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先老去的县城，危机已经来临

清冷夜色下的小镇，寂静无声。

这里是江苏如东县岔河镇，晚上十点多，街上已经见不到人。哪怕当天是本应该很热闹的除夕夜。刘洋走到一处老房子前，掏出钥匙，打开门锁。

开门声刺破了安静的夜空，格外明显。邻居被惊动，开门探头看，发现是刘洋，赶紧打了一声招呼。

寒暄中，邻居感慨了一句，街上的人家已经不多，任何声音在房间里都能听见。

刘洋家在岔河镇东大街上，街头巷尾大约一百米。“年轻人大多出去了，去县城、南通或者江南，孩子也变少了。”刘洋说，“如今可能只剩三四户人家还有年轻人留在家中。”

今年除夕夜的那个画面，让47岁的刘洋一直难忘。现在过年回家，他也几乎听不到晚辈向他问好，“我却得去和长辈拜年、打招呼”。

晚辈们，消失了。

在全国1866个县和县级市中，江苏省如东县所经历的、所遇到的问题。极具代表性。在国家于1979年正式颁布一孩政策之前，如东县就已经开始严格推行计划生育，它曾是通过“国家计划生育先进县评估”的县级单位。而如今，它变成了中国最老的县城之一，其老年人口占比高达38.91%。

如东县比中国很多地方更早遇到了人口问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如东县被认定为进入老龄化社会。1997年如东县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较全国提前近二十年。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南通市常住人口在过去十年增加了44.3万人，而其下辖的如东县常住人口却减少了11.6万。

2022年，中国人口已经呈现了负增长状态；与此同时，老龄化问题、少子化问题，也成为中国面临的挑战。然而，在这场全国性的挑战中，压力最先给到了县城。

如东县岔河镇的东大街和新街隔着春风桥，过了桥，再听不到迎宾广告的喧闹，见不到年轻行人，只有老人坐在屋前晒太阳或聚在屋中打麻将牌。一户人家门口贴着“心宽增寿 德高延年”的对联。东大街上的百岁巷，“百岁老人之家”的门牌散发着老龄化渐浓的气息。2018年，如东县人均预期寿命就达到了82岁，比全国人均预期高出7岁。刘洋的外祖父母去世时年近百岁。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是如东人，他将现如今如东县人口结构形成的原因总结为三点：人口长寿、发达的教育造成的人口外流、计划生育政策。

比全国更早实施计划生育，有现实意义。尽管1949年以后，如东县实施了四十余次填海造陆工程，依然地狭人稠。那时以农业为基础的如东县，难以承载如此庞大的人口。刘洋记得初中时，人均只有四分耕地。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县88万常住人口中，0-14岁儿童比重仅占8.33%。在如东县，少子化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在生育政策、社会观念、生育压力等影响下，当地人婚育观早已改变。十年前，如东县计生委对全县符合生育政策的2.8万多对夫妇进行调查，有生育意愿的仅为11.6%。

孩子减少的影响，如链条般在社会系统内层层传导。医院产科最先受到冲击，有媒体报道称，有些医院产科，过去分娩量一天可能十来个，现在几天才有一个。

接着是幼儿园。2004年，如东县曾经将乡镇地区幼儿园改为民办，县城地区的幼儿园自负盈亏。刘洋的表妹在岔河镇幼儿园工作，乡镇地区幼儿园相对分散，加上人口向县城、市区流动，和新生儿的减少，幼儿园过去能招30人的班级，“最少的时候可能只有十几个孩子”。2020年，县城幼儿园也感受到了生源减少的趋势，过去四五十人的大班现在基本只能维持在小班30人左右。学生比例也出现了明显变化。2014年，江苏省成为率先放开二胎政策的省份之一，如东县生育二胎的夫妻比例缓慢增长。现在，县城机关幼儿园中二胎占比超过40%，但生源数量依然在下降。

学前教育被视作义务教育的基础，幼儿园遇到的问题也落在各级学校身上。原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于建华在《光明日报》的报道中提到，由于生源减少，“2000年到2010年，如东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如今在苏州工作的陈鹏记录，2011年，自己上初中时，全县城只留下了如东县实验中学一所初中，每年级大约1500名学生。

2014年，如东县将高中数量由7所减至4所。时任县教育局普教科科长孙维志在《如东日报》的采访中解释，当时全县初中毕业生人数以每年1000人左右递减。县教育局判断“全县普通高中规模将持续减小，今后15年内每年招生人数在2500至3000人，不足高峰期的50%”。即便裁减了3所高中，陈鹏就读的中学也从20个班减到了15个班。

