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人来说，生活最好不要轰轰烈烈

2023-07-03 10:07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似乎微观史在中国越来越流行了。去年罗新出了新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鲁西奇出了新书《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王笛则出了《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这些书有别于以往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也非波澜壮阔的英雄或名人故事，而是聚焦在历史上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身上，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来从另一种视角展现当时的社会与时代。

作为近年极其活跃的中国微观史学者，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深知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他自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主笔｜张星云

上世纪80年代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念书时，王笛的研究还是标准的宏观历史。《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研究的是辛亥革命前四川地区的社会史，他使用了大量统计资料，通过政治、宗教、官僚系统等，来讨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过程。

王笛（中信出版社供图）

90年代，王笛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当时霍普金斯有一批非常优秀的社会史、文化史学者，此外早期微观史的代表作不少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在那里，他开始读这些此前在国内从未接触过的著作，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等微观史经典对他影响极大。他发现，叙事是美国史学的主流。从此王笛逐步完成了从宏观史到微观史的学术转变，开始研究历史中的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在他看来，普通人、民众才是历史、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在博士论文《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他以成都“街头文化”作为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城市的外观、民间艺人的表演、民众的谋生方法，以及对街头的争夺，正是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创造了这些街头文化。

由此他进而研究以茶馆为代表的四川地方文化。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中，他试图通过成都街头巷尾茶馆里小人物的故事，解释底层民众为什么经常上需要花钱的茶馆，往往被历史书写忽略的大众是如何参与公共生活的。在他的书中，那些原本看起来没有意义的茶馆，实际成了一个微观世界，通过日常，把整个20世纪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种种变迁都展示了出来。

王笛新作《碌碌有为》

到了《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王笛将焦点转向民国时期四川的秘密社会组织袍哥，这一组织被禁止，又长期存在，但此前并无多少研究。他以袍哥的个体故事开始，展现乡村社会的暴力与秩序，探讨国家的司法权在基层的分化。《袍哥》的出版，让他在中国微观史写作中收获了极好的反响。

去年王笛先后出版了《碌碌有为》《历史的微声》，茶馆研究的第二本《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也计划在今年出版。虽然也是从一个微观史式的个体故事开始讲起，《碌碌有为》与他之前的《茶馆》《袍哥》在结构和视野上却有所不同，延伸开来介绍了中国古代普通人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让人感觉是在微观史的方法下，有着很长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讨论领域，读来有一种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结合的感受。

我们的采访也是从这本新书开始的。但我们不仅谈了新书，更想利用这次机会与这位国内最早研究微观史的学者聊聊当下中国正在刮起的微观史风潮、他所理解的微观史与宏观史的区别，以及不同的历史观会对当下的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历史要有细节、要有个体、要有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新书《碌碌有为》，会让人感觉是在微观史的方法下，却有着很长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讨论领域，与你之前的《茶馆》《袍哥》在结构和视野上有所不同。这种形式是你写作上的一种新尝试吗？

王笛：其实这本书源于一档通识音频课程。经济学家陈志武邀请我来讲中国社会史，我用了大概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个课程。所谓通识，就是面对大众，没有门槛，让大众知道我们过去的日常生活、文化和社会。所以它的起点与我过去的所有作品都不一样，无论《街头文化》《茶馆》还是《袍哥》，其实都是从学术研究开始的，是以历史研究者作为读者对象的，只不过由于我的写作方式比较能够被领域之外的读者所认同，后来才逐渐从学术圈子走向大众阅读。

