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无法集中注意力？

肖恩·伊林：你说过你的每一本书都是试图解开一个谜。这里的谜是什么？

约翰·哈里：发现我的注意力好像每年都在变得更差。一些需要深度注意力的事情，比如读书，看长电影，变得越来越像是逆着手扶电梯跑上跑下。我可以做到这些事，但这越来越难。这样的变化同样发生在我认识的大多数人身上。我觉得这对我身边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尤其糟糕，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觉得Snapchat*的刷新速度都不够快了。（译者注：Snapchat是短视频和阅后即焚聊天软件。）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自己说，“好吧，每一代人都会有注意力问题。”你可以在1000年前的僧侣写的信中读到，一位僧侣对另一位说，“我的注意力不像以前一样集中了。”这只是因为你变老了，在你老了之后，你的大脑衰退，你误将自己的衰退归因于世界的衰退。

但我逐渐相信，我们确实处于极其严重的注意力危机中。这样想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作为个体和集体正在面对的许多问题。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注意力并不是突然崩溃，而是被一些强大的外力从我们这里偷走的。这需要我们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注意力的问题。

- Scott Balmer -

肖恩·伊林：如果你是对的，为什么对我们注意力的攻击才是真正的危机？

约翰·哈里：想想你在人生中达成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创业，学吉他，还是成为好父母，这些令你自豪的事情都需要大量持续性的专注和注意力。当注意力和专注被分解，我认为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它们正被分解，你达成目标的能力被分解了，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显著变弱了。我的书有关注意力的两个层面。首先是个体的注意力。我刚才提到的都适用于个体注意力。而对于集体注意力来说也是一样。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组成社会的人主要使用会让他们生气的机制来互动。人们没办法共同集中注意力去面对问题，这样的社会是无法解决它遇到的危机的。

我最近经常想到臭氧层危机。那是我最早的政治记忆之一。对于不知道这件事的年轻听众，我来解释一下。地球被一层臭氧保护着，它让我们免受太阳辐射的伤害。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人们发现我们使用的发胶喷雾和冰箱会释放一种叫做氯氟烃的化学物质。它会破坏臭氧层。

听着，我并不是在怀念80年代。80年代的政治有很多问题。但是想想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向普通人解释了科学原理。人们听进去了，并和谎言和阴谋论区别开。普通人团结在一起给他们的政客施压让他们采取行动。甚至像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老乔治·布什（George Bush Sr.）这样非常反对政府政府监管的、不太可能参与进来的政客也走到了一起。结果是，臭氧层现在正在愈合。我现在非常确定，如果臭氧层危机发生在现在，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

我想你或许可以看到一些人戴上“保护臭氧层”的徽章，你会遇到另一些人拍摄他们自己向大气中喷洒氟利昂去“让自由党哭去吧”（原句：“own the libs”）。你会看到有人说“我们怎么知道臭氧层存在呢？或许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造成了臭氧层上的空洞。”我们会迷失的。我们没有办法召集集体注意力。

译者注：“own the libs”：保守党用来攻击自由党的标语，

意思为不在乎自由党的感情，“让他们哭去吧！”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wning_the_libs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匈牙利裔美国富商和慈善家。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财富和慈善事业，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阴谋论经常涉及到他的名字。

关于乔治·索罗斯的阴谋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Soros_conspiracy_theories

-RAHUL BISWAS -

肖恩·伊林：我很高兴你提到这个。我认为我们更易于看到在个人层面上失去对注意力的控制的代价，但我认为其实还有隐藏的政治上的代价。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制造大规模的分心。对于我来说，这只是制造大规模同意的另一种方法。但这是消极的同意，是来自一个被分裂、被转移注意力的、无法被动员起来捍卫任何东西的群体的消极同意。这就是问题所在。

约翰·哈里：你这么说很准确！我认为情况甚至更糟。并不是他们没法被动员起来捍卫任何事。事实上，他们经常在完全是疯狂的妄想中，被非常疯狂的原因动员起来。就像QAnon阴谋论*一样。

译者注：QAnon：美国著名的政治阴谋论和民间政治运动团体，以一个或多个匿名个人或被称为“Q”的个人捏造的主张为中心。著名事件有企图推翻2020年美国大选；2022年德国政变阴谋。

