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肯媚俗的人，走了

很多人对他熟悉，是因为这些名句：“生活在别处”“媚俗是存在与遗忘之间的中转站”“有些书是要白天读的，有些书只能晚上读”......

对于许多人来说，一提起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便会想起他的名字。

米兰·昆德拉。

这位一直被外界期待把诺贝尔文学奖拿到手、在中文圈可以称得上是“流行”的作家，于近日去世，享年94岁。

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昆德拉被提及是“欧洲作家”。实际上，他在中欧国家捷克出生并长大，他的多部成名作也是用捷克语写成；他晚年定居法国，在下半生中坚持以法国作家的身份用法语创作。

南风窗记者联系上昆德拉的中国学生、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他这样评价昆德拉：“在我看来，米兰·昆德拉是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几乎没有‘之一’。他把现代文学推到新的高度。他是个有思想又有趣的作家。如果没有米兰·昆德拉，20世纪文学会无趣得多。”

巧合的是，今年也是捷克小说《好兵帅克》作者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去世100周年。而昆德拉可以说也是受《好兵帅克》探讨“小人物在大时代”的生存状态探讨影响。的确，在动荡而多灾多难的20世纪，文学家的关注点已经不再是英雄与神话，小人物的生与死成为了他们探讨的对象。

一转眼经历了一百年，冥冥中，两位诞生于捷克的作家，相隔一世纪，先后离世，仿佛是一种命运的回响与共振，也宣告着“小人物”时代的正式终结。

提起昆德拉，绕不过他最著名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小说的情节貌似简单，其实颇为复杂：

一位生活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医生，同时爱上了两位性格和背景完全相反的女性。当时恰好碰上1968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小国寡民遇上强邻的军事介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不由自主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角恋中，三位主人翁一度流落在瑞士生活，但最终，他们不得不回到原先生活的国度。男主角失去了原来当医生的岗位，最终跟妻子死在了布拉格近郊的一座村庄里。

居住在大城市里的平凡人物，对于外人来说只是一个纸面上的符号，可以是报纸上一小块社会新闻上被略略提及的名字。也许没过两三天，他们的名字就会从人们脑海中消失，就像从来没存在过那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是“轻”的；但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可以逆转，也不可以从头再来，因此对于单独个体来说，生命又是不可承受的“重”。

看似简单的情节中，蕴含着复杂的命题。

男主角托马斯、妻子特蕾莎和情人萨宾娜的离离合合，在去与留之间的选择，有多少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决定，有多少又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迫不得已的屈服。

画家萨宾娜离开捷克后，如同浮萍那样到处漂泊，而特蕾莎和托马斯则选择了回到故土，在不为人所知的村落里，过着清贫但是关系紧密的生活。

无论是选择哪种生活方式，他们都试图保持生命的尊严，而在身不由己的大环境下，这种选择不应该被过多地以道德滤镜审视。

那种把人标签化，或者用简单非黑即白准绳划分人物的做法，昆德拉称之为“媚俗化”。

在东欧的社会环境下，有东欧的“媚俗化”；在西欧的社会环境下，则有西欧的“媚俗化”。

譬如，在小说中，萨宾娜离开捷克来到了瑞士，面对的是表面上同情捷克人遭遇，实际上在不断给捷克人贴身份标签的西方中产人士。

按此逻辑，不断被自己名言标记的昆德拉，也走上了被大众“媚俗化”的道路。

而这也正是昆德拉自身感到恐惧的：肉身鲜活的存在，终有一天会戛然而止，留下的也就是一堆“名言”或者“标签”，而这些标签也正是自己走向被遗忘的一条无奈的道路。

所以，《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并不是针对某种社会形态，也不是鞭挞某个国家，相反，它探讨了几个平凡人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生活状态，其中，也蕴含着作家自身的深刻内省。

如果说19世纪的小说体裁是托尔斯泰那厚重宏大的大部头，又或者是像狄更斯那样详实而且有着浓重道德味道的社会鞭挞作品，那么20世纪的小说又该有何面貌？

昆德拉和他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可以提供某种切片式的答案。昆德拉笔下的小说，尤其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情节往往如同只言片语那样被拼凑而成，描写人物的角度，犹如素描那样，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

这种写作面貌背后，承接着一个复杂的文化传统，事关身份认知与文化的认同。

米兰·昆德拉坚称自己是法国作家，不管他承不承认，母国捷克，在他的创作和个人命运中，始终发挥着无法被忽视的影响。

在原本多个民族和语言混杂并居的东欧大地，很多世纪以来，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强烈的自我身份标识。

一个生活在波西米亚地区的农民，在19世纪被问及是哪个民族的时候，也许还真的不能马上给出一个答案。但是到了20世纪，种种身份还是找上了这些人。因此，到了20世纪，人们面对许多问题是无所适从的，此时才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的小国——捷克（刚出现时是捷克斯洛伐克），自然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文化难题。

100年前去世的《好兵帅克》作者哈谢克，见证了捷克从无到有的过程，也目睹了世居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20世纪洪流冲击下，如何无奈地挣扎。小说中，帅克对自己军队的忠诚度是可疑的，他对上司的各种荒诞命令，除了表面上如实执行之外，许多时候是用各种黑色幽默去化解的。

