐这聊，我脑子就能想象到，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要死，马上面对死亡那一刻，那个东西是离你很近的，它会分分钟就会发生的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但它一定会发生。」说起死亡，他仰起头来，语气平淡。

「命运给我发了好牌，让我可以去拍《隐秘的角落》，让我可以去拍《漫长的季节》，这就是我主观上能感受到的东西，它对我还挺好。」他顿了顿，「它希望我做一个导演。」

很慢的笨蛋

《漫长的季节》大结局播出后，剧组举办了一场庆功宴，主创、演员去了大半。这部讲述时间与命运的网剧，也为他们中的命运轻轻画下了一个转折点，有人被看见，有人重新得到了关注。重聚的时候，大家凑在一堆聊彼此最近发生的改变，谁也不肯先离开，直到都喝多了，一个接着一个被送走。

送完他们，辛爽感觉到，这段时光快要结束，他已经站在门口，马上就可以推门出去了。

他形容过去创作的日子，就像「泡在一个浴缸里」，憋一口气，把自己浸没在水中。

卢静记得，拍摄夜市断电、店员小露遇袭的那场戏时，剧组遇上了问题。拍摄地点是真实的夜市，不可能真正切断整个片区的电源，只能安排工作人员蹲守着，在同一时间关灯。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演员还提出了表演逻辑上的问题。时间越来越紧张，第二天没有补拍的机会，制片主任跑来问卢静怎么办，辛爽走上前说，「给我5分钟」，接着，他独自走到街道的另一头，一处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在场所有人都立定不动，目光转向了辛爽。

在卢静心里，那是无比漫长的5分钟，她不知道辛爽会如何化解这个难题，「我只知道那五分钟里，他的压力应该很大。」看着辛爽遥远单薄的背影，卢静想，他得多孤独啊。

5分钟之后，他掉头回来，给了一个决定。

事实上，那样的时刻像潮水一般，不停地在拍摄过程中翻滚涌现，有时候是5分钟，有时候是10分钟，这让他「常常垮掉」。在它们到来的时候，他会选择藏起来。

周围的人都知道辛爽的习惯，拍摄现场总有一个小帐篷，如果上午进展没有那么顺利，或是遇到了问题，中场休息时，他会一个人溜到小帐篷里去，趁着午饭时间，弹琴、听很躁的音乐，反复听重金属，hardcore。

没有人会去打扰他，「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挺重要的吧。除了那些时间，他基本上都要面对大家。」《漫长的季节》的另一个制片人宋存松说。

释放压力的方法之一是买帽子。他有上百顶帽子，每天选择其中一顶戴上，这让他感到安全。帽子又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滑雪面罩，在人来人往的片场，可以只露出两个眼睛。最后囿于导演的职能，要和演员交流，面罩一直没派上用场。为了让自己放松，他总是伴着city pop风格的歌单睡觉。剧组杀青后，无意间再听到那份歌单，他吓出一身冷汗。

辛爽有很多顶不同的帽子

他不是一个喜欢做决定的人，但在片场，他每天面临着至少几十个决定，因为「可能犯下的错误」感到焦虑和手足无措。「我不想成为掌控者，但是没办法，这个职业的需求就是这样。不管你逼不逼迫，你都得迅速决定，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你。」

宋存松记得一个画面，《漫长的季节》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一天，他去现场找辛爽。辛爽正给演员走完戏，回到监视器前。宋存松着急和他说事，把他拦了下来。那时临近中午，四周明晃晃的，充足的阳光打在辛爽脸上。宋存松吓了一跳，他看到辛爽的黑眼圈很重，嘴角皲裂，还起了好几个水泡。宋存松第一次那么仔细地观察到辛爽的疲态，「确实是到人体生理上的极限了」。

辛爽最喜欢的导演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好莱坞，伊斯特伍德是出了名地充满活力。从1971年正式出道做导演，到现在，97岁的他依然在掌机，创作欲愈发强烈，几乎以一年一部电影的节奏在向外输出。东木的电影每一个拍摄环节都规整、精确、充满效率，从不拖期，所有东西都是算好的，「像人写字，工工整整地放在那儿」。

辛爽对这位老先生充满好奇，把他的幕后纪录片翻来覆去地看。东木的生命早就和片场相融，电影变成了他的呼吸，和吃饭、喝水一样日常。在东木的剧组里，每个人都可以在晚饭前回家。

「我特别喜欢他那种放松的创作方式，他没有把创作看得很重大。」辛爽笑着指了指自己，「我是相反的。笨蛋，很慢。」

他无法在创作中感到放松，只觉得一次比一次紧绷，担心「会不会，怎么办，不太好」。为了缓解，他只能尽可能地做准备。

在剧组，他随身携带的两件物品，是吉他和iPad。iPad永远连接着一个充满电的充电宝，用来随时记录笔记。这些笔记是辛爽的「笨办法」，他必须清楚地记录，接下来的三天内每个人要做什么。在和《人物》约定采访的前一天，他看提纲直到凌晨两点半，预先准备好如何回答每一个问题，「压力非常大，非常紧张」。

