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丽娜：走进他生的秘境，人类必经的心灵修行

在西藏这片神秘而浩渺的土地上，自然生态的丰饶和雄伟，与人类的文化传承，共同构成了这片高原上独特而宝贵的生态系统。透过纪录片，我们可以近距离观赏这片青藏高原的壮丽景观，感受她那激荡人心的美丽与力量。

（被救助的小藏羚羊跟着野保员队伍晨跑）

爱上纪录片：您是位内蒙古姑娘，是什么机缘使您热爱上了喜马拉雅区域文化，最终选择在藏地工作生活。

张丽娜：我是在内蒙古海拔1500米左右的小高原出生，因为蒙藏文化的相通性，对以藏文化为主的喜马拉雅区域文化有着天然的感情。在来西藏之前，我曾经看过一部《西藏一年》的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像指引我来到了西藏，让我更多地了解藏地高原的魅力，同样西藏打开了我的心灵，所以一直心存感激。在西藏心生归属，从游人转身为传媒艺术的倾心创作者，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传媒的视角，我参与到一些西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工作中。比如，参与拍摄拉萨古城的抢救与保护性纪录项目、布达拉宫纪录片、罗布林卡的宣传片等，这些工作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去深入了解藏文化的内核。我会把特别喜欢的八廓街、江孜古城和日喀则老城作为拍摄微电影和纪录片的取景地，这些自然遗产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我曾经与团队住在世界遗产核心区——八廓街整整两年，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汲取藏文化和开启自我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前几天参加分享会时，一位藏族年轻人说，“你一定是西藏人吧”，因为他觉得我的说话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西藏的情感和认知已经与当地人非常接近了。

（张丽娜与野保员热地）

爱上纪录片：在高海拔、恶劣气候条件下拍摄纪录片的挑战是什么？你是如何应对的？

张丽娜：我们现在的工作室在海拔高达3千米以上的拉萨，这种条件下生活会面临缺氧的问题，当抵抗力低下时，我们容易频繁患病。因此，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我一直强调团队成员身体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逐渐摸索并积累了一些生存小技巧和方法。比如，在团队下乡的过程中，我会让大家保持腹式呼吸，以提高血氧含量，减少头痛和心脏不适等症状。另外，在出发前，我们会接受一些医疗自救的培训，邀请当地医生给我们提供指导。我个人认为在高原拍摄属于特殊拍摄范畴，在外出拍摄中，每个剧组成员，都必须具备足以自保自救技能，以更好地进行拍摄。我们还参加一些徒步训练，以调节和适应高原环境。此外，准备一些小工具，如随车的小药箱和氧气包，这些都是生存在藏地的必备物品。因为经常带队下乡，我会考虑每个同行伙伴的身体状况和他们背后的家庭，所以我会清楚地向大家解释这些方面的情况。

第二个挑战是技术问题。在无人区，我们常常面临不可预料的技术挑战，比如，我们的设备电池在平原上能够持续使用三到五小时，但在高原上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电量，我们需要带很多备用电池。此外，设备故障也经常发生，比如摄影机和电脑莫名其妙地罢工，而回到平原上又能正常使用。因此，我们有时会带双份设备，以确保工作正常进行。因为每次在西藏的旅途非常遥远，可能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果没有充分准备，我们的时间和人员都可能造成严重损失。此外，由于高原上阳光强烈，如在无人区的草原上，扰流非常严重。在平原上我们很容易拍摄到清晰的远处野生动物，但在高原上，只有早上的六点到十点和下午的六点到十点可以作为正常的工作时间，其他时间由于扰流的影响，工作常常无法正常进行。这也是我们要不断克服和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挑战是沟通问题。由于我们前往拍摄的地方是藏语区域，主要位于西藏边境一线、无人区和基层地区，与当地的野保员和农牧业者交流是我们与他们打交道的主要方式，而他们大多不懂汉语。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想与他们快速建立友谊，自学藏语是有必要的。

我们在高原上可能需要花费七天蹲守等待一个镜头，花两个月的时间持续调研。我们在高原上也逐渐习惯了保持平和的心态，并随时调整自己，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智慧，学会这一点后，我们能够更好地与镜头前的动物和人类建立友谊，在创作过程中也会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

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面临不断解决问题的挑战。不论我们的准备有多充分，执行计划写得多完美，在实地的情况下都会不断变化。事实上，它从来都不会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发生。在西藏，我们需要更具想象力，并且要有能力应对那些出乎我们意料的情况。这些情况不断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爱上纪录片：您的家人曾经有没有阻拦过您，劝您不要去西藏拍摄，而是去其他地方拍摄。

