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跳楼男人砸中后,一个女孩的遗忘与开始
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被意外选中的普通女孩
被那桩意外选中之前,孟春彦对生活最大的期待不过是按部就班——不错过每一趟进厂的班车,确保负责的机台在每个程序上准确无误,然后在月初收获准时入账的几千块工资。
她在上海一家半导体工厂当操作工。工厂每天生产出大量的硅片,她推着小车将它们送上机台,输入特定程序,待加工完成后再运送到下一个环节。不需要费脑,鲜少有交流,人人都被白色的防尘服和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像巨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几个月前,她身处的还是讲台而不是操作台。还在大学念师范专业的时候,身边人就说她是当老师的料,她看起来温柔恬静,磨课时却有股较真劲。
孟春彦自己多少也抱着这样的想法。2020年毕业后她首先去了浙江义乌的一家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谈不上表现突出,但至少兢兢业业。干了一年多,双减政策来了,孟春彦这样的年轻教师成为最早被裁的一批。
为寻求一个安稳的庇护所,她和很多人一样加入到考编大军,在老家一边当代课老师一边备考,最后还是失利了。伤心过,但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当时情况下,一个普通人首先得考虑生存。代课老师的工资半年发一次,她跟朋友打趣,“好久不知道钱的滋味了!”
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上海。她的好朋友,一位同样在“双减”中失去工作并选择进厂的老师,向她发来邀约,“国家在大力发展半导体行业,很有前景”。
即便这份工作孟春彦也费了些心思才争取到。按照朋友先前所叮嘱的:不能说自己是本科生,别人怕你干不久;也不能说自己文科生,专业不对口。孟春彦索性带着高中毕业证去参加面试,顺利通过,稍不如意的是,这让她比厂里大专学历的员工要少拿700块月工资。
操作工的任务比她想象中辛苦。早八点到晚八点连轴转,一周内白班夜班接替倒。五人间的宿舍里,孟春彦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排队洗漱,等候进厂班车;到晚上十点被送回宿舍,多说几句话都觉得费力气。
刚开始她有些不适应。上班时哈欠连天,扛不住了才去角落里眯会儿。休息时躺在宿舍也迷迷糊糊,是白天还是晚上?该上白班还是夜班?总要反应好一会儿。最初介绍她来上海的朋友,在连续的夜班中难以支撑,也不被家人理解,“一个大学生进厂当操作工,对不起四年读的书。”朋友没等到转正就离开了。
孟春彦不怕辛苦,也不觉得丢脸。比起之前费力费脑、又挣不到钱的经历,现在这份工作她感觉幸福多了。他们家庭微信群的名称,“越努力越优秀”,之前妈妈起的,孟春彦来上海后改成了“越努力越幸运”。她告诉妈妈自己真的好幸运,工作稳定,身边有朋友陪伴,只要熬到4月26日转正,一个月六七千元的工资比之前翻了几番。
辗转于工厂和宿舍的间隙,她不忘给自己安排些“省钱又省心”的活动,比如去宿舍区对面的商场逛逛,她很少消费,通常是去书店坐坐,抽一本书打发等待班车的时间。她最爱看职场沟通和女性成长类的书,毕业三年,她始终苦恼自己搞不懂人情世故。
如果天气不错,她还会去附近的公园晒晒太阳。在恒温恒亮的操作间里待上一整天,人会变得异常渴望阳光。三四月份的上海,她挑一片草地躺下,让全身都沐浴在暖洋洋的阳光里。
4月23日,对孟春彦来说原本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这天她上夜班,下午五点多,距离班车到达还有不到两小时,她走进商场。工作日,一楼的环形大堂几乎看不到其他顾客,按照她的习惯,只要穿过大堂直往前走,就能到达位于一楼角落的书店。
●孟春彦常去的书店。魏芙蓉 摄
根据后来流传网络的视频,此刻,大堂五楼,一名红衣男子翻越了楼层护栏,扒在栏杆外侧,几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围在跟前劝说,还有更多的工作人员从低层狂奔前来增援。
意外几乎是一瞬间发生的。男子摘掉帽子一扔,随后松开双手,直直从五楼坠落。商场内爆发出人们尖叫声,紧接着是一声震耳的巨响,“砰——”,当路人的视频镜头扫到一楼,一红一黑两个身影,醒目地倒在地板上。
其中黑色身影是孟春彦。
●孟春彦被跳楼男子砸中。图源网络
命运的玩笑
