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新传毕业23年，我后悔学新闻吗？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252 篇文章

因为好些读者朋友都让我聊聊张雪峰，决定还是写一篇。热议到今天，它显然已经超越了最初的话题引爆点——还能不能报新闻专业，成为一道“覆盖面”极广的社会生态“测试题”。

作为一个 2000 年毕业于新闻与传播学系的资深新传毕业生，我就不妨从亲身经历切入（比如新闻与我的职业关联等等），聊聊我的几点看法。

和今天的招生情形完全不同，1996 年我考上南京大学新闻系的时候，新闻系在江苏的提档线在所有文科中排名第一，那一年超过了法学院和商院。

从时代来讲，那也正是中国新闻业飞速发展的起跳阶段，到我 2000 年毕业时，中国新闻业已经大步迈进了黄金时代。

那么我在新闻系到底学到了什么呢？

老实讲，我并不认为我是在学校学会了如何做采访和写报道，这些职业培训，我也不认为需要专门上个本科去学，但我依然非常感谢这四年的学习，为什么呢？

因为，四年的新闻教育，带给我两样让我受益终生的特质：

一是对于事实的尊重与追求。事实，永远是第一位的。尽管绝对的事实和客观难以抵达，但你会对此心存敬畏。

这个特质，并不是只在处理和看待新闻事件、热点现象时才重要。它在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都很重要。

第二是社会责任感。

新闻系的学生，但凡想未来做个好记者的，多少会有一点理想主义情结，比如那时候我一直都把“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这句话放在心里。哪怕日后被所谓的现实教训过，这种情结，也始终都还在心底的最深处。

尽管来英国读电影研究的硕士之后，我没有再回到传统媒体工作，但我始终都很在乎：我做的工作，除了满足我自己的温饱，它的价值感、意义感在哪里？我无法接受一份只是能让我赚钱的工作，因为这关乎我自己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我，需要赋予工作意义感。

这两天我和一位复旦新闻毕业的前辈交流，他说，当年他在复旦新闻接受的所有教育其实可以只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理想主义”。我们都会认为，对于一个媒体人来讲，这种情怀，远比职业技术训练，重要得多。

我也要非常感谢南大对所有文科生的培养遵循着“大文科”的理念，高度重视通识教育，我们的课程，除了新闻还开设有历史、哲学、中外文学、法的精神、逻辑课等等，全都是必修课。

这些看上去“无用”的课，我认为是有“大用”的。它培养了人的综合素质，打开了视野，帮助我们构建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我认为这才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

从 1999 年在《北京青年报》实习开始算，我在新闻业做记者的 10 年，正赶上了中国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2009 年我来英国读电影研究时，还想着毕业后我要回报社去做个职业影评人。然而仅仅一年时间，传统新闻业就在网络媒体的冲击下以一种我完全无法预料的速度下滑。硕士毕业后，我因为一个意外的机会开始给一家著名文化国企开拓英国市场、筹建英国子公司，而没有做过一天 business、也没有待过一天企业的我，居然把销售干得很不错，而且也真的在异国他乡从零开始为我所在的文化国企创建了它在海外的第一家子公司。当时的我不止要做经营，还要和各类机构打交道，以求为公司谋得一个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公司成立时，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刘晓明大使专程写来了贺信；而因为对我的能力认可、认为我对这家新公司的正常运营起着关键作用，英国当地政府在我 PSW 签证马上要到期的情况下，调动了各方资源为我紧急解决了工签问题，在这件事上我没有花过一分钱去所谓托关系。

那么，为什么我总体上能胜任我原先并没做过的工作，并且还得到了多方认可呢？我认为除了努力之外，也离不开我的新闻生涯训练。它让我善于和人沟通，善于快速学习，善于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更让“思考”成为了我的一种本能。记者生涯的训练还带给我传播意识、宣传PR的能力，以及应对高强度工作的能力。

再然后，我离开国企自己创业做中英文化交流，合作的都是中英最顶级的文化机构，做得也算顺风顺水，还收到过威廉王子的感谢信。

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学新闻、干新闻帮助了我顺利转行，我并没有因为学新闻而被淘汰，更没有因此而没饭吃。

2017 年，我开始尝试做自媒体，过去的写作训练无疑是个加分项，这才让我即便是在红利期过去之后入局，也依然吸引到了一批稳定的读者。哪怕是在三年艰难的 covid 时期，我也可以只靠写自媒体而生存无忧。

我的一位前助理小姐姐岸汀，两年前于南师大新传毕业，大四时靠自己努力申请到了联合利华的实习岗，因为表现优秀，又顺利拿到了管培生的 offer，最后她选择赔钱毁约，去了一家创业私企去做总裁助理。她的综合素质非常强，做新媒体需要的一切技能她都具备，从写稿到平面设计，到拍摄和剪辑视频。因为有这些非常加分的技能，她现在做着品牌营销。

我问她，你觉得新传的学习带给了你什么？

她的回答是：

我带过很多全职或兼职的助理、实习生，各个专业的都有，我会认为她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很出色的那个。这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于是学了新闻的缘故，但是至少，学新闻显然没有“害了”她，也没有让她难就业、没饭吃。

哪一行里都有做得好和做得不怎样的，毕业生和毕业生之间的本质差别并不在专业，而在于综合素质，它包括你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工作习惯，然后可能才是你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

现在可以聊聊，我是怎么看张雪峰引发的广泛讨论和争议了。

那么多人追捧张雪峰的实用主义言论，甚至高喊“穷人需要张雪峰”，背后其实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社会现实。面对经济下滑，人内心涌出不安全感，进而追求稳定，想要最大可能地降低人生的不确定性，这些我们完全理解。从这个层面讲，存在即合理。

