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周前，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发布公告称，将取消与印度矿业巨头韦丹塔共同建造芯片厂的合作，鸿海后续也将不再参与双方的合资公司运作。从这场交易的结果上看，富士康直接损失可达19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40亿元），莫迪政府寄予厚望的“印度造芯”计划草草结束了。最近一年多以来，富士康为了达成在印度建设芯片厂、苹果代工厂等计划，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已经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次了。在跟随果链外移以及开展新业务的过程中，富士康的营收和净利额不容乐观。7月5日，富士康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二季度营收约为417.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89亿元），同比下滑13.8%。而在此之前，今年第一季度，富士康营收约为47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038亿元），同比增长仅为4%，净利润为4.1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0亿元），但同比下降了56%。造芯遇阻、营收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同时，富士康电子代工份额也正逐渐被吞食。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錤爆料，立讯精密拿到了2024年苹果最高端阶iPhone 16 Pro Max的NPI（New Product Introduction），而在此之前，这家公司还拿到了苹果Vision Pro头显代工的订单，也就是说，富士康直接缺席了苹果未来两大重磅新品。更为严重的是，富士康其他的代工业务也正在不断被闻泰科技、和硕、印度塔塔集团等分走，富士康消费电子代工一哥的地位似乎已经不稳了。深入消费科技领域，我们发现，这家代工35年的企业正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深层次挑战：10余年未雨绸缪海外建苹果代工厂，工厂数量却不及国内1/5；国内代工厂崛起，中国“依赖”富士康的故事将要改写；XR、汽车、造芯等新业务进展也各有各的挑战； 新业务所托非“良人”等等。已经“而立”的富士康能否真正迈入“不惑”？
今年以来，富士康被彭博社等媒体爆出，其计划在印度开设多家工厂。无论是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生产iPhone零部件的工厂，还是在特伦甘纳邦（Telangana）生产AirPods的工厂，抑或是计划投资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4.5亿元）在泰伦甘纳邦（Tarangana）建设的新工厂，都显示出富士康在紧紧跟随着果链的转移。事实上，富士康跟随果链的转移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这些年来，富士康曾在巴西圣保罗、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等地建设工厂。将时间拉回2011年，富士康曾计划在巴西圣保罗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制造中心，可是由于当时争取与富士康合作的政府因腐败倒台，新政府又难以兑现税收减免的政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2017年，富士康关闭了圣保罗容迪亚伊的工厂，当地的另一家工厂也沦为空厂。
▲从中国进口和在巴西当地组装iPhone的百分比图，来源：Counterpoint
而在亚洲，富士康的建厂之路依然不顺，2014年富士康曾计划在印尼投资100亿美元投资，但2015年因为土地问题而不再投资。富士康在海外建厂最多的国家是印度，但双方合作依然面临问题。2020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工业部长苏巴什·德赛（Subhash Desai）称，与富士康在当地合作建立的电子产品制造工厂取消，原因是富士康与苹果公司发生内部纠纷。这名工业部长还指出，富士康曾在2015年于印度政府签订协议，计划投资50亿美元，建立10-12个工厂。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部长苏巴什·德赛，来源：印度时报
富士康当时发布声明否定了这种说法，并称正在配合主要客户推动当地的建厂计划。不过巧合的是，那一年，The Information挖到苹果与富士康之间的秘辛，标题《苹果和富士康关系逐渐恶化》（Inside Apple's Eroding Par tnership With Foxconn）正好印证了那名工业部长的说法。随后的两年，富士康先是增资印度子公司3.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4.6亿元）生产iPhone 13，后来又对印度业务增加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5.2亿元）扩大iPhone 14的生产。在这期间，包括金奈（Chennai）、佩伦布杜尔（Perenbudur）等地在内的多家富士康在印工厂由于工人问题停工。然而除了被迫造成的停工外，印度工人素质较低等原因也使其产品的良率远远低于中国。今年2月，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弟弟郭台强的公司正崴精密发生了严重的火灾问题，损失超过1200万美元。
▲正崴精密在印度工厂失火，来源：印度时报
相比之下，富士康对越南的投资更加谨慎，但是越南也有着很多不利因素。例如，供应链不完善，该国生产零配件的公司无法达到跨国企业的需求，生产苹果设备所需的摄像头模组、PCB线路板等部件依赖于中国企业，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运输成本。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人口基数只有1亿人，随着越南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越南工人工资正在不断增长，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下降。
