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爆款剧的他，认为打工最实在

我跟林立青认识一阵子了，可以用更为“私人”的方式来书写他。

2017年《做工的人》出版即产生巨大影响力，至今已有77刷（约7. 7万本），这在台湾这个小小的书市中是惊人的销量。

在台湾文坛，林立青开辟了一条“工人文学”的道路。以前哪怕有工人文学，也是旁人的观察，但林立青完全是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在书写。在林立青之后，“职人书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林立青始终是一种标杆式的存在。

彼时我还在念硕士，研究课题同样与劳工有关，读了《做工的人》深受感动。林立青是以“我们”之眼在书写“我们这样的工人”，但作为监工，他又有了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所以书写的时候才能够足够真实与动人。

2018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本书《如此人生》。我知道那几年他一直忙于各处演讲，于是产生了一个疑问：当林立青从工人变成作家后，不在第一线的他，未来要如何定位自己，又将如何继续书写？

新冠疫情暴发后，台北封城，我困在家中并深受忧郁情绪困扰。林立青知道我状态不好，解封后邀了一群“文坛边缘人”出来烤肉。我才渐渐从忧郁的黑洞走出来，认识了这样一群可爱有趣的新朋友，也与林立青有了更多交集。

2020年《做工的人》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2023年又被改编成电影。最近，我终于逮到机会问了林立青一个“尖酸刻薄”的问题来对应我前面所写的疑问：《做工的人》如此成功，你那时候有膨胀过吗？

“名声这种东西，就像贞操一样，都是别人在说。我个人觉得那个时候你要说膨胀，我觉得没意见，任何人本来就一定会膨胀，而且每个人都应该要膨胀。”林立青一边接受我的采访，一边修理公司坏掉的门锁。

林立青出生于1985年，初中毕业后，进入五年制专科学校。“那时候每天打电动游戏、玩摩托车、跟朋友出去玩，过着没什么特别的生活。”二年级的时候，非典暴发，林立青家里没钱供他念书，他只好申请助学贷款，也一直背着债务生活。

毕业后林立青进入工地工作，作为监工和工人们一起生活。刚入行的时候，林立青的工资连3万台币（那时候约合人民币6000元）都不到，2011年进入新的公司才涨到3万多元。

成为作家这件事，本不在林立青的人生计划里。故事的起因，是林立青在网络上跟酸民（爱发表尖酸言论的网民）吵架。

“我发现很多人真的不懂工地的工人文化，我一开始就是跟他们吵，吵着吵着我就想说，干脆写出来给你们看。”

所谓“8+9”，其实最早是公庙阵头“八家将”，后来成为年轻好斗的流氓或乱源的代称。于是在《做工的人》一书中，开篇就是“8+9”的故事。

在书中，林立青也记录了注定活不过70岁的电焊工，他们带着眼盲和烂肺走失；被压榨的外籍劳工，廉价好用，做着最底层的工作；高举着广告看板的做零工的人，一整天只赚取400元台币的薪资；必须喝酒、喝能量饮料的工人们，为了不耽误工作，生病也只好随便吞一些成药；还有人甚至使用毒品去填补体力和内心的空虚……

意外地，林立青在脸书上写的文章阅读量很高，于是出版社找他出书，也便有了《做工的人》。回到我开头关于“膨胀”的问题，林立青认为“膨胀”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以前的话，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化资本，更不知道什么叫道德资本，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钱。原来成为作家之后，瞬间因为书卖得很好，文化影响力变得很强。”

“影响力增加，最明显的就是脸书的追踪人数大增，我开始有了名声、有了话语权。第二是所有人有问题都来问你，记者会采访你，别人募款会拜托你，有人找工作也会找你。”

成名之后，林立青说自己一个月要接20多场演讲。“每次都讲一样的东西，讲到最后我都觉得恶烂了。”觉得演讲很腻，不做监工以后，他会和朋友们包一些小工程去做，并带着一些弱势工人一起工作。此外，他也会和一群有技术的师傅一起做义工，帮助弱势家庭改建房屋。

“我确实因为这本书，让生活过得稍微滋润起来，自然也就比较快乐。例如我可以买一台小新车，想吃什么可以吃点什么，点麦当劳的时候加大份薯条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发现，我要找资源也比较容易，那时候就会帮一些NGO募款，募到款很开心，但有时候还是觉得很虚。”

“我觉得还是做工比较实在。”

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的，其实是《做工的人》当中的一个故事——《走水路》，“走水路”即吸毒。

阿钦和阿祈是一对铁工兄弟，随着台湾的铁工厂慢慢凋零，这份工作也只能养个温饱。做工是体力劳动，随着年纪渐长，难免需要酒精、槟榔、香烟等东西提神，但阿钦新进的工厂不允许这些，他只能吸毒，吸毒以后，工作如有神助。

有一天，哥哥阿祈突然中风了，自此失去工作能力，但他的儿女刚离开学校，妻子照顾了他们的妈妈四年，阿祈不想再拖累他们了。兄弟俩在一番深谈后，阿钦花8万元台币买了两套针头和注射瓶，其中一套就打入了阿祈的身体。兄弟俩手牵着手，哭泣着，然后阿钦看着哥哥离开人世。