张丽娜：在过去十多年中，我来到西藏面临了很多生理上的挑战。尤其是刚开始到高原的时候，我的家人和好友都曾经担心我一个人背着行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亲人和朋友在身边。然而，我经常与他们分享我的照片，成长过程和在西藏结交的藏族朋友，让他们了解到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如此具有挑战性和成长性。渐渐地，他们开始理解和支持我的追求。

为了适应西藏的环境，我们团队定期进行体检，咨询藏医，并根据他们的建议服用藏药来调理身体和心脑血管健康。这样的保养活动使我们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同时，我们也在学习藏医知识，因为藏医在西藏文化中非常重要。通过学习，我们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另外，西藏对于心灵的疗愈和激发灵感的能力也非常出色，它增强了我们的感性思维和拓宽了我们的心灵视野。人们常说，在西藏长时间工作和生活的人会变得豁达，并更加理解这个世界。

爱上纪录片：您是如何选择克松村作为纪录片《克松人家》的拍摄地点的？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张丽娜： 《克松人家》是命题作文。克松村因为时代原因频频受到媒体的报道和传播，也使得克松村在我理解西藏方面成为一个比较独特的村庄。挖掘故事的困难性，会直接导致拍摄出更加出彩的主题的困难。

在这个选题和拍摄内容呈现越困难，我越喜欢挑战。当我们的摄制组去这个村庄时，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是被村民拒绝的。因此，我们静下心来用两个月时间与他们打交道。最后，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对夫妻晚上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吵架了，让我劝劝。

还有一个例子，拍摄对象中，有一对父子想开设西藏的第一家古董收藏乡村博物馆。后来他们成为我的顾问，因为经常去西藏各地淘宝，所以会向他请教，问问这个物件是哪个年代的，审美怎么样，他会非常耐心地为我们解释。克松人家打开了我理解纪录片的新方式，也让我对于在镜头前的人和村庄有了新的认知。后来在影像创作中，我会更多地思考这个地方，并选择更具创意的题材。

爱上纪录片：您曾经提到：《克松人家》完成了一次从仪式化记录向生活化记录的转变。同时《克松人家》也是一部轻量化的影片。面对纪录片的轻量化和精品化趋势，您认为如何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提高纪录片质量和观众体验？

张丽娜：我认为自己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完全呈现这个大议题。我们只是一支在西藏追逐纪实的微小队伍，我也是个“刚入门”的纪录片制作者。在纪录片创作中，我认为不应刻意迎合观众，而应追求独立创作思想的表达。在西藏，定义纪录片的意义很困难，西藏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创作内容和创作者都比较少，尤其是精品创作，每部影片都留下了历史，成为数据库。我曾看过一部名为《西藏一年》的纪录片，它具有浓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和价值。在西藏创作这些影片时，我们的初衷还是希望创作能够引起观众共情的选题策划。

关于新技术提升纪录片体验，虽然我们生活在第三极，我们团队是拥抱新科技的。最近我们使用了AI脚本创作、AI绘图作曲和剪辑。在纪录片创作中，我们努力通过影像展现现实世界，比如使用显微镜来展示湿地中微生物的微观世界，或展现花朵植物的叶脉等，希望能打开观众眼界，展现不同于肉眼所见的纪录片世界。

我们也在研发机器人，因为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环境下，我们的体能和精力都受限。机器人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代替摄影师的眼睛，甚至能在野生动物群中完成拍摄。最近我们正在研发一款牛粪机器人，因为之前拍摄黑颈鹤非常困难。无论我们使用多么高焦段的摄影机，黑颈鹤仍会保持距离，对人类和外来生物有强烈的防范心理。我们穿上牦牛皮衣服，涂上黑颈鹤粪便，潜伏在草堂子里拍摄，但因天气寒冷，早上时我的鼻子和脸都冻伤了，结果也没有拍到理想的画面。通过纪录片，我们希望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强影像对现实的表现能力。

