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秘丨由鬼到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们

【本文摘编自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栏目，如果想收听原节目，请下载app“云听”，档案揭秘2020-09-10第142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们》】

1.从苏联移交过来的969名日本战犯——每个都是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恶鬼。

2.战俘？战犯！

3.回归人性，由鬼到人，由战犯到反战急先锋。

1950年7月19号，一列闷罐列车从苏联驶入中国边境小城绥芬河。由于中苏两国火车轨道的宽度标准不一样，通常国际列车都要在这里进行换轨。

不过这趟列车要交换的不是轨道，而是969名日本战犯，他们当中不乏高级官员将领，有原日本关东局总长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实质上的副总理古海忠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少将部长齐腾美夫、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以及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31名将官或者相当于将官级的人员。

武部六藏曾经执掌过伪满洲国的大权，颁布执行了所谓的“治安维持法”，五年时间里抓捕杀害了我国同胞17.7万多人。

铃木启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疯狂屠杀我国同胞，制造了多处无人区，仅仅在河北滦县一次就杀死我国同胞1200多人。

齐藤美夫制定了所谓的“反共防谍对策”，先后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6.3万多人。

榊原秀夫，虽算不得日军高级将领，但他的暴行丝毫不亚于以上几位高官。榊原秀夫是日本731细菌部队少佐支队长，为了制造细菌武器，将我国4万多名同胞当作试验对象，残酷折磨，然后惨无人道地丢进炼人炉里。

他们的血腥罪行，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是地狱里出来的恶鬼！

这一批战犯都是日军的上层人物，他们与八路军、新四军曾俘获的大量日军下层官兵不同，他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顽固地坚持着反动的侵略立场，且个个都极其狂妄。

有些人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兼配军章，足蹬马靴，俨然是一副法西斯侵略者的骄狂面目。还有些早上起床以后向东京的方向摇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死，也不服输。

战犯们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也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更不可理喻的是，他们还在不断散播侵略有理的舆论。

他们将我国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当成是软弱。更有无耻之徒公然说：“我没罪，我们是来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的！”

该采取政策对待这批狂妄的战犯呢？周总理迅速作出了指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把他们逐步的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

接到指示的管理所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弄明白了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以及行为表现，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最终帮助他们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很快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军甚至出动战机轰炸了我国丹东，炸死炸伤多人。

1950年10月，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到中央来电指示，要将全部战犯转移到哈尔滨去。在转移的过程中，日本战犯们纷纷幸灾乐祸，他们断定中国军队不可能战胜美军。用不了多久，美军打过来，他们就能得救了。

有些战犯公开在管理人员面前叫嚣着：“我们强大的大日本帝国皇军都不是美军的对手，你们共军想要抵挡美军？痴心妄想！”

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在现实面前，日本战犯们惊诧不已，有些泄气，比以前老实了许多。

不过他们又想出了新的花招，有组织地向战犯管理所提出：我们不是战犯，是战俘，立即释放我们。

面对这样的无理要求，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回忆了当年日本战犯无理取闹的种种情景：

在监狱的院子中央，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挡住了金源的路，要求谈一谈。金源将他带到管理所所长办公室，还没等准许，他便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嚷嚷起来：“我要见毛泽东，请你们快去给我安排一下。你们无视国际法，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战争结束以后应该立即送还战俘。”

藤田茂叫嚣着，与日本签订终战协议的国民党才有权处理战俘，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没有资格处理战俘。

时任所长孙明斋立即斥责道：“腾田茂！这里没有俘虏，只有战犯！你们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血迹的战争罪犯！你不要忘了，你是这些战犯当中的主谋之一。新中国政府是代表遭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群众的政权！”话音未落，藤田茂猛地站了起来，想说点什么，但又未发一言。

金源再回想起这一幕时说到，战犯藤田茂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向我们“宣战”。

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禁的日本战犯中，有许多人原隶属于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与师团长藤田茂依旧保持着上下级关系。藤田茂很有号召力，用他想当然的“国际法”煽动部下：“咱们抗议、请愿绝食，跟战犯管理所斗争到底。”

在他的煽动下，第39师团的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和警正鹿毛繁太积极响应，鹿毛繁太高举双手大喊：“你们是二战后成立的国家，你们没有权力权监禁我们！”日本战犯们十分推崇他的举动，甚至称赞他是什么日本民族英雄。

在藤田茂、佐佐真之助、鹿毛繁太的煽动下，不少战犯在监狱的院子里，大声嚷嚷着要求释放。

看到日本战犯气焰如此嚣张，管理人员在监狱四周显眼处增加了岗哨、架起了机枪，但是机枪里并没有装子弹，还取消了每天的自由活动和放风时间，把带头的鹿毛繁太等人禁闭在独号监房，监狱很快恢复了平静。加强警戒以后，部分战犯非常恐慌，还有部分战犯怨恨起那些煽动抗议的战犯头目。

没过几天，金源路过独号监房，忍受不了单独关押的鹿毛繁太对他说：“之前的事情是我错了，请原谅。”金源则指出：“你既然煽动了那么多人，应该在那些人面前反省错误。”

第二天，鹿毛繁太交了一份毫无诚意的检讨书，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金源让他重写，并且让他在狱内的广播里念出来。

刚开始鹿毛繁太听到要在广播里念，怎么也不肯，在金源的强烈坚持下，他无奈地在广播中念了自己的检讨书。

鹿毛繁太的检讨起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战犯们在听到鹿毛繁太的检讨声，都惊呆了，万万没想到他们心中的什么“民族英雄”，会在中国人面前低头认错，一下子全都蔫了。

