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幼儿园遇“冷”,小学遇“热”
齐平把教育比作载客大巴。“一辆大巴,坐50个人,是这么开。坐40个人,也是这么开,但是乘坐体验是不是会更好?”他认为,未来生源减少实际上是理想状态,“这意味着,师生比上升了,孩子活动的场所也增多了。更符合素质教育、综合教育的要求。”
这个夏天,青岛市即墨区某公办幼儿园的教师赵琳只有一个月的暑假。
为争抢生源,从去年起,当地一批民办园停休暑假,今年,许多公办园也加入了进来。“家长乐意把孩子送去不放假的幼儿园,园里还能多收两个月学费。”
赵琳所带的班级有十来个孩子。由于近两年,小班新生有限,这十来个孩子是混班制,大、中、小班生都有。班内比较常见的场景是,几个大班生自成一组,学习算术、拼音等幼小衔接知识,其余的中班、小班孩子聚在教室的另一角,做手工。
今年如果能招到七个小班生,就可以开一个新班级。但是赵琳认为这很难,截止到目前,园内只接到三位家长的入读咨询。
据《青岛日报》报道,2022年,青岛全市幼儿园小班入园人数为8.73万人,比2021年减少近1.3万人;另据青岛市政府新闻办,2023年,全市幼儿园小班入园人数又将比2022年减少约2000人。然而,2023年,青岛市将有16.8万名儿童进入小学一年级,比去年增加了4.3万人。
类似的现象不止青岛独有。从出生人口数量上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当年的出生人口达到1883万人,比上一年增加200余万人,为近20年来的顶峰。到2023年,当年的新生儿就要涌向小学,因此,有舆论认为本年度为小学“最难入学年”。杭州、广州、北京、青岛等多地发出小学学位预警。
而在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2.1万人,较上一年的1465万人有较大减幅。而这批幼童也到了就读幼儿园的年龄。另综合各年度《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比上年减少5000余所,也是200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种种数据表明,今年是幼儿园遇“冷”的一年、小学遇“热”的一年。
在赵琳的印象中,幼儿园的招生状况从未像近两年这么“棘手”。
她所在园招生范围覆盖附近的三个村落,大班孩子人数占全园人数的57%,今年计划招进20名小班孩子,实际上只招到了3个。孩子数量逐年递减,同片区有家民办园,今年的在园大班孩子有105个,中班孩子有60个,小班孩子预计有25个。
赵琳说,好几家公办园将招生纳入教师年终考核,“招来一个学生,就在个人评分体系中加一些分。”因为学生太少,从去年起,她家附近倒闭了两所民办园,现在一个成了水果店,一个成了培训机构。
六月,进入招生季以来,北京市海淀区某普惠幼儿园的招生办,一天要打出200多个推广电话。园内李老师介绍,不同于往年,今年招生不再“卡”房产、户口、社保证明等条件,“来一个孩子收一个。”即便如此,今年只招到不足150个孩子,比去年、前年都少了至少四分之一。
也是从今年起,生活在江苏省常熟市的施芸,陆续收到四五家幼儿园的招生宣传单,单上详述园内师资和环境,是她从未见过的架势。她最终把小女儿送入了大儿子曾就读的某民办幼儿园。她记得,七年前,大儿子在读时,一届学生有100人,到今年小女儿入学,一届学生只有不到40人。
上海浦东新区某民办幼儿园园长凌捷说,今年或将是“最后一个超百人的毕业年”,明年,园内毕业人数预计下降到六十余人,“今年的大班人数可能比小班多一倍还多。”她观察到,与去年相比,周围不少公办园也有20%左右的生源降低。
与此同时,幼升小招生呈现截然相反的态势。
今年4月,杭州市教育局发布全市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入学预警,据悉,杭州市2023年摸底潜在适龄生源为15万左右,比前一年增加了2.5万。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幼升小家长丁蕾从新闻上得知,今年区内有二十所左右的小学发出学位预警,不少学校提高了入学的户籍年限、积分要求等门槛。她认识的一些幼升小家庭,用积分报名公办小学的,排位不够靠前,“全都被调剂。”尝试摇号入读民办小学的,“一个都没有摇中。”丁蕾家的入学条件本就不占优,没有本地户口,积分也少,她为此感到焦虑。思来想去,她最终选择让孩子直接统筹去了某公办校。
广州市天河区某公办小学的袁老师介绍,往年,校内保持不到百人的年级容量,今年9月的一年级则将招新生200人左右,数量翻倍。中山市某公办学校的周老师也透露,新招的一年级将从常规的8个班扩充到10个班,“我们镇的教育办公室希望我们扩充到14个班,但是场地不够。”有同事想为幼升小的孩子申请入读本校,但户籍不在此地,往年只需打申请即可通过,今年不同,“没有这样的位置去接受老师的小孩了。”
