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问题
写篇短文，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发。
每年夏天暴雨时节，中国各城市就会陷入一次较为严重的内涝。
这时候就会常常出现大雨中车辆被淹、行人在齐腰深的水中步行、市中心看海捞鱼、地铁站淹成室内游泳馆等各种奇特场景，几乎每年都来一次。
中国每年平均有176座城市发生内涝。
我就很好奇，这事为什么年年都来？就治不好吗？
一查，发现这事居然跟苏联有关。
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叫明渠暗沟，露出地表的叫明渠，藏在地下的叫暗沟，古代城市小，沟渠都不大，平时也够用，但到新中国成立后，城市里要大搞工业化，住的人多了，从古代传下来的明渠暗沟大部分没法用，要么垃圾淤塞、要么污水横流，我们就要重建地下排水系统。
当时我们认的大哥是苏联，所有的硬件软件，都是跟着苏联学，人家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手把手把苏联的地下排水系统，公式、模型什么的套用一遍，北京广州沈阳天津武汉带头，直接照抄到了中国各城市。
结果抄出毛病来了。
苏联这套东西，叫“地下管网式”排水系统，十分注重成本，而且苏联那边地广人稀，整体上降雨不多，所以使用的是一些比较小的管道铺在地底，平时足够用了。
另外我们当时国家也穷，手头紧，觉得这法子挺省事，也接受了。
但那种小小的管子根本没办法应付中国的降雨量，那哪是埋管？那简直是埋雷，搞得现在每年中国城区，平时还好，一到夏季都得淹一遍。
我小时候看动画片《忍者神龟》，记得美国下水道十分宽大，能够在里面过日子，实际上美国下水道确实大，一般能站人，洛杉矶最大的下水道可以在里面开车。
日本东京的下水道也十分宽大，地下河深达60米，下水道大得跟室内歌剧院一样。
东京地下巨型分洪工程局部
苏联那边为什么不挖这么大的地下工程，而非得选择埋小水管呢？是苏联人懒吗？
不是，是因为苏联所在的地区大部分属于寒带，有冻土，又厚又硬，搞地下工程成本高施工难，所以选择了埋小水管。
最后这事居然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说是在苏联建更宽的排水管道，太花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纲上线了，没人敢建地下工程。
新中国跟着苏联学的时候，是囫囵吞枣地学，有些事物并没有因地制宜，才留下了城市内涝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在城市街道，看到路挖烂了围起来，在那重新埋那种粗大的管道，就是在修改我们当初犯下的城市建设的错误。
我们中国在学习苏联的时候，学了很多很优秀的东西，但也学来了一部分很不好的东西，至今还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方方面面。
比如苏联有个很讨厌很落后的东西，叫“圣愚文化”，其实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宣传系统。
我在《妖僧传》里介绍过圣愚，这是东正教独有的一种文化，简单点说就是“吃苦受罪、苦大仇深、疯疯癫癫、无私奉献”。
我们常常谈论到的俄罗斯，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这其实是上层的俄罗斯，是镀金过西欧文化的俄罗斯，那些宏伟的建筑和繁荣的艺术，跟俄罗斯普通民众没有关系。
其实俄罗斯的内陆居民们，大部分过着粗糙野蛮贫穷的东正教生活。
俄罗斯大部分地区是苦寒之地，又被东正教常年禁锢思想，根本不是普通中国人想像中的芭蕾油画的美好世界，更多的是一种带着被地理环境折磨后残忍疯癫的离奇世界观。
所以俄罗斯人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比如《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之类，常有各种野兽风情，公公强奸儿媳也成了他们生活常态。
俄罗斯人也不是不善良，而是他们的善良，都充斥着一股粗犷野性的味道。
像一头在冬日旷野里游荡的熊。
俄罗斯人的文学作品为什么那么那么苦闷？说穿了还是被地理环境折磨久了，搞出来的精神创伤。
俄罗斯这种圣愚文化渗透在他们的宣传系统里，不过进入现代世界，“疯疯癫癫”、“破坏杀戮”这几个重要元素被剔除掉了，但还保留了几样极重要的东西，比如：视自虐为牺牲、视苦难为洗礼。
我们在学习苏联的宣传系统时，不小心把这种意识系统带到了中国。
其中最大的受害人，就是焦裕禄同志。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焦裕禄，被塑造成了一个吃尽苦头、艰苦朴素，穿着一身破衣服、忍受着肝癌的疼痛，在兰考默默治沙的英雄。
这就是苏联版圣愚典型的“视自虐为牺牲、视苦难为洗礼”。
这是一起巨大的宣传事故，突出苦难和牺牲，是对焦裕禄的极大误解，也造成了错误的社会认知。
焦裕禄本身是那个年代极为少见的学者型干部，他是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擅思考的科学人才，他28岁就在基层任区长，32岁起开始在哈工大这种牛逼大学，和大连起重机厂这种国家重工企业进修，还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车间主任，总之他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是一名稀缺的理工技术型官员。
