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避免转型崩溃？改革开放是一面镜子
自上海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似乎进入到问题和矛盾集中喷涌的周期。上海的“入户消杀”、“一人阳性、全楼隔离”引发不满，法学界亦表达着对于如何守住法治底线的担忧；同一时段爆发疫情的北京虽然未有全城静默，却不断曝出核酸检测造假问题，及后推出的强制“疫苗令”更是在舆论的一片声讨中被紧急叫停；河南储户被赋红码事件，则成为又一起消解官民互信的极端案例，其后由此爆发的群体性维权事件，进一步引发人们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担忧；在疫情的阴霾还未散去之际，中国多个城市的“停贷潮”，伴随着第二季度经济数据的出炉，切实加剧着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悲观预期……
究竟该如何理解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问题与矛盾？人们还能对中国抱持积极期待吗？放在过去三个月的周期中，中国无疑是问题不断、百病丛生，有不少企业和人员已经用脚投票。但放在改革开放的周期中，中国今天面对的问题不仅可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还能成为一面镜子，为中国接下来直面问题与挑战找到出路。
自上海疫情以来，《香港01》一直在呼吁，中国亟需重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两大基本共识：第一个共识是，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中国不可能与世界脱钩、走向“闭关锁国”；第二个共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放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之所以反复呼吁这两大基本共识，在于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今天中国乱象丛生的一把钥匙，因为说到底，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有力抓手。换言之，经济发展能在很大程度上弥合甚至掩盖了各种尖锐问题，以及消解了社会情绪，一旦经济发展的红利不再，进入中低速的新常态，问题与情绪自然如泄洪般喷涌而出。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回看回归至今25年，香港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泛政治化的泥潭，港独势力崛起，险些将整个城市推向失控的边缘，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回归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的发展与繁荣掩盖了深层次矛盾，在回归之际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比如国民教育的问题，一再被搁置，积累到一定程度，终以修例风波的形式，将多年积累的问题与矛盾来了一次总爆发。
在高速发展中积蓄资本和能量，在低速发展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本身也是“正、反、合”的过程。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7月2日在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主办的一场活动中发表题为《如何认识中国面临的挑战——基于外交史和改革开放史的思考》的主旨演讲，将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历程以2012年为标志，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并坦言这两个阶段有很大不同。
“前一阶段面临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前形成和积累的，要解决的主要是经济转轨和高速发展问题；后一阶段面临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经济起飞后出现的，要着重解决的是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两大段面临的问题起源不同，应对的思路也不会一样。应对当前国内面临的挑战，关键在于如何从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要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诸多问题，如收入分配、环境资源、人口老龄化等，以及利益多元化下如何凝聚共识。”
所以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既是发展的阵痛，也是转型的阵痛。在这阶段，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如何避免转型崩溃。对于这一点，改革开放同样提供了经验。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其主编的新书《中国与西方——当前经济、政策与应对》中，便着重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林毅夫看来，尽管中国在过去40年转型期的经济表现非比寻常，但也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中国得以避免转型崩溃的关键在于，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并没有如同其他同样遭受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和危机频发的国家一样，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将华盛顿共识作为己任推动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这一战略的立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失利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当，故为了改善经济表现，立即消除所有扭曲并结束政府干预，以使市场发挥作用便顺理成章。但随着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改革之后，许多国家为了保住工作岗位、维持社会稳定而重新引入补贴和保护措施。概而言之，要想避免转型崩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缺一不可。
谈到中国如何避免转型崩溃，苏联解体的教训常常会被提及。在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曾两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接受《香港01》专访时，将中国避免重蹈覆辙、走向转型崩溃归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改革是“向前看”而苏联改革是“向后看”，邓小平看清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主要问题和矛盾，他毅然决然把中国人民的目光引向经济建设，引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向后看”，试图以否定前人的方法获得合法性，结果挑起了社会大混乱、大动荡，把社会引向新的纷争，最后不仅是非没有分清，整个国家也被葬送了。
其二，中国是“两点论”而苏联是“单向度”。邓小平的方法是，既然不知道改革什么，就从不能改什么入手，这是邓小平的智慧，他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改革开放，他把否定“文革”左倾路线与坚持四项原则“对冲”，并以此设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由此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尽可能把风险放置于可以调整控制的范围之内。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大胆改革，成功的推广，发现错误赶快改！总之，邓小平指导的改革开放的灵活双向的。反之，戈尔巴乔夫则采取了“单向度”、“单车道”的有去无回的改革。
其三，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苏联是“一揽子计划”。“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是，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强调实践第一，从问题出发，靠问题推动改革开放，而不是事先人为制定一揽子计划或搞什么“顶层设计”。改革开放无现成经验可循，改革现有制度和体制十分复杂，从问题出发可以避免主观性、盲目性，可以避免系统性风险。“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层意思是经济试点，采用“试错法”。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从“顶层设计”开始的，他的《改革与新思维》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内到国际的“一揽子”方案。而社会问题是复杂的，社会进程是“单行道”，一旦失误满盘皆输，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苏联改革就是吃了这个亏。
经过40余年，中国改革开放经受了不少考验，同样也经住了实践的检验。当改革开放的步伐行进到今天，虽然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于外部，中美新冷战、俄乌冲突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危机、粮食危机等，世界仿佛正在走向失序的边缘；于中国内部，不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时刻都在加速传导着社会各个角落发生的问题与矛盾，以及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但邓时代改革开放依然是一面镜子，既可以避免转型崩溃，通过给予民众更多自主空间来激发社会活力和积极性，也能透过迷雾看清未来的出路。
如章百家所言，“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个外部环境趋紧的时期。”“面对外部压力，要有多手细致的准备，顶住压力，适度反应，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恶性循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摆脱历史悲情主义，避免自负的民族主义，不卑不亢地与世界各国交往。”能做到这些，再坚守住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大基本共识，未来的中国，依然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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