▲富士康越南工厂女工下班场景，来源：Bilibili
总的来看，缺少当地政府支持、工人骚乱频发、工人素质较低导致产品成品率低、工厂安全问题、没有完善的供应链等都是富士康海外建厂遇到的问题。有着30多年来培养起的中国工厂做对照，富士康很难再找到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迁出国。据智东西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10余年间里，富士康曾在海外建设了近15家工厂，但目前仍然保留下来的不足10家。而国内富士康代工厂可逼近50家，这个数目约为海外工厂的5倍，可见海外建厂的“失败”。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富士康持续跟随果链外迁，大幅降低国内代工份额，国内的代工厂无疑会“顶上”富士康的位置。或许工业富联的例子可以很好地展现为什么说富士康离不开中国？2018年，鸿海集团曾将工业富联推向上市，这家公司是前者将5G、云计算、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业务进行整合而成的。从工业富联股权结构可以看到鸿海精密100%控股中坚企业有限公司，同时后者与富泰华工（深圳）有限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共同控股工业富联。
▲工业富联股权结构图，来源：iFinD、东北证券
从该公司近5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来看，虽然2019年有过短暂的下降，但主营业务收入呈上升趋势。
▲工业富联主营业务收入情况，来源：iFinD、东北证券
同时，工业富联归母公司的净利润也一直呈现上升态势，从2017年的158亿元人民币变为2022年的200.73亿人民币。
▲工业富联归母公司净利润情况，来源：iFinD、东北证券
当中国完全可以再造一个富士康，或许富士康的奇迹只能在中国续写，富士康与中国的关系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
前文说到，富士康虽然听话地在海外建设了许多工厂，可是它依然没有逃过在苹果面前“失宠”的厄运。就拿今年要推出的iPhone 15系列来说，富士康要与立讯精密、和硕、印度塔塔集团等三家共同分担订单。其中，立讯精密将组装25%的iPhone 15 、60%的iPhone 15 Plus、30%的iPhone 15 Pro Max，而去年立讯精密仅代工了部分iPhone 14和iPhone 14 Plus，完全没有拿下高端机型的代工订单。
▲郭明錤推特发布内容，来源：推特
不仅如此，作为每次都生产更高端阶iPhone的富士康，也被立讯精密夺走了2024年苹果最高端阶iPhone 16 Pro Max的NPI（New Product Introduction），而此前立讯更是被苹果指定为苹果Vision Pro的组装的供应商，富士康生产更加便宜的第二代空间计算设备。天风证券研究所曾经就Vision Pro头显的零部件进行拆解，可以看到，富士康目前仅负责用于手势追踪的单目结构光RX+TX中大立光/模组的供应，单价为10美元，立讯精密负责的OEM/ODM单价则达到了130美元。
▲Vision Pro零部件拆解后的供应商和价格情况，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
另一家代工商和硕将组装35%的iPhone 15 Plus和30%的iPhone 15 Pro。去年12月，台湾《经济日报》称，由于高阶iPhone 14供应不足，苹果要求和硕加入生产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以缓解新机缺货潮，那也是和硕首度拿下iPhone高端机型的代工订单。显然，今年和硕再一次拿下高端机型的订单。另外一家不得不提的就是印度塔塔集团，它将生产5%的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这也是印度首次实现与中国同步生产新型号iPhone，若试点成功，这家公司将会在iPhone制造中占更大比例。今年英国《金融时报》曾爆出，塔塔集团下属的霍苏尔工厂生产的iPhone手机壳的良品率只有50%，为了改善生产质量，苹果从美国和中国派遣产品设计师和工程师到印度，培训当地工人。即使这样，苹果仍原因将5%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的订单交给塔塔集团足以看出苹果推进产业链多元化的决心。
▲印度塔塔集团首次实现与中国同步生产新型号的iPhone，来源：塔塔集团官网
不止是iPhone业务，富士康的其他苹果代工业务也正在被瓜分，闻泰科技去年拿到苹果MacBook Air独家组装订单，以及价值50亿元人民币的智能家居合作订单，广达电脑近期也计划在印度生产新款MacBook电脑。为什么会出现富士康“失宠”这样的情况呢？一家名为SUPPLY MANAGEMENT的外媒分析称，苹果不断优化产业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苹果对富士康的不满和不信任。这家外媒采访了Isaiah Research的高级分析师Eddie Han。该分析师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苹果公司希望通过对现有果链调整，实现对风险和成本的把控，从而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苹果也希望通过培养更多的“果链”的新合作商，向老合作商富士康施压，促使其改善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上面所述种种，皆来源于苹果对这位“果链一哥”的不满，而不满背后是富士康多年以来持续挑战苹果“底线”的结果。据悉，富士康曾在生产制造方面偷工减料，前富士康工人指出，他们有时会在iPhone的X光检查中发现iPhone出现质量问题，其中包括内部螺丝松动或者具有多余的金属碎片。这些具有质量问题的iPhone本应从生产线上撤掉，然后再由工人拆解，解决好内部存在的问题，从头开始组装并重新测试。但是，富士康为了避免浪费材料，直接让工人将有质量问题的手机从生产线上取下来，然后清除多余的金属碎片就重新密封，不再重复组装、测试的一整套流程。还有就是富士康在苹果面前并不诚信。2018年，当富士康开始试生产iPad Pro时，它曾告诉苹果，它需要一定数量的工人来开发新产品。这本来是富士康和苹果之间的“标准程序”，但是富士康却夸大了员工数量，以此提高利润率。