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自由的民族主义与黩武的民族主义

2023-06-03 17:06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是二十世纪经济学大师、思想家。

对于今日中国读者来说，米塞斯已不陌生。这些年来，他的大部分专著都有了中文版，《人的行动》《货币与信用理论》《社会主义》等代表作还有不只一个版本。米氏著述概念清晰，逻辑严密，论述如水晶般透彻，具有摄人的说服力。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开始后，全球经济学界的目光曾一度聚焦维也纳，因为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成功地预测了此次经济危机的到来。然而，随着美国新政的实施，以及为其作注解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流行，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立场坚定的米塞斯几乎从学界消失，而他那些向凯恩斯学说致敬妥协的朋友和弟子则不难保持教职。故有“消失的米塞斯”之说（missing Mises）。

米塞斯的坚韧不拔、拒绝随波逐流在现实生活中给他带来了不幸。59岁到美国后，竟无一家著名学术机构正式聘任他。但是，其卓尔不群的表现也铸就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1971年米塞斯逝世时，报纸讣告：“难以想象我们的时代还有谁曾给予这个世界这么多，而得到的回报却这么少。”有人用雪莱的诗评价他：

因为，像他那样的人无须从

世界的蹂躏者借来不朽的荣誉，

他已居于思想领域的帝王之列，

他们都曾和时代的衰风为敌，

在逝去的事物中，唯有他们不会逝去。

2000年他被《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世纪人物”。

1974年米塞斯弟子哈耶克获得诺奖后，奥地利学派在美国有过短暂复兴。由于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差异甚大，奥派经济学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作为世界大战九死一生的经历者，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和世界文明的担忧，1919年米塞斯出版了《民族、国家与经济》，从和平与发展的视角，侧重为德意志民族并为整个世界寻求突破一战后困局的出路。本书完成时的书名是《帝国主义》，在出版时改为现名。本书包含三篇分析帝国主义的文章。第一篇几乎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米塞斯认为，帝国主义是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在第二篇里，他全面批判了德国战争社会主义带来的所谓福祉。在第三篇，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政治主张进行了详细分析。

同年稍后，凯恩斯出版了《合约的经济后果》。同是对世界大战的反思，两者一个来自战胜国阵营，一个来自战败国阵营。凯恩斯为战胜国计，认为不能对德国过于严厉让其世代贫困，否则肯定会遭到报复。米塞斯为战败国考虑，认为德国不能走向复仇之路，而应走贸易合作和平发展之路，否则德意志民族将走向毁灭。两人都真心希望战胜国和战败国能团结合作，一国的繁荣和幸福也会促进另一国的繁荣和幸福。但两人的苦口婆心均未被两个阵营采纳。这样，历史的发展就出现了两人所竭力避免的灾难局面——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战胜国和战败国可以说才痛定思痛，走上了米塞斯和凯恩斯在一战后既已指明的道路。各国通过贸易合作互惠共赢，而德国、日本等国也进一步实现了宪政法治。

凯恩斯的著作立即为其赢得国际声誉。本书也奠定了米塞斯作为战后奥地利以及后来整个欧洲最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斗士的地位。

孰料100年后的今天，各国政策日益内敛。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又一波全球化颇有倒退的苗头，与100年前有惊人的相似。不过相同的角色今天由不同的演员扮演。反思100多年以前的那一波全球化为何受到阻碍，并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对当代人来说极为必要。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本书对于对当下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的内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战前德国如何走上战争道路，以及战后应采取的政策，米塞斯以下五个方面的分析值得重视。

一、民族对待历史仇恨的态度

米塞斯首先反思了一个民族应如何对待历史，尤其是历史仇恨的问题。

当来到世上时，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生活，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接受自己的历史；没有什么比抱怨不再能够纠正的错误更无用，没有什么比后悔更徒劳。我们面对过去，既不像法官分配赞扬和责备，也不像复仇者寻找罪犯。我们寻找真理，而不是罪行；我们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去理解事情，而不是去发布责难。一个人如果按照检察官处理刑事案件卷宗那样的方式处理历史——为了控告而寻找材料——他最好远离它。历史的使命，不是为了满足大众寻找英雄和替罪羊的需要。

将当前的仇恨和分歧投射到过去，在很久以前发生的战斗中为当今时代的争端寻觅武器，这不是历史的任务。历史应教我们认识起因，理解推动力量；当我们理解一切时，我们就会原谅一切。这是英国和法国处理他们历史的方式。不管持什么政治立场，英国人可以客观地考虑17世纪宗教和宪法斗争的历史，18世纪失去新英格兰各个州的历史；没有英国人会在克伦威尔或华盛顿身上仅仅看到民族的不幸。不论他是波拿巴主义者、保皇主义者还是共和主义者，法国人不想把路易十四、罗伯斯皮尔或拿破仑从他民族的历史中抹去。