肖恩·伊林：为什么你认为是这样的呢？

约翰·哈里：这很有趣——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告诉人们“我想写一本关于注意力和专注的书”，人们对我说，“哦，所以你要写一本关于手机的书。”在研究中让我吃惊的是，虽然科技的某些方面深远地损害了我们的专注能力，但这是可以被避免的。损害注意力并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硅谷采访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其中有些人参与设计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的方方面面。在这其中，关于个人注意力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深刻理解。然而，我必须要提到，大科技公司想让我们这样辩论——你是支持科技还是反科技？使用这样的语言，讨论会走向一条死路，因为我们不会放弃科技。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科技是我们想要的，它应该为哪些人的利益服务？

-johan papin -

肖恩·伊林：所以问题并不是科技，而是商业模式？

约翰·哈里：核心就是商业模式。当你打开Facebook或者其他主流的社交媒体，这些公司立刻通过两种方式开始赚钱。第一种方式是直接的，你看广告然后他们从广告中获益。

第二种方式则更为重要。你在Facebook上做的一切事情都被Facebook扫描并分类，用以构建你的个人档案。比如说你喜欢唐纳德·特朗普，并且你告诉你妈妈你刚买了一些尿布。Facebook的算法开始扫描你。这是一个喜欢唐纳德·特朗普的人，他有可能是保守派。他在说尿布，所以他有孩子。他们建立你的档案，再卖给广告商。就像硅谷的人总是说的，你不是Facebook的客户，你是他们卖给广告商的产品。

这整个机制，这整个商业模式有一个影响：每次你拿起手机并开始看，他们就会赚钱。每次你放下手机，他们的收入流就消失了。所以他们全部的算法力量，他们全部的工业天才，世界上一些最聪明的人都致力于一个目标：“我怎么让肖恩更频繁地拿起手机，并且尽可能长时间地看手机。”

-林家棟 Jia Dong Lin -

肖恩·伊林：在书中，你也承认这里的证据不够全面。你甚至写到“没有任何的长期实验，来追踪人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所以我必须要问，我们讨论的这些有多少是故事和猜想，有多少是基于实验和数据的？

约翰·哈里：这问题很重要。全书中我都在应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合理地得出我们正处于注意力危机中的结论。

理想的方法是，如果有人在两百年，甚至一个世纪前，就开始进行对普通人的注意力测试，并在之后的每年都进行测试。这就会是完美的证据，会有极高的可信度，就像我们知道的以同样的方式被执行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智商测试一样。但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收集数据，所以我们无法以这种方式得出结论。

但是，我认为从其他大量的证据去推断也是合理的方法。让我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睡眠。一些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如果你睡眠减少，你的注意力会变差。如果你保持清醒19小时，你的注意力会和法律定义的酒醉一样差。这方面的证据不能更多了。

尽管尚未达成共识，但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我们现在的睡眠时间明显比以前要少。只有15%的美国人在醒来之后感到神清气爽。这些关于美国人睡眠时间的数据图非常让人震撼。我在书中有提到这些图表，它们显示了美国人睡眠的缺乏。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图表是说，大约37%的美国人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当我和哈佛医学院的查尔斯·切斯勒（Charles Czeisler）博士，世界研究睡眠的带头专家之一，交谈的时候，他说即使我们睡得更少了，这是唯一发生的变化，但只凭这个就可以造成明显的注意力危机。

这些变化和其他变化会产生相互作用。比如你晚上只睡了六小时，第二天你会更倾向于在手机上不断下划，这会让你对这些侵入的科技更没有免疫力。

肖恩·伊林：回到这里技术的部分，这里有一个循环让我深感沮丧。科技工业以我们被分散注意力的状况为食。这意味着它生产的内容是越来越为注意力不集中的群体而设计的。我们越是接触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就越变得吸引注意力，诱惑你去点击。这会导致我们的头脑变得更容易被吸引注意力和被诱惑去点击。

之前我听你提到过加拿大的媒体理论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他提出过“媒介即信息”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频繁使用的交流工具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我们通过电视了解世界，我们的思考模式就会趋近于电视。我们从互联网上了解世界，我们的思考和交流方式就会趋近互联网。

