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伪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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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菲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今年看的第一场电影是《无名》，好友、影视制片人顾桑在南昌路的上海科技影城包场。

导演程耳属于准一线但偏小众的导演，199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他低产、好打磨，注重格调，加上毕业作品和《无名》，一共创作了5部电影。

该片讲述了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到1945年期间），在上海汪伪政府的情报部门里，中共情报人员、日军特务、汪伪政权特务、中统特务、中共叛变人员等多方势力斡旋较量的故事。我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通过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敌后情报系统，建立了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前夜。

尽管该片故事的落地性欠佳，构图、布景、灯光、音效等却精美上乘，让《无名》保有了电影艺术的古典、郑重、严肃与体面和知识分子趣味。

看完《无名》正是黄昏，走到南昌路时我有点恍惚，仿佛又回到20世纪二三四十年代那个波诡云谲的年代。

南昌路是原法租界“梧桐区”既高雅又市井的地方，是老上海天然的建筑博物馆，里、弄、坊、邨、别墅等5个等级的弄堂，在这条短短1600多米的小马路上汇于一炉。

南昌路在旧上海有着不俗的风云往昔：科学会堂、大同幼稚园、原民革联络处、国民党原老吴稚晖旧居，林风眠故居、原法国总会俱乐部旧址、有原汪伪内政部长陈群旧居云集；南昌路100弄的老渔阳里2号是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后的居住地和工作地，是共产党成立前后《新青年》的编辑部，是上海红色文脉的起点。

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发地”。

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这些年我看过不少谍战题材影视剧，上海是最重要的场景地。

历史上，上海也是谍海风云最频繁的发生地，其次才是香港，还有一部分在广州、重庆、南京、哈尔滨、天津、武汉、西安等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多方势力盘桓、牵制，合作、争斗，是全球政治风云的小镜像，是间谍之都，纸醉金迷与鲜血淋漓并存。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它被切割为华界和租界，还有华洋共管、性质不明的租界越界筑路区。它们共同影响着城市的发展，重构着城市空间。

当年公共租界北区以北，是日本盘踞的虹口，租界以西是越界筑路、华洋共管的沪西。

“越界筑路”指上海公共租界在界外修筑道路，并进而事实上取得一定行政管辖权的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区域。主要分布在沪西和沪北，共筑马路40条，其中沪西28条。沪西越界筑路最远的虹桥路西端距离公共租界西部边界静安寺附近已有10公里。

据《长宁区志》记载，“越界道路路名除了愚园路、虹桥路外，均以英美总统、将军、公使、驻沪领事、工部局总董、商人等名命名。”

作为远东的经济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商贸条件，政治格局非常复杂。

当时的上海，不仅在中国范围内特殊，在世界范围也极为特殊：“二战”期间，上海是全世界唯一不需要签证就能进入的城市。1933～1941年间，有3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上海，上海成为犹太人的避风港，是难民和间谍聚集、情报和信息集散之地，苏、美、英、德、日等国情报人员云集，从各自利益出发从事着各种谍报活动。

旧上海的资源与权利一直处在被各种势力瓜分掌控中：当地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法租界公董局、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总商会等江浙华人财团、本土帮会，以及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军、苏联的共产国际、国内地方军阀、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各国使馆等外交势力、韩国的流亡政府……各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惊心动魄在旧上海呈现出难以替代的神秘。

1937年上海沦陷后，上海的华界民不聊生，租界依旧歌舞升平。木心曾描写当时的上海：“苏联的大轮船彩旗招展在黄浦江口，好莱坞影片与莫斯科影片同时开映，这边桃乐赛摩娜巧笑，那边夏伯阳怒目，国际间谍高手云集，谁也不放过远东最急剧的情报漩涡。”

当年上海在物理空间形态上也呈现出丰富的都市景观群像，各类复杂的行政机构、报馆、出版社、电台、电影公司、洋行、饭店、舞厅、咖啡馆、电影院、教堂、武馆、烟纸店、文人学者、革命志士、明星富商、各路洋人云集，使得上海的一路一景，都可能是谍海风云的真实场景地。

那些纷繁复杂的势力有权力的缝隙，还有法外之地的混乱，有合作，有争斗，有制衡，有博弈。

在不同政治势力的背后，衍生出了无数的情报力量。中统、军统、中央特科、国民党复兴社、日本特高课、苏联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汪伪76号、日本岩井公馆等情报组织在争斗角力中暗潮澎湃、风动无声。

有人总结这些年国产谍战剧都有个套路：如果发生地在上海，跳舞不是仙乐斯就是百乐门，敌我双方室内的书橱后必有暗道，日本特务高官都有穿和服下围棋的桥段……更重要的，走路必经外白渡桥。

的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虹口日占区和公共租界之间的重要通道，是苏州河黄浦江交汇处的外白渡桥。外白渡桥是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的起点，在上海城市发展和构建上海想象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它不仅是一座桥，更是一个文化意象，也是当年谍报人员经常出没的场景地。昔日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在外白渡桥也曾发生惊心动魄的故事。

与外白渡桥近在咫尺的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如碉堡般矗立在苏州河畔，曾是上海最高建筑，也是俯察一江一河、近赏外滩、陆家嘴的最佳观景点。因地处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百老汇大厦在军事上有着重要地位。

抗战爆发后，“孤岛”时期的百老汇大厦虽地处租界，却被日军盘踞。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驻地，日本文化特务机构“兴亚院”的分支机构都设立于此，汪伪76号特工头目李士群也是在百老汇大厦的酒宴上被日军毒死的。抗战胜利后，一批美军在华机构、英美新闻机构都迁居进来。

