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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theimaginativeconservative.org/2020/11/america-needs-nationalism-seth-kaplan.html摘要：国家认同感的共识是美国生存的关键。我们不要纠缠于国家价值观的分歧而争斗，也不要做着分裂我们的事，而应该凝聚建设性的能量和我们的传承中最好的部分，来改善我们所爱的国家。从2020年总统竞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并不再讲究求同存异，而是一个日益分裂的社会。美国第一任总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对分裂的警告，值得我们注意。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呼吁：“你们应该准确地估计到国家联盟对完整幸福的重要价值……需要愤怒地横眉冷对……任何对我们国家内部搞离间的企图。”我们有听从他的建议吗？新总统应该做什么来加强我们的“国家联盟”？从历史上看，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地位（对人口大国来说是建设最强大凝聚力的力量）一直是美国公共政策和私人行为的驱动力。但政治家和学者们却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现在人们忘记了它们对国家命运的重要性。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地位常常被认为是危险的，只能用空洞的言辞来支持，或者被政治化以服务于特定群体的狭隘利益。美国人在各个层面上都缺乏丰富的国家观念。我们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做什么来加强它，以及如果它解体会带来什么。要理解民族性，我们需要定义“民族”。欧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注：法国东方学家和宗教历史学家）在他关于该主题的经典演讲中提供了一个定义：“灵魂，精神原则……一起生活的愿望，以及继续传承我们共同继承的遗产的愿望……一种由人们所做出的牺牲和仍然愿意做出牺牲的意识所构成的巨大团结。” 这可能需要“忘记……历史上的错误”。作为长期共同历史的产物，涉及自下而上的自然进化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的社会化，民族性创造了强烈的团结感、共同的命运和身份——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定居美国的爱尔兰裔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话说，这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正如雷南所说，这种民族情感在“每天的公民投票中得以体现，就像个人的存在是对生命的永久肯定一样”。它需要不断的强化，尤其是在多人口社会中，以维持其力量。尤其在代代相传领导权的接力棒时是如此。然而，现在左翼和右翼的行为方式都削弱了我们国家的凝聚力。他们对权力的激烈争夺日益破坏我们的共同国家意识，撕裂了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纽带。事实上，他们似乎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国家。双方都有自己的旗帜，右边飘扬星条旗，左边飘扬彩虹旗；国歌，NFL在某些比赛前同时演奏美国国歌和黑人国歌；历史的版本；媒体；权威和英雄的来源；和道德框架，左派更担心公平和伤害，右派更担心群体内的忠诚、权威和尊严。在每一个全球性国家排名中都可以看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性。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主要是欧洲、北美和东亚——都是（以）国家（形式存在）。少数国家挣扎在因身份导致的社会分裂中——特别是加拿大、西班牙、英国和比利时——凸显了民族凝聚力对于稳定和满足民众愿望的重要性（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国家体现他们自己的身份）。同样，在发展中国家，目前相对成功的国家（例如中国、土耳其、博茨瓦纳和智利）也是民族凝聚力最强的，而最容易发生暴力和贫困的国家则民族凝聚力最差（例如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叙利亚、刚果共和国、危地马拉）。凝聚力并不能保证成功——良好的政策至关重要（正如朝鲜所显示的那样）——但国家间的比较揭示了，凝聚力如何成为人们对国家提供的其他许多基本物品（安全、繁荣、归属感）的基本先决条件 。为什么说它是先决条件呢？共同的民族认同和群体忠诚所产生的亲和力会转化为保卫和发展一个国家的动力，鼓励自我牺牲、妥协和帮助本国其他人的意愿。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为NYT撰稿的保守派政治和文化评论员）在《纽约时报》上所写，“如果你没有民族精神，如果你没有强烈的归属感，你就不会为了共同利益而做出牺牲。” 因此，毫不奇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众更有可能以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方式进行建设，建立为所有人服务的机构，即使在自己一方败选的情况下也接受政府的变革，即使在失利的情况下也遵循法院的裁决，并且信任陌生人，并与他们合作，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因为彼此是同胞。