现在这些互联网平台上展现出来的人类行为，也开始越来越像这些平台。现在我们的政治活动也成为了电视、互联网，和驱动它的商业刺激的反射。政治家们在竞争我们的注意力。为此，他们不得不表现得越来越荒谬。因为在这个被科技改变的市场上，你就是这样获取注意力的。所以，这感觉就像是一个被诅咒的循环，我们都像在互联网中旋转，就像仓鼠在轮子里旋转一样。

约翰·哈里：我认为你说得对极了。唯一一点我不同意的是“被诅咒的循环”这个词，因为我们有离开的方法。这是我从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那里学来的，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反科技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技术专家。他曾经是很多反乌托邦电影的顾问，比如《少数派报告》。他说，“我现在不做顾问了。本来我设计这些可怕的反乌托邦科技是为了警醒人们。然而，搞技术的人看到这些电影之后却说，‘太酷了，我们得发明这个。’”

“不不不，这不是我的本意啊。”他说。他告诉我另一个很有用案例，可以作为对照。在过去，使用含铅油漆和含铅汽油是很常见的。记忆中我的母亲就曾经给车加过含铅汽油。尽管从古罗马时代起就有人知道接触铅对人体有害。

在70年代，证据已经特别清楚，所以普通市民开始发起运动抵制它们。基本上是母亲们在说，“看着，这会对孩子们的大脑产生严重损害，我们不允许这事发生。”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是他们没有做的。他们没有说，“我们要禁用汽油。”他们没有说，“我们要禁用油漆。”他们说的是，“让我们禁用含铅汽油和含铅油漆。”

我们可以通过监管来应对社交媒体。我记得阿萨·拉斯金（Aza Raskin），他发明了互联网运转的一个关键部分。（他的爸爸，杰夫·拉斯金[Jef Raskin]，事实上和史蒂芬·乔布斯一起发明了苹果麦金塔电脑[Apple Macintosh]。）我记得阿萨对我说，“解决方法的第一步非常简单，我们需要禁用当前的商业模型。”，肖莎娜·祖伯夫（Shoshana Zuboff）教授精彩地称之为“监视资本主义”。

我们只需要说，一个建立在利用你注意力的弱点，攻击你的注意力，并把它卖个好价的基础之上的商业模型，本质上就像含铅油漆一样，是不道德和反人类的。我们不应该允许。

肖恩·伊林：什么会取代它呢?

约翰·哈里：我记得我对阿萨还有很多其他的和我讨论的人说，“好吧，假如我们禁用了现在的商业模型，然后呢？第二天，我打开Facebook，它就显示‘对不起朋友们，我休假去了’吗？”他们说，“当然不是。”实际上，会出现另一种商业模型。我们都有过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商业模型的使用经验。一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像Netflix和HBO这样的平台的订阅制。

另外一种模型，用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说，就是像排水系统。在有排水系统之前，大街上到处都是粪便，还产生了霍乱。所以我们共同集资建造排水系统，我们共同拥有排水系统。我拥有伦敦和拉斯维加斯的排水系统，你拥有你住的城市的排水系统。所以，就像我们都共同拥有这些排水管，我们也都共同拥有着这些信息管道。我们在注意力方面，在政治上出现的危机，就像当年的霍乱一样。

但不论我们采用了什么样的替代模型，我们都需要明白，在这个不同的模型里，你的注意力不再是别人卖给客户（也就是广告商）的商品。突然之间，你成为了客户。

在使用替代模型的世界里，Fackbook和其他的社交媒体公司需要考虑，“肖恩想要什么呢？”哦，肖恩想要集中注意力。让我们设计我们的应用软件不要最大化地骇入、攻击、摧毁他的注意力，而是帮助他治愈他的注意力。“哦，肖恩想要和他的朋友在线下聚会——让我们设计我们的应用软件来帮助他和线上的人见面，而不是无止境地和人们讨论很蠢的话题。”我认为，我们需要一场注意力的运动，要求归还我们的注意力和专注。这需要观点的转变。当我不能集中和专注时，我会谴责我自己。我会对我自己说，“哦，你不行，你缺乏意志力。”我们需要停止自我谴责。这已经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这就像有天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被倒了痒痒粉，然后你被告知，“哥们，你懂的，你可能要学学怎么冥想，这样你就不会总是想抓痒了。”我们需要离开这种心理状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中世纪的农民，在国王扎克伯格的法庭上，祈求他桌子上的一点面包屑。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