战犯管理人员心里明白，这些日本战犯表面上算是服了，但是内心中仍然不服。鹿毛繁太在检讨中还在刷小心眼，不说自己是战犯，只承认是战俘。

管理所的领导认为，对“战犯”与“战俘”这样的是非问题，不能靠强压，而是要用法律来解释，让日本战犯心服口服。

大多数日本战犯是根据战前的国际法进行狡辩的，他们并不知道战后制定的国际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解释：主权国家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利，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因此发动战争的行为并不会被认定为战争罪行。

军人只有违反公认的战争法和规定，如使用毒气杀害平民之类的行为，才会被认定为战争犯罪。所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罪魁祸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法律制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而发动战争的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公愤。战胜国在人民的呼吁下，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推出了一系列审判战争罪犯的国际法规。

1945年8月，苏、美、英、法国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首次详细规定了战争罪等级和概念。根据上述新国际法规定，策划战争者为甲级战犯，指挥者为乙级战犯，执行者为丙级战犯。

在抚顺监禁的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了杀人、放火、掠夺等等罪行，他们明确违反了国际法。

战犯管理所向日本战犯们说明了上述有关新的国际法规，但是他们不信，有些人甚至还用布条堵住耳朵，不听管理人员的讲解。

曾经任职伪满洲国的古海忠之通晓法律，对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在战犯中很有威望，于是管理所把日本战犯召集了起来，开了古海忠之的检讨会。

古海忠之先检讨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随后说：“二战后，国际法确实有新变化，战胜国都有权利单独审判任何侵略国的战争罪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有权对我们进行处罚。”

古海忠之的检讨会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后日本战犯们再也不借国际法闹事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顽固的日本战犯在教育上非常严厉，但是在生活上就不一样了，日本战犯可以依照停战前的级别，享受与中国国家干部相同的生活待遇。

周恩来总理指示，在押日伪战犯的生活标准要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按照战犯原来的级别，以我军的供给制标准，把将官、校官还有校官以下三个级别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

另外，周总理还要求，对在押的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外紧内松，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注重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在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可以在狱中的花园自由活动，除了每天打扫监房卫生之外，什么活也不用干，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在苏联监禁劳动的时候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对此，日本战犯感触很深。

经过了长期的教育改造，以理服人和生活上的特殊关照，日本战犯的武士道精神开始被瓦解了。他们也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行，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战争罪犯，而不是战俘。

比如伪满洲国警察署的署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股长东城政雄，作为侵华战犯被逮捕，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我党宽大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下，东城政雄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战争罪行，从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主动交代了自己参与谋杀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原北满抗联总司令、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的罪行。同时，他揭发了田井久二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的秘密。

东城政雄这样交代：“我参与了谋杀赵将军这件事，我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是对当时东三省的3000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

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因为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有人民政府对我们这些战犯实行了极为宽大的政策，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不许打人、积极治病等等方针。因为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

中国政府对东城正雄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 年，他被免于起诉，释放出狱了。

东城政雄回国以后说：“如果有人让我第二次拿起枪来，我是死也不干，我衷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我在超度死者亡灵的时候，决心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事业，这是我今后要做的唯一一件要赎罪的事情。如果做不到，我就没有资格再活下去了。”

东城政雄后来没有食言，尽管他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和恐吓，但是仍然是不改初衷。他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亲身经历说明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还谈到了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思想转变的过程，积极的倡导中日友好，对复活军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后来他多次重返中国从事中日友好活动，还受到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地亲切接见，成为中日人民的友好使者。

我们再来说说日本战犯永富博道，在晚年84岁时，他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还进行了真诚地忏悔。

永富博道说，他曾经在中国各地参与杀害了300多名中国人，在1950年被捕，在中国收容所服刑了13年。回国以后，他通过讲演和出书忏悔自己的罪行。2000年7月，他觉得余生不多了，于是向外孙女讲述了埋藏在心底的罪行：

我过去犯了很多罪，我都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他从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里取出8个白色和茶色的美丽石子。这是他1963年在中国被释放以后，回国前路过南京时拾来的。他对外孙女说，我不能忘记赎罪的心情，我把这些石子看作被我杀死的中国人，我想把这些石子还给中国。

中国政府公布了永富博道战犯供述书的一部分，里面在回忆南京大屠杀时写道：“军官说：‘我给你做个示范。’他拔出了日本刀，一刀就劈倒了一个中国人，鲜血呼的一声喷射而出，人头落地。一个中国人吓得魂飞魄散，纵身跃入扬子江的浊流。我从士兵手里接过一支枪，向在水中漂浮的中国人的脑袋射击。这是我在中国首次犯罪，我就是永富。

这是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我直接杀害了 61名中国人，其中枪毙了四名，打死两名，刺杀了九名，活埋女性两名。”

在很多日本战犯迫于压力缄口不言的时候，永富博道顶着压力大声疾呼：日军有罪，并且把这些历史之罪告诉了后人，用忏悔来祈祷和平。

1964年3月，全部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1000多名经过新中国改造的日本战犯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他们以罕见的勇气和坦诚揭露侵略战争的罪行，在日本为中日永不再战奔走呼号。

当年关押改造日本战犯的管理所被他们叫做再生之地。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豢养成的嗜血恶魔在新中国找回了良知，一个个被战争机器扭曲的灵魂也终于回归了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