真正的痛苦开始显露。在他看来，最大的痛苦之一，是和生理做搏斗。「如果你有更高的要求，你就要牺牲你睡觉的时间。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出飞页的时间如果太晚，第二天就会耽误其他部门的进度，「我也觉得很内疚、很抱歉。」

这些笨办法的结果是，最短的一次，他一晚上只睡了15分钟，调整剧本的时候睡着了，一觉惊醒，手指还在 iPad 上没有挪动过。

合作到现在，卢静仍旧有一种跟着辛爽一起奔跑的感觉。

不管是一同出差还是去哪里，卢静从来没有见过辛爽在飞机上睡觉，他始终捧着书在读。只要是对剧本创作有帮助的书，他都会下单寄到卢静的家里，交代卢静，「你要去看」，如果卢静出差去了其他城市，他会再寄一本到新住处。每隔两天，他就问她，卢静，你看了吗？有时候他会开玩笑，卢静，你怎么不努力了呢？

他渴望成为一个松弛的创作者，「我在找一个工作方法，如果我能把创作这个事调整成跟呼吸、吃饭、喝水一样，那个时候……好像真的就可以了。」

与黑猫一起散步

辛爽爱看寓言故事，在故事里寻找人的困境和本真。网剧《隐秘的角落》里，他讲述了三只小鸡被狐狸吃掉的故事。执导的短片《婚礼》中，伴娘对着镜头哭着讲了一个蜜蜂和蜂蜜的故事，「即使是《猫和老鼠》，它讲的也是人生的困境，Tom是Jerry的困境，Jerry是Tom的困境。」

记忆最深刻的，是小时候读过的一本名为《黑猫历险记》的故事，来自一位捷克的儿童作家拉达。因为喜欢这个故事，他在二手书网上重新把它买了回来。它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只住在农场里的黑猫，名叫米克什，有一天，它突然学会了开口说话。它喜欢一本正经地戴上手套，蹬上靴子，穿帅气的上衣。他和农场的小男孩、小猪巴西克、山羊波贝什成为了好朋友。直到有一天，它不小心把农场奶奶的陶壶打碎，决定勇闯天下，买把新壶回来。在新世界，他去了马戏团，遇上了一群新伙伴，带领马戏团的朋友们再次闯荡江湖，展开了惊奇的冒险。

这是一则明亮温暖的故事，米克什聪明、正直，懂得克制，即使得到说话能力，它依然遵守这项技能的规则，从来不滥用本领，不大声嚷嚷，很有礼貌。

辛爽有着和米克什相似的「不自溺」，他一度把这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很多情况下人会有一种错觉，在某件事情上做得挺好的，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哪里都能说两句。这个世界上的看法太多了，我还是享受沉默，除非是有人真的要问，或者要求助的时候，我才会小心翼翼地回答点什么东西。」

他觉得自己和猫挺像。猫不依赖于任何事物，即使喜欢什么，也要保持一个独立的空间，不会特意越界。养猫多年的他，身上没有一根猫毛。即使是家里和他关系最亲密的小猫，看到他也只是走过来，拿脑袋蹭他的手，让他挠几下，就扭头走了，「我觉得这种关系特好」。

这一点得到了周遭朋友们的同意，他们认为，辛爽身上有猫科动物的多种属性，敏锐、精准，目标明确，不发一言地迅速接近猎物，「像猫科动物，有时候能藏起来，有时候还挺凶悍。」刘昊说。

拉达的故事里，米克什在冒险中一次次拔节成长，在不同世界里试错，毫不慌张地走向自己认定的事情。辛爽经历了同样惊奇的冒险之旅，一路走来，他优雅地探索。对于做导演这件事，他未曾有过强烈的使命感。他渴望的是安放，导演的身份只是容器之一。

目前来看，这趟旅程还不赖。采访时，辛爽在空中比划出一个环绕在他身边的圆形，向我们展示，在这场旅程中，他建立了一块自留地，他的伙伴们被他容纳其中。在那个空间里，他有安定的感觉。「我之后可能不会融入到大的生态里面，不想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我的生存方式，我只希望自己尽量地放松，把它变成一个很小的生态。」

秦昊觉得，辛爽有东北人血液里自带的，那种饱满的「情义跟倔强」。「辛爽觉得大家在一起打仗过，就希望一直都在一起，」秦昊说，「我没有跟辛爽求证过，我从我心里边的感受来的。」

