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网唾弃的她，今天官宣「杀」回来了

讽刺“小镇做题家”为何会引发众怒，她姐前阵子写过一篇《别装傻了，问题是明星考编吗？》。

一句话总结就是：

讽刺“小镇做题家”，其本质是丛林社会里的特权者将普通人的自嘲，拿来作为攻击、蔑视底层草根的武器。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傲慢。

更是对底层人生的遮蔽。

试想一下，在一个连“小镇做题家”都会被嘲弄的当下——

我如果说有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村女性想立足大城市，是不是更像一个笑话？

但，就是这样的女性故事，让无数年轻人破防了。

还记得她姐之前写过的纪录片《人生第二次》吗？

在最后一集，导演就将镜头对准了这样两名底层女性。

她们，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深圳立足。

可能正是一种逐梦人的惺惺相惜，也让屏幕前的网友在她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纷纷发弹幕加油。

如果这也是“笑话”。

那，我们正是需要这样的“笑话”，狠狠打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脸。

其实，如果不是被《人生第二次》记录，即便是立足深圳这种通俗梦想，这二位女性的故事也有些不值一提。

在更大众的视野里，我们对普通人梦想立足深圳的故事，都是怎样的想象？

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广投简历，好容易找到工作，却因为懵懂无知在职场受尽委屈，但同时，也在压力和动力之下逐步成长。

虽然偶尔会有出租房暗夜哭泣的黑暗，但窗外灯火辉煌的城市夜景依旧足以让自己下定决心，努力坚持。

终于，最后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这样的故事既彰显了年轻人的奋斗精神，又展现了城市的无限可能，可以说是最标准的模版。

然而《人生第二次》里的两名女主人公，显然不够格。

李婷，22岁，出生于惠州市镇隆镇。

高中毕业后，她和村里很多女孩一样，前往深圳的电子厂工作。

也就是我们常识中的“厂妹”。

再之后，她又换了几份工作，服务员、文员，但每一份工作她都感觉是做着一样的事情。

她最羡慕的，其实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

在李婷的想象中，这些白领每天只用工作八小时，到店准时收工，日常也可以在工位上喝着咖啡泡着茶，生活地光鲜亮丽。

然而，自己的学历、技能、经验，都不足以成为其中一员。

因此，为了加入其中，李婷计划先工作，等攒够了钱，再报名北大青鸟的IT课程，这样自己的简历也就有了底气，可以前去面试。

然而想象很美好，过程却并不容易。

首先是攒钱，一期课程的钱是两万块。

很多白领可能一个月就能赚到的钱，李婷花了足足两年的时间。

她算了一笔账：

“工厂里包吃包住，一年下来，攒了两万多块钱，网络工程一万一，网络推广一万两千八，六个月的房租一千二，一毛钱都不剩。”

而即便挣到了钱，还有一关要过。

李婷说自己本来早就能上课，但之前攒的钱被妈妈挪给了哥哥。

纪录片里有个片段是李婷回家，和妈妈一起处理新摘的荔枝。

知道了李婷在学IT，妈妈又顺口说：

“你弟弟在工厂做工很辛苦，你叫他去读。”

之前赚的钱已经被挪给了哥哥，现在赚的钱又要给弟弟读书。

弟弟在对面全程听完，一言不发。

妈妈只想着说“你想想你弟弟那么辛苦”，却忘了问李婷在外面有多辛苦。

“因为我兄弟姐妹很多，她一碗水端不平，但是她偏得也太重了，所以说，你说我怨我妈也不可能，又不可能不怨。”

李婷的梦想是坐到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按时上下班，有空喝茶。

然而，为了拥有这一气定神闲的生活，她却要付出步履不停的体力和脑力。

同样步履不停的，还有42岁，在电子厂工作的黄妹芳。

她也想留在深圳，但她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儿子。

深圳政策规定，如果是深户的学生，中考460分以上就可以去上高中了，而不是深户，则至少要500以上。

黄妹芳想让儿子的升学更容易，但落户深圳需要凑够100积分。

黄妹芳还差足足20分。

再加上政策规定，从四十岁开始每年就要倒扣2分，且到了四十五岁就不许落户了。

留给黄妹芳的时间只有三年。

为此，她做了两手准备，社工资格和本科文凭。

可方法有了，实行起来却步步维艰。

社工资格和本科文凭，哪一样都需要大量时间学习。

李婷辞职上学还自顾不暇，更何况黄妹芳还负责一个家庭的生活。

为了追赶时间，电子厂上班的她，每天午休的一小时都要被拆成四等分。

“一刻钟回家，一刻钟烧饭，一刻钟吃饭，剩下的一刻原路返回。”