爱上纪录片：在进行《羌塘生灵》拍摄时，您遇到过什么难题？是如何克服的？

张丽娜：《羌塘生灵》是我们从2021年开始关注羌塘无人区的一个短视频项目。这个项目通过拍摄记录了羌塘无人区的人和动物的故事。在拍摄的过程中，由于身体的限制，我们每次只能在无人区停留最多15天，因为超过这个时间身体会受到严重的反应，比如失语症。因此我们规划了连续的拍摄周期，每次七天在无人区拍摄，然后回来休息调整，再次前往拍摄。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最困难的挑战是解决野生动物的警惕性问题。我们需要与动物相处一段时间，让它们熟悉我们的存在。例如，在拍摄藏羚羊生产过程时，我们要在藏羚羊的产犊区搭建帐篷，帐篷里有两位摄影师，他们要进行守候。但是在这个守候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先与动物交朋友，通过一些算术游戏来与它们互动，因为野生动物也会数数。我们会派出一个摄影师两次出帐篷，然后再离开，只留一位摄影师在帐篷里，持续守候。有时候这个守候的时间可能需要长达五天，直到藏羚羊熟悉了我们的帐篷和镜头，解除了对我们的警惕性。因为无人区的动物很少接触人类，更多的是野生的生物，一旦有人类的气味或存在，它们会第一时间察觉到。它们对味觉的敏锐度也非常强。因此，解决野生动物的警惕性是最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在出发之前咨询一些科学家的意见，他们对藏羚羊、黑颈鹤等高原动物有很多研究，他们会教授我们具体的方法，既能解决动物的警惕性，又能有效地保护它们，避免对它们造成伤害。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团队需要具备较高的学习能力，不断地优化工作方法。

总的来说，我们是一个热爱学习，不断优化工作的团队，通过拍摄《羌塘生灵》这个项目，希望能够展现羌塘无人区的美丽和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最近正值藏羚羊生产高峰期，很多游客都能拍到小藏羚羊出生的画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有所担忧，会思考该如何更好地保护藏羚羊。我们穿着鲜艳的衣服，然后在草原上去叫喊，激动的喊叫声都有可能会给藏羚羊们带来很多的伤害，有些藏羚羊可能还没有生产，就会因为这种叫喊声而流产了。所以我们在拍摄中既要解决拍摄难题，也要去做到更好地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朋友。《羌塘生灵》这部片子展现更多的就是生物知识的科普，科学家朋友们提供了很坚实有效的理论支撑。

爱上纪录片：您觉得野生动物的拍摄对于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物种有何影响？

张丽娜：我认为可以从正向和反向两个方面来理解，在野生动物摄影中，我们最重要的感受是拍摄伦理的重要性。我们绝不能为了摄影某一个精彩画面而忽视动物的感受。对于摄影师、导演和野生动物自然生态纪录片从业者来说，他们必须要克制自己的冲动，先保证动物的安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喊叫可能会对动物造成伤害和惊吓。同时，在拍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保护这里的生态系统。众所周知，娇弱而敏感的生态珍境，位于第三极的西藏，所以我们在穿越无人区的过程中，如果道路条件允许，我们尽量骑摩托车而不用越野车，以减少对草原的伤害。这样做非常重要，因为一株草可能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会生长几毫米或几厘米，它们的生长速度特别慢。尽管我们可能认为它们只是一株草而已，然而当面积上的草全部死亡时，草原可能会面临荒漠化的问题。荒漠化之后，藏羚羊就会缺乏食物，这会导致更多羚羊的死亡。因此保护生态链的完整性，我们不能伤害一株花一棵草也非常重要。 在无人区，很多人会使用航拍技术拍摄野生动物，他们会觉得航拍所拍摄的画面非常壮观。很多人为了拍摄精美的画面而用无人机追逐拍摄野生动物，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例如，藏羚羊交配时会群居生活，一只公羚羊会和十几只母羚羊在一起。当我们使用无人机去追逐时，公羚羊可能因为受惊而失去与配偶交配的机会，这样就失去了他们繁衍后代的机会。基于拍摄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自然宝藏，保护好野生生物的美好家园。

我一直在讲理解生命，保护生态的方面做讲座，并与许多摄影师和游客分享这些观点。因此，在任何工作中，我们都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我们作为人类必须要去理解其他生物，不要觉得我们是高于它们的物种。在西藏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对自然和生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自然界中，人类与动物处于一种非常平等的状态。通过观察自然中动物的生死和生命中的困难，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生命的不易和美好以及无常性。我自己也是在工作过程中慢慢体会到这些，逐渐找到了心的依靠。

我一直认为在高原上做任何事情都要充满敬畏之心，敬畏所有的生命。我给你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当我们拍摄雅鲁藏布江畔的一个村庄时，有一位村民是护林员，他们守护着长在沙漠中的一片杨树森林。这些树是经过他们村民二十多年的努力，慢慢在沙漠中种活的。护林员对这些树有着家人一般深厚的感情，等树长大后，白唇鹿就来到了江边，它们在江边饮水，在树下乘凉。有时它们会做一些让人不高兴的事情，比如用头和脚折断树枝，吃掉杨树的叶子。树可能被无形中折断。但藏族人对生命的理解非常好，他们既爱护树木，也爱护白唇鹿。他会拍拍白唇鹿，用藏语说：“你太淘气了，不能这样，不要再吃树了”。虽然他很无奈，但他不会伤害白唇鹿。因为他一直认为每一个来到他身边的人类或动物都是生命的福祉，所以尽量不去伤害它们，尽可能地表达出敬畏之情。我们普遍认为种树就是将树木植入土壤，但是对于他们村庄的护林员而言，树木更多地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具有灵魂的植物。正是因为有这种敬畏之心，我们能够拍摄到如同与家人一样的亲切场景，这令我深深感动。

