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青年电影展首日，纪录片提问比回答更重要

作者：violin

编辑：裴嫣柔

我与余红苗导演相识是在2017年，当时我正在策划并执行一个以纪录片的展映与讨论切入社会、人文和公益议题的活动。《摇摇晃晃的人间》是这个系列活动的第二场，我邀请该片的制片人余红苗映做为后谈嘉宾。五年后，在新冠疫情防控十分严峻的2022年4月，红苗姐邀请我观看她刚刚独立制作完成的纪录片《金鸡冠的公鸡》。我们在看片前后还聊及了很多话题，从下午2点开始直到吃过晚饭才散，两天之后，我们各自的小区都遭遇了封控。得知《金鸡冠的公鸡》入围今年的FIRST影展，我十分欣喜。时隔一年，有机会采访余红苗导演，把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还有余红苗导演的创作用心分享给更多关注和热爱纪录片的人，也令我觉得非常荣幸和有价值。

以下是经我整理的导演自述。

“偶然与必然

认识《金鸡冠的公鸡》中的主人公吴军，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2017年，我们为某家平台制作系列纪录片时，发现了一段关于“吴军为逝去女儿朗读童话故事”的影像。在这段影像里，吴军优雅的举止和哽咽的神情深深吸引了我。我感受到了一种“痛”，一种令人牵挂的痛。于是，她成为了我们的拍摄对象。在拍摄中，吴军面向镜头讲述了与女儿之间的那段不堪回首的伤心事。其中，有一幕特别令我心动，更准确地说，是心疼。讲起失去女儿的那个片刻，她的眼神迷离起来，看起来失焦的样子，仿佛她的面前已无他人，进入了另外一个遥远的时空。那个时候，我们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其实，吴军最不能释怀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女儿有什么话不跟我说？为什么遗言中一句不提父母？父母究竟做错了什么？

这套纪录片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播出，被锁进了抽屉。第二年，我再次去看望吴军，惊讶地发现她变化很大。她显得很精神很美的样子，仿佛已经极大地从旧事中走出来了。她告诉我，恰是因为我的那次采访，让她有机会把自己多年的积郁抒发出来，她感谢我的倾听与记录。同时，她也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一个愿望：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做成一个故事，帮助到那些像她一样深处困境中的母亲，以防止发生类似的悲剧。更进一步，她也想告诉那些失独的父母——“我们是可以走出来的，是可以走出来的”。

吴军提出的这个愿望，引发了我的一番思索。其实，早在2003年，也就是20年前我刚进央视工作时，我很投入地拍过一个北京亲子故事的纪录片系列。那个故事可谓跌宕起伏——妈妈为了禁绝读高中的儿子早恋，不仅将对方女孩的父母告上了法庭，甚至起了一个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念头：如果儿子再不听话，不与女孩断绝来往，她可能会让孩子去精神病院呆些日子，因为那里与世隔绝。“为什么？——为什么妈妈一定要控制小孩？为什么妈妈不能放手？”我的脑子里满是这些问题，但在当时我没有答案。因为那个时的我二十来岁，更多时候是站在孩子立场去看母亲，觉得母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物种”。而当年那个故事，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呈现给公众，也还在抽屉里呢。

吴军提出的愿望让我也意识到，我可以续拍之前的这个故事呀。从那时到现在时隔十八年，当年那个高中男孩，已是34岁的中年男子了。呈现男孩的今天，或许可以回答当年的问题。于是我就打算把这一南一北的两个故事，串在一起做个新故事。两条线索，一个故事从过去讲到现在，另一个故事从现在讲到过去。两个故事互相呼应，互相提出问题，互相寻找答案。然后观众会发现，这个故事的答案，或许就在另外一个故事里。这种故事在结构上，以及时间跨度带来的张力，非常令我着迷。后来我真的把这个故事做出来了，但是它又锁在了抽屉里。因为，这个北京的家庭最终反悔了，不愿意把自家的故事呈现给公众。后来，我就决定专注在吴军的故事，继续进行拍摄。

今天回想，我之所以愿意帮助吴军一起实现愿望，或许正是因为当年的那些“为什么”，那些问题一直留在我心中，从未离开。这使我愿意继续寻找亲子之间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个问题，也极有可能就是藏在女性身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偶然遇见的背后，其实早有必然。

 “小糖人”对于问题的回答”

《金鸡冠的公鸡》得以继续拍摄是要感谢“小糖人”的。我不想避讳，小糖人其实是我的外甥女，我姐姐的女儿。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把第一版“两个家庭”的故事定剪后，为了省经费，让我的外甥女（她在英国留学）来协助翻译和校对中英字幕。结果她看了片子以后说，她想给吴军写一封信。看到片中的吴军一直在向已逝的女儿进行追问，她说，她想告诉吴军，作为孩子是怎么想这些问题的。我外甥女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好学生，从来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帮我揪字幕里的小错误和BUG，那是永远揪不完的。外甥女虽然优秀，但是她和她母亲之间，也曾经有过种种情况，是我不太知道的。因为女儿太优秀了，我的姐姐和姐夫极少去谈论女儿的不足之处。后来我明白，我姐姐的女儿的问题就在于不能错，不能输，这点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另外，她们母女之间，还夹着另一个女孩的故事。那是一个像吴军的大女儿一样令人心痛的女孩。