但《碌碌有为》最开始就是为了大众阅读，在写作上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以前写学术著作更多考虑的是学术探索，而非表达方式。此外对于这个主题，过去我们写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大陆、港台学者，通常是从宏观视角，从整个国家的社会的大视野来谈中国社会。而我在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要换一种角度，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所以这本书才是从川西平原上成都郊区石羊场的丝织农户杜二嫂这个家庭开始讲起。这个家庭的故事是根据194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因的本科毕业论文而来，这种操作方法有点类似于我的《袍哥》那本书。从杜二嫂的家庭开始，我把非常聚焦的显微镜头逐渐推开，逐渐呈现出近景、中景、远景，就像拍电影一样。其实《碌碌有为》这本书中涉及的问题还蛮大的，最后讲到全国性问题，包括人口迁徙、种族、农业、商业、法律，但这一切都是从这家农户开始进行观察，并且这家农户的故事贯穿全书。

书出版以后，我也做了很多思考，写到后半部分这家农户的角色越来越弱，其实还可以写得更好。这就涉及关于写作的思考，怎么利用有限的资料把问题从小到大有机地串在一起，就像我们常说的“螺蛳壳里做道场”。

英国学者李约瑟于1943年至1946年间拍摄的四川赶场景象（中信出版社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在美国读博时阅读了大量微观史著作，这些影响到你的史学研究转向。微观史在西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全面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早年微观史著作很少？

王笛：微观史在西方是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兴起的，当时也还比较小众——我说小众是相对的，比如最早的微观史都是用意大利语、法语写的。微观史真正在西方世界发生影响，我觉得是在80年代之后。但无论任何时候，即便在今天，我也认为相比于传统史学，微观史依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取向，就像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统计过的，目前出版的微观史著作也就一两百本。不过尽管小众，微观史在持续发生着影响。

我在美国读博的过程中，开始阅读这些有新文化史倾向的著作。此前我在中国的研究是很宏观的，比如《跨出封闭的世界》写整个清代，写整个长江上游200多年的历史。因此这种转化是通过阅读不断进行的缓慢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在思考，用怎样的方式来做中国的微观史。我们比西方要困难得多，比如意大利、法国，它们在中世纪有宗教裁判所，很多资料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历史学者们可以利用这些细致的材料，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但中国完全不一样，没有相应的资料。所以我在开始决定要写普通人、要写微观的中国史的时候，就清楚这种挑战，相信其他中国微观史学者也是如此。

我最初在美国读到《奶酪与蛆虫》的时候，觉得过去从来没有想到历史可以写得这么细。我们从小学开始读历史，都是教科书式的历史，就是大框架的历史，此前的中国历史写作基本上放弃细节。当然这种放弃细节也有大的历史背景，上世纪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整个历史学界都有社会科学化趋向，用数据分析来研究历史。但是《奶酪与蛆虫》《蒙塔尤》，这些著作在写作方式上给我很大启发，并且阅读了这些书之后你会发现，有细节的历史与过去所读的大框架的历史，让我们对历史的感觉不一样。比如《奶酪与蛆虫》，过去我们说到中世纪的欧洲，习惯说“黑暗的中世纪”，但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发现中世纪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本书讲述的是16世纪的意大利，书中记载了对主人公梅诺基奥的审判，虽然罪名是荒谬的，但审判是严肃的。为什么说是严肃的？在审判的时候，梅诺基奥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表情和每一声叹气等微小动作都被记载下来，用于充分地给予他最后的判决。

所以我就在想，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我们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是现代人、文明人，但当读到这些历史细节的时候，发现我们还没有走出中世纪，20世纪多少悲剧，很多人的死亡还不如中世纪的审判来得严肃，野蛮还在我们的血液中。

《满江红》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我很好奇，从定义上来说，怎样区分宏观史和微观史？

王笛：在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不要把宏观、微观截然分开。我认为宏观和微观都是相对的。当然我们有一种普遍看法，宏观就是讲国家、讲这个世界，是大问题，微观是讲个人、讲细节。