其结果是更加稳定、更加信任、更好的治理、更少的腐败、更快的增长以及更多地促进经济发展。美国凝聚力的减弱随处可见：精英阶层与社会其他群体日益脱节，企业的经营很少考虑国家利益，文化和教育机构被一种将社会分裂成受害者/压迫者身份群体的理论所吞没。让人们融入同化到我们的国家传承和共同生活和劳动的方式中——对于任何国家维持凝聚力和自我复制都是必要的——的工作正陷入进展缓慢，甚至有完全停止的危险。我们通过高度法治的机构的行动，来仲裁对立政治阵营之间分歧的能力——对于确保政治分歧存在于合理范围内是必要的——正在迅速减弱。如果共同的民族认同感是国家生存的关键，那么当前的实验将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像美国这样地大物博、多元、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没有国家地位带来的凝聚力（向心力），还能继续稳定和繁荣吗？如果这种力量不断受到削弱，它还能作为民主国家生存吗？美国一直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从奴隶制——我们最大的罪孽——开始，我们的国家常常表现得可悲，未能履行其建国原则。但美国的国家理念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团结，可以说是所有国家中最多元化，激励了伟大的改革者们，如马丁·路德·金，并克服了诸多巨大的挑战，如共产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是世界各国人民自由和希望的灯塔。尽管仍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是提高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并继续抵抗种族主义——但如果削弱我们之间的基本的聚集性，我们将一事无成。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重申我们对建国的承诺，并促使许多人采取行动来消除我们的缺陷。如果乔·拜登真的像他周六宣誓典礼所说的那样想要“团结”和“治愈”这个国家，他应该将此作为优先事项。毕竟，“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一个健康的民族主义，通过正确的国家领导层得到建设性引导，可以成为巩固我们共同纽带的强大力量，并激发对我们社会最弱部分的投资建设。国家凝聚力与美国的实践
美国通过经过时间考验的多种渠道建立了国家凝聚力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共同的遗产传承、广泛接受的机构、教育、传统仪式和精英模式。这些元素相结合，形成了团结我们的强大的国家认同和叙事。但是，这其中的许多来源都面临压力，甚至常常受到国内政治本身的攻击。这些压力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初，加速度显著。美国民族可以追溯到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英国移民带来的共同遗产传承。虽然在许多民俗方面存在差异——正如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布兰迪斯大学历史学杰出教授）在《艾尔比恩的种子》中所概述的那样——这些移民分享了一种语言、政治传统、对自由交流和劳动回报的承诺、新教信仰、道德观念和习惯法（common-law）的传统。他们在建国时占白人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并主导了权力职位，使他们在建立国家的早期文化和制度方面具有巨大影响，随后又影响了后来的人。尽管这种遗产是通过移民到殖民地生活的经历所塑造的——比欧洲有对自由更强的渴望、克服在新大陆建立城镇、农场、道路和谋生的困难，以及反对他们母国的血腥起义——但它仍然具有明显的英国特色。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殖民者来说，反对英国统治是为了保护"英国人的权利"不受过度扩张的政府侵犯。这些权利包括代议制政府、正当程序、陪审团审判、个人自由和财产保护，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英国《大宪章》。我们国家的英国起源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法国贵族、外交家、政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建国半个多世纪后出版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称我们的人民为“英裔美国人”。当然，美国已经扩展、转变和成长。人口更加多样化，明显受到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文化的影响，但是这种遗产——体现在我们的语言、文化和制度中——仍然是基础，即使如詹姆斯·科斯（James Kurth，斯沃斯莫尔学院政治学杰出教授，教授国防政策、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在《Orbis》中所写的那样，“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关于美国独特的英国起源和英美性质的普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这种遗产传承的所有价值观和制度中，体现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那些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塑造了这个国家多年来的发展，并作为一种粘合剂来团结国家的各个部分。