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民营企业“躺平”了，如何重新激活他们的活力？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围绕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等方面提出31条政策措施。‍‍‍‍‍‍‍‍‍‍‍‍‍‍‍‍‍‍‍‍‍‍‍‍‍‍‍‍‍‍‍‍‍‍‍‍‍‍‍‍

如何真正有效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如何重新激活中国民营企业的活力？如何从中国传统经济学中寻找解决到解决今日中国经济问题的药方？郑永年老师从八个方面提供了思路与办法。

今天我想尝试把中国传统经济学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讲一些我的看法。

为什么这么说？今天我们的经济面临很严峻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这些经济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这涉及中国经济学问题。今天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总体上说，我们依然没有中国经济学，我们所有的都是西方经济学；即使有一点，也是非常稀薄的，不厚。

2021年底，国家对民营企业的三个大本营进行了整顿，即教育培训、互联网和房地产。这个整顿当然非常重要，从长远来说，整顿是为了给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基础。但是因为整顿的方式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用行政方式、运动方式来整顿，迄今，民营企业还是萎靡不振，无论是长三角地区的，还是珠三角地区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处于一种“躺平”状态。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呢？解决问题就需要思想。‍‍

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潍坊生产基地正满负荷生产。（图：新华社）

较之西方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理论有很多内容是非常好的。这里想讲一点，比起西方经济学，它更强调均衡、平准、轻重。以《管子》到《盐铁论》，再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然后到今天习近平所强调的“五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所有这些论述里面，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均衡、要平准、要轻重。近代人非常有意思，有时他们把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翻译成“轻重经济学”。这个翻译很有意思。

那么，如果按轻重和平准的概念，如何来判断和解决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呢？这里，我想简单地提几条，供大家参考：

第一，最重要的是保持政策的中性。无论是轻重经济学还是平准经济学，核心的一点就是政府的中性政策。这对把中庸视为核心价值的中国文化来说非常重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法家倾向于强调国家垄断，认为私人垄断是有毒害性的；儒家刚好相反，反对国家垄断，认为国家垄断具有毒害性。

在实际操作层面，或者说在经济实践层面，我们是把儒家和法家结合起来的，人们用比较中立和公正的方法来看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不会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来看待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这一点上，传统比我们现在还进步，因为我们现在有些人用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眼光来看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传统经济学强调的是均衡，在分工的基础上，看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是不是在均衡发展。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均衡发展。

第二，调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结构。为什么现在的民营企业会“躺平”？今天国家的信贷很宽松，一些大型民营企业本身也还有资金，但是民营企业还是存在“躺平”现象。一些人认为这种现象与2021年的整顿有关系。虽然与2021年的整顿有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民营企业缺少空间，解决不了“做什么”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和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经济空间有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空间结构需要调整。

中国经过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和朱镕基时期的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构。在当时的改革中把大量的无效率和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后，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之后大家经常说的“国进民退”问题就是在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因为之前并不存在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民营企业。但近年来人们所说的“国进民退”现象，从央企来说基本没有问题，因为央企的数量并不多，而且都在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领城，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这些年发展了太多的地方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经济空间，并且效率非常低，甚至没有效率。对这部分国有企业今天要进行进一步的政革，比较有效的方式就是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民营化，但如果民营化不可行的话，还可以实行近代人所说的“官督商办”，就是国有资本也可以用民营企业的方式、用市场的方式来运作。

工人在浙江沁园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组装家用净水产品（图：新华社）

第三，要营造大型企业的开放环境。比起西方的企业制度，中国的企业制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它们都是互相封闭、互不开放的。中国的国有企业，每一个企业都是自我封闭的，什么都要自己来做。我们的大型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