由此可见，对于历史事件包括历史仇恨，需要理解其来龙去脉，但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控告和责难。战争罪犯、国家责任已由国际法庭、国际条约和有关国家外交活动解决。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今后不再重蹈覆辙。民族之间应采取“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开启新篇章，合作共赢。

米塞斯区分了民族和种族的概念。民族一词和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的政治和哲学个人主义思想范畴。如果我们希望洞察民族性的本质，我们一定不能从民族开始，而必须从个人开始。我们必须问自己，个人的民族特征是什么，以及什么决定个人属于某个具体的民族。米塞斯认为这一特征就是语言。民族和种族是不一致的，没有民族具有纯粹的血统。在种族政策鼓吹者所使用的意义上，种族是个新概念，甚至比民族概念新很多。它作为民族概念的故意的对应物被引入政治。这样，民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理想就被种族共同体的集体主义理想所取代。

二、德国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

米塞斯认为，如果在决定命运的1848年德国人民挣脱了君主统治的枷锁，1919年的德国人民会处于非常不同的境遇。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就是大普鲁士，它并不产生于德国人民的意愿；不仅违背德国人民的意愿，也违背大多数普鲁士人民的意愿。它是德意志君主们的国家，不是德意志人民的国家。

米塞斯深刻揭示了德国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

许多最优秀的人物从不与这个国家妥协；其他一些人则较晚妥协并不太情愿。然而，站在一旁怨恨并不太容易。对德国人来说灿烂的日子来过，外部荣誉和军事胜利纷至沓来。普鲁士的德国军队战胜过法兰西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阿尔萨斯-洛林又成了德国的（或者不如说普鲁士的），庄严的帝国头衔恢复了。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列强中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德国战舰纵横大洋；德国国旗飘扬在——可以确定，相当不值得——非洲、波利尼西亚和东亚属地。所有这些浪漫化的活动注定会吸引那些喜欢围观行进队伍和宫廷庆典的大众的注意。他们因为有令人赞美之事和因为自己被满足而满意。同时，德国的繁荣也前所未有地增长。这些年，通过发展现代交通工具，最遥远的领土也完美地开放了，给德国带来了难以梦想的财富。这与德国政治和军事的成功没有关系，但是人们匆忙地判断，“在它之后，因它产生”。

那些在1848年3月革命前蹲过监狱，1848年在街垒上战斗过并随后遭到流放的人，这时变得年老虚弱了；他们或者与新秩序达成和解，或者保持沉默。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他们只看到繁荣、人口规模、贸易和航运的连续增长，一句话，人们习惯于称为好时代的所有东西。他们开始取笑父辈的贫穷和软弱；现在他们对诗人和思想者国度的理想只会表示轻蔑。在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方面，出现了新的思想；权力理论走到前台。哲学成为王权和圣坛的保镖，历史学标榜霍亨索伦王朝的荣耀，经济学称赞社会导向的王权以及无差别关税表，并且进行反对“英国曼彻斯特学派毫无生气的抽象”的斗争。

对于经济政策的国家主义学派来说，放任的经济会表现为疯狂的混乱，只有国家干预可以为其带来秩序。国家主义者审视每一个经济现象，如果不符其伦理和政治情感，就随时会拒绝它。国家当局的工作就是执行科学作出的判断，为普遍利益服务将代替自由发展造成的误事。国家是完全明智、完全公正的，总是只想着公共利益，国家具有与各种邪恶进行有效斗争的力量，这丝毫不受怀疑。尽管该学派的单个代表可能在其他方面有分歧，他们全部同意一点，即不同意存在经济规律，把所有经济事件归结为力量因素的运作。国家可以将其政治-军事力量置于经济力量之上。对于德国人民在国内外遇到的所有困难，首推军事解决；无情使用力量被看作理性政策。

这就是世界称之为军国主义的德国政治思想。

米塞斯论述的是一战前德国的道路及一战的起因。要引起后人始终警觉的是，产生德国军国主义的土壤。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是因为一个特殊的“中国模式”，还是因为采取了市场经济，融入了国际市场？当今世界各国会不会沦为德国当年的权力政治模式，滑入军国主义的泥潭？当然现在还远远不是，但是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竭力避免。

三、自由的民族主义与黩武的民族主义

米塞斯对比分析了自由的或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和黩武的或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区别。

人们只有现在才能完全调查背离自由主义政策原则给德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如果德国和奥地利没有返回到保护性关税，它们今天会处于多么不同的地位？