但我不愿意做实际的划分，也觉得不可能做。比如中国史相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微观的；但如果我写四川史，相对于中国史来说，它也是相对微观的；但如果把我后来写的《街头文化》《茶馆》与我的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相比，《跨出封闭的世界》又变成相对宏观的研究。所以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研究范围，宏观与微观始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但如果你真要问我，我心目中是有一个理想的微观史的。首先是要有人，个体的人，在普遍的历史写作中也经常能够看到人，但这些人经常作为群体、群众、民众存在。其次要有细节，人们能够从这些细节看到个体的人的经历。再次是要有普通人，比如我们写毛泽东、蒋介石、曾国藩、李鸿章、胡适的传记，因为他们的资料很多，我们可以写得非常细，但中外学术界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是微观史。微观史的研究对象通常是过去传统历史学不研究的人，如果不是由于微观史写作将其作为焦点的话，他可能在历史上就被完全湮没了。我觉得具备这三点，就是一个好的微观史写作。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此外宏观历史的题目非常容易撞车。按照我们现在历史学的发展方向，每年大家都去申报社会科学资助课题，这其实有意无意地让大家去选重大课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难免很多重复的研究。而微观史相对来说，每个研究个体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历史就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起来，最终的图景才会慢慢出现。你发现的碎片越多，拼起来的图景才会越完整。

当然我们研究的绝大多数历史拼不起完整的图景，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也许只能拼起来1%到10%的图景。所以我现在强调历史要有细节、要有个体、要有人。你看民国时期那些大学者，包括顾颉刚、周一良、吕思勉、翦伯赞，他们几乎都是写通史的。中国现代历史学的起源是从通史开始的。我们没法说他们为什么不先研究细节再研究通史，因为历史就是那么粗糙，只能写得那么粗糙。

但是从梁启超主张新史学到现在，通史我们已经写得够多了，历史学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走到今天，是不是应该开始转变一种历史观察角度了？从微观出发，再来看宏观，当我们把碎片收集得越来越多，哪怕最后只拼出来5%、10%的图景，可能我们对认识中国历史或者世界历史都会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了。

成都街头巷尾的茶馆，是大众参与公共生活的的日常空间

回到历史的现场

三联生活周刊：当初你研究袍哥，花了20多年才出了第一本书，通过你的书我们知道，作为秘密社会的地方领导者，袍哥们被禁止又长期存在，因此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秘密，收集资料极为困难。《海底》是袍哥对自己历史的民间记录，最后你收集到了十几种《海底》，你是如何寻找到它们的？

王笛：我最开始想研究袍哥是上世纪80年代。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时，那本书中有两三页涉及袍哥，当时我就对袍哥感兴趣了，但也清楚对其进行学术研究难度很大。

1990年，我正好赶上第一次中国学者可以申请美国王安汉学研究基金，当时我报的研究题目就是四川袍哥。但我出第一本袍哥的书要等到2018年了，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那些年我一直将这个题目放在心里，我研究街头文化、研究茶馆，都注意收集袍哥的资料。袍哥作为一种秘密社会组织，它很注意保密，公开的资料就非常少，再加上上世纪50年代初这一组织被摧毁以后，这些人也都陆陆续续地消失了。

2014年，我在写完第二本《茶馆》以后，开始全力以赴了。最初我的计划是写一本关于袍哥的很全面的书，从它的起源、发展，最后到消亡的整个过程。但一个偶然的情况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前往成都“望镇”考察，深入川西袍哥的世界，她这篇本科毕业论文的复印件很早就在我手上，放置了10年，因为当时我在写其他课题。2014年前后那几年，作为华东师大紫江讲座教授，我每年夏天要从美国回来去上海给学生们上文化史、微观史的课。2014年夏天的课程计划是读微观史书，比如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同时我正准备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要写一篇文章，所以我把沈宝媛的这篇论文带在身上。我记得有一天我读到袍哥雷明远杀死自己女儿的事情，在沈宝媛的论文中是在中间的位置，一般人不会关注到，但我瞬间就感受到了那种。人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不一样，我们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写到这种杀死女儿的事件只会简单地描述一下，但在沈宝媛这篇社会学论文中，总共两万多字，她花了好几页来讲袍哥杀死女儿的过程。我读到这里，脑中瞬间就在想，如果把这个场景放在书的开始，我能不能写一本微观史？现在想来，我此前20多年的资料准备，可能就是在等着这样的时刻。