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的创国文件在人们的国家认同和团结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它们是成为美国人的基石——一种以意识形态而非种族为基础的“公民信仰”。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美国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冠名教授）在他的文章《美国的公民信仰》中写道，“很少有人意识到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复杂而良好制度化的美国公民信仰......它有自己的先知和殉道者、自己的神圣事件和神圣地点、自己的庄严仪式和象征。”鉴于这个国家在其诞生的两个半世纪里变得多样化，这一点尤为明显。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美国不以民族认同为基础——例如法国、日本和丹麦，而是以宪法爱国主义为主导，这也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所提倡的一种观念。美国的制度机构使权力的使用合法化——这在多样化、有时深度分裂的国家中始终是一个微妙的问题。这些制度仲裁司法争端，决定选举胜利，并确定政府资源的流向。它们为政治和经济竞争设定游戏规则。虽然它们最初排斥了一些群体——包括妇女、非裔美国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将这些群体融入政治主流方面表现出色，为制度注入了新的合法性来源。因此，与大多数同样异数的国家相比，美国很少面临高强度的政治暴力，只有内战这个明显的例外，当时这个国家的一半失去了对这些制度合法性的承认。教育和传统仪式是我们主要的文化适应工具，它们不断传承美国的理念给新一代人和新公民。学校教授历史，庆祝节日，每天背诵效忠誓言，并将其课程与国家的艺术、体育和文化融为一体，培养对国家的自豪感，并培养愿意为国家进步而努力的公民。它们使年轻人——尤其是移民的年轻人——适应国家的价值观、规范和工作方式，使他们成年后能够充分参与社会。同时，像感恩节、美国独立日、阵亡将士纪念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国旗、退伍军人、国家的创始人、新领导人的选举以及林肯纪念堂、白宫、国会大厦和内战战场等神圣地点发生的纪念仪式，无意识地统一了国家，同时使新来者融入其中。虽然这一过程很少是轻松的，但总的来说，正如威廉·皮法夫（William Pfaff，美国作家）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中描述的那样，“美国人普遍认为，移民来到美国是为了成为（或看到他们的孩子成为）文化上同化的美国人。美国人认为，同化对于国家的团结至关重要。”像阿米什人这样的亚文化也能得以繁荣发展，只要它们保持相对较小的规模——边缘化于主流，也是我们国家不一般自由程度的一个体现。精英阶层始终是凝聚力的源泉之一，模拟民族主义行为，必要时做出牺牲，并制定规范，渗透到政治体制中。例如，美国的领导人不仅在国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共享一种“伙伴情感”，而且他们理解由于我们的多样性、规模和不断的移民而面临的独特挑战。例如，虽然欢迎新来者“融入美国的怀抱”，华盛顿警告说，他们必须“同化到我们的风俗、措施和法律中：简言之，很快成为我们的人民”。尽管约翰·F·肯尼迪发表过许多令人难忘的演讲，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可能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是一个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说法。在我们的战争中，精英阶层战斗，有时甚至献出了生命——至少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他们建立了我们的技术优势、举世无敌的工厂、无与伦比的非营利部门和文化机构，将国家和社区的福祉视为自己的利益。虽然他们可能并不代表大多数人口（特别是在20世纪初的大规模移民之后），或在决策中具有包容性，但他们考虑长期利益，将公共利益视为一种责任，并在必要时愿意放弃利润和个人利益，始终树立榜样供他人效仿。正如罗伯特·梅里（Robert Merry，美国记者、出版业高管和评论员）所写，“这个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担任着国家事务保管人的角色，并且国家本能地寄望于他们来进行治理”。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我们强大的民族认同和叙事，并确保了我们的“想象中的共同体”——我们的“灵魂”——创造了“伟大的团结”。然而，将我们几个世纪以来团结在一起的文化适应力量——以及完全接纳那些掉队人群的能力——现在正被用来撕裂我们。美国正在分解吗？