我非常能理解稳定的“面包供给”对于很多家庭的重要性，我也完全不否认“挣面包”的重要性。考虑就业，无疑是绝大部分普通父母、学子都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但是，我不赞同张雪峰的点在哪里呢？当他只用“好就业”这个单一维度去衡量专业和工作之间的差异时，既消解了中国大学高等教育应有的意义与责任承担，也消解了工作之于人的价值意义属性。

我坚持认为，一份工作对于个体的意义，并不止于满足生存；能够在工作中找到价值感，同样重要——因为这关乎人的自我价值确认。不论这个工作是所谓稳定的，还是有风险的，它都需要我们能从其中找到价值感。

当我们过于强调第一点时，往往就忽略了后一点。工作和工作之间的差别就只剩下收入高低之差。可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只用消费能力来确认的。它所催生的人生观，必然通向成功学。

我的一个表姐在公安系统工作，这当然是一份收入稳定的、几乎没有失业风险的工作，但在这份工作中找到价值感、职业认同感，对她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也所以，当年她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干警，在公交车上看到有小偷时，是能够勇敢站出来抓贼的，最后，小偷乖乖就范，她也因此立功拿奖。她的初心当然不是为了立功拿奖，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她和我说的话，十分质朴却令我十分感动：我不能对不起我穿着的这身警服，既然我看到了，就不能不管。

同样，在一份不稳定或者不那么稳定的工作中，我们也需要赋予其价值感。虽然看上去这种腔调显得很不接地气，但那种生命的无意义感，其实很容易催生各种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症。

赋予意义，固然是人的一种主观选择，但这也正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它能够帮我们抵御对未来和不确定性的恐惧，帮助我们以一种更健康的身心状态去应对生命中遭遇的挫折。

意义感的缺失不止对于个体不利，对社会也不利。一个只谈生存不谈意义的社会，是不会有活力的。上面提到的前助理小姐姐刚和一所 985 名校今年毕业的新传生聊过，他们班超过一半的人，第一选择都是考公。另一位目前在复旦读研的前助理小姐姐也说，她非常震惊的是，在她眼中最优秀的几个本科同学，眼下也都在一门心思考公。可这个社会果真需要那么多公务员吗？

我当然不能否定这种实用的选择倾向，但我不赞同彻底抽空了价值，只谈生存。事实上，即便是从生存角度讲，那些真正生存得更好的人，其实大部分是被内心的 calling、热爱、创新、自我价值实现等等所驱动的。只被数字差遣的人生，会关闭通向内心自由的路径。

我的好朋友 Jing 也是所谓小镇做题家出身，高考时不顾父母阻拦考了外院学英语文学，只因为热爱。也明白，从此她就要自己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但她认为这种独立承担人生的意识觉醒，才是她真正迈向成熟的第一步。对于张雪峰的实用主义观点，她的反驳是：难道我们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难道穷人，就连追梦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你看，这也代表了一种真实的心声。

今天看到《人物》杂志也写了一篇张雪峰，里面有段我非常认同。同样出身寒门、毕业于川大新闻系的张燕感慨：

“张雪峰的出发点看起来是同情寒门子弟搵食不易，认为不要用高远的理想去诱骗他们，但事情也可能恰恰相反，「对大多数的高分名校寒门子弟来说，仅仅要温饱并不难，难的反而是，认识到理想是一种人人生而可以追求的基本权利，而非什么特权。」”

昨天，好友 Jing 兴奋地告诉我她表姐的女儿考取了香港理工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当她从微信上发来“要追梦去啦”，隔着手机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她的 passion 和喜悦。一个社会的创新、发展，其实很需要无数滚烫型的人生。

所以，我既不赞成空谈理想，也不赞成只谈生存。务实和务虚，本可以结合，也并不是非此即彼。什么“生存比理想重要”，此类言论其实是犯了二元对立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两者之间找重叠呢？

就好比我的表姐，做警察目前看来固然是一份“铁饭碗”，但真正让她产生“幸福感”的，是这份职业带给她的价值感。

不论选择怎样一份职业，我们终究是要赋予其价值感、意义感，方可安顿好心灵。

这时，也就不得不谈到我们的高等教育问题。

我个人会坚持认为，大学主要不是教人挣生活的地方，而是引导人思考要为什么而活的地方。

大学也不等同于职业技能培训，而主要是修养素质培育。不谈大的，对于个体而言，也是后一点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觉醒时代》热映时曾在复旦新闻学院做了一场主创分享。复旦新传的常务副院长、博导黄瑚说：

“功利这个词我在这里是比较中性的，但教育中一些比较纯粹的东西最后可能就被牺牲掉了。大学的教育需要做到平衡，专业教育给了一个饭碗，但不可能给人智慧。但是我们的教育要给人智慧，给人思想，这两边是要结合的。”

非常赞同。

我也很赞同 FT 中文网的前总编辑、如今在复旦新传院做教授的张力奋老师说的：“大学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启蒙，这种感召、引领，在任何时代都应该保持。”

当年，著名教育家、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曾经犀利批判过“极端实利教育”的弊病，用今天的话来翻译这个极端实利教育，就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如果大学生从踏进大学门之前，都已经把谋生放在了唯一重要的位置，考入名校对自己也只是意味着未来更精英的人脉圈，高校就彻底沦为了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地方。那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可值得期待的？最终，受损的还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