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那个讲故事的人，他叫卡尔维诺

2023-07-07 02:07

新书试读

小鸟文学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一本出人意料的另类小传，作者让-保罗·曼加纳罗与卡尔维诺隔空对话、轻盈共舞，独辟进入其文学世界的蹊径。曼加纳罗用配得上卡尔维诺的轻盈笔触与节奏，在这位另类作家的文学世界与人生经历之间自由穿梭，借助信件、访谈及他人的回忆等珍贵资料，对其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导读与解析，耐心编织其创作演变的线索与脉络，以寓言、想象、游戏、童年、历史、政治等拼图，拼出卡尔维诺的迷人形象——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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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卡尔维诺的人生经历过一些大变动，说“表面”是因为事实上他自己的立足点从未改变，就像他曾数次远游，但都带着明确的目的：或为工作，或出于各种兴趣。而他的创作似乎有规律地前进着，连续跳跃几下，再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如此来来回回形成了一张网。卡尔维诺穿梭在这张网中，就好像害怕自己有东西忘了说，就好像担心自己在做选择时太过南辕北辙，尽管他的选择看起来都是斩钉截铁的。于是我们看到，经过几次跳脱之后，卡尔维诺在迟些时候回到了新现实主义的思路，这位作家走进了人生的秋季。

这一转变对他来说势在必行，因为他渴望一个别处（ailleurs），一个可以被轻易转化为写作空间的别处。1951 年 10 月到 11 月间，受《团结报》派遣，卡尔维诺在苏联度过了五十多天。他接受了专栏“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苏联旅行日记”的写作任务，他所写的通讯稿件发表在次年 2 月至 3 月的版面上，也为他赢得了圣文森特（Saint-Vincent）奖。“他有意回避对苏维埃的现实做一般的意识形态评判，而是着重抓住了日常生活的细节，从这些细节中浮现出一幅积极乐观的画面：‘在这里，社会如同一台巨大的天赋吸收泵：每个人最好的部分……如果有的话，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迸发……’尽管，从某些方面看来它也有所保留。”

1951 年是个重要的年份，还因为它代表卡尔维诺的写作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变。正是在这一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分成两半的子爵》出版了，卡尔维诺选择用“三部曲”统称构成一个系列的三部作品。

《分成两半的子爵》让我们看到，分裂、切割、无法弥补的裂痕是作者取之不竭的一大灵感源泉，因为它发展出一种“理性神经症”，作用于隐匿在作者精神世界里的两个部分——叙述的意图与写作的渴望——而在这一时期，作者还无力也无法在两个部分之间做出选择。或许正是因为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犹豫不决的个人状态，他才在身处的历史中看清了自己，于是写下了这部关于人的分裂的长篇小说。然而，自写下《小径》以来，最深层的意义还未被触及：如果说在《小径》中，历史与人性未能达成可能的融合，那么这种不可能性在《子爵》中则以善与恶的形式得到了描述，二者化身为本能与理性，这正是存在（l’être）所无法回避的状况。在“三部曲”完成后，卡尔维诺一如往常，回过头来为这些作品写了一系列注释和介绍。在英文版的前言中，他“轻描淡写”：

我的第一个短篇（novel）……和早期的小故事（short-stories）讲述了一些流浪冒险故事，它们发生在战时和战后动荡的意大利。此后，我数次尝试写出“能够反映意大利社会问题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我那时是所谓的“政治介入型作家”），可是我没有成功。后来，1951 年（那时我二十八岁，完全不清楚是否要继续写作），我开始用一种对我来说更为自然的方式工作，也就是追随那些我从童年开始就深深着迷的阅读记忆。我不再逼自己创作一本我应该写的书，一本别人期待我写出的小说，我更愿意想象一本我自己会喜欢读的书，一本在谷仓里发现的书，它的作者不详，它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

1960 年，卡尔维诺为《我们的祖先》写了两篇介绍文字。其中一篇未曾公开发表，援引如下：

我把三个故事放进了这本书里……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不真实且发生在遥远的年代和想象中的国度。尽管几个故事各自有着其他完全不同的特色，但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特点，它们才似乎构成了人们习惯说的“环”（cycle），甚至是“一个闭环”（也就是说结束了，因为我不打算写其他故事了）。眼下我应该做个总结，解释我为何写下这些故事，我想说什么，在写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收获了什么。

