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歆博士：到底是什么让妈妈们这么累？

2023-07-11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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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位妈妈跟我们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

「现代妈妈为了宝宝不遗余力地付出，费尽心思成全其身心健康，生怕自己的疏忽给孩子留下成长痛，活得好累好累。」

是什么让我们家长活得那么累？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博士郭歆老师从「精细养育」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在她之前文章中（回顾全文戳：想做「辣妈」却不堪重负？小心这样的观念在害你…），做出了这样的检视：

30 年前的孩子根本喝不上奶粉，现在的孩子连肉松也嫌不好吃，其他方面的差别就更多了。
许多父母觉得必须把孩子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总担心自己哪里做错了会影响了孩子的成长。
网络、杂志、电视上的「辣妈榜样」越来越多，她们长得漂亮有气质、事业有成、还养了一个好娃娃。

许多证据表明，「精细养育」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你我身上。这一篇文章，郭歆老师将带我们研究一下，到底是谁让妈妈们这么累？

精细养育是社会政治文化惹的祸

妈妈要对孩子负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精细养育现象？Wolf (2011)提出了精细养育的社会政治因素。她指出，美国对当代母职的看法与公共领域中风险意识（risk-consciousness）和新自由主义兴起有关系。

简单说来就是，相信个人应该更多地承担管理风险，保证自己和依靠自己的他人的安全的责任。

个体，包括妈妈们，越来越多地承担了社会的风险。因此：社会期待妈妈成为育儿各个方面的专家。妈妈成为了业余的儿科医生、心理学家、消费品质量检验员、营养学家和教育家。

妈妈不仅仅需要保护婴幼儿不受到当下的伤害，而且还要能够预测和防范未来的风险，并在恰当的时候进行干预，以避免任何因素对儿童正常发展的影响。妈妈成为承担管理对孩子可能造成的任何伤害的最终负责人。

Wolf 将其定义为「全方位母职」(total motherhood)。Wolf 认为，这种全方位母职完全是以儿童为中心，对于妈妈所付出的代价忽略不计。这种理念导致了一种特殊的母子关系：妈妈必须从子宫开始，就要最大化孩子每一个方面的发展。

父母不相信任何陌生人。与这种新的政治文化相呼应的另外一个社会现象就是育儿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倾向。社会通过媒体、公共讨论和法律法规不断增加爸爸妈妈对其他成人参与育儿行为的焦虑感。因此，育儿的责任一步步落入「私人领域」。

实际上，对于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到，在全球不同文化中，育儿在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中都是被视为一种公共活动（public）——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活动。这种观念仅仅在 30 年前的中国仍然是主流观念（比如托儿所机制）。

Jenkins (2006) 在对英国南威尔士地区的家庭的研究中发现，父母的很多焦虑是来自于教养私人化的趋势——成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导致家长无法信任其他成人。「陌生人」成为威胁孩子安全的因素，而非协助者。

父母在孩子身上找到自己的意义。Furedi 提出了精细养育理念拥有巨大吸引力的另一解释：当下父母自身面临着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emptying out’ of adult identity）。

「当代社会把儿童视为具有道德重要性的原因是，成人自身身份认同的危机/虚空，因此，需要借助儿童来再次验证（validation）自我 (self) 的意义。」其实，在各个社会中，成人都在一定意义上将自己的生活意义或压力投射到儿童身上（live through children）。比如，我们的望子成龙、传宗耀祖的信念已经流传几个世纪。

但是，今天的不同在于，父母处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社会。「当成人无法对任何人类之间的关系持有信心时，儿童成为成人们最可靠的感情伴侣。」与过去相比，现代的儿童扮演着更加「令人生畏的」验证成人自我存在意义的功能。

专家太多，太科学。最后，当下「专家指导」的文化和「科学化」的趋势，也成为促成当下精细养育理念的重要因素。

Paranoid Parenting

心理学早在弗洛伊德时代就已经强调了父母在早期对儿童产生的「深远」影响；发展心理学对幼儿发展科学化地强调，更让家长们更多地依赖于「专家指导」；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的一些「流行理论」进一步强化了「早期教育决定论」；起源于欧美国家现在被全球国际组织普遍推广的早期干预项目也都为这种早期决定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科学化」趋势的分析，并非批判那些严谨的科学家们。因为，很多公众的理解本来就是一种误读（参看《教养的迷思》）。这里想强调的是科学研究并非如大众所想象的如此「客观」。

为什么现在最优秀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脑科学家都对早期教育非常关注? 因为这些研究受到科研经费，政府关注等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些研究本身就是被社会已经型塑的焦虑所推动了。

精细养育养出「棉花儿童」

这种精细养育理念带来了一些的负面结果逐渐得到学者和公众的重视。

父母高度焦虑。不论是精细养育、新妈妈崇拜，还是全方位母职，这些都具有强烈的道德含义。因此，在今天的各种育儿行为的选择中，它不仅仅意味着经济资源的重要性，更意味着父母要选择一种身份认同。

比如，父母（尤其是妈妈）不仅仅是在母乳喂养和瓶喂之间选择，她也是对某种信念，价值观和社会团体的选择。比：如崇尚自然、讲究爱与自由、亲密育儿法、母乳协会、华德福学校等。而这些都界定了我们作为父母本身的身份认定。

当过去的「平凡小事」成为现在具有道德含义和身份界定的行为时，焦虑感大大提升了。

当然，即使在美欧国家，精细养育的理念也不是被所有的父母同等程度地接纳和实施。但是，它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脚本」（culture script），被视为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父母亲在协商和决定自己的养育方式时，都不可避免地要以此为参照。

培养新一代「棉花儿童」。英国的前工业联合会主席Digby Jones在2007年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过度保护我们的儿童——将他/她们放在铺满棉花的襁褓中——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和他/她们应对不确定的未来而言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Digby Jones

Guldberg基于她自己发展心理学的博士研究和在小学从教的经验得出结论：「孩子们需要能够离开成人的监督(watchful eyes)而自由玩耍、试验、承担适度风险、测试规则框架、争论、打架，以及学习处理冲突……我对当下社会侵蚀这一自由空间的速度尤为担心。」

她指出，如果想要真正给予孩子这一空间，父母必须要克服当下流行的「父母决定论迷思」——每个人成长为今天的人，是基于各种环境因素、个人经验和多样化人际关系的结果。即使是最能够控制孩子的家长也无法完全保证孩子的安全，也很难预测孩子将会长成什么样的人。

Lenore Skenazy因为让自己9岁的儿子独自搭乘纽约地铁并在报纸上描述自己的经验而获得了「美国最差妈妈」的称号。她在Free-Rang Kids: Giving out children the freedom we had without going nuts with worry一书中更加集中地批判了「棉花儿童」的后果。

Skenazy说，一方面，很多父母都知道应该让孩子具有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处在极度强调儿童安全（身心）的文化中。因此，他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和努力，才能让自己的孩子「更自由」。这结果导致父母被夹在中间——不论是精细养育还是自由养育（free-range parenting），父母都承担着很高的焦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