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书评

可能对于如今的读者来说，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张学良、杨虎城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没有那么神秘了，但是，在90年代，这个事件仍然显得有些扑朔迷离。而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就是利用当时新近解密的资料对“在西安事变之前，期间乃至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问题的回答。

本书的第一章实际上是介绍中共与张学良能够走向合作的背景与过程。作者认为，中共与张学良的合作，实际可以算是中共第一次开始独立地尝试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这种合作在中共最初的战略中并不占主导内容，更像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结果，且基本也局限于上层。但是，既然这种“统战”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小，那为什么中共与张能够走到一起呢？这实际上也是与当时的形势有关。

从中共一边来说，虽然他们完成了战略转移，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从江西到陕北，但是形势的危急并没有因此解除。“长征是中共此前政策，观念及其军事路线诸多错误的结果。｜“（p5）

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左”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江西根据地的丧失，而新到的陕北根据地，又地狭人稀，无法供几万红军生存，且蜗居于陕北一隅，并不能完成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目标，而面对东北军，通过几次交手，中共发现了东北军并不热衷内战的现状，这就给中共与张学良合作的可能；而从张学良一边来看，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团结才能御侮”的目标下，东北军不仅无法走上抗日前线，收复一枪未发却全部沦陷的东北老家，反而被蒋介石派去与红军厮杀，最后的结果只是成为蒋介石的牺牲品。

这一点不止是张学良，所有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就造成了以东北军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与红军合作的基础，而且中共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也给了张学良联合中共及苏联，打回东北去的希望，在张看来苏联是不会坐视日本完全吞并日本。

于是，基于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共同利益构成了中共与张学良合作的基础——红军需要与张学良搞好关系来维系生存与进一步发展，而张学良也需要中共及背后苏联的支持。并且作者在这一章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周恩来与张学良会面之时，中共的方针一直是“抗日反蒋”的，并无被张学良劝说，转为同意“联蒋抗日”的情况。

本书第二章及第三章则讨论了双方基于“抗日反蒋”的目标下试图实现“西北大联合”而又不得不放弃的过程。随着中共与张学良合作关系升温，张学良决心反蒋，以及两广事变等反蒋事变的发生，一些地方军阀都来向中共表明了合作的意愿。形势似乎开始对中共有利了起来，中共与张学良都有意与西北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组建西北国防政府，并获得苏联支持，进而对日抗战。

然而，共产国际反对抗日反蒋以及强调不能信任张学良的电报给这个计划浇了一盆凉水。在共产国际看来，“既然中共没有能力将蒋系军队吸引过来，而蒋介石又已经将三分之二的中国同意了起来，那么共产国际，或者说斯大林也就只好下决心要……改行联蒋抗日的方针了。”

（p176）

在共产国际这一目标的影响下，中共基于现实也不得不将计划从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这当然也满足了张学良想要反蒋但又不想与蒋撕破脸的矛盾心理，特别是在张学良看到蒋介石也在考虑为反日而联苏的举动之后，就更加不想选择反蒋的方式了。

“西北发动对于张学良来说，仍属不得已之举。如果蒋介石及南京政府能够实现停止内战，将举国之力用到抗日上，使他得以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并有重回东北的可能，他张学良应当并不想去冒挑动国内战争、谋取西北一隅的政府首席地位的风险。”（p189-190）

同时在共产国际强调入党必须更加看重阶级的要求下，原先考虑发展张学良为中共党员的想法也就就此搁浅了。红军宁夏战役的失败，使得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努力付之东流，两广事变的解决也让地方实力派和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失去了，为了联蒋抗日而与国民党进行的和谈也走进了死胡同，但是红军对胡宗南部队作战的胜利，“重新有了挫败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可能，事情的发展较前又有了不同程度的微妙变化。”（p258）

一方面，中共对中央军的军事胜利重新为国共谈判争取了主动，而中央军开至“剿共”前线，蒋介石要亲自指挥围剿陕北红军使得张学良不得不开始下反蒋的决心了。

本书的第四章及第五章则主要叙述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整个过程以及西安事变解决后的余声。由于整个形势朝着不利于东北军、红军的方向发展，张学良希望红军出绥远抗日，但那里的傅作义不会同意；蒋介石突然指挥晋绥军抗日，但仍要求东北军继续“剿共”，又亲赴西安坐镇指挥。

这进一步刺激了张学良，“如今，在他公开标明了只想抗日、不愿剿共的政治歧见之后，蒋突然决定亲赴西安督战……正是蒋介石的赴陕决定把张学良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p282）

张学良本身也有扣留蒋介石的想法，杨虎城也曾劝张“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在这样的多因素作用下，张学良又无法得到中共方面对此事的具体意见，但是中共反对对蒋妥协的态度以及他认为中共及中共背后的苏联都会支持他的“扣蒋”之举，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张学良的主导下，东北军扣押蒋介石，并与杨虎城通电全国，西安事变爆发。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没有按照张、杨本欲与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共也准备与张杨联合，组建西北国防政府，联合应对南京派来的中央军；然而共产国际的电报以及蒋介石的态度的变化使得事情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共产国际指责西安事变背后是亲日派的阴谋，指责张学良的举动是错误的，要求中共发挥作用释放蒋介石，当然，共产国际方面也表示赞成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而蒋介石此时在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劝说下也改变了态度，表示愿意联共抗日。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杨与中共对处理西安事变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张杨不希望此事演变成内战，也与中共新的策略相契合，在这一情况下，西安事变经过来回的博弈，终于和平解决，国共新一轮谈判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不过，西安事变的后续影响并没有因此结束，由于张学良跟随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留，在西安的东北军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复职的东北军军官发动兵变，刺杀主张与中央军妥协的东北军军官，最终在中央军强大的兵力压迫以及张学良发挥个人影响力的作用下，东北军最终没有与中央军大打出手，而最终也迎来了被南京分化的结果，杨虎城本人也被迫解职出国。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后续问题时，中共始终做到了与张杨共进退，也因此获得了他们的信任。西安事变的余声也就这样结束了，这于张杨、东北军及西北军而言当然是悲剧性的，张学良杨虎城最初提出的渴望国民党实现政治革新的八项条件没有实现，但他们想实现的联共抗日，最终还是实现了；而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由此取消，实际上也促成了他作为全国领袖的形象出现在之后的抗日战场上。

回顾本书，的确对西安事变产生的各方面因素，进行了很深入的分析，作者对中共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实际作用进行了很是客观深入的分析，初到陕北的中共，并没有因为长征的结束而使形势转危为安，互为依存的现实利益促成了中共与东北军的基础，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共尽管没有直接参与扣押蒋介石的谋划，但的确在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中坚定了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想法。

然而彼时的中共，刚刚摆脱军事上的左的错误，在政治上，既没有完全独立，也没有完全成熟，因此在西安事变前后，就不得不受到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摆布，这种问题的解决则要到抗战中后期才真正完成。如果说，遵义会议使中共在军事上走向成熟；那么，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解决则预示着中共在政治斗争上的成熟。

当然，这本书也同样存在一些缺憾，由于这本书的完成时间是90年代，张学良将军本人刚刚获得自由，对于张学良的口述访谈工作才刚刚准备开始，因此这本书没有能够较多的采用张学良本人的口述资料，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白璧微瑕吧，但是对于我们了解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这本书无疑是一本必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