解放上海战役时，它是毗邻外白渡桥的最危险的火力点。上海的最后解放，也是以百老汇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为标志的。

1951年，百老汇大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改名为上海大厦。

一直觉得虹口的气息很文学，很谍战，很左翼，很复杂。势力盘根错节，前世今生莫衷一是又一言难尽。丈量过世纪，穿越过狼烟，风华和史诗感永聚不散。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世纪30年代，我党在哈尔滨路290号的德式洋房嘉兴路巡捕房建立了租界巡捕体系中的第一个中共地下支部。

而原名施高塔路的山阴路，则在二三四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中不时出现，是当年中共地下党人、爱国民主人士、左翼文人、社会活动家、日本侨民居住或时常出没的所在，不仅有风花雪月，更有波诡云谲。

交错陆离的弄堂网络、结构复杂的民居样式，也为我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提供了天然掩护。

红砖红瓦的大陆新村，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新式里弄，短短几十米弄堂，鲁迅、茅盾、谢旦如等毗邻而居。

鲁迅先生在大陆新村9号和许广平及独子周海婴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半时光。这套建筑面积约230平方米的三层住宅，保留了大先生当年生活时的原貌，虽简朴无华，却有着别样的氛围感，仿佛能触到大先生庄严忧郁的气息和最深的孤独。

而大陆新村8号则是鲁迅纪念馆第一任负责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谢旦如的故居。这位“红色小开”为党的地下工作急公好义，千金散尽，曾开设西门书店和公道书店，前者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后者则掩护党组织活动。

他先后两次冒生命危险在自己位于徐汇、南市的寓所掩护瞿秋白夫妇，还为保护革命史料以身许国。

四达里的弄堂阡陌纵横、宛如迷宫，有着柳暗花明的幽微，这样的地形特别适合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作家沙汀，他在描写复杂而错综的场面上有其特殊的才能；恒丰里是早期新式里弄，结构极为复杂。中共中央党校1926年就设于弄内90号。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旧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联络点也在恒丰里。

花园里2号，还曾居住过红色间谍、日本进步记者尾崎秀实。他是内山完造的好友，派驻上海3年多，结识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撰写多部政论性著作。

鲁迅《阿Q正传》最早的日文译本，由他撰写序言《论中国左翼文化战线的现状》。

那些年，中共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与各方势力巧妙周旋、殊死较量，处处有漩涡暗礁，时时险象环生。1927年，由周恩来同志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较为成熟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

这支神秘的队伍在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中纵横捭阖，立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锻造成为屹立于白色恐怖中红色战斗堡垒。那些亲历中央特科战斗洗礼的革命战士，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成长为党的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领导、骨干。

其中的杰出人物是“红色特工”潘汉年。他的旧居位于原法租界淮海中路1350弄愉园5号，从抗战后期至1947年，潘汉年曾在此居住。这幢毫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站点之一，是潘汉年领导上海地下党开展地下斗争和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机关。

而同在“梧桐区”的嘉善路117弄24号，是中央特科成员钱壮飞的在沪旧居。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他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最高核心层，为中共获取重要的密码本，在顾顺章叛变后及时发出警报，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而那些更不起眼的照相馆、药房、书店、理发店、诊所等，也常常是我党的秘密联络点。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永乐邨）设立于江苏路389弄21号。这处建于1930年、假四层联列式住宅，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派驻在上海的秘密领导机关。它在刀尖上行走，有力配合着解放战争正面战场的较量。情报人员互相不知彼此身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脱去西装旗袍，换上军装的那一刻……

如今，那些看似普通的住宅，依然在“梧桐区”老弄堂的一隅，见证上海真正成为领航中国、通达世界的“魔都”。

咖啡馆在中共党史中也有着特殊的一笔，因为多开在租界，能为革命工作起到特殊掩护作用。

鲁迅日记里曾多次出现类似“午后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午后同前田寅治及内山君至奥斯台黎饮咖啡”的记录。

当年鲁迅与左联成员、地下党代表秘密接头的地点，经常设在虹口的公啡咖啡馆二楼包间，1929年左联第一次筹备会就在此举行。而旧日霞飞路（今淮海路）上的DD’S（据称为一家俄侨开设的咖啡馆）也是郁达夫、徐志摩、徐悲鸿等社会名流经常出没之处，地下党人常在此传递情报。

因为价格不菲，当时上海只有文人墨客、中产及以上人士才能时常出入咖啡馆。1937年上海沦陷，但孤岛时期的上海，咖啡馆亦出现畸形的繁荣。俄侨和犹太人最佳的谋生手段就是经营咖啡馆。咖啡馆也成为各方谍报人员传递情报的地点。

好的谍战，一定与信仰有关。曾活跃于上海文化界与政商界的中共党史上唯一五重间谍（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的袁殊、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背负汉奸骂名深入魔窟的美女作家关露、南湖红船上的王会悟、“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按住蒋介石脉搏”的沈安娜、促成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等……

还有更多的无名英雄，在特殊战线上战斗不息，闪耀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光芒。

隐蔽战线是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看那些隐姓埋名、英勇无畏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无名英雄的传奇轶事时，我总会有“身许家国难许卿，寸寸皆是意难平”的感慨，他们的故事与情感，没有明火，没有声息，却落子无悔。

功勋比天，名字与过往，却隐入尘烟。

• 作者：专栏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上海市作协会员，国家二级音乐编辑。SMG知联会会员。

「 图片 |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