可能更加激发苹果怒意的是，富士康无视苹果的政策。报道称，苹果曾指责富士康带领谷歌员工参观了一家制造12英寸MacBook金属框架的中国工厂。而那个时间点正好是这款电脑发布前。据悉，苹果安全经理得知此事后曾向富士康索要相关录像和访问日志，但富士康拒绝合作。另外一件就是，富士康在为苹果竞争对手生产设备时，也使用苹果的设备，在那之后，苹果加强了对富士康员工及其设备的监控和跟踪。The Information在报道中称，那时苹果也开始反击，它将AirPods Pro的订单给了富士康的竞争对手立讯精密。总的来看，并非去年郑州富士康工厂产能不足一件事影响了双方的关系，这背后还有着富士康在生产质量、服务水平等很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都导致了苹果最终将代工业务分给其他代工商，富士康“失宠”在那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然而富士康出现这些问题并非没有原因，一方面，苹果给富士康的代工利润太低。The Information称，苹果整体产品的毛利率接近40%，iPhone的毛利润甚至更高，但是富士康的毛利率长期处于个位数，“在富士康成长为代工龙头的同时，它的净利润和市值并没有跟上富士康成长的步伐。”这也就很好解释，为什么富士康会为了提高利润率而向苹果虚报员工数量。另一方面，据苹果供应链工作人员称，与苹果合作并不意味着“躺赢”，这些代工商必须承担残次品的成本。这也就好理解为什么富士康没有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重新组装、测试，而只是清除了多余的金属碎片就重新密封了。说到底，作为代工商，富士康很难在合作中掌握主动权，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之处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润，但不幸的是，这些都触及了苹果的底线。
在海外建厂不顺、果链失宠的双重困难下，今年3月15日，富士康发布了2022年全年财报，提出了2023年富士康的六大运营支柱，其中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电动汽车、半导体、软件、全球足迹、ESG（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从布局电动车和半导体来看，富士康并非不清楚当下减轻“苹果依赖”的重要性，但是，这些方面目前带来富士康的营收仍然比不上苹果为其带来的营收，鸿海曾设想2025年曾设想纯电动汽车将占其集团营收比重的5%，足以可见目前的情况。所以它只能继续在苹果面前“争宠”，富士康可谓“进退两难”。在第二项电动汽车业务上，富士康计划在北美与传统及初创汽车厂商全面合作。富士康在2023年第一季度财报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但是目前进展似乎并不顺利。2022年，通用公司将美国俄亥俄州洛兹敦一家生产电动汽车的工厂卖给了美国新能源汽车初创企业Lordstown Motors，同一年11月，富士康追加1.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20亿元）成为这家初创企业的最大股东。可是由于美联储加息，富士康投资的这家公司目前着破产风险。
▲美国新能源汽车初创企业Lordstown Motors公司外面标牌，来源：CNBC
富士康曾“乐观”地布局自身的芯片版图，今年3月2日，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海与印度官方就对导体领域投资进行交谈。但彼时芯片项目一直卡在审批阶段就暗示了开头这个失败的结局。此外，富士康还计划加大化合物半导体力度，今年5月初，刘扬伟称，购自旺宏6时厂的鸿扬半导体已完成制程转换，5月中旬，富士康电动汽车首席战略官关润宣布公司将与半导体公司英飞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日经亚洲分析称，富士康希望年底前生产SiC晶圆，但考虑到扩大生产仍然存在的挑战，它可能会依赖英飞凌的晶圆和质量控制。2022年财报的第四项提到了软件，富士康计划将加强AR眼镜的内容和应用布局，把握新技术和新应用的增长机会。此前据日经亚洲报道，苹果选择立讯精密作为Vision Pro头显的制造商，而富士康只能开发更加便宜的二代AR设备，苹果希望后者的重点是实现大规模生产的自动化以及提高生产效率，以帮助其整体降低成本。昔日高端产品代工的“头号候选人”，在没拿到首款MR头显的代工后正开始一场“自救”。富士康在2022年财报中第五项全球足迹中提到了继续开拓新的BOL（营运本地化）市场，与各国政府合作打造弹性供应链。的确，在今年2月28日，刘扬伟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这也是继去年6月以来的这一年内，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二次会见。随着双方合作的加深，或许有助于减少富士康印度建厂中的困难。但是此次芯片厂建设失败无疑增加了双方的嫌隙。
▲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后，富士康在推特发布的内容，来源：富士康推特
总的来看，富士康的关键动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当下海外落难、果链失宠等困难的解决，既包括加强技术储备，以实现在苹果供应链中的独特性，获得苹果更多的订单，又包括与各国政府合作打造弹性供应链，更好地推动在海外建厂。另一类是，富士康在其他领域所做出的开拓，无论是电动汽车业务，还是半导体业务，都展现了这个代工35年的企业已经不满足单单做代工工作，它希望通过“去代工化”，继而提升在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但这又谈何容易。
在消费电子低迷期，富士康的营收和净利润下降或许可以理解，但是在财报背后，富士康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海外工厂建设不顺、中国国内代工厂的崛起、苹果正在把更多的业务分给富士康的竞争对手、电动车半导体等新业务遇阻。“去代工化”注定要成为已经“而立多年”的富士康要解决的难题，可是在此之前，分清国内外市场对于自身的重要性，重新评估自身的优劣势所在或许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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