我开始了。我着手写出三个故事的梗概。我尝试着将机关算尽：每一次有什么东西没算到，我都会觉得没算到的才是最关键的，于是我全部推翻。我想要制定一张当代人类的系谱树（arbre généalogique），可是系谱树是神秘的植物，人的特征是经由那些无法预料的组合传承的。我把查理曼大帝的武士出现在先作为借口，将最后写完的《不存在的骑士》排在第一个。我的真实理由是，我尝试用这三个故事重构一种哲学，如果将《不存在的骑士》放在最后，在我看来就是把所有难题又提出来了。由于我自身的性格，也由于我所受的意识形态教育习惯将思考的构建过程再现为一个实证的过程，我想要将《不存在的骑士》放在首位，它是对存在的争取；然后是《分成两半的子爵》，它是对一种完整存在的向往；放在第三位的是《树上的男爵》，以此提出一种并非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方式，即忠于个体的自决（autodétermination）。

这行不通，我又全部推翻了。这三本书是铭刻在时间里的，与它们的年代不可分割，故事会诞生就是因为我想抓住留不住的东西：这是一段个体的、集体的生命历程中的三个时刻……我又一次全部推翻。我的目标太高了：它们是游戏……

一部作品有诗性生命力的证明，就是作者无法再向其中添加任何一个字，这时一切都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三个故事甚至都没写完。

有人说它们是“哲学童话”，可是启蒙时代的童话作家们写每一个故事时，脑海里都有一个要宣扬的明确主题，哪怕故事是以讽刺形式写就的（在这个脉络里，最后一位了不起的醒世作家是贝尔托·布莱希特）。而我不是这样。写这些故事时，我总是以图像开始，从不是以概念开始。我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如果一个故事在诗性层面讲得好，其中的教诲就会被很好地传达；如果一个故事在诗性层面讲得差，那么其教育作用也差，不管作者的教育本意如何。

有人说我接近那些在英伦唯美主义的边缘开花结果的，写奇幻故事、历史故事、历险故事的作家，比如我所钟爱的罗伯特·史蒂文森。不过，这些作家显然不用在每天早上看到报纸带来的当日新闻时感到紧张。我喜爱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所品尝到的平和，可我是我的时代里焦虑的孩子，我完全不羡慕那些作家。

那么超现实主义呢？可我与潜意识的关系跟超现实主义者们不同。我不喜欢梦境，我喜欢清醒时的幻想。（我们可以确信，潜意识无论如何表达了某种东西。）

或许，要对这些故事进行分类，秘钥就在本书封面上毕加索的作品里。毕加索是个典型的爱幻想的外向型人。他感觉得到漂浮在他那个时代的空气中的所有忧虑，也发现得了幸福的任何蛛丝马迹。他正在寻找新的符号来表达他的思考与情绪里发生的一切，以及所有人的思考与情绪里发生的一切。

毕加索是告诉我们真相的人吗？是毕加索一次次找到了新的方式——他自己的方式——将真相告诉我们，还是，他固执地要将复杂性还原为单一的模块、某一风格，他反复敲打着同一枚钉子，才从一个有限的世界开始，从简单地清点物品、面孔、风景、说话方式开始，凿穿了真相的金块？

……帕韦泽……在他最后的理论写作中总结过，我们今天无法写出发生在其他时代的寓言故事或奇幻故事。他坚持认为诗意（用他的话说是“神话”）的出现，需要和时代、地域、欲求及经验紧密相关的形式与符号。在帕韦泽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在我看来，显然，我无法认同他的说法。我那时无法预见的是，距他去世不到一年，我会开始写《分成两半的子爵》。

过去我写的东西，帕韦泽总是第一个读的人，这次他或许会赞赏我，我应该认同还是拒绝他的赞赏？可严格如他，我又表示怀疑。不过，我确信，在抛开对客观事物的忠诚之时，我拯救了某种更为本质的东西：一种气度、一道锋芒、一种律动、一种严密，所有那些在抵抗文学中，我们认为事物所固有的，也是人类故事的客观旋律所固有的东西；然而渐渐地，客观性正在重构出一个越来越陈腐且消极的画面、一段失去了冲动的旋律。我写这三个故事，是希望重新找到——并且要保证让它鲜活地在现实中流转——那种同时存在于个体与集体之间、生存与理性之间、自传与历史之间、抒情与史诗之间的张力，它属于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也属于一个意大利文学的时代。而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忠于这个时代。

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一堵厚厚的墙。这些岁月外表富足，我们的生活也更加舒适。可是事实上，那是一段艰难的年月，我们时而必须咬紧牙关，时而必须充满希望，时而再次坠入悲观与犬儒，我们也因此为自己筑起了层层防御工事。我们多多少少都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对我们和其他人来说，只有我们成功留下来的东西才重要。对我而言，通过这三个故事，我确信自己将什么东西从曾经的“另一头”救回来了。

我不知道之后会写什么。经验告诉我，宣布自己的创作意图毫无价值。诗性的生产是所有生产中最为物质性的：只有做出来的东西才算数。生产钢铁或者火腿可以有一个理想的配方——统筹。在文学中没有这回事：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不能说谎，哪怕出于好心也不能。

