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宛瑜文学”谈起：十一年间，我们对“出走女性”的理解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撰文 | 实习记者 代科卉

编辑 | 林子人

宛瑜的两次出走，对应着她的第一次与最后一次亮相。第一次出走，宛瑜因“不想嫁给没见过的人”，毅然离开，开启了首次独立生活，这次出走在观众心中意味着“勇敢”，也标志着她在爱情公寓的故事拉开帷幕。第二次出走同样以婚约为起因，宛瑜用十四个“不行”拒绝了展博的求婚，决心离去。她虽不舍温暖的爱情与友谊，却更向往自由与冒险。门砰地关上，观众的质疑却扑面而来，宛瑜被视为任性、绝情的人，过去与展博的可爱互动也因这个结尾而变质。令人困惑的是，宛瑜的两次出走明明都是追求自由的选择，为何却引来不同的评价？

《爱情公寓3》剧照（来源：豆瓣）

提到“出走”，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千万“出走女性”的叙事原型——娜拉。她是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笔下的富商之女，嫁给律师海尔茂过上了表面幸福的生活。然而一次危机向她揭示了浪漫宠爱皆为幻象，她渐悟自己只是被父亲和丈夫摆布的“玩偶”，于是毅然决定离家出走。

戏剧以“砰”的关门声结束，中国女性的门却渐开了一条缝。五四运动伊始，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被引入中国，迅速风靡，它承载着国人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观念与性别认同，“娜拉”不断在历史长廊中被挪用与转化，“宛瑜”正是新世纪的一处微小实践。

现代性别史学者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一书中指出，娜拉被引入中国之初，她被赋予一股冲破束缚、追求自由之意，被视为冲出“父”家门，抵抗包办婚姻的典范。然而，她出走的是“夫”家门这一事实却被忽视了。许慧琦解释道，

“在民初新文化思潮下，对于人的发现，使人类个性自然表达的爱情，被赋予崇高而神圣的意义。当时的青年视爱情为挑战传统的对象，相信唯有通过‘爱’才能成为完整、自由的人。”

《<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许慧琦 著
政治大学历史系 2023-1

因此，逃“父”追“夫”反倒成为解放的表达，与这一逻辑相似，宛瑜两次出走换来截然不同的理解，或许正因其出走的对象不同：宛瑜第一次出走是“走出父之家”，她从传统的家庭共同体逃跑，这被视作寻求自由的反叛，一如娜拉出走之畅然；而第二次出走则颇有“走出夫之家”的喻义，更是叠加了对温暖友谊的抛弃，这不仅击碎了爱情公寓里乌托邦似的情谊想象，也抛下了那一时期人们所珍视的浪漫爱情。

2009年，《爱情公寓》首播，当时国产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风头正劲，《恶作剧之吻》《王子变青蛙》等偶像剧的影响力依旧不减。这些剧集中，纯情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情节一次次奏效，女性被塑造成需要被拯救的对象，她们不断寻求一种依附和保护的状态。

在一众“灰姑娘”式的女性角色中，宛瑜“落跑千金”的形象显得格格不入。她从未等待王子的到来，而是选择独自探索未知的世界，在她的世界里，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可这并不被当时的大多数观众理解，人们更青睐“灰姑娘”式的女性角色。

《王子变青蛙》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同一时期，也有部分电视剧试图在更现实的语境中探讨女性处境。《大女当嫁》讲述一位大龄女教师迫于家庭压力，寻找爱情的故事；《杜拉拉升职记》聚焦白领杜拉拉的职场成长，她最终既实现了职业抱负，也收获了爱情。在一众追求大团圆式结局的叙事中，宛瑜却一走了之，留下了一个备受争议的开放式结尾。媒介性别研究学者王蕾指出，21世纪初期，独立自由的女性容易因僭越男权而遭受嘲弄与贬抑，而宛瑜则成为了这个靶子。

不难发现，“家庭=爱的共同体”的神话在那时尚未被打破，但如上野千鹤子警示的那样，给爱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上神坛，实际上源自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再生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大众传媒对此难辞其咎，它在反映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建构着新的或强化着旧的性别观念——在众多“灰姑娘”与“剩女”叙事中，它以隐蔽的方式拒绝解放，并借机打造爱情神圣至上的神话。

《媒介·权力·性别：

新中国女性媒介形象变迁与性别平等》
王蕾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12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学者杨菊华等人在《近20年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与特点》研究中发现，在2010年，即使大部分的受访者（83.52%）承认女性的能力不比男人差，但44%的受访者依旧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这类观念暗含着女性对现实困境的消极躲避。