小糖人有一个发小，是我姐姐同事的女儿。这两个女孩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出生。因为她们的妈妈是闺蜜，她们碰巧在同时期一起怀孕，同一阶段养育同年龄的孩子，两个家庭也经常互动。但是那个女孩最后没了，在初中时的某次成绩糟糕的考试后，她从楼顶纵身一跃。女孩的不幸，使得小糖人母女重新开始思考她们之间的问题。

所以，小糖人有很多话，想跟吴军说。她让我转给吴军的信，令我有了新的拍摄契机，也使得这个故事有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可以说，这封信救了这部片子，不然，这个拍摄难以结束，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那封信，就像从另外一个时空传递给吴军的倾诉与回答。从某种程度上，这封信给了吴军一个意味深长的安慰，也许也能够给观众一些慰藉。因为观众恐怕无法接受只提出问题，而完全没有回答的故事。但实际上，对我而言，提出问题，一定是比回答本身更为重要的。如果没有20年前留存至今的那个问题，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片子的出现。如果没有这个片子提出的问题，我们也很难觉得日常的生活中能有什么问题。虽然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提问可以驱动我们去寻找各种各样可能的方法与答案。

有意思的是，“小糖人”的信也帮助我的姐姐与她女儿之间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因为我姐姐后来也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应之信。虽然小糖人那封信本来是写给吴军的，但其实说到底也是写给她妈妈的。从某种程度上，这个片子起到了这样的沟通和交流的作用。这令我很欣慰。我也很希望，未来这个故事也能帮助其他家庭，发挥这样的作用。

“《金鸡冠的公鸡》之后 提问并未结束

在《金鸡冠的公鸡》之后，其实我的问题是没有结束的。为什么？因为我想让观众知道，这不只是个案。这个故事背后的问题不只存在于吴军家庭，而是在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日常之中都有可能存在的。故事里的妈妈是每一个妈妈的影子，故事里的孩子的感受也是每一个孩子都似曾相识的感受。而如果我想进一步让大家看到这一点，我可能需要做更多。于是，就在疫情期间，我又规划了一个新的纪录片项目，是一系列关于父母与孩子的访谈录。因为我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们。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很多女性在成为妈妈这个身份之后，就逐渐逐渐变成她们最不喜欢的样子？妈妈们是那么努力地要为孩子们把握人生方向。哪怕失去自己的所有，她们也要让孩子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记得一个匿名的妈妈曾经说，她好渴望自己住的这套房子里有哪怕是一角属于自己的空间，她说她好想化妆，好想跳舞。她觉得这个家是丈夫的家，是孩子的家，甚至是保姆的家，而不是自己的家。这又是为什么？妈妈们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最终还是那么深的挫败感？这些问题要追问下去，那就太多太多了。我们无法一一回答，但是我们可以问，可以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只要注意到，只要被点到，就有可能得到改变。所有问题的答案，不在别人身上，不是从别人口中获取的，而可能在于对于自己的发现。因此，我的纪录片系列不是答案，它们其实还是在提问，是点醒，或者更像某种呼唤。喂～你听见了吗？你看见了吗？如果你看见了，你听见了，你注意到了，纪录片的价值也就有了。

很幸运，这套名为《你听见了吗》的纪录片项目方案被央视纪录片频道选中。经过将近一年的制作，它们将在今年的暑期档8月份即将上线。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我的确很希望我的纪录片能被看见。这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金鸡冠的公鸡》是一部完全独立的纪录影片。它是没有投资的。为此，我动用了一些自己的积蓄，也发挥我个人的所有能量来做这件事。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去拍吴军，在静悄悄的深夜，在惬意的湖边。她一个人说，我一个人拍，一个人倾听。制作后期的时候正好遇到疫情，也是我一个人制作。疫情令每个人都变成了一座孤岛。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难受，而我却很需要这样的孤岛。它让我静静地去听，去梳理去，去体会一个母亲的爱与痛，去思考背后的问题。最终用我最想表达的方式去给大家传达这样一个故事。

对于我们这些做纪录长片的人来说，最难的往往不是创作的过程，不是拍摄中的困难和后期的反复琢磨，而是创作之后怎么办？我们最担忧的就是：作品被尘封，被锁在抽屉里永不见天日。当初，吴军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才有了《金鸡冠的公鸡》这部作品。现在，我也非常希望这个片子能被看到，尤其是妈妈们。这不仅让这部影片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也是对创作者莫大的支持和持续创作的力量。所以，非常感谢这部作品能够有机会入围FIRST影展的主竞赛和 FIRST FRAME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