德国帝国主义的结果是将德国人民陷入痛苦的不幸，使他们成为被遗弃的人民，这表明上一代德国人所追随的领导人走的是错误的道路。这条路上找不到名望，找不到荣誉，找不到财富，也找不到幸福。1789年的思想不会把德国人带到今天的地步。难道不是今天被谴责为缺乏国家感情的启蒙时代的人们，更好地理解对于德国和整个世界什么才是好的吗？比任何理论所能做到的更加清楚的是，历史进程表明，恰当理解的爱国主义通向世界主义，一个民族的幸福并不在于使其他民族不好，而在于和平地合作。德国人民曾经拥有的一切，它的知识精英和物质文化，都为了一个虚幻的目标无谓地牺牲了，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只给自己带来伤害。

一个相信自己和自己未来的民族，一个想要强调这种确定的情感——其成员不是仅靠偶然的出生在一起，而是靠共同拥有对他们每一个人比什么都有价值的文化才在一起——的民族，当看到个人转到其他民族时，必然能够保持平静。一个意识到自己价值的民族，不会强行扣留那些想要离开的人们，也不会强行并入那些并非自愿加入的民族共同体。让自己文化的吸引力在与其他民族竞争时证明自己——仅此就值得一个民族自豪，仅此就是真正的民族和文化政策。在这方面，权力和政治统治的方式绝不是必要的……

当然，在多语言领土，控制国家和政府的民族斗争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是，它会随着国家职能受限制和个人自由扩展的程度而失去尖锐性。任何希望民族之间和平的人必须反对国家主义。

这里，米塞斯论述的自由迁徙的理想甚至今天也没有完全实现，但正如他所说，恰当理解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是相通的，爱国主义必须基于法治宪政基础，尊重个人的选择。

对于两种民族主义，米塞斯做了比较论述。

自由主义思想始于个人自由，它拒绝所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它不承认导师人物也不承认臣民之人，就像在民族之内它并无主人和奴隶之分。对于完全成熟的帝国主义，个人不再具有价值。只是作为整体的一个成员，军队的一个士兵，个人才对帝国主义有价值。对于自由主义，其民族同胞的数量不是一个过于重要的问题。对于帝国主义则不是这样，它为民族的巨大数量而奋斗。为了征服和占有，它必须要具有军事优势，军事重要性则总是依赖于可以支配的战士数量。获得和保持大量人口因此成为一个特殊政策目标。民主主义者为统一民族国家而奋斗，是因为他相信这是民族的意志。帝国主义者希望国家越大越好，他不在乎这是否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帝国主义对征服的贪欲没有限制。它无视人民的任何权利。如果它“需要”一块领土，它就直接获取，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从被征服的人民那里进一步要求更多他们认为公正合理的东西。在帝国主义国家眼中，外族人民不是政策的主体而是客体。他们就是——正像君主国曾经认为的那样——他们居住国家的附属物。因此，表达也以现代帝国主义的讲话方式重现，这曾经被认为已经遭人遗忘。人们再次谈论地理边界，谈论使用一块土地作为“缓冲区”的必要性。领土再次变得整齐，它们被人们交换并出售换钱。

这些帝国主义的教义如今人们都已熟知。出征去和帝国主义战斗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帝国主义性质与德国人不相上下。当然，他们的帝国主义与1918年11月之前的德国版本在一个关键点上有所不同。当其他民族把他们的帝国主义做法仅针对热带和亚热带人民，而遵照现代民主原则对待白种人民时，德国人正是由于他们在欧洲多语言领土的位置，将他们的帝国主义政策也对准了欧洲人。

今日的世界已经大大不同于100年前的世界，其中联合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诚如托马斯·杰弗逊所言：“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才能使自由得以维系。”缺乏民主法治思维，社会就会滑向帝国主义思维，前者是个人主义的，后者是集体主义的，而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和社会体系，会带来是战争还是和平的截然不同的结果。

四、德国特权阶层绑架国内政治、国内政治塑造国际关系的后果

对于德意志民族没有形成海外殖民地，米塞斯有精辟的看法：

在外面置身于美国佬和克里奥尔人(Creollo)中间的广阔世界，德意志人怎么能够找到维护自身的力量？在国内时德国国民被禁止“用其有限的智力去判断最高国家当局的行为”，他到哪里去能够得到更大规模的政治所要求的政治洞察力？

从米塞斯的描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德国特权阶层主导国内政治、国内政治塑造国际关系的后果。

普鲁士、波兹南和西里西亚的各省的德意志人不期望从民主得到什么好处。然而，这基本上决定了普鲁士德意志人的立场，因为多语言地区的德意志人相比他们的数量具有更大的政治重要性。毕竟，这些德意志人包括这些省份较高阶层人口的几乎所有成员——官员、教师、商人、地主、大企业家。因此在普鲁士德意志人的上层，受威胁的边境地区的成员构成了很大部分，远超德意志边境居民在普鲁士总德意志人口中的部分。边境地区的重要居民加入了支持国家的派别，从而使他们占据了优势。德意志国家的想法不能赢得普鲁士的非德意志臣民，并且它的德意志臣民害怕德意志实现民主。这就是民主思想在德意志的悲剧。