只有晚上做完家务，检查完儿子作业后，她才能抽出时间学习。

考本科，做社工，都是黄妹芳实现梦想的阶梯。

然而别说一步一步往上爬。

有时候，她连站都站不稳。

其实她们本不必如此辛苦。

在深圳，李婷和黄妹芳的人生也有一套轻松款的模版。

高中毕业的女孩，来到深圳，进入工厂，一边做着日复一日的工作，一边感受着城市灯红酒绿。

等岁数到了，或相亲，或与一名同事相爱，然后结婚生子，等干不动了，就回老家。

这是很多标准“厂妹”的一生。

虽然这样的生活比不上办公室里的白领，可之于在老家生活一辈子的父辈来说，她们也算见过了世面，挣到了一点钱。

也不算遗憾。

但李婷和黄妹芳不想继续这一模版。

他们，一个梦想过不一样的人生，一个不愿自己的孩子重复自己的人生。

可要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势必就面临着披荆斩棘的折腾。

改变需要代价，梦想成真也有着相应的价码。

为了让简历增光，李婷本可以像其他女孩一样用挣到的钱打扮自己，吃喝玩乐。

但如今为了学习，只能辞去工作，一分钱都不敢多花。

为了省钱，她和几个女孩合租一间房子。

没有空调，没有桌子，就只能蹲在床边，或者用纸箱作为电脑桌学习。

而爱吃米饭的她，大多数时候都是用一个电热锅煮面，然后拌点老干妈饱腹。

每逢周末，她还要和室友都去饭店打工赚点生活费。

生活水平的直线下降，再加上学习的烦恼和委屈，唯一能安慰她的，就只有虚妄的未来。

如果说李婷的寻梦之旅是一个人的孤勇，黄妹芳则还要拉扯着丈夫和儿子一起前行。

黄妹芳一家三口，挤在城中村一个狭小的出租房里，做作业、吃饭、学习，多个人都转不开。

这样的贫寒家庭，度日已经足够艰难了，更别说落户这种要靠争取才能获得的资格。

丈夫覃项利在外跑货拉拉，竞品软件的增多，导致每日收入也从之前四百五百变成现在的一两百。

为了挣钱，夫妻俩想过各种赚钱方式。

做搬运工、跑运输、收废品……

生存压力之下，覃项利想放弃了，他觉得回老家也一样生活。

但黄妹芳还是以45岁为期限，逼着丈夫在深圳挣钱：

“你必须要在五月份前搞定这些事，要么去东莞开车，要么在这里学，你以为你是年轻吗？还有时间浪费吗？”

这种压力，有时还会施加给儿子武奥。

黄妹芳想让儿子顺利考上深圳的高中，事实上他还在上着小学。

刚满十岁的年纪，不懂大人世界的利弊，所谓梦想，只会被当作父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负担。

片中有个片段——

好不容易有个闲暇的周末，黄妹芳本说好要带儿子出去玩，结果最后带着他去咨询了社工的工作。

发现妈妈说话不算话，武奥在询问现场闷闷不乐。

没想到等出去，黄妹芳还在自顾自地分析如果自己找一份社工工作，会对武奥的学习造成怎样的影响。

武奥一脸不耐烦，黄妹芳满心筹划，于是母子上演了中式家庭最常见的对话。

“我这是为你好。” 

“我不需要！”

“不是你需不需要的问题。”

“我不想知道！”

“这是你必须知道的事情！”

“你不要烦我！”

幸好，儿子武奥大多数时候还是理解母亲的。

“这孩子懂事早，上小学时我们在东莞开饭店亏了20万，闹过离婚，有一天他就会做饭了，煮了一大锅，‘妈妈，以后我煮饭给你们吃好不好，你们不要离婚了’。”