人口学家黄文政表示,幼儿园缩招、小学扩招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问题:前者无疑是人口下降的直接体现,后者则不过是快速下降趋势中的一个小小反弹。“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出生人口经历了一个小幅增长,从2015年的1655万人,上升到2016年当年的1883万多人。但紧接着就一路下降,到现在,2022年的出生人口是956万人,降了快有一半了。”黄文政分析,小学的扩招维持不了一两年,很快也将进入遇冷缩招的境遇。
据青岛市的幼教赵琳观察,她班上的孩子以二孩居多,不过基本都是70后、80后父母所生,有位二孩妈妈比她的母亲还要大几岁。90后、00后的父母则很少见。前不久,她问起一位学生家长,身边是否还有更小的孩子需要上学,“那家长说没有,自己家的四岁孩子就是亲朋好友里最小的。”
“一位难求”的幼儿园仍然存在。
在昆山市花桥某公办幼儿园里,每届招生五个班级,每个班级30人左右。据该园徐园长介绍,今年的招生任务已顺利完成。徐园长说,在同一市内,幼儿园生源数量的差异很大,“要看你所在的片区,周围是否有新建的小区,人口是否密集,年轻化的程度是否高。”而花桥地处上海边缘,许多沪昆双城生活的人会把家安在这里,自然而然的,这里也承载了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对于幼儿园生源下降的现象,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曹妈妈直言“没有感受到”。一个多月前,她带孩子去一所公办园提前面试,“乌泱泱来了好多人。”孩子接受自我介绍、游戏等测试,她则被拉着聊育儿经。尽管事先备考了前两年的真题,孩子仍然没有被录取。她又为孩子摇号报名一所民办幼儿园,也没有中签。她最终选择了自家小区后门的一所民办园,先将孩子送去上托班,等9月份直升小班。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长发解释,在生源下降的大背景下,大城市的部分公立幼儿园仍然难进,这是正常现象,“拿北京举例,海淀、西城的公立园不好进,门头沟、昌平等区就会好很多。整体来说,生源下降或上升,取决于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配套,微观面的学校很难做出改变。”
不少“高端”民办幼儿园的学位也仍紧俏。“上海有些幼儿园的学费在每个月一万五千元至两万元之间,它们可以用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地段来提供服务,所以今年的招生依然非常好,都是要登记摇号的。”浦东新区某民办园园长凌捷总结。她自己的园算得上“中端”,“带外教的班每个月6000元,不带外教的班每个月4000元。”虽然今年招生格外辛苦些,她预计,到今年9月,最终的入园人数或者可与去年持平,小、中、大班加起来招生200人左右。
与“一位难求”的幼儿园相反的是,有些幼儿园则难以抵挡生源下降的趋势。上述昆山市内一所建校70余年的老牌幼儿园,由于地处老城区,周围小区多以老年人居住,该园园长透露,本年度的招生人数至少减少了四分之一。
面对生源的下降,收入、开支都靠学杂费的民办幼儿园尤其艰难。在凌捷看来,最难办的是普惠园,“普惠园夹在公办和中高端民办之间,收费低,就不可能花很多精力和钱去投入教育资源,好的老师也招不起。在行业中没有竞争性。”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有关数据,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达24.57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数量的84.96%。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普惠幼儿园工作的李老师介绍,北京市的公立园学费在七百元至一千五百元之间,普惠园的价格与之相当,高端民办园的价格则无上限——比较起来,自己所在的普惠园既没有公立园的资质优势,也没有高端民办园的资源优势,自然就落了下风。
“附近的公办园、部队园加起来有六七个园,都在抢(收)一个孩子。”她是合同制老师,危机感时刻压迫着她,“招生名额不满,职工就富余,就可能被辞退。”她最近常想要跳槽去公立园,但也自觉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很难达成。
相似的差异也体现在小学招生上。教育部日前公布《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其中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4.91万所,比十年前下降近8万所。在丁长发看来,其中大量减少的是农村及乡镇的小学撤并,“总体上来说,小学学位较往年紧张。但是细分起来,人口流出的地区,比如许多乡镇、农村小学,学位其实在数量上是过剩的,所以慢慢都撤并了。而在人口流入的地区,学位数量的增长可能没有完全跟上人口的增长。”