十年来，我一直在写现实主义的故事，可总有一天我会写出消极的故事，关于失败的故事。写出此次结集出版的三篇奇幻小说，是因为我感到需要表达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自有乐观的一面，但“不说谎”。

我重读了阿里奥斯托。一直以来，在拥有相同文化传统的诗人中，他让我觉得最为亲近，同时，他的魅力也是最难说清的。他清澈、欢快、不迷信、没烦恼，但他其实又如此神秘，如此善于隐藏自己。阿里奥斯托所写的故事，其悲剧深度远不及后来的塞万提斯，然而，他一贯轻盈而优美的文笔中却带着如此多的伤感。阿里奥斯托，如此善于打造一首首八行诗，让最后两句的韵脚形成讽刺的对位，他的炉火纯青有时让人觉得，写出这么疯狂的作品是因为严重的强迫症。阿里奥斯托，如此热爱生命，如此感性，如此现实主义，如此人性……

他与骑士文学的关系复杂：他看待一切的方式就是进行嘲讽性的改写，但他从不小看骑士精神所传达的基本美德，他从不贬低演绎出这些故事之人的观念，尽管他只是把这些故事转译为节奏与色彩的游戏。他这样做是为了从故事里，从产生这些故事却又丢失了这些故事的世界里拯救出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得救……

在我看来，骑士小说的作用已经被当代行动小说和历史存在主义的介入小说所取代：海明威、马尔罗……在我开始写作的 1945—1946 年间，我把他们视为榜样；时至今日，我仍想从他们当中拯救出某些东西，可除了像阿里奥斯托一样，我看不到还有其他可能的态度。

今天我们应该摆脱阿里奥斯托，而不是延续他吗？不，他教导我们，智慧来自——甚至主要来自——想象、讽刺、形式的精确。他教导我们，这些品质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构想一个世界，让我们更好地审视人类的美德与罪恶。在已经有了电子大脑和太空漫游的时代，他所教给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切实的、必要的。我可以确定，这是一种向着未来，而非向着过去的力量，这种力量激励了罗兰、安热莉克、罗杰、布拉达曼泰、阿斯托尔福……

这个未来也是卡尔维诺本人的未来。留意一下作者在这一时期所关注的文化内容，我们能够发现，除了卡尔维诺在文中提到的作家以外，还有哪些作家为《分成两半的子爵》的写作提供了灵感来源。在开篇描写皇帝未曾来此安营、战役未曾在此打响的那片草原时，我们会发现有几页内容在呼应扬·波托茨基的《萨拉戈萨手稿》，正如梅达尔多子爵和他的马夫库尔齐奥神似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对于分成两半后的两个舅舅与外甥之间的关系的描写，则带有劳伦斯·斯特恩《项狄传》的叙述特色，在书的结尾处，人物重又合为一体的情节也暗中指向了这部作品。梅达尔多先是被分成两半，后来又得到重塑的奇思妙想，使人想到玛丽·雪莱及其笔下的怪物弗兰肯斯坦。人物一分为二、一个想消灭另一个的人物设置，带有流行传奇小说《铁面人》的痕迹。我们会从其他人物的身上——发现霍夫曼、《格列佛游记》《吹牛大王历险记》。此外，故事中唯一具有情色意味的女性角色帕梅拉·马可尔菲身上，结合了南方文学与假想的北方文学，她既让人想到塞缪尔·理查逊，又呼应着朱利奥·切萨雷·克罗齐的《贝托尔多》中的女性人物马可尔法——贝托尔多的妻子、贝托尔迪诺的母亲，集天然的柔情与敏锐的头脑于一身的农家少女。

于是我们也可以重新描绘出一些谱系，而且我们必然会走向《圣经》：卡尔维诺的作品对这样的游戏早有准备，而他本人在邀请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发现那些似乎已经亡故的作品时，也是在推动我们走向《圣经》。如童谣般永不枯竭，正是卡尔维诺作品所固有的品质。更神奇的是，我们发现在这些作品中暗藏着卡尔维诺本人的痕迹。对此，我们可以举“外甥”为例。我们不知道外甥的名字。在每个人名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指向意味的网络中，这个外甥如同《通向蜘蛛巢的小径》里的皮恩再世，他不活在故事所提到的任何一个地点，却又活在每一处，他知晓所有人和事，去四处满足好奇心。这个纯朴正直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分成了两半，他需要以扫（Esau）才能恢复完整。他的另一半让他在一个神秘的洞穴里认识了丑恶，这个洞穴与蜘蛛巢十分相似，他们在里面玩骰子，就像在《伊利亚特》中，涅斯托耳（Nestor）发明了一些游戏来忘记战争意味着死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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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Philippe Mignot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