千禧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不断逐浪，迎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背面是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动荡。此时，大量女性走出家庭、涌入就业市场，她们和世纪之交的“妇女回家”危机挥手告别，女性权利意识普遍提高，但却又陷入了“市场”和“家庭”的双重角色的负担中。

上野千鹤子指出，双重角色意味着“女性作为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着剥削，同时又作为家务劳动者在父权制下遭受着剥削。”此外，双重角色还意味着，女性需要在社会公共领域表现出理性、坚毅等传统意义上“男性气质”的一面；而在私人生活空间里，女性又要体现女人的温柔细腻，成为贤妻良母。

在双重角色的轮换中女性所背负的压力不言而喻。2013年，心理学学者田丽丽等人曾以435名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对其自杀态度及意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职业女性的自杀意念检出率为27.82%，高于城市居民（7%）和农村居民（14.9%）。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我们不难理解女性如何陷入大众文化打造出来的甜蜜幻像，拼凑出理想化的浪漫后花园，在“白马王子”式的男性形象中获得替代性满足，又或在家庭伦理剧、职场晋升剧中释放焦虑。然而，宛瑜出逃的故事恰恰处于某种真空地带，她既没有在异性恋关系中承诺永远，也没有在职场中确立自身位置。毕竟，当一部分女性依旧被囿于婚姻与就业时，宛瑜却两度出走，追求自由与冒险，这当然是勇敢的、令人艳羡的，却也不免令人失落与困惑。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春田曾追踪和重构“娜拉”进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他指出，五四时期“娜拉出走”的形象风靡全国，成为多重含义的精神楷模和典范，这与知识分子反传统情绪和追求新思潮的冲动相关，也离不开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现实需求。

时隔十一年，林宛瑜重回人们视野，开启了时新的“宛瑜文学”。这也呼应正着当下社会对自我发现和女性主义议题的讨论，她的形象呈现出女性追求主体性的意味，传达了个人自决的果断。她的出走不仅是在追求“自由”，同时也反抗着依附性关系与男性主导的两性秩序。但除此以外，“宛瑜出走”与过去“娜拉出走”的走红不尽相同——它与社会现实互动，反映出了新的社会面貌。

《女性解放与现代想象：

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
张春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2

关于“娜拉出走”的反传统与追思潮，许慧琦并无异议，但她进一步指出，“五四时代的新女性形象原型，并非因社会自然变迁，或女性自身觉醒所诞生，而是由反传统主义者，且主要是男性，率先呼应重构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进而塑造出现代人的典型。”这段话有两个重点：一是男性主导，二是去性别化。

美国学者维拉·施瓦茨也表示，带起这股“娜拉热”的五四学人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主要用意在于藉由娜拉来评估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而非仅将注意力放在妇女解放的课题上。”换言之，他们试图唤醒的是有心突破传统的青年男女，而非仅止于女性。

比如，胡适提倡娜拉的精神，体现就是他心目中具有自立心的现代理想人格：“娜拉飘然离去，只因为她觉悟了自己也是一个‘人’。”出版《易卜生》一书的刘大杰在论及“娜拉”的本质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娜拉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是未来的超大象征。”这种去性别化的处理纵然使更多人受益，却也模糊了女性解放的重点。

另一方面，彼时精英男性所主导的“娜拉”叙事，掌握了新女性论述的走向与形象特质，并使中国女性相信，唯有透过学习并认同娜拉，才可能达到与男性同样的，“人”的层次。

这种由精英男性主导并定义的出走叙事，看似解放了女性，却又无不将其置于男性提供的道路中，这种情况在当下“宛瑜出走”的再创中被颠覆。给宛瑜回信的大多是女性，制作相关二创内容的也多为女性，她们自己站出来，引领新的潮流，对宛瑜进行新的诠释，要回“出走”的定义权。

《爱情公寓3》剧照（来源：豆瓣）

此前李银河在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提到，“过去，中国争取女性权益的发展一向是自上而下的，而现在，自下而上的趋势越发明显。”可见，如今的女性叙事权也越发从男性滑向女性。

在五四“娜拉热”方兴未艾之际，鲁迅显得很冷静，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他甚至直言，出走的娜拉仍有可能为了钱而卖掉自由。而她的未来，“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一提问在当时十分振聋发聩，在今天它是否依旧适用？

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肯定之处在于，“觉醒之后，怎样获得自由”的讨论直至今日依旧值得进行下去。它一次又一次提醒着我们，有时出走并未让女性摆脱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枷锁。但否定之处则在于，这个问题是在女性普遍缺乏经济权的社会语境下提出的，在女性经济权相对改善的当下，这一疑问是否应当也随之改变？女性解放问题是否应当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也更充满争辩性的空间中讨论，我们又可以提出哪些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叩问，需要怎样的出走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