大普鲁士帝国并不想与自由的英国联合。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作为神圣同盟延续的三皇同盟，似乎是德国惟一可以进入的适合的联盟。

在这里存在一个环节，即民主思想的力量在普鲁士形成国家之中的作用。正是害怕失去在东部边境地区的既得利益，使得很多人放弃了民主的主张。米塞斯认为：

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失败惟一归结于在德意志东部的居住条件：在那里实行民主会导致驱逐德意志人并剥夺他们的权利，因此一种反民主潮流的倾向在更广泛的德意志人圈子中产生出来。他们会不得不承认，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甚至德意志威权主义国家并不依赖武器的胜利，而是精神的胜利，王朝-威权主义感情对自由主义感情的胜利。如果自由主义思想在普鲁士军队中得到比实际更深入的传播，普鲁士国家的理想就会立即坍塌。

在今日中国，比起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法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这方面的启蒙、建设工作远未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年德国的悲剧，在于对内对外政策向哪个方向走，与专制国家结盟还是与宪政国家友好相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知识分子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这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无法逃脱这个环境。不过与当年德国相比还是有区别。普鲁士建立在民族特权之上，不敢实行民主和真正的宪政。我们这里民族特权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存在一些腐败特权分子，虽然都是结构性的问题，笔者认为东方大国似乎比普鲁士的转型要容易些。

五、一战后德国应该采取的政策

对于一战后战败的德国应该采取的政策，米塞斯分析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及其后果。

德国人民所有的思考和努力都必须为了摆脱这个地步。有两种途径达到这个目标。一个是帝国主义政策的途径。军事上变得强大，一旦进攻的机会来临就重启战端——这是今天想到的惟一手段。这种途径究竟是否可行是有问题的。今天抢劫和奴役德国的国家非常多。它们运用的力量如此强大，因此他们会不安地盯着德国，阻止德国再次变得稍微强大。德国可能发动的新战争会很容易成为第三次布匿战争，以德国人民的完全消失结束。但是，即使它会导致胜利，它会给德国带来极大的经济不幸，这种成功不值得冒险；而且，危险仍然存在，德国人民在胜利的狂喜中会再次陷入无边无际的胜利疯狂，对它来说这已经多次转变成灾祸，因为胜利可以最终再次只导致一场大崩溃。

德国人民可以采取的第二种途径是完全脱离帝国主义。只通过生产性劳动努力重建和平，通过国内的完全自由使个人和民族整体所有力量的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条恢复到生机的道路。除了使人们富裕并因此而自由的生产性劳动外，对帝国主义邻国对我们的压迫和去德国化的努力无动于衷，是一条比斗争和战争政策更迅速和稳当地达到目标的途径。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征服的德国人，如果他们致力于民主和自我治理——这最终会导致完全的民族独立——要比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武器的胜利上，会更好地保留他们的民族特征。

对于战胜国，米塞斯也提出了批评性的建议。

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在十九世纪摆脱所有征服的渴望，使自由主义成为他们的首要原则。可以肯定，甚至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时期，他们的政策不会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偏向，人们不可能立即把他们中每一个帝国主义思想的成功记在防卫的账本上。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帝国主义从防止德国和俄国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中获得了最大的力量。现在他们作为胜利者，不愿满足于胜利前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战争目标。他们久已忘记他们奔赴战场时携带的良好计划。现在他们手握权力并不想让它溜走。或许他们认为，他们将为大众利益行使权力，但是，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权力本身就是邪恶的，不论谁行使它。

总之，在米塞斯看来，民族和国家间的争端和分歧最终要通过思想的力量来解决。

如果德国人民认为地球上居住领土的分配是不公正的，那么他们本可以寻求转变世界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原来没有看到这种分配的不公正。这是否可能是另外的问题。找到为此而奋斗的同盟者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与他们紧密联合，或许本来可以得到一切。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一个8000万的民族与整个剩余世界对抗是没有希望的，除非它用知识的手段追求这一目标。只有使用精神而不是武器，少数才可以战胜多数。真正的实践政治，只是知道怎样利用思想为其服务的那种实践政治。

米塞斯在本书中指出，我们不能把1914年之前的德国军国主义视为产生于“日耳曼种族”的暴力本性。他认为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米塞斯的话语对于今天的我们可谓金玉良言。目前，反全球化已初现端倪，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贸易战已经发生。这与100年前的国际格局颇为相似。在此情形下，各国如何因应，避免局势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前人的智慧可以给我们启迪。（本文为米塞斯《民族、国家与经济》一书的译者序，出版时有改动。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作者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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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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