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者杜瑞军：专业“冷热”都是相对的，学习是漫长的过程

现在就是你自主学习、自主探索的开始。不要一直听别人的规划，从海量的信息中，明确自己的选择，谁也无法替你做决定。你的思考可能是不成熟的，但你的思考一定和别人不一样。

据教育部统计，今年全国有1291万考生报名高考，比去年增加9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后，志愿填报成为了每个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打开搜索引擎和社交平台，输入“高考志愿填报”，各种建议、广告、报考辅导、人工智能都扑面而来。与此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报新闻学会把他打晕”等关于专业选择的争论，对专业进行“冷门”、“热门”、“有用”、“无用”等区分。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评估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杜瑞军表示，在高等教育领域，很难有什么所谓普适的“黄金标准”。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职责和使命，“市场”并不是专业设置的唯一标准。但出于现实需求，国家和学校都应在招生、培养以及就业等方面与时俱进，及时调整。

新京报：一般来说，大学在开设一门学科时会从哪些方面进行考量?

杜瑞军：学科的设置，我个人认为是受到三种逻辑的影响。第一种是时代的需求。“强基计划”里设置的一些专业，则属于文化传承的需要。

第二类是基于相关高校自身知识逻辑的完备性。有着长久发展的较为成熟、规范的学科，比如哲学等。当然，对学科来说，自身也需要改造、接纳新的知识，更适应社会的发展。第三方面当然就是市场逻辑，比如一些热门、就业好，或者比较新的专业，例如经济、金融等。

但不同逻辑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

新京报：近来互联网上时有出现“不要报考新闻专业、哲学等专业”的言论，包括“文科无用论”等，如何看待这种言论？

杜瑞军：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在过去，人文社会科学实际上属于“贵族的事业”，而现在到了普及化阶段，碰撞出的一些问题使这些讨论更激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就业和获取知识哪个更重要等等，这些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事实上任何专业的就业都是概率问题，哪怕只有百分之一，放在一个孩子身上都是百分之百。所以这不是一个教育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此之外，“文科无用论”等言论也是“速食时代”的社会焦虑所带来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去思考自我的意义，爱吃“速食”，追求“功利”。但如果只把“衣锦还乡”、“享受生活”来当作是否成功的标准，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容易让人变得急功近利、精于算计。

新京报：你认为一个“好专业”，应该有哪些特质?会给学生带来什么?

杜瑞军：所谓专业，就是根据社会分工的需要设立的学业门类，和社会的各个职能部门以及就业是紧密结合的。

现在每个专业都在特别强调能力，每个专业都会有一个目标。比如清华大学的经管专业，在设置课程时会思考清华的经管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区别在哪里?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经过对学生、老师、企业的调研，他们认为经管的学生也要学习文学，再设置文学课程。所以好的专业设置是需要在学校和学生的互动过程中不停调整，让学生亲自参与人才培养过程，而不是闭门造车。

新京报：如何看待专业的所谓“冷门”和“热门”之分？

杜瑞军：中国现在普通本科学校是1200多所，加上高职是2700多所，很难说清楚哪些专业是绝对的冷门或者热门。比如法学是文科中的热门专业，但它下属的国际法就是比较冷门的，再比如比较热的计算机专业，但不同的学校教学内容也是大相径庭的。

但事实上我们很多专业都需要具有一定的哲学思维。再比如像甲骨文研究这类专业，如果我们只用市场的逻辑去看待它，那就要被“灭掉”了，大家应该一起努力，延续并传承这样的学科，保护好这样珍贵的“独苗”。

你认为的冷，它有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冷，冷热都是相对的，不要把冷热作为绝对的评判标准去作为选择专业的依据，应该更多去考虑什么样的专业能够让你更接近自己设想中未来的生活。

专业其实只是第一个层面的(选择)，进入大学后，如何学习，如何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这些规划才是更重要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新京报：专业的“冷热”和社会的发展有怎样的联系？

杜瑞军：社会的发展对专业的选择影响还是很大的。就业问题不是靠学校解决的，而是看市场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提供什么类型的岗位，都是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我的建议是，最好一专多能，比如学理科的要增加文科知识，学了文科的应该尽量选择或者辅修一些跨学科的、和理科交叉的内容。比如当大家都学历史的时候，你还学了一些统计和计算，就能够减少自身的工作可替代性。

新京报：在市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越来越深的情况下，你觉得大学应该有哪些坚持和改变？

杜瑞军：大学这个概念特别大。以前大学比较单一，就是“精英型大学”，现在地方性大学、应用型大学等等已经非常多了，不同的大学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学校也有差异。

比如地方性大学，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应该以增强大学和社会的对接性为目标进行转型，专业设置要和地方产业结合。比如宜宾学院和当地五粮液酒企合作，产教融合，使学生毕业后就能够为当地的企业所聘用。还有一些高职院校，会经常根据区域社会发展来设置专业并动态调整。

在北京师范大学，每年开学典礼，我们这些老教授都会对学生说，你来这里读书，不要只是想着找一个好的工作，你是承担特定使命的，要想着你能为中国的教育做什么贡献。不要想着当小学老师低人一等，当志愿者不赚钱，要热血起来，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来报效国家。

新京报：当下，一些“小众专业”，例如殡葬专业等因为就业率高等优点受到大众关注，如何看待这类实用性专业？

杜瑞军：殡葬专业在此前是一个深受偏见的专业，之前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在做此工作，现在一些学生的选择使得它不再“冷门”。其实并不能说殡葬行业是个冷门，人谁也不能逃避死亡，对不对?

在我看来殡葬专业和任何其他专业都没有区别，是我们对职业本身的偏见把专业也分了三六九等。所以对于殡葬专业等职业教育而言，虽然我们一直说要大力发展，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的观念和需求是在改变的。比如当下一些夕阳产业，比如临终关怀、养老护理等，都需要专业性人才去做。

新京报：在“强基计划”中，也有一些“小众专业”，例如古文字学等，如何看待“强基计划”以及此类专业?

杜瑞军：首先，我认为强基计划肯定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依靠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做。

基础学科在就业上，确实面临着一些市场上的问题，但因为“强基计划”都是在“双一流学校”实施的小班精英化培养，所以他们就业也不是什么问题。

从国家层面上，“强基计划”中的专业，比如基础力学、基础数学、古文字学等，如果学生确实有天赋，我个人觉得国家要考虑现实诉求，从招生、培养到就业都计划好，有些特定岗位就应该给他们留出来，从事相关工作，让他可以沉浸在研究中，成为国家战略储备人才。

新京报：学校应该如何保障“冷门专业”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就业?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杜瑞军：最重要的是学校要思考清楚，培养这些学生出来做什么?

每个学校在设置一个专业的时候，都有一套流程，包括调研论证、师资配备、人才培养方案的确定等等。其实对学校来说，并不会对某些专业进行特殊区分。比如哲学专业，我们都认为它很重要，但可能出于对就业问题的担忧，出现了报考人数较少的问题。

随着这两年大学报考人数到达顶峰，在未来几年人数下降后，有些专业确实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局面，就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跨学科培养，与时俱进地对课程和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整。有些学校现在会强制要求学生修几门跨学科的课程。

新京报：对今年即将报考大学的考生，你有哪些建议或者经验分享吗？

杜瑞军：大学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一个人在大学里如何学习和发展，比选某个专业更加重要。

现在就是你自主学习、自主探索的开始。不要一直听别人的规划，从海量的信息中，明确自己的选择，谁也无法替你做决定。你的思考可能是不成熟的，但你的思考一定和别人不一样。

从现在开始，你要自己在路上独自前行，独自寻找人生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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