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同事？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275 篇文章

凯莉（Kelly）在公司里很少说话，发言时英文口语特别生硬，更别提语境了。我招她时心想，国内来的，英语烂点无所谓，做数据活儿好就行，大不了开会的时候，让她别说话给我丢人，微笑总会吧。

两年过去了，我升了 VP，凯莉还在原地打转。对这个，她倒也没怎么抱怨。想着毕竟是我招上来的，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儿上，偶尔在午餐室或年会，当我跟老外同事们开玩笑时，我会试着把她拉进话题里来，创造条件让她与同事们多沟通。

直到现在还有些老外同事会聊起凯莉的高中。那时她刚来不久，有次下班我们组出去喝酒，聊起了自己的高中。当一个老外礼节性地问她上的是哪个高中时，凯莉一张嘴，中式口语说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XXX学校。”

“酷。” 老外敷衍道。

她接着说，“这是全中国最好的高中。”

“酷。” 老外还是那句。

“你听说过吗？”凯莉问得激动且天真。

“没有。”

在旁边的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刚想编个笑话救她，却听她说，“真不知道吗？成都XXX学校啊！我们学校出过一个哈佛女孩刘XX，她去了哈佛读书。”

我实在是无法容忍这份尴尬，于是把话接了过来。“这个学校在中国当年确实挺出名的，后来也很有意思的，现在想来，可以写成 MBA 案例了，经典的过度铺张导致的完蛋。（是的，我用的词是classic fuck up due to expansion，老外一下子兴趣来了。）

“当时报纸批评过。那年赶着学校上一代的高级行政，就是校长啊主任啊，都要退休了。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了个哈佛女，于是所有教这个学生的老师们就全部破格升职成了高级行政。教政治的当校长，教语文的当德育主任，教物理的管行政之类的。”

“这太经典了，”怀特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大佬，他听到后笑了，“教政治的当校长，经典的完蛋。”

我笑着看看怀特，接着说，“学校给哈佛女出了书，一时间在全国大卖，每个家长突然仿佛在家里也看到了自己的哈佛男女。同时，学校贷款，迁址，从一届 6 个班扩招成一届 24 个班，初高中共六个年级，你去想想吧。”

“一个年级多少人啊？”

“一千一二吧，一个学校，老师和学生再加员工，快一万了吧，呵，师级编制。”

“我的天啊。”

“赚疯了。”老外说，“咋会完蛋呢？”

“品牌呗？”怀特说，“跟股票一样，稀释了。”

“类似咱这两年看到的蔻驰一样，连续四个季度的销售衰退，跟他们前几年全面扩张奥特莱斯和工厂店有关。自己把自己的品牌给玩儿砸了。”

“这牌子没人买了。”

“当时蔻驰定位平价奢侈品的时候，行业里的人说，这是每个公司女前台的梦想手包。乍一听有些说不上来褒贬，但那几年他们的宣传点是在于，如果你能在这儿做好，在哪儿都能做好（if you can make it here, you can make it everywhere）。这角度一出来，感觉就对了。

“但错就错在了奥特莱斯和工厂店，直接把平价奢侈品变成了低档奢侈品。他们忽略了工作职业的鄙视链。曾经的核心客户，女前台发现她们喜欢的包现在被她们工作职业鄙视链里更下游的人背着，那是什么感觉？再加上同时期 Michael Kors 和 Kate Spade 的走红，蔻驰难啊，全球一千多家店，挣钱的不多了。”

鸡尾酒会嘛，就应该聊这些。那份让我不安的尴尬终于散去了，凯莉没待多久便与我简短告别。看她转身离去，我默默地叹了口气，她为什么要背个蔻驰？

上周我们组摊上了事儿。正逢项目交接，手底下一蠢货老外的演算模型居然在基础数据上出了问题。当晚若不解决，全组的人明儿都得滚蛋，以后再想回金融街都难。我下班后，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动员了全组加班。

多伦多的九月底，凌晨四点刚刚过去，天色还有些黑。我沿着那个消防通道的楼梯走到了写字楼的天台，这里有扇门从来没锁，就像是给那些想跳楼的银行家们专门留的一样。空气里是破晓的味道。在天台上，我看着那烟屁股，头上那点白色烟纸像个正在烧烬的白领。我把它高高地向外弹出去。抛物线划过天际，划过那长得像 Excel 表格的写字楼玻璃窗户，最终消失在了那些表格里。

等我回到办公室，窟窿总算补上了。

我坐在会议室中间，几个老外同事站在显示屏前带我快速检查了一遍模型。我看了下表格又扫了眼屋里的同事，说句“辛苦”便挥挥手让大家散了。坐回办公室的我搓了搓潮乎乎的裤腿，心里还是不放心，便又打开模型一步步地检查。

从修改中，我能明显看出这就是凯莉今晚从头到尾重做的，到处都是她的痕迹。整理、运算和推演，每处都是那么工整和清晰，就很像她写的一手好字——她第一年上班过春节时给我写了张卡，那字儿漂亮的。

看着数据我心想，今晚要是没她，指望这帮老外，猴年马月也干不出来。这好脑子，要是她的口语跟她写的字一样漂亮流畅该多好啊？

离开办公室时，我在一楼大堂里听到了她打视频电话的声音。带着耳机的她没发现我。电话里她用方言跟她妈妈说，“工作上查出了问题所以要加班嘛，不把戏点要出错的啊，出了错全组都要遭殃！没事没事啦，你给我看看狗儿……嗨呀乖乖嘞！我的乖乖嘞！”

我悄悄地在她斜后看着，电话屏幕反射的光打在她逗狗的脸上，她笑得特别自然。

一周后，项目大功告成，之前的辛苦也终于有了回报。公司的合伙人大佬带着我们全组去酒吧庆功。凯莉还是很安静，该喝就喝，话不多。我对她微笑着心想，就这样，很好，千万别开口跟我说中文，也千万别开口说英文去社交，我不想要尴尬，特别是今晚。

甩掉几轮龙舌兰后，电视里的 CNN 回放起一条稍早的国际新闻，屏幕没声音，里面是中国建国七十周年阅兵时后的解放军方阵。喝得有些多的合伙人大佬怀特对着全桌说，“我去，你看，天安门啊天安门，看那上面的人，你们这帮孩子都太小了，你看看，咱要是不小心，天安门就要来了！”

身旁的年轻老外同事们一脸茫然，纷纷看向我。我没说话，但角里的凯莉站起身来说道，“怀特先生，我是个中国人，您在我的国家国庆这天当着我和我的同事说这话，这是不体面的（是的，她用的是 Decent，体面这个词）。”

“失陪。” 她仰脖把龙舌兰甩掉，转身走了。

一桌人看着她从酒吧离去的背影，都不说话，电视里仍放着新闻，我扫了眼怀特，本能般地打起圆场，“哈，从没听她说英文说得这么好过。”

老外同事们的哈哈大笑让我第一次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尴尬。

后来，我有说有笑却心神不宁地跟老外们喝着，想走又没走成，推杯换盏地又是几轮。这一幕，像极了我后来几年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才被叫醒。

那时我被调到了另一个组，规模小了些，他们让我面试个新人，是一个中国应届生，她一脸正经，成绩很好，技术过硬，只不过英文口语也特别硬，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走了的凯莉。当我问她，你觉得人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她用那中式口音说，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