一千公里外的天津,孟春彦的妈妈王文利正在一家药厂的流水线上分拣药品。第二天凌晨2:00她刚下夜班,手机上显示一连串的未接电话。电话接通,她22岁的儿子、孟春彦的弟弟急得大哭:“孟春彦出事了!”王文利听完腿都软了,买了最近的一趟火车票往上海赶。
孟春彦一家生活在河南焦作的农村,过去十几年,这一家似乎总是被噩运光顾。孟春彦还在上小学时,爷爷奶奶相继中风瘫痪,爸爸是独子,此后留在老家照看了老人。后来外婆得了乳腺癌,妈妈王文利也不得不中断打工回乡。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孟春彦从小就懂得体谅父母。很少提要求,身上常年穿的都是妈妈手工做的衣裳。考上重点高中那年,她主动提出要放弃学业去打工挣钱,被爸妈严词拒绝。
一直以来,恬淡而知足不仅是孟春彦、也是这一家人的生活之道。妈妈王文利回忆说,那些年即便是几个老人相继卧床、经济最困难的阶段,他们也没觉得日子苦。被病痛折磨了这么多年,他们更看重的是“一家人身体健康,都能好好的”,至于钱,“能攒多少是多少”。
2015年母亲病情好转,王文利离家去到天津一家药厂打工,孩子爸则继续留守老家,一边照顾老人,一边就近打零工,每天赚六七十块的力气钱。两口子里外配合,先是供孟春彦读完了大学,到今年小儿子大学毕业,可以说这家人终于要熬过捉襟见肘的日子。
这场意外把这个家一下子打回谷底。
比家人先赶到医院的是好朋友刘静。事发当天下午6点多,护士在急救床前用孟春彦的手机通知了刘静。刘静是孟春彦的大学室友,也是她在上海联系最紧密的朋友,当初孟春彦就是跟随刘静先后脚进的厂。
刘静的第一反应是诈骗,“不然也太倒霉了吧”。直到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是孟春彦虚弱、带着哭腔呼喊:“静静,我被砸伤了。”
当时他们相距50多公里,刘静租住在上海嘉定区的郊区,孟春彦则在闵行的郊区,平时买瓶饮料都要琢磨价格的刘静,二话不说打车赶来。现场视频这时已经在网络上传开,虽然画面模糊,但刘静一眼就认出了那件黑色外套,孟春彦衣服不多,来来回回穿的就那几件。
●孟春彦的诊断记录。魏芙蓉 摄
谈起那次会面,刘静至今感到后怕。她们的经历如此相似,毕业后一块去浙江做辅导老师,因为双减先后被裁,当年孟春彦回到老家考编,她则来上海想继续当教培老师,最后证明只是徒劳,她很快接受了家人安排的相亲仓促结婚,进厂是后来又一个无奈的选择。
刘静在上海打拼时间虽然不长,却足以认识到命运的残酷和无常,在她看来,今天这场意外虽然选中了孟春彦,稍有偏差可能就是自己,是他们每一个普通人。她也开始自责当时给孟春彦的提议。那天她在医院留守整晚没有离开。
根据医院诊断情况,这次撞击造成孟春彦枕骨、颈椎和锁骨多处骨折,颈部脊髓损伤,并伴有脑出血、脑挫伤。4月24日,在重症监护室醒来看到妈妈,孟春彦说不上来其他的话,只是呻吟着,喊疼。
这是命运给自家开的又一个玩笑吗?最初几天王文利都是懵的,“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干嘛”。她呆呆地坐在病房门口,忘记吃饭,睡不着觉,也听不进别人说话。
上海,这座女儿生活并充满期待的城市,如今只让夫妻俩感到无措。孩子他爸伺候老人十几年没出过远门,赶来时还穿着家里的老布鞋,担心“不会表达”,时常沉默在病房角落。王文利也不善言辞,接待来客和办手续时脸上总挂着一副怯生生的表情,来来回回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谢谢”。
4月底的一天,孟春彦还处于昏迷状态,由女儿的朋友们领着,王文利第一次前往事发商场。刚出地铁她就看到了1号入口,几天前女儿就是从这里进入,几步路后迎头撞上那场灾难。
王文利在那儿站了许久,那时她已经连着几天没有合眼,说不清是因为疲惫还是泪水,她说自己在入口处看到了一团巨大的阴影,“全是黑的”。她浑身控制不住地发抖,到最后也没有勇气踏入。
●女儿出事后,王文利一个接一个地打求助电话。魏芙蓉 摄
遗忘和开始
直到现在孟春彦一家也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王文利后来通过办案人员看到了商场的多角度监控,男人从靠近到翻越栏杆几乎毫无预兆,过程中一名工作人员曾试图劝阻,但没能成功。
如今,事发商场早已看不出事故痕迹,原本空旷的大堂重新摆上展位,每层楼也新增了不间断巡逻的安保人员。
王文利始终难以释怀,“就算不想活,为什么要去人流量最集中的商场?”
这个问题或许没人能解答了。男人的家属至今没有露面,事后,王文利在跟当地政府的沟通中也只获得了对方的模糊形象:50多岁,离异,和唯一的儿子多年没有来往,此前一个人在上海租住。有次连医院工作人员也对王文利表示同情,“(他)无名氏,到现在(6月10日)遗体还在太平间没家人认领。要不说你们倒霉呢!”