生源减少引发了人们对于教育质量的担忧，近三年，如东县高级中学在全市排名第四，没有人考取省市状元，一些老师将生源减少、上一代父母将子女带出如东视作重要原因。2014年，时任县教育局人事科科长杨兵在采访中提到，如东县能考取顶尖高校的孩子变少，且多是公务员或教师的孩子。他将这一现象看作人口素质下降的体现。

对于重视教育的如东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1998年，大学毕业后，刘洋留在了北京，现在他从事着计算机行业的工作。二十年前，他把父母也接到北京，老家的房子便空了下来。老家前后邻居大多如此，外出读书、打工将老人和孩子带走。一个人的离开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流出。刘洋同班五十个同学，大部分在苏州、南京和上海读书、定居。

教育，反而成了当地人口减少的另一个原因。

缺乏相对应就业岗位是主要困局，纺织、建筑和化工等过去是如东县的支柱产业。刘洋大学毕业的时候，“每年如东县会有几个考上清华的同学，他们大多选择土木专业，因为整个南通地区都以建筑行业闻名”，这些学生也会回到如东县。其它专业则难以找到合适岗位。

经济学者任泽平及其团队研究发现，中国人口流动已从四六分化走到二八分化，表明人口流动越来越集聚化。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

据《国家治理》周刊，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核算，在已公布数据的县区中，2010—2020年常住人口减少的有近1500个，其中约1240个为县和县级市。也即，在上一个十年中，中国近七成的县级行政单元（县和县级市）常住人口在减少。

对县域更不利的情况是，年轻人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据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建平预测，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大学生数量将占到8-9成。

县城，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显然很低。

陈鹏还记得自己去年从苏州科技大学毕业的时候，如东县返乡招聘会上提供的岗位大多是技术工人。除了考县城公务员外，“想不到还有什么工作”。

陈鹏觉得，县城的基础设施也不适合年轻人。“如东县城主要的商业中心由城南的两条马路构成，围绕着三元世纪城，这样的结构近二十年没有发生改变”，四个主要的商场中有两个已经少有人问津。每次放假回家，陈鹏很少约朋友一起出去，“从小到大都是那几家商场，逛两次就腻了，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晚上的如东县最热闹的时候就是高中放学，“不然晚上几乎看不到路上有那么多的车和行人”。

陈鹏住在县城北边的经济开发区，每次回家，要倒三四次公交车。2010年左右，以三元世纪城为中心，公交路线慢慢向周边延伸。读大学之后，陈鹏感觉公交上的人变少了，以前能满座的公交车上现在乘客总是零零散散，而且大多是老人。发车也不像过去频繁，有些班次发车间隔在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因此，三轮车依然在县城交通运输中占据一席之地。

人才的短缺困扰着如东县。

2011年到2015年间，“用工荒”在政府文件中被反复提及。2015年三一重工进入如东县的时候，全县招工缺口一度达到了四五千人。如东县城周边公路两侧分布着各种各样的工厂，很多工厂将招聘的年龄限制放宽到50-60岁。即便现在，当地风电产业发展依然缺乏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

抢人，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城市之间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也反映出一个现实“隐忧”：人口的自然增长对常住人口增长的贡献持续减弱，人口流动对常住人口增长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曾经被视为负担的人口，如今成了最有价值的存在。据《中国改革发展报》报道，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建平预测，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每年会减少200万-300万的劳动力。而虽然中国劳动力人口暂不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但对于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走低的趋势，很多城市不得不“未雨绸缪”。

“引进外地劳动力”，“提高机械化生产效率”是当下如东县政府的解决方案。

“人随业走，丰富的就业机会是其人口规模扩大的关键原因。”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

比中国很多县幸运的是，如东的经济底子一直不错。连续十几年位列全国百强县，甚至从第41位上升至第31位，这样的成绩被当地政府视作如东经济保持活力的证明。

为了发展，如东县承接江南地区产业转移，去年有50家投资超过5亿的企业落户如东。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公司将原本位于苏州的工厂搬迁到了如东县。这项投资价值450亿，每年能够为如东县带来近20亿税收。因为生产线90%采用自动化生产，工厂的招工目标是受过中专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工厂一期投入生产后，他们发现很多原本在外地打工的人回到了如东县，现在两千名工人中，一半以上都来自本地。

如东县将每年纳税额在2000万以上的企业认定为大企业，政府还会组织专门小组对接。金红叶的工厂附近正在建设挖入式港池、开辟深海航道，政府希望借此解决工厂进出口问题。

刘洋的确感觉到了如东县的变化。东大街上开始有人翻修家里的住房，自建房加高为两层，用瓷砖和琉璃瓦修筑外墙和房顶、不锈钢围起院落。县城范围内，城北也在不断扩建。油菜花丛中，挖掘机和塔吊正在修建这座城市的新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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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最先变老的县城，感到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