学者、政治家和媒体对民族性对美国未来的重要性几乎是故意无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社会凝聚力的减弱。这种无知渗透到了上面提到的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了政治体制对几乎一切事物的态度。正如达蒙·林克尔（(Damon Linker，《新共和》的特约编辑，宾夕法尼亚大学批判写作中心的高级写作研究员）在《每周（The Week）》中写道，“这等于许多美国人拒绝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思考，拒绝思考什么对社区最好，对共同或公共利益最有益。变成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对民族重要性的无知只加剧了一系列其他更广泛的转变，这些转变正在破坏我们的凝聚力。不断增长的财富减少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并加强了我们对个体自主权的渴望。长期的和平削弱了过去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外部威胁。全球化使许多人纠缠在国际思想和跨越边界的网络中，从而改变了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企业现在跨越数十个国家，往往只关注利润，而因此对美国社区和工人的影响不闻不问。媒体格局的变化——尤其是新闻和社交媒体——加深了已有的分裂。不平等和流动性的增加意味着精英阶层越来越脱离社会其他部分。家庭规模缩小和宗教信仰减少导致许多人感到孤立或漠不关心他人。一些人经历着越来越多的绝望，一些人有强烈的抱团的需求，以至于他们通过政治立场战队寻找社区感。正如建国先贤们所认识到的那样，由于其制度结构设计，美国对抵御威胁社会凝聚力的现象特别脆弱。这个国家分布在一个广袤的大陆上，各个地区之间的分离主义始终是整体团结的风险。大量移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有可能挑战维系我们社会的现有“风俗、措施和法律”。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相对有限，特别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人们对其权威自然存有怀疑。建国先贤们设计宪法时考虑到了防止派系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这种民主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派系之间的冲突。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国父，1809年至1817年担任美国第四任总统）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警告道：“亲民政府的朋友从未像他观察到这种危险倾向时那样，为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感到震惊。”这些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反复的分裂。早在美国历史的初期，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之间存在分裂；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存在分裂；在19世纪中叶，南北之间存在分裂；在19世纪末，各党派就进步主义、达尔文主义、美国海外扩张主义、关税和金本位制度进行斗争；在1930年代，民主党和共和党就罗斯福新政进行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末，年轻人和老年人、鹰派和鸽派、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分裂。内战是我们历史上唯一一次民族主义力量带来分裂而不是统一我们的时刻。在这些其他时期，国家意识很少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国家建立几十年之后。但在内战前夕，分裂成为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整个国家分裂成了两个明显的地理区域，拥有两种不同的传统、精英阶层、社会和经济机构、教育、道德框架和认同。鉴于北方在首都华盛顿的日益主导的地位，南方越来越认为自己与国家机构独立，并与之疏远；而一位被视为直接威胁的总统当选则引发了内战。正如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他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所说：“两个党派都不希望战争；但其中一个宁愿发动战争，也不愿让国家继续；而另一个宁愿接受战争，也不愿让它灭亡。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当今我们与那种程度的分裂相比，远远不在同一数量级上，因为我们的各个地区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我们国家的机构和公共安全力量强大。但我们对民族重要性的无视鼓励了削弱我们国家凝聚力的分裂行为。对于左派的许多人来说，历史上滋养我们民族认同的泉源需要被封堵，并以全新的来源和叙述取而代之。美国的建国不是在1776年，而是在1619年——当奴隶制开始时。正如《纽约时报》所辩称的，“通过将奴隶制的后果和黑人对美国的贡献置于我们国家叙述的核心位置，重新构建国家的历史。”与对国家过去的自豪感相反，我们感到羞愧，历史课程和媒体将国家以最糟糕的形象呈现，任何与国家创始人有关的东西都被指定为需要替换的对象。华盛顿特区市长委员会正在寻求“移除、迁移或加以背景说明”位于美国首都的杰斐逊纪念堂、本杰明·富兰克林雕像和华盛顿纪念碑。教科书需要重新编写以反映新意识形态。庆祝建国的象征，比如贝琪·罗斯旗帜（Betsy Ross’s flag），需要逐渐被淘汰或取消，包括一款使用该旗帜作为爱国主义标志的耐克运动鞋。