这种不开放具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方面，大企业不开放，小企业就成长不起来，同时大企业本身造成了垄断；另一方面，不开放阻碍了技术进步。在现在的社会，技术进步都是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劳动分工越细，技术进步就越快。去美国看看，有哪一家公司是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自给自足的？比如波音公司，有上万家企业为波音公司服务，它们为波音公司提供着不同的零部件。不同的零部件是由不同公司生产的，这就是说不同的零部件之间存在着竞争，一个零部件的改进会迫使另一个零部件的改进。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互相之间不开放，更不向民营企业开放。所以，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大企业之间没有建立起劳动分工的原则，这是一个大问题。大企业一定要开放。如果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开放，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可以释放出来，向民营企业释放出来。再者，我们也要提倡大型民营企业向小型民营企业开放，不要什么都自己做。什么都自己做，技术是不会进步的，这是个普遍的规律，中国也是一样的。

实际上，企业间的互相开放，尤其是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相互开放，会此这些年所推行的PPP有效得多。促成国有资本进入民营企业的PPP模式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间题。其一，导致了国有资本到处”乱窜”，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空间，使国企和民企之间的空间失衡。其二，改变了资本运行逻辑，导致了低效率。国资和民资各有自己的运行逻辑，一旦国资进入民资领域，民资就要改变原来的运行逻辑，而逐渐演变成国资运行逻辑。其三，正在导致国有资本的流失。国资并非抽象体，而是通过国家的代理人进入民资的，国家的代理人是具有自身利益的，并不见得代表国家的利益。同时，民资容许国资的进入，也是有自己的目的，这一目的更具有私人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国资和民资混合的时候，国资很容易流失。

第四，要有一个平准的金融结构。国家信贷很宽松，但是中小企业还是得不到其所需要的金融支持。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这是因为金融结构不够平准。大规模国有银行天然的服务对象就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或者大型的民营企业。尽管这些国有银行也设有中小企业货款服务部门，但是这些部门大多数是迫于行政或者政治上的压力而设置的，因为从经济上说，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动力为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微型企业服务的。经验地看，他们的服务对象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就是大型的民营企业。结果，国有企业因为往往能够得到利息过低的钱，没有动力去发展，更不用说是创造了。而那些大型民营企业本身就有钱，并不需要银行的钱，但银行还要拼命给他们贫款，导致很多的大型民营企业因为借钱太容易了，从而轻率地投资扩张，后来走上死亡之路。更为严峻的是，那些真正需要钱的中小型企业却得不到钱。

所以，要设立一大批中小型的国有银行或者民营银行，专门为中小型企业服务。而且中小型国有银行考核的标准应该和大型国有银行不一样，如果一样的话，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要意识到，帮助美国走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并不是华尔街的大型银行，而是那些中小型的银行，尤其是社区银行。而我们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金融结构。中国人总是希望越大越好，做强做大。那么小的怎么办？谁来帮助小企业呢？国家应该出台一项政策，建设一大批中小型的金融机构或者国有银行，专门为中小型企业服务。如果金融结构的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中小型企业还是会发展不起来。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提倡“专精特新”中小型民营企业，但它们得到足够的金融帮助了吗？很多企业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

在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货轮停靠在泊位上装卸集装箱（图：新华社）

第五，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缺失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弊端也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管控中反映出来了。大家看到，不用说在整个国家范围里建立起统一的规则，即使每一个省内部的规则都统一不起来。在广东，深圳和广州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就互不承认。这增加了多少经济成本呢？这种现象不仅仅表现在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的互认上，而是表现在方方面面上，包括环保、土地、劳动力、医疗、教育等，所有这些方面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规则，没有统一的标准，就形成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因此，这次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方面都是需要统一起来的。没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就很难释放出生产力。