因此，通过野生动植物拍摄，唤醒人们对生态的意识，对生命的重新思考，这是很正向积极有意义的事情。

（导演张丽娜与救助的小藏羚羊在无人区草原上散步）

爱上纪录片：自然生态类纪录片越来越强调人文主义的精神关怀，您是如何将这种人文理念融入到纪录片中去的？

张丽娜：其实在创作自然生态纪录片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人文主义精神的关怀，这正是真正意义上做纪录片的目的。因此，在制作自然类纪录片时，我们首先要学习藏文化，了解高原人民对自然的态度。然后，将所学知识和态度转化为镜头语言，向全世界观众传达高原人对自然生态的人文主义关怀。除了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创作外，我还会研读寺庙中的古老壁画和一些西藏传说故事，例如大家熟知的念青唐古拉山和圣湖纳木措的爱情故事。

在高原地区，我们所见到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泊，都有着充满传奇的故事。通过古老壁画中的生物形象以及我们眼前的山川河流，我们讲述着古老的高原天人合一理念和最朴素的生态观。我将这些故事理解为一种极为朴素的生态观，恰恰具备了可持续的态度和理念。当今拍摄纪录片或关注自然生态环保时，我们更多地以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去探索和阐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是藏族人向我展示了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他们所传达的这种共生，并非固定的数值，不是今天草地有100万亩，藏羚羊有20只，明天我们仍然要保持这个数量。他们的观念是一种流动的、相对平衡的。当藏羚羊数量增多、野驴数量增多时，如何更好地平衡这些生物链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拍摄过程中，从藏族人民身上我学到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我计划将人文主义的关怀精神与藏族人的高原朴素生态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融入当前和即将制作的纪录片中。我也希望观众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生活方式。

爱上纪录片：女性视角对纪录片的创作有哪些帮助？

张丽娜：作为女性创作者，在创作自然生态纪录片时面临一些体能和家庭等问题的限制，但这些限制也可以成为作品独特性的体现。我受到法国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的影响较多，她在创作中始终展现出快乐和人文关怀的状态。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我希望自己也能充满慈悲、快乐，能够发现更多细节并传递更多疗愈和温情的视角。

女性创作者拍摄自然生态纪录片时也有许多优势。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业者，她们在创作过程中能更好地发现动物的各种习性和细微的呈现。比如，在动物的育儿期，她们能更好地观察动物如何带宝宝、克服自然界的困难，以及保护自己的孩子和与配偶共同生存的策略。我相信，在自然生态纪录片的创作中，女性一定拥有许多优势。

爱上纪录片：您之后的拍摄计划有哪些？

张丽娜：我们一直在进行不断的录制，但是最近最重要的是我们团队将继续深入创作关于《羌塘生灵》的生态纪录片。我们认为之前的创作只是冰山的一角，希望能够更深入地进入羌塘无人区，将这部纪录片完整地呈现给观众。我们将更多地关注两个核心物种——黑颈鹤和藏羚羊，它们都属于迁徙物种，有时候，我们会憧憬着像它们一样，以迁徙的生活方式在西藏高原上生活，融入自然。在拍摄过程中，我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不仅要拍摄它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还要记录它们的生活状态、遇到的困难以及迁徙过程中的故事。因此，这个拍摄周期将会比较长。这个过程对我和团队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驾驭这部长篇作品，以及在创作过程中也会担心团队身体的安全。当然，我还是会把它当作一项挑战，这也是见证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正在多方面筹措资金和技术人员，希望能够壮大我们的创作团队。

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我们将使用一些新媒体传播方式，例如在拍摄纪录片时进行直播，让大家第一时间感受到我们拍摄过程中的乐趣和艰辛，实时观看我们的拍摄状态。

除了拍摄自然生态纪录片，我们还在西藏开展许多公益环保活动，希望呼吁更多人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进行科普教育，让他们了解如何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因此，我们会进行一些科普和公益分享讲座。我们团队的摄影师给高海拔的野生动物保护员进行影像课程公益培训，因为他们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最前线人员。我们希望能够提升他们对影像的认知和使用，以科学规范地记录野生动物的实时情况。 对于纪录片的意义来说，对于西藏而言，更多的是希望能够留下一些痕迹，能够共同守护这个生命群体使我们感到幸福。这也是我们对青藏高原的回馈，源自内心的喜欢和坚持。我将来还会继续在高原上拍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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