即便同在人口流入的大城市,小学的招生也呈现不同生态。在江苏省昆山市,一所公办校今年达到了历年招生数量之最,预计在9月将招收近1200名学生,比往年多出百余人。该校校长齐平称,已鲜有学位给予没有户籍、通过家长积分入学的学生,“积分生大多都要接受区里的调剂,去别的学校。”
然而,在昆山市老城区的一所公办小学,校长透露,“学生总数和往年基本持平。”在成都二环边的一所公办小学里,9月新生人数与往年“一样稳定”,校长称,户籍生和积分生入学比例正常,没有出现扩招的情况。两位校长均表示,这与学校所在地户籍生数量稳定有关。
对面临生源减少的幼儿园而言,自救不外乎转型。
受访的幼儿园都提到,加开托班,提前招收两岁半至三岁的幼儿,是解决生源减少带来的闲置课室和教师的理想方法。
凌捷举例,今年下半年,幼儿园将“朝下延伸”,“本来覆盖两到六岁的儿童教育,现在打算覆盖零到六岁的。”她计划,在幼儿园附近的社区里发展出“妈妈驿站”等日托服务,派遣闲置的老师去管理。她也希望在社区内开辟出亲子场所,供家长儿童免费使用交流,甚至在其中定期举办亲子讲座等活动。“有些想做成公益性质的、免费的活动,想办法把生源从入口端就截住。”
二月份她还开始做直播,录下园内的集体生日会、幼小衔接讲座、文化节等活动场面,最多的一次,有近千人观看。直播以来,每个月稳定能接到40名左右家长的入学咨询,相比从前,数量翻了一倍。
改变师生比是另一种选择。在凌捷的幼儿园,新采用了“三人两班制”及走班制,希望在缩班后,使用更少的教师人数来降低园方的运营成本。多出来的老师,则派去其他业务岗位。
凌捷还观察到一些收效甚微的做法。比如有幼儿园尝试开“日间托老”的服务,“没做多久就结束了,原先的师资根本用不了,托老和托儿完全不是一个系统。”前阵子,她去另一家幼儿园参观,听说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去做地推”,让带班老师也抽空上街发传单,但效果很差,“发出去100张单子,只能接到个位数的咨询电话。”
广东省佛山市某公办园园长何林称,不少幼儿园将招生任务强制分配给带班老师,“老师们会分组,这一周哪几个老师去搞招生活动,下一周换另一组老师。”青岛市即墨区的幼教赵琳也介绍,自己的工资构成是基本工资加绩效,后者与孩子人数挂钩,大约招一个孩子能多几十元,“招生正常时,每个月到手四千元左右,明年可能就到不了四千元了。”
今年,为了促进招生,附近的幼儿园办起了校园开放日。赵琳所在园也举行了一次儿童节庆祝,邀请家长们来参与文艺汇演、亲子游戏,希望他们回去后多做宣传。庆祝活动后,园内接到了三通招生咨询电话。
另一方面,各地绞尽脑汁应对小学的生源增多、学位扩增。
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6此会议通过决议,2023年,北京将新增中小学学位2万个。据2023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本年度,广州市将增加公办基础教育学位14.5万个。青岛市执行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倍增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到2024年,全市新增相应学位16万个。
以北京为例,综合公开信息,海淀区将在2023年11月底前,“从加快推进新建改扩建工程,到抓紧实施回租回购增加办学空间,从学校内部挖潜增加供给,到各学段之间的动态协调合理布局”,新增中小学学位5560个;朝阳区在2023年内将新建、改扩建两所中小学,新增中小学学位1080个;从2022年秋季起,丰台区落实各类建设、扩建项目,今年将新增小学学位320个、中学学位1200个;房山区年内新增中小学学位2660个,并开工建设黄城根小学房山分校、育才学校房山分校等学校……
今年,齐平的学校预计多开两至三个班,这意味着学校需要“内部挖潜”。他介绍,第一步是增大班容量,将每班50人以下的标准提升到55人以下。第二步是征用音乐、美术等专用教室,“按照义务教育管理标准来说,根据办学规模的大小,专用教室的配置是有数量要求的。但是在特殊时期,我们只能先确保学生有学上。至于上音乐课,只能让老师抱着电子琴去各班上了。”他估算,9月开学后,全校将有21个专用教室被征用。
常态下,班主任由语文老师担任。然而,近两年,由于学生太多,体育老师、音乐老师甚至信息技术老师都开始做班主任了。为配备任课老师,齐平称,学校在区镇统一协调下,招聘了部分合同制老师,“合同一年一签或者一学期一签,如果以后不缺老师了,就可以不签,还是挺灵活的。”
在昆山,合同制老师被称为“代课老师”,“一些新建的学校会有新增的编制岗位,在老学校,基本只有等在编老教师退休了,才会多出在编岗位。”当地的一位老师称,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教师编制考试竞争激烈。广州天河区某公办小学的袁老师称,自己2021年考编时,“考的片区招8人,报名人数有五六百。”今年,为补给新进生源,学校将新聘10名各科教师,“半数以上都是编外的。”
曾经的招生“好日子”还历历在目。