阿钦后来回去铁工厂工作，没有收下哥哥的遗产而全部给了嫂子，但他在祖坟里，留了一支针给自己。

电视剧《做工的人》上映即轰动，在台湾的流媒体平台上创下上半年度戏剧冠军，这部电视剧在豆瓣上也有着9.0的高分。“笑中带哭”是很多人的感受。

我自己认为，相较于原著，电视剧好看，但有点“太闹了”。虽然林立青也觉得电视剧和原著本身有一定落差，但他能理解影视剧作品所需要的戏剧张力。所以对于自己作品的改编，林立青还是满意的。

“我觉得看电视剧的时候我是开心的，因为好看，它真的好看。落差在于，它浓缩了工人里面的傻事，但很多时候，我们的重心还是在工作——能不能做好、能不能快点弄、能不能赚到钱。”

在林立青看来，《做工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力在于，难得有工人题材变成主流，这仿佛掀开了艺文市场的一角，鼓励未来有更多人去创作与工人相关的作品。

“以后如果拍劳工题材的兄弟情，大家会愿意投资了，未来或许是劳工姐妹情等等，这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工人的生活。”

打开艺文市场之外，对于影视作品能否影响现实生活，林立青一开始是抱有期待的。

“我觉得大家会多关心一点工地的劳工，让他们可以更有尊严地劳动，然后也许可能改变工时、薪水，或改变衡量劳动价值的方式等。但好像很多人看完电视剧就是哭、共鸣，然后也就这样子了，我能做的也只是继续增加共鸣而已。我其实觉得自己蛮废的。”

这让林立青意识到，即便文学和影视作品有再大的影响力，工人的处境始终没有改变。书本里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工人的劳动处境仍旧没有提升。

“生活依旧，工人生病了还是吞几颗成药就去上班。他们觉得看医生会拖延工作，觉得检查越多、心情越难过，就不想去看。你看我这里成药一大堆，大家都在吃成药，连我自己都要回头来吃。”

我问林立青会不会觉得失望，他说失望倒是没有，只是意识到艺文作品对社会的实质帮助不大。对林立青而言，他不否认《做工的人》所带来的任何层面上的成功，但他更希望做一些实际的、可以帮到一线劳工的事。

“我当时对影视作品带来的社会改变期望很高，后来觉得算了，蛮无力的。”

林立青确实是个实干家。2022年，他和好友（其中就有“特殊现场清洁师”卢拉拉）一起，创立了一间名为“友洗”的社会企业。

简单来说，“友洗”就是带着街友（街头露宿者）、无家者、飞行少年（有前科的少年）等弱势群体，去做遗屋清洁（尤其是“孤独死者”，往生后一段时间才被发现，需要特殊人员清洁现场残留的血污、身体组织等）、遗物整理和囤积收纳等。林立青和卢拉拉都有写作和做工两项技能，这两个人的搭配，如同一种开天辟地的尝试。

但为什么是街友等弱势群体？

由于书写劳工故事，林立青接触了很多关怀弱势的组织，其中就有长期深耕街友领域的“芒草心”和“人生百味”等团体。到了疫情暴发时，很多原本打零工的街友瞬间失去工作，甚至面临断炊。那些组织就联系林立青一起募款、募物资，去帮助街友、低收入户、特殊家庭小孩等。

林立青的名声，让他有较多社会资源去募到款项和物资，也结识到许多愿意帮助弱势者的商家。然而，他在参与过程中也观察到，这些友善的商家往往抵不过疫情的冲击而倒闭，援助的组织也总是做到身心俱疲。甚至，还有民众骂它们——就是因为一直发免费的物资才让街友变得越来越多。

这些都让林立青感到挫败，写书、拍电视剧、帮募款募物资，他都尝试了，但底层人民的处境依然没有改变。

哪怕能产生微小的改变，也是好的、有希望的。带着这样的信念，林立青就拖卢拉拉“下水”，创办了“友洗”。第一年，两个人都在烧钱，直到第二年募到款才好一些。“现在是烧时间。”林立青说。

被问及接下来是否会继续写作，林立青的回答很直接：“我现在写作的目标不为什么，就是为了募款，为‘友洗’。我也不打算追求什么文坛地位，也没意义，所以写作对于我就很功利、也很明确。”

“我本来就是一个做工的人，文学只是我手上一个很棒的工具，它让我有名声，电视电影是一张名片，拿出来的时候可以用，打开别人对你的理解，就像我们需要用老虎钳去转开东西一样。”

“文字对我来说并不神圣，它有巧言令色、哗众取宠的成分，它有变现的能力，它庸俗、残暴、粗鲁，完全不美丽。我现在拥有这个工具，我就要用它去帮助街友和真正需要的人，让他们找到房子、有自己的工具箱，用这些文字给他们一个个电池，让他们可以改变生活。”

“就这样，没了，很粗暴吧，喜欢吗？”林立青又回到了那个开玩笑的模式，在访谈结束的同时，他也把门锁修好了。

而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亦不再对他有疑惑。因为写作的人和做工的人，还是同一个人。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