《庆余年》剧照

我先后出了4本英文著作，每一本都花了很多工夫写作和修改，只有这一本最顺利，从2014年开始写，2018年中英文版同时出版。这本书相对篇幅不大，20万字左右，只写了一个袍哥家庭。能写得这么顺，与20多年的充分准备分不开，不断地酝酿，最后突然成熟了，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别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我都会说是《袍哥》，当然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现在别人再问我，我会说是自己的下一本书了。

至于在写袍哥时使用的资料，我觉得写微观史难就难在寻找资料上。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缺乏微观史的研究？比如罗新《漫长的余生》，他以几百字的北魏宫女的墓志铭为基础，发展成一本书。但如果你仔细看，我参加过与他的对谈，他自己也说，其实那个宫女本身的故事还是很有限的，最后不得不写了很多宫廷大事，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缺乏资料。

为了写袍哥，我最后手里收集到三四十种《海底》，以前见到一种都是非常难的。其实让别人知道你在研究什么很重要。现在国内有一种风气，大家都相互告诫，有什么好的研究想法千万别说出去，说出去了别人就会赶在你前头抢先发表出来了。但其实我从来不忌讳这个，因为我觉得历史研究是一种个体行为，它与社会科学不一样，社会科学是你根据同样的数据，得出来的结论应该是一样的，但历史学不同，同样的资料，每个研究个体的思考不一样，方法、表达也不一样，所以我不担心这个。学术界包括国外学者都知道我从80年代就想写袍哥，有天有个朋友去一家旧书店，书店老板长期收集手抄本，朋友看到了袍哥的《海底》，就拍了些照片发给我，看我是否感兴趣。我一看照片知道是好东西，经过和老板讨价还价，就把这批资料搞到手了。那真是激动的时刻，就像你在淘金，突然你真的在岩洞里发现了金子，而且是金矿。那些手抄本从文物价值上来说是很低的，并非善本，可能对别人来说一钱不值，但对于我这样一位研究边缘人群的学者来说，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金矿。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做学术报告时我经常调侃，这个世界上掌握袍哥资料最多的人，非王笛莫属。

《风起陇西》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研究成都的茶馆时，你引用的资料几乎都是外地人甚至外国人所记，本地人不觉得茶馆有什么好写的，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种资料的特殊的情况吗？

王笛：对，这是个普遍现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对自己太熟悉的东西、司空见惯的东西，没有冲动去记录。反而是到了一个新地方，看到新的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想去记录。因此外国人、外地人，在他们的游记中记载过很多茶馆。尤其是早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找不到本地人对茶馆的记载。近些年由于四川茶馆有了名气，才启发了一些当地人去写。

这点其实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1991年到美国，对美国的一切都好奇，都感兴趣，觉得连空气中的气味都不一样，便想给国内报刊写写系列文章。但是几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这种冲动了，一点都不想写了。

研究也是如此。我是成都人，在成都的时候写《跨出封闭的世界》，主要写整个四川，其中成都在里面的比例非常小。但当我离开成都，去了美国之后，这种距离感一旦拉开，就会有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当我在美国读的书、受的学术训练，让我可以站在外面作为一个纯粹的研究者来观察时，我才发现，原来搞了半天，成都有好多东西可以研究、可以写，后来才有了《街头文化》《茶馆》《袍哥》。所以我真的是在到了美国后才开始研究成都的。

四川省博物馆所藏汉砖，刻画了百姓渔猎农耕收获的日常生活场景

底层人民才是社会主流

三联生活周刊：成都茶馆文化一直持续到今天，与民国时期相比，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依然是作为公共空间的作用吗？