焦裕禄在兰考治沙的过程充满了理性与科学的光辉，他深入到各区域做实地调研，对待兰考不同的沙漠化问题，提出了相对应的不同破解方式，不迂腐、不搞本本主义，面对兰考坡洼相连、河系紊乱的情况，通过排、灌、滞、涝、改等方法破题，治碱时又讲究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的多样方法应对。
在测试多种植物后，选择了种植泡桐树反推沙漠，为兰考县治内涝、风沙、盐碱立下汗马功劳。
就这么一个能干的、充满理性光辉的优秀人物，被电影宣传成了吃尽苦头默默奉献的人，成了中国版的圣愚。
但中国的年青人，根本不吃这套，谁愿意自己一辈子过这种日子？谁愿意生前这么艰苦，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奋斗还不被人理解？
现在焦裕禄的形象完全被定型了，大家一想起焦裕禄，就是一张愁容满面的脸庞，在风沙里孤独前行的背影。
宣传焦裕禄的重点完全搞错了，要宣传的是他的能干、牛逼，让年青人觉得要像他一样干出事业成就感，而不是苏联圣愚那套“视自虐为牺牲、视苦难为洗礼”。
中国很多重要人物，在宣传时都采用了苏联圣愚的错误宣传方式，又生硬又苦涩又枯燥，使他们缺失了生活气息，极大地误导了年轻人对政府干部的认知。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些官方媒体，喜欢宣传“为了工作故意不联系家人”、“快要病死了还要站在讲台上讲课”这种圣愚模式，其实年轻人是非常非常反感的。
除了下水道、宣传体系，苏联还留下了生涩的管理模式。
中国的宣传系统，在国际上跟欧美的宣传系统对阵时，常常很容易败下阵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布置作业式的生硬安排宣传任务”，而不像欧美的宣传重点是“讲一个动人的故事”。
欧美在鼓动阿拉伯之春时，通过讲述“一个读过大学的男小贩死于女城管”的故事，直接点爆了整个西亚的社会矛盾，简直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案例。
在美国进攻伊拉克时，他们的宣传机器，通过讲述“萨达姆和他的儿子们残忍的一面”，再次获得了全球的同情和理解，好多中国人都认为美军是正义之师。
我不是说西亚国家或者萨达姆没有问题，他们是有问题，但欧美的宣传开动时，问题可能被放大了百倍千倍，使他们的国家，付出了更为沉重的痛苦。
我们通常不仅不会讲故事，行政力量一出动时，还会适得其反。
德国女孩海雯娜是个极好的例子，她在中国多年，对中国较为熟悉，十分反感欧美媒体抹黑造谣中国，她是为了说出真相，在海外拿着事实证明中国现在有多好，完全是一种自发行为。
结果我们外宣部门，又干出了和宣传焦裕禄一样的错误行为，他们开始布置作业，给海雯娜一些宣传材料，希望海雯娜用这些材料替中国说话。
这激起海雯娜的反弹，她拒绝用这么生硬的方式宣传中国，并吐槽中国做不好宣传，“不是技巧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我们常说我们的文科领域知识分子，受到了欧美思想的毒害，其实，我们的官僚体系的人，到现在还深受苏联部分不合适的思想毒害，这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结果负责的行政制度，来自过去苏联体系的模仿，已经十分不合适当代社会。
我们现在对欧美的思想毒害都提高了警惕，但因为苏联死了，被遗忘了，我们都不记得“圣愚式宣传+布置作业式的工作方式”，这两种落后的模式，是来自苏联了。
为什么只要官方拍的红色电影，常常很难在票房上成功？为什么官方想要搞的宣传模式，通常让年青人难以接受？
这些事物的根源，都直指苏联陈旧的思想体系。
最后再讲一件小事。
这件事我以前提起过，不过我估计很多人都忘记了。
我曾经拜访过一位了解改革开放过程的老人，我请教过他，为什么我们的文科领域的知识分子，这么容易轻信西方所说的一切。
老人说，因为我们要学欧美的工业体系，就要配套他们的软件体系，要不人家不跟你签合同、谈条件，我们就只好放一波年青人，去欧美学习他们的审美、法律、音乐、新闻学等，结果这些人回国后，思想全变了，一切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准，当然这里头有好有坏，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方面，但也有对整个国家造成了极消极的一面。
我听后恍然大悟。
我们以前学习苏联的时候，苏联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夹杂着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后来学习欧美的时候，欧美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也夹杂着一些不好的东西。
什么是辩证思维？
就是不要完全盲目地听信任何一方给你的东西，要辩证地吸收，取长补短，将别人的精华留下，但也小心别人的东西有杂质，不要将杂质也一并留下了。
每一个老师在教授弟子时，都是存有私心的，老师的传授我们要认可，老师的私心，我们也要防范。
想做一个理性的人，不希望自己这一生被别人左右，那就要多多采用辩证法，去思考分析身边的事物，从而强大自我的同时，又不会掉进别人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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