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岛》：一次对纪录片和观众的“挑衅”

《灵与岛》：一次对纪录片和观众的“挑衅”

故事始于2020年，在结束FIRST青年电影展训练营的拍摄后，朱仍不解渴，又开始筹划起一个颇为特别的拍摄计划，为此他独自开车踏上旅途，寻找电影灵感。

从上海出发，朱驾车驶过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虽然这趟旅程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但一种来自废墟的引力召唤着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去到当地的烂尾楼或鬼城寻找废墟的痕迹。

朱也许是最了解中国烂尾楼的导演之一。他曾经在烂尾楼里给一群流浪汉放《山河故人》，他们一起喝酒聊天；还在一块拆迁地旁碰见了“钉子户”朱伯，朱伯的孙子患有自闭症，他在被拆迁的邻居家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神庙，以此作为一种无声的抵抗；在一个海边的烂尾楼里，导演还看见了一个老爷爷看守着从未开起来的赌场……

可惜的是，这些故事并没能延续下去。烂尾楼中的隐遁者或主动选择避世，或因被安置的宿命而一夕没入人海，再无音讯。

经过一系列的打击，朱依旧没有惧怕失败，“我是天蝎座，我很能转化负面的能量。对于我来说失败是很关键的，你得有失败，才有力量吸取经历，才能去做后面的事。”

众多故事被迫中断，但这种偶然性和意外依然摩擦出了灵感的火苗。他带着旅途中的所有感受回到了位于上海长兴岛的埃及主题废弃游乐园——这是他旅行的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朱最终在这里开启了新片的拍摄。

这并非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大多数烂尾楼都随着人潮的退去而失去了生机，而在朱眼里这块游乐场不一样，不可预期的变化仍在发生，时间并未在这里凝滞。置身其中时，朱还能体会到游乐园里的流动性。

“我感觉这一趟所有的经历，遇到的所有人其实都是为了搬回做准备”，朱在乐园旁住了下来，花了十个月与这块废弃乐园建立联系。

从上海市出发去长兴岛，你需要穿过一条绿森森的隧道，再从卫星地图上降落下来，接着你会进入到一个“有灵之岛”。

这是电影的开场，导演用特殊的仪式邀请观众走进一个有灵之岛、一个由感受构筑的纯粹世界。

“这个地点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导演看来，长兴岛即是影片最重要的主角，而对于一个默不作声的角色，最好的了解它的办法即是倾听他人的描述。

《灵与岛》在拍摄对象的选择上是非常讲究的，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见证了乐园的部分历史。

金伯，一位长丰村的土著，他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历经当地盛衰兴废；秦伯，曾是乐园保安，他目睹了这儿最辉煌的时期，后去外地打工。据他回忆，在九十年代，长兴岛热闹非凡，“附近的旅馆和餐厅通通爆满”；吴伯，长丰村村民，“机器人拉车”创始人；阿梁，外地音乐人，在乐园荒废后，他与一群艺术家来到这里狂欢，却不料发生了一场意外，他见证了当地的“艺术乌托邦”时期；小贾，来先丰村打工，为了猎奇到乐园拍抖音；开头的情侣，同样是因为猎奇来这里，“他俩代表的是纯粹的outsider——就像每个观众一样，都是第一次穿过隧道来到长兴岛”；而朱自己也是影片的一部分，他参与了电影的叙事，这些人物的记忆共同构成了乐园的拼图。

导演在影片中的参与感是逐渐增强的，《灵与岛》一开始采用了屏幕电影的形式，开篇导演乃至镜头是不存在的。然后切换成正常的镜头，跟随镜头的找寻，废弃的主题乐园也逐渐浮现。慢慢地，镜头背后的导演开始与人物互动，从此刻开始，镜头不再是干瘪的记录工具。在影片中，镜头会对音乐做出反应，伴着乐点沉醉地摇曳，还会变身成幽灵，飞向天空。相机成为了导演身体的延伸，也具备了性格。

朱不想做“墙上的苍蝇”，他坦然地承认相机和自己的存在，“我对相机一直有种疑问，别在这儿装没人在拍了，你得给相机一个性格”，“它就像我的一个眼镜，是我看这个世界的方式。”

镜头是有性格的，朱的电影同样也是。他并未按图索骥地讲述乐园的历史，在他的价值天平里，当下的感受是第一位的。

因此《灵与岛》并不属于传统的纪实电影，而是掺杂着个人感受的Docufiction（纪实虚构电影）。它是纪实的，也是虚构的，现实和魔幻在电影中交替上演，导演用亦真亦假的故事让观众检视自己的经验，“如果它是纪录片，但突然出现魔幻的点，会让你质疑你所生活的世界，它会扩宽你的认知”。

相对于照本宣科地拍电影，导演更想去“挑衅”纪录片的边界，探讨纪实与虚构之间融合的可能。在《灵与岛》里，真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定理，至于电影里的故事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得由观众自己去体悟。

《灵与岛》的观影过程对于观众们来说是一次挑战，它不断地让观众去检视经验，打破那种被经验所固化的真实，抛却既往的认知后，得以进入到更为纯粹的思考——也许真实不存在于客观现实，而是存在于自我对世界的认知中。

“打破纪录与虚构的边界”是Docufiction（纪实虚构电影）的核心属性。谈起Docufiction，导演滔滔不绝地描述着电影的另一种可能，在加州艺术学院读研的他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课题，给我们列出了相关的片单。让·鲁什的《夏日纪事》从纪录打破到虚构，阿彼察邦的《正午显影》则是用故事接龙的方式打破传统电影的结构，朱认为李珞是一个中国地下电影的icon，李珞的《李文漫游东湖》就是Docufiction的典型模样。

“不强迫，不揠苗助长”，导演认为，Docufiction的核心在于过程，他不愿意用工业化的流程去限制电影的可能性，也不愿意去规定电影的样貌，导演通过打破常规的创作过程来打破电影的边界。他认为电影不应该局限在脑海中，需要设身处地去感受环境，体验在环境中流动的真实性，导演可以是“一种海绵”，汲取环境中细节和灵感，将之发散、打破后，再建立新的电影。

正因如此，《灵与岛》的创作过程回归到一种很纯粹的情境，就像是“一个小孩搭乐高”，他没有图纸，但这并不影响过程中的热爱。导演觉得拍摄过程是一种很“当下”的感受，那里网络不好，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回避掉外在的打扰后，只能看书、只能拍摄、只能与自己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