王笛：随着社会变化，日常生活、茶馆也都在发生着变化。传统的茶馆文化已经在消失中了。

成都郊区彭镇有一家名叫观音阁的传统茶铺，它像活化石一样，从服务、空间布局，到吃茶的老人，都更接近过去的老茶馆，与现在成都的新式茶楼很不相同。每次我去观音阁茶铺，从成都现代化的市中心去到郊区，就像回到了民国时期。

我记得2020年冬天，由于疫情我在澳门回不去成都，就把2019年夏天在观音阁随手拍的照片翻出来，看到有一张照片上有位大爷，很面熟，我在想是不是原来见过，于是就把2015年第一次去观音阁拍的照片翻出来做对比，结果发现两张照片里都有这位大爷坐在那里喝茶，两张照片相隔四年时间。这对我是一种震撼，我觉得里面肯定有故事。

后来我每年都去观音阁，每次去我都拍照，结果每次他都在那里。从2015年到今年，8年时间，这位甘大爷明显地老了，但他始终做着同样的事情，坐在同一家茶馆。后来我发现，他还有一位老搭档，胡大爷，这8次胡大爷也都出现在照片里，有的时候与甘大爷同桌打牌，有的时候坐在不同的桌子。每当我回到这家茶馆，就像回到了过去，时间是凝固的，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反复。

这也引发我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现在受到大趋势的影响，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心态，希望自己能够见证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时代的轰轰烈烈。但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生活最好不要轰轰烈烈，因为任何一种轰轰烈烈都会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我记得罗新也说过同样的观点，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历史没有什么大事可以记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福气。

那么在茶铺的日常中，对这些老人来说，如果他们的余生能够这样度过，难道不是他们的福气吗？我们难道希望它中断吗？观音阁茶铺还有一位老顾客，98岁的钟大爷，他一个人，回家也没有人给他做饭，老板干脆叫他一起吃饭。2020年春节，由于疫情观音阁茶馆不能开门营业，钟大爷大年初一早上4点多来到茶铺门口，结果发现关门，寒冷的冬天里，他就在门口踱步不愿意走。茶铺门口的监控把这一切都录下来了。对我们一般人，这可能就是一间茶馆，但对这位接近百岁的老人来说，这间茶馆就是他的世界。我后来采访过他，给他拍过照，他年纪很大了，哪怕不说话也可以在这间茶馆里待一整天。所以我希望这些茶馆的变化越小越好。

1913年，参加完隆裕太后哀悼会后从紫禁城走出的百姓（秦风老照片馆/视觉中国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无论在《碌碌有为》还是在《袍哥》中，你都使用了社会学调查作为资料。社会史、微观史写作，与社会学、人类学写作，在方法论上有什么根本区别？比如同样是从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微观调查出发，两者会有什么样的视野上和写作上的差异性？

王笛：社会史写作主要将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会的方方面面。微观史写作，则必须以人为研究对象，所以你从《碌碌有为》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它以微观作为切入点，看见个体的人，但同时又在观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社会史、微观史写作，与社会学在方法上区别就很大了。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横切面，比如研究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历史学则是研究社会的竖切面，比如研究1900年的社会，就还要看到历史的演变，1900年之前的历史背景，以及1900年之后发生了什么，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是同样研究一个家庭，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会研究这个家庭当前的状况，比如家庭关系、经济、婚姻、日常生活，而社会史的角度会研究这个家庭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其实社会学和人类学是两个很相近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国。比如费孝通，过去我们习惯称他为社会学家，现在我们更多称他为人类学家；中国很多大学，人类学都是在社会学系里面。据我理解，如果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社会学研究的是各种关系，而人类学更多研究的是文化行为模式。有的时候人类学研究其实又挺像历史学，它也要看过去，看环境历史背景。我想，如果说一边是社会学，另一边是历史学，那人类学则处于中间，所以我的研究也采用了很多人类学方法。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第24期）

排版：瓶子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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