前NFL球星和活动家科林·卡帕尼克在推特上声称，七月四日这样的节日应该被取消，因为它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庆祝”。许多文化机构，包括主要报纸、公共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大学和民间社会组织，受到活动家领导或工作人员的推动——也反映了这些趋势，通常将问题框定为身份政治问题，而不是传统的美国理念，这些理念构成了我们共同的民族认同基础。右派的言行同样存在问题。共和党人经常没有足够地理解有色人种的历史和生活经历，比如密西西比州保留了包含南方联邦军战旗元素的旗帜（现已撤掉），或者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史蒂夫·金（Steve King）那样反复发表针对穆斯林和其他人的煽动性言论。左右两派的这些失败使得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叙述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几乎不可能。结果是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政治部落，即使是基本事实，如经济状况或选举的合法性，也有不同的认知。政治取向的错误现在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就业能力、绩效评估、信任水平，甚至进行约会和社交的意愿。日益严重的部落主义使得权力竞争变成零和博弈，导致选举和法院成员的争议日益激烈，特别是最高法院。机构不再用于调解分歧，而是被用来为特定事业服务并成为表达愤怒的平台。我们看到公民规范的相应下降和妥协意愿的减少。这些都是在一个没有共同民族认同的脆弱国家中典型的现象。那么，是什么阻止了美国成为一个脆弱的国家呢？我们的国家机构仍然强大，在大部分地区安全威胁很小，宽容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分歧并不那么严重，无法阻止彼此转变立场。此外，虽然左派和右派倾向于聚集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但这些地方并没有像1861年那样隔离明确。然而，其他缺乏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我们允许极化失控，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停滞可能会随之而来。因此，我们必须问：美国仍然是一个国家吗？当我们无法就共同的国家叙述达成一致时，它还会保持统一吗？我们是否会向彼此承诺？我们是否会团结起来对抗外部敌人？我们是否愿意支付必要的税款来维持公共服务，并进行必要的长期投资以维持国防和竞争力？我们是否还将继续以和平方式接受选举失败，并接受邻居之间的意见差异？在《合法性和现代国家》一书中，约翰·沙尔（John Schaar，美国政治理论家，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冠名教授）总结了亚伯拉罕·林肯的思想：我们是一个通过契约形成的国家，通过致力于一套原则、通过在我们之间和全世界之间交换承诺来维护和推进某些承诺。这些原则和承诺是美国身份的核心，是政治实体的灵魂……如果我们不能兑现彼此的承诺，失去契约的原则，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一切，因为这些就是我们。
美国的未来
我们需要重新恢复我们的美国契约，通过回归那些团结我们的事物——我们共同的遗产、广泛接受的机构、教育和仪式——来重新激活我们社会的向心力。精英阶层要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成为管理者和榜样。只有通过加强传承和社会化渠道，通过树立对我们共同历史、国家理想和民族认同的统一自豪感，我们才有可能避免凝聚力下降所带来的危险。我们的立国文献——我们的宪法爱国主义的源泉——在这里发挥着核心作用，我们必须利用学校、媒体和公共活动中的每一个机会，教育我们的青年和人民了解它们的意义。精英阶层需要挺身而出，扮演他们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作为管理者和榜样，为了公共利益做出实际而非虚拟的牺牲，并树立起他人愿意追随的标准。他们曾经带领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只有他们才能重新引领我们回归。
这种复兴必须伴随着更大的努力，将先前被边缘化的人纳入进来，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包容性的民族认同，构建起我们国家各个部分之间的社会凝聚力。虽然许多反对国家理念的人将其视为排斥的根源，但事实上，它正是解决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的最佳途径。正如比尔·克林顿在他的首次就职演说中宣布的：“美国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通过美国的正确之处来解决的。”
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国家社区与包容相斥。但是，未能实现国家理想中的核心要素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一理想；相反，它显示了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事实上，正是马丁·路德·金在他著名的“美国梦”演讲中坚持的真正包容性民族认同理念：“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站立起来，实现其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造而平等。’”