也就是在20世纪，随着民族主义的觉醒，这片土地上的人，终于被划分出不同的标签：捷克人、日耳曼人、斯洛伐克人、犹太人........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身上的种种身份标签，终于惹来了杀身之祸：在纳粹德国的主导下，排犹主义狂潮达到高峰，最终酿成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死亡。

“在集中营后写诗是野蛮的。”在现代技术的协助下，有系统地杀死一个被打上某个身份标签的群体是容易的。在高效的杀人机器前，个体的人是渺小而脆弱的。就如同阿多诺所言，只要按下焚化炉的某个按键，一大批犹太人就瞬间化为一缕青烟，如同从来不存在那样。电影《万湖会议》中，纳粹军官正襟危坐地商量如何鉴定犹太人，而那种貌似严谨但事实上非常荒谬的犹太人鉴定方法，实际上对个体是极其蔑视的，对每个人的尊严和生命安危也是完全枉顾的，但是这已经是现代社会无可避免的阴暗面。

可以说，给别人打标签，试图把人划分各种群体类别，最终引发了20世纪最惨无人道的事件。

捷克人身处20世纪多次重大变故的漩涡中心，自然感到深受其害。

故意给小说中的“小人物”角色制造各种模糊的空间，让人有某种猜想，可以说是昆德拉对抗现代性的一种尝试，也是在冷酷的现代战争和杀人机器面前展现某种人性关怀的尝试。

可以说，从《好兵帅克》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从哈谢克到昆德拉，捷克小说家走过了笑中带泪的动荡100年。

身份，是米兰·昆德拉作品及人生始终无法绕开的终极命题。

1929年4月1日，他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成立于1918年的国家，并在1992年分道扬镳，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1967年，米兰·昆德拉出版了捷克语写作的处女作小说《玩笑》，小说以精巧的笔法，控诉了荒诞的现实，这也让他声名鹊起。

随之而来的“布拉格之春”，很快使他成了本国最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图书被禁止。

1975年后，昆德拉离开了捷克，在法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是如此回忆离开的那一刻：“我们，我的妻子和我，带着四个手提箱和几个纸箱的书，坐车走了。这就是我们带走的全部东西。”

他高调宣布，从此不再回故乡：“我没有返乡梦，我把布拉格带走了——它的气息、味道、语言、风景和文化。”

离开了祖国，遗忘与记忆成了写作不得不面对的命题。1979年出版的《笑忘录》，是他法国时期的第一本小说，他借用了音乐变奏曲的结构，七个篇章，相互独立，各有一个故事，但都指向了同一个主题：笑与遗忘。同时这些故事，都暗暗隐含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此书出版后，捷克政府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短信，通知我说我的公民身份已被剥夺……一旦你的公民身份被取消，按照法律，捷克人就再不得同你有任何联系。突然之间，同捷克民族的一切接触都成为非法的。对于他们来说，你已不再存在。”

两年后，米兰·昆德拉正式成为法国公民。一直到2019年，时任捷克总理巴比斯亲自登门拜访，昆德拉才重新获得了捷克公民身份。

1984年，他出版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世界文坛上暴得大名，但他却做出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随后，他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接着，随着1986年评论集《小说的艺术》面世时，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法国作家。他开始专注法语文学的创作，但以法语写作的《慢》和《身份》，并没有得到法语读者的认可。

至此，昆德拉本人越来越低调。在法国，他拒绝向任何人展示个人的过往。

董强回忆，和昆德拉在一起时，他从不谈论自己的过去，尤其不愿意谈捷克的政治体制，“米兰·昆德拉最大的特点是不愿意被人看作靠自己的生活经历而被看重，他是一个艺术家，有自己艺术的升华，反感被标签化”。

在90年代，昆德拉在巴黎的高等社科研究学院举办研修班，招生简章也就只有一句话，讲座也不得拍摄照片。

在西方国家生活的昆德拉，可以说对西方的大众媒体环境表露出某种厌恶。他在看过由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改编的电影版《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后，直言对这部电影非常失望。他也厌恶跟记者打交道，因为“小说本身的声音已经被人类某种非此则彼的愚蠢杂音掩盖。”

对标签极其警惕的昆德拉，想必也是逃避西方媒体对自己打的各种标记。可是尽管如此，昆德拉依然躲不开社会公共舆论场用“媚俗”姿态对自己的讨论：有人攻击昆德拉的小说刻意贬低女性，《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美化了玩弄女性的行为。更有甚者，一份捷克媒体发表文章，声称昆德拉在冷战时期曾经为捷克当局充当监视反对者的眼线。这篇文章更是引来了昆德拉的愤怒反击。

无奈之下，昆德拉晚年愈加沉默，就连个人照也不让记者拍到，一切对外口径一律由夫人统一发布。就算是捷克总理的登门拜访，也只迎来了昆德拉简单淡薄的“谢谢”和“再见”。

米兰·昆德拉后半生的低调和沉默，也许正是来自前半生的影响，在他看来，一切造就人的意识、他的想象世界、他的顽念，都是在他的前半生中形成的，而且始终保持。

对于昆德拉，布拉格，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布拉格始终是布拉格，似乎又不再是那个布拉格，他所有的创作，都与布拉格和他所经历的一切，联系在一起。

也正因如此，他越来越少把布拉格看作布拉格，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欧洲城市。这也正是他得以超越他所厌恶的身份标签的原因，从而成为一个面向世界的伟大作家。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