2021年，《隐秘的角落》大热以后，卢静、宋存松和辛爽合伙开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名叫「哪里哪里」。

「哪里哪里」是辛爽取的名字，是一个人受到夸奖，害羞谦逊的语气。「这个很重要，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不管成绩是什么，一定要记住这个感受。」卢静说。

他们想通过公司的模式，保护好难得建立的「小生态」，和一群有共识的人做小而美的事，「当拍摄需要多花成本的时候，我们有自己决定的权力，我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想做的项目。自己成立公司的意图是，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创作。」卢静说，「《漫长的季节》现在的成绩，它带来的不是焦虑，是自由。」

辛爽有同样的感受，「这次《漫长的季节》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最舒服的地方是，因为它，我们在后边还可以继续自由地创作自己想做的东西，可以不用强迫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东西，大家看见了你们的小生态，它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作品。它是成立的，它不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他又强调了一次，「它是真的成立的。」

辛爽的父亲去世时，卢静和其他主创们正在长沙制作电视剧《亲爱的小孩》，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陪伴他。卢静采取的方式是向辛爽求助，「我说我特别需要他，希望他来帮我看一看素材，用这种方式去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天收工以后，他们带着辛爽遛大街，没有特地去哪家店，只是边聊边走，拍搞怪的合照，一直在街上待到了凌晨四点。谁也没有提及死亡，没有唉声叹气，只是告诉辛爽，哪些地方好好玩好漂亮，哪些地方下次可以来取景。他们心照不宣地保护着辛爽的边界。

每部作品之后，辛爽会在心里完成一次清空的「仪式」。结束所有的宣传、交流，他就把《漫长的季节》封存起来，「不会再想，也不会再提及这个东西」。仪式结束，他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重新找到下一个「值得讲的故事」。

《漫长的季节》在昆明拍摄，主创们把各自的摩托车都运到了这里，做了约定，等剧集拍摄结束，要好好骑行一番。

杀青那天，摩托车一股脑从剧组冲了出来，他们一口气行驶了几百公里。一路上，辛爽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放松。他不再需要成为一个决策者，只需要跟着车队，在公路上飞驰。从中午骑到天黑，路过层层叠叠的山谷，湖泊，终于抵达大理。钻山洞时，同伴们都会拧响马达「交流」。

在大理，辛爽终于不再那么紧绷。朋友们发掘了新爱好：美甲。理由是，做美甲时两只手动不了，看不了手机，辛爽可以从这些事务中松一口气。

那几天，辛爽在小臂上纹了一双外星人硕大的眼睛，每次拍照，他都可以抬起胳膊，给自己换上外星人的眼睛。底下还有一句法文：「他人即地狱」，来自萨特。但如果你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会漫不经意地回答，「吃面包要蘸黄油」。

他向《人物》展示了脚上的帆布鞋，帆布鞋上穿插着CHANEL的包装绳作为鞋带，他眨眨眼，「这两个东西会形成一个新的意义」。

他最近读了《与瓦尔泽一起散步》。瑞士作家、诗人罗伯特·瓦尔泽在人生的后半段被诊断出精神疾病，长居疗养院。他年轻的仰慕者卡尔·泽利希常去看望他。他们俩在疗养院附近的郊野漫步、登山，穿过森林、河流、小镇、奶牛群，在初春的草坡和冬日的飞雪中漫谈。这些谈话被记录成文。

瓦尔泽对泽利希说：「如果一个艺术家缺乏爱，他的天赋有什么用。」辛爽对这句话深有共鸣，「在这次《漫长的季节》里也是，我没有找到那个逻辑和原因，没有想通我们是拿什么样的动机去做所有的人物。直到我那天看到那句话，它反过来证实了我们这次创作的逻辑，就是爱所有的人物。最后这个作品做出来，观众得到的不是一个很压抑、很残暴的东西，他们得到的其实是一个安慰。」

由于长年处于贫困和无人赏识的境遇中，瓦尔泽在生命最后20年放弃了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彻底远离表达。无穷尽的自然天地化身他的稿纸，他行走在其间。散步和交谈替代写作，让他得以再次安放自我，再次找到和世界对话的方式。

和瓦尔泽一样，辛爽也经历过表达方式的转场。他很久没有再写过歌，试过几次，发现写歌的能力正在慢慢消失，但他很快对这个转变释然，「确实也不悲伤，因为你有其他的表达方式」。

当下的他明确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讲故事的导演，完成和观众的有效沟通，但对于未来，他仍没有定数，「现在的这种明确，是所有条件促成了你能看见的那条路。也许走到某处，其他条件又让你转向了。如果能走到那儿，我就走到那儿，如果走不到，我也会选择转向。」

当所有人以为他已经抵达目的地时，冒险才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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