非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对美国文化和风俗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阿尔伯特·默里（Albert Murray，美国文学和音乐评论家）在《全美洲人》一书中所写：“即使在其最为隔离的地区，美国文化显然和不可否定地是多样复合的……美国所谓的黑人和所谓的白人，其实他们之间的相似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人。”然而，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牙买加裔美国历史和文化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在《文化矩阵：理解黑人青年》一书中指出：“这里的悖论是，这种相当显著的公民融合程度（在世界上错杂且以白人为主的国家中是空前的）与社会和住宅水平差异造成的隔离同时顽固地存在。”虽然许多少数族裔取得了成功，但特别是非裔和土著美国人，仍然感受到与主导文化的历史的不同和不平等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相当大比例的白人人口不认为他们是这个虚拟共同体的一部分。
找到一种投资弱势群体且能获得广泛支持的方式，比起引发那些担心自身利益受损而产生强烈反弹的项目，更有可能真正帮助到弱势群体。例如，无论谁居住在那里，对我们最贫困的社区进行投资将自然无疑地更大改善非裔美国人的状况，而不是针对性地点名他们。乔·科特赖特和迪龙·马哈茂迪报道称：“自1970年以来，美国高贫困社区的数量翻了两番，生活在这些社区中的贫困人口增加了三倍。”这些地方——污染更严重、暴力更多、机会较少，住房、学校和公共服务不足——却是数百万美国人的家。
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民族主义，既延续国家的传统，又采取措施确保纳入有着失落过去的群体？非常成功的多种族音乐剧《汉密尔顿》提供了一种改进的方式。以爱国主义作为核心，林-马纽尔·米兰达的作品将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演员纳为开国元勋及其盟友的扮演者，并巧妙地融合了不同的音乐，以致敬我们国家的巨大多样性。正如A.O.斯科特（A.O. Scott）在2020年的评论中总结的那样，这个“想象的历史杰作”受到“对美国实验自我纠正潜力信念的启发，基于一个古老而高尚的观念，即一个还不错的过去——也是一个更加完善的未来——可以从充满暴力、不公正和矛盾的记录中，被塑造。”
这一直是改革者的愿景——不论男女、黑白、左右——贯穿着我们国家的历史。这就是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苏珊·B·安东尼为妇女争取的，也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马丁·路德·金为黑人争取的。我们需要恢复这一愿景，同时认识到，正如沙迪·哈米德在《智慧之众》网站上所写的，“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足够多的人默许的叙述，即使他们是被动地默许。”尽管自我批评是必要的，哈米德问道，“一个国家能够容忍多少自我厌恶？……当我们讨厌过去的自己，就要因此阻挠我们去热爱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民族主义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民主党总统如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约翰·F·肯尼迪都是其倡导者。
要实现我们的美国遗产，需要进行许多改革——从教室到警察部队到国家象征——以使我们的社会更具包容性。这还意味着高度关注全国发展，需要重新强调强大的家庭和社区、有尊严的工作、工业发展和对尖端技术的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我们国家过去的最优秀部分——我们的共同传统、历史成就、仪式传承和国家叙述——也不意味着创造一个旨在与过去这些竞争和摧毁它的平行意识形态。正如威尔弗雷德·麦克莱（Wilfred McClay）所说：“如果我们不再允许崇敬乔治·华盛顿，如果我们失去了崇敬不完美但令人钦佩的前辈的能力，那很难看到公民宗教信仰如何促进共同的情感……它不再是一个共享价值观的社区，而只是一种与我们有联系的集体记忆。”
我们不要纠缠国家价值观的分歧而争斗，也不要做着分裂我们的事，而应该凝聚建设性的能量和我们的传承中最好的部分，来改善我们所爱的国家。当被指责对这个他选择的国家挑剔过多时，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一位移民出身的美国参议员，在内战期间升任联邦将军，曾经说过这句著名的话：“我的国家，无论对错：如果对，就要保持对；如果错，就要纠正。”他的格言至今仍然适用。
作者简介：塞思·卡普兰
Seth D. Kaplan博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aul H. Nitze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SAIS) 的教授级专业讲师，也是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经合组织等组织的顾问。他是两本关于脆弱国家的书的作者，并且正在编写一本关于扭转美国社会崩溃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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