同样让他们焦虑的,还有高昂的治疗费用。住院产生的13万治疗费至今没有结,出事没多久,王文利就因旷工太久被工厂开除,家里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好在前不久网上募集的20万元捐款暂时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但接下来漫长的康复疗程中还需多少费用仍是未知数。
●孟春彦每天都需要进行长达6小时的康复训练。讲述者供图
有律师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提供了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介绍,他们计划对跳楼者和商场方提起民事诉讼。跳楼者去世,将考虑由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自杀男子生前经济状况不佳,几乎没有赔偿能力。另外,他们认为商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明知有人在栏杆外站立逗留、准备跳楼的情况下,未对一楼人员进行疏散和警示,也需要对这起意外承担一定责任。
担心勾起女儿糟糕的回忆,这些事夫妻俩从来不敢在女儿面前提起,直到那次在病房里听到女儿给出的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觉醒来,莫名其妙就在医院里了。”她记得女儿当时说。
这个回答最初让夫妻俩又喜又忧。担心这是后遗症的表现,爸爸有些着急,“那你跟我说说,你记性还行不?你还知道我是爸爸不?”孟春彦被逗笑了。经过多次确认,他们发现女儿记事清晰,唯独丢了那天的记忆。
为这事王文利专门去问过医生。“干嘛要让她想起来呢?她能忘了那段经历是最好的,最起码能减少对她的伤害。”
医生的话王文利听进去了。她避免任何人在女儿面前重提那件事。对律师也不例外,有次对方来确认细节,掏出手机,那视频差一点就要让女儿瞧见了,得亏王文利及时拦下。
王文利觉得女儿需要彻底告别那段记忆。女儿出事时穿的衣服、物件她嫌晦气,老早就给扔了。手术前医护人员提出要给孟春彦推光头发,征询家属意见,王文利像等不及似的:剃,剃了才好。
重新开始,从孟春彦的角度来说也确实如此。现在,她每天要面对长达6小时的康复训练,重新学习坐立,写字,走路,发力……
发生在身体上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她不再渴望阳光了,相反她对温度极其敏感,稍微受冷受热,皮肤就会起鸡皮疙瘩。
最近她重点练习的内容是写字。五指中只有拇指和食指能使上力,她用这两根手指拖着笔在纸上移动,写出来的笔画不直,手臂也晃晃悠悠的。但她很有耐心,开玩笑说自己出事前写方块字,现在练出来的还是方块字,“字如其人,我就是这种板正的人”。
●孟春彦的练字记录。魏芙蓉摄
“我就担心其实她也害怕,故意笑给我们看的。”医生曾告诉王文利,后遗症肯定避免不了,但具体的需要观察她后续的恢复情况。住院一个多月,他们在6月10日办了出院手续,一家三口住进医院旁月租为2100元的一间卧室,继续每天6小时的康复训练。
出院第一天,就在那间10平米的出租屋里,出人意料地,孟春彦主动提起了一直被回避的话题。
“其实我想过很多次,(那天)我是要上夜班吗?我下午去商场了吗?发生跳楼有人喊我避开了吗?”她戴着护颈靠在床上,头上已经冒出一茬茬新发,“可能是应激(反应),我已经忘记了。我能记得的,那天好像也跟其他八点到八点的上班日子差不多。”
尽管妈妈那样努力瞒着,孟春彦其实早就知道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那是她从病房外听到的,他们说有个老头从商场跳下来,砸中了自己。
不像妈妈那样愤怒,孟春彦说自己对自杀的男人没有好奇,更谈不上恨。“不是有句话说,你很难真正理解一个自杀的人?”为什么选在商场自杀,孟春彦猜想,“他是不是寄希望在工作人员或者好心人身上,想得到一些交流和开导?”相比之下,孟春彦还是强调幸运,“我身边有这么多关心和爱我的人”。
那也是事情发生一个多月以来,王文利第一次听女儿具体谈论这件事。她听起来理智而平静,像是在描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
在好朋友刘静看来,那是孟春彦宽解父母的方式。王文利却愿意相信女儿是真的忘了,她还要帮助女儿继续遗忘,每次看见女儿皱眉,夫妻俩必定要伸手去抚平,“你什么都不用想,咱们好好训练,多吃饭,争取每天进步,就会越来越好。”王文利不敢奢求女儿百分之百康复,只盼望她能恢复到生活自理的程度。但内心里,她也做过最坏的打算,如果女儿再也不能工作了,他们一家人就简单开个小店,一起陪着女儿。
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他们打算做的,“就是满心满意陪着她康复。”
6月的一个早上,王文利带女儿穿过了两个十字路口前往一家早餐店。那家店王文利之前去过,味道和家里做的特别像,这次想让女儿也尝尝,顺便练习走路。
孟春彦这时已经能自主行走,只不过步子有些晃,抬腿和摆手的动作都略显笨拙和夸张。一路上,爸爸保持在女儿身侧,王文利则跟在后面纠正动作,“手晃太厉害了”,“步子像个老头一样”。这让王文利想起二十多年前教女儿走路、拿筷子的情景,一家人也像这样亲密无间。她和那时一样对女儿充满信心。
(孟春彦、刘静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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