近年来，我们讨论内循环，希望通过内循环来发展内部经济，但这方面阻力重重。例如，本来我们可以通过东西部循环来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东部沿海省份有资本、制造业和技术的优势，而西部省份有劳动力、士地、资源的优势。如果两者结合起来，双方就可以得到新的发展动力。但现在东部省份到西部省份去投资，一个东部省跟一个西部省的谈判，可能比两个国家的谈判还难。实际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早就发现，中国的企业倾向于和外国（西方）的企业做生意，而不喜欢和其他中国的企业做生意，中国的省份倾向于和外国打交道，而不喜欢和其他中国的省份打交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统一的规则。中国企业跟外国企业打交道，至少大家有一个合同可以履行；但是如果一家东部企业去了东北、去了西北，就很难有这个保证。所以，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就能大大释放劳动生产力。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下一个能够有效释放生产力的改革，就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观点是有着丰富的历史依据的。什么叫近代国家？近代国家从欧洲产生之后，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到现在还一直处于扩张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国家，近代国家是最有效的。为什么有效？就是因为近代国家有统一规则、统一法律。在这一意义上，法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没有统一大市场。我们的统一只是发生在政治层面，发生在行政层面，而不是发生在规则、规制和法律层面。法治国家建设早已经成为我们政治发展的目标，从字面上看，我们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执行起来，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正如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形成，而是需要诸多深刻的改革。

第六，要实现制度型的开放。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开放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不开放，就没有市场经济。很简单，浙江如果不开放，哪能发展出市场经济呢？一个城市不开放，怎么发展市场经济呢？以前我们强调开放，现在我们强调制度型开放，在话语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尽管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更大程度的开放，但在实践层面，人们的认知和感觉并非如此，甚至相反。这是因为我们的开放遇到了制度瓶颈。因此，我们现在提倡制度型开放，借此来克服制度瓶颈。但制度型开放的主要阻力还是来自行政建制。企业没有多大的问题，老百姓更不是问题，主要是行政阻力使得我们的制度型开放很难实现。所以，制度型开放有待于下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其实，制度型开放不仅适用于对外开放，也适用于对内开放。前面所讨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之间的互不开放、企业之间的互不开放。

游客在重庆洪崖洞景区游览。（图：新华社）

第七，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我们讨论平准经济，还必须涉及国际、国内的平准。这方面，浙江表现得特别明显。浙江经济由两个经济组成，一个是浙江经济，另一个是浙江人的经济。浙江人全世界到处走，全国到处走。国内和国际这两个市场之间要平衡发展。西方早期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当国内市场饱和的时候，就要开拓海外市场。但是，西方国家是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出去的，这是一种掠夺，而我们是通过形成一种劳动分工走向世界的。

中国走出去的下一个阶段非常重要，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还需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为先导的走出去已经差不多完成阶段性任务了。国有企业和国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那么谁来搞民生经济？搞民生经济并非国有企业的优势，只有让民营企业来搞民生经济才会有效。民营企业走出去，搞民生经济，也可以和当地民众形成合作，这是双赢的局面。

第八，设立一个专业的、中性的经济政策决策机构。这个机构非常重要。平准经济学必须体现在经济政策层面。那么谁来決策呢？我们现在的决策机制还是要改进和改革的，不能光是几个经济学家或者是几个政治人物来決策，而要把政治人物、各个领域的企业家、经济学家等包括在内，大家讨论了以后，才会形成科学的经济政策。

2021年年底对民营企业的三大整顿（教育培训、房地产和互联网）很有必要，是为了给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一个基础。但是，无论在決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方面，我们还是犯了很多错误，错误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中性的政策机构来评估这些政策的后果，设想这些政策的执行方式。

不管怎样，要界定中国的经济问题，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我们需要一种建立在中国经验和实践之上的中国经济学。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中国经济学经典《管子》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这个经典中推导出很多能诊断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解決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方法。我们要下大气力，认认真真地梳理一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学，思考如何从传统经济学中找到中国的经济思想，以更有效的方式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并不拒绝西方的经济思想，但是要把四方的经济恩想中国化，要把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学汇合和融合起来。尽管，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较之西方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学是植根于中国的实践经验之上的，因此更能解释并解決中国的经济问题。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新著《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2023年4月，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