但这种懂事，终究是成长的伤痛作为代价。

黄妹芳欣慰之余，怎么会没有心疼。

真实的世界是，纪录片不是爽剧。

直到结束，两个主人公都没有实现梦想。

李婷读完了一期课程，但她当拿着新简历去面试时才知道，原来“有技术”和“可施展”中间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纪录片用一段蒙太奇剪辑，展示了李婷在多家公司面试的过程。

被问到学历是什么时，李婷闪烁其词地说自己要读完才能拿到文凭。

当面试官说岗位除了技术也需要话术时，李婷立马自曝其短，“因为我的话术有点欠缺”。

好不容易聊到了工资环节，李婷又开始不自信了，每一个字都暴露出自己的不配。

“老师你这边是四到六千嘛，我想提一个五千的工资，你看一下行不行？我也可以接受一点下降，你看一下怎么样？”

一家、两家、三家……

全是拒绝。

也难怪，高中毕业就进工厂的李婷，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极其简单独立。

她不知道原来坐办公室除了文凭，性格、经验和社交能力都缺一不可。

生活方式的差距，让她即便有机会踏步其中，也始终有种格格不入之感。

最终，李婷还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工厂。

但值得安慰的是，她的工作也不再是拧螺丝，而是敲键盘。

虽然同样是办公室，一个是高耸入云的写字楼，一个是简易板房搭起来的隔间。

梦想成真了吗？

没有。

但李婷的生活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

“现在的我敲着键盘，键盘也在敲我，键盘的声音还挺好听的，偶尔，我也会泡茶喝。

生活不是电影，麻雀不能一下变凤凰，但我知道我是要翻身的。”

同样有所改变的还有黄妹芳。

在节目组的回访中，黄妹芳告诉导演，自己刚考完中级社工技能资格考试，如果通过了，今年就能落户。

她依旧计划着自己想象中的未来。

“我就希望我儿子走得更远一点，我是希望他能上深圳大学，然后大一或者大二的时候去当兵，两年回来接着把大学上完，然后找个好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即便梦想短时间没实现，李婷和黄妹芳依旧不会放弃。

而当梦想实现了，她们也会有下一个梦想在未来等待。

因为，所有梦想，都是她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整部纪录片看完，有一个片段让我十分触动。

黄妹芳的老师说，班上完成作业，选择读《乡土中国》的比例超过了70%。

为什么大家都会选择读这本书？

或许是台下大部分的人，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

他们想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

根据深圳市统计局统计，2021年，深圳常住人口1768.16万人。其中，非深户占比68.5%，比深户的两倍还多。

这些人，大多是外地来寻梦的底层人民。

相比于高速发展的深圳，很多底层人的梦想，或许就像这部纪录片两位主人公一样不值一提。

一个厂妹对坐办公室的向往，一位母亲为了儿子升学所做的努力。

但这是要被嘲笑的事情吗？

梦想再小，为之奋斗的心力是一样的。

这就是这一集能引发屏幕前，如此多年轻人共鸣的原因。

而不久前，某周刊在文章中讽刺“小镇做题家”不自量力，竟想与明星争高低，最终引起了民愤。

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势，伤害了无数底层人民努力改变当下的争取之心。

的确，总有一些人或因幸运，从小生在罗马；或早早跨越了阶层，不再为生活而奔波。

于是，他们就开始嘲讽底层人在攀爬时所展现的丑态与不堪。

但人生一世，高贵的不仅有现实世界，更有精神世界。

就像黄妹芳读完《乡土中国》写的读后感：

或许底层人民的出身并不显赫，没有父辈的支持，更没有特殊的天分。

但他们终有一座并不高大，但可以挖到柴米油盐的山，以及一颗敢于闯山的心。

相比于那些高高在上、傲慢无礼的心灵，这种奋勇难道不是更高贵？

而我们被李婷和黄妹芳的故事触动，不就是在为种高贵的努力鼓掌。

无论穷富，无论高下。

没有一种为梦想实现所做的努力，不值得被尊敬。

这本是最简单朴素的道理，却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年代，已成为最稀缺的东西。

点个「在看」，为每一个普通人的梦想鼓掌。 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