凌捷从事幼儿教育三十余年,记得招生最火爆的是在2006至2012年间。“那时候我们搞了个专门的大厅,让家长们来报名登记。人太多了,全登记完要好几个周末。”往年,她在四五月才开始招生宣传。今年,她在一月份就下了“决战今年9月”的动员。
广东佛山的公办园园长何林称,2016年至2018年,即全面二孩开放后的两三年内,“一说开始报名,每天都在接电话,而且每天有至少十几个人来幼儿园现场问。招生工作要两三个同事一起才能搞定。”有些家长找关系插队,因超额不给予学籍,也仍然要孩子入读。
她们都预感,这样的日子很难回来了。
另一个值得担忧的事实是,走完本年度的生源高峰,小学的缩招也近在咫尺。
“2022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只有956万,意味着到2028年,我国小学的入学人数,将比今年的小学入学人数少约800万人,减少将近一半。有关专家推测,到203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将减少3000万。”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分析,正是担心学位资源很快会闲置,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在应对学位紧张时“放不开手”,社会上甚至有教师“过剩论”等声音。
熊丙奇做过比较,据统计,我国普通小学平均班额是38人,而发达国家的小学班额普遍在20人到25人之间;我国幼儿园的小、中、大班平均班额在30人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很少超过20。“不管是幼儿园还是义务教育阶段,只要我们提升师生比,就不会出现教师资源闲置的问题。”他还指出,“双减”工作实施以后,教师的压力倍增,要提高其教育教学水平,必然对教师配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新的要求。
为此,在黄文政看来,“砍”掉小学和幼儿园,任其关闭,或是由着合同制教师失业,都不是好的选择。他建议,各地教育部门应维持或提升教育经费,顺应时势,为更少的孩子积攒更多的教育资源。
昆山某人口密集片区的幼儿教师胡老师总结,近年来,在班级数不变的情况下,新生的班容量逐年递减。“大前年是46个人一个班,前年是41个人一个班,去年是36个人一个班,今年估计就31个人一个班。”她形容,班容量“终于趋于正常了”。
这使教师们得以按计划实施一些“项目化的教学”,确立主题后,鼓励每个学生都深度参与、讨论、互动。这要求任教老师更关注每一个学生个体。在从前,一个班级有四五十人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
上海某幼儿园内,老师带孩子一起做蔬菜拓印画。受访者供图
此外,各地都在探索“均衡化”教育。
例如,2016年,北京市教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指导意见》,2022年秋季,北京全市所有区开展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时任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现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奕曾向媒体介绍,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老师原则上应进行轮岗,“城区在推进学区教育集团内校际间的师资均衡配置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全区范围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长的交流轮岗,以及区级以上骨干教师的均衡配置,普通教师的派位轮岗……远郊区全面推进交流轮岗,在全区范围内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长的交流轮换,区级以上骨干教师的均衡配置,普通教师的派位轮岗。”
2019年,昆山市制定《关于推进集团化办学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组建成立依托于四所中小学的四个教育集团,通过“名校+新校”“强校+弱校”“直属校+乡镇校”等形式,提升全市新建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办学水平。
齐平把教育比作载客大巴。“一辆大巴,坐50个人,是这么开。坐40个人,也是这么开,但是乘坐体验是不是会更好?”他认为,未来生源减少实际上是理想状态,“这意味着,师生比上升了,孩子活动的场所也增多了。更符合素质教育、综合教育的要求。”
(赵琳、齐平、施芸、丁蕾、何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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