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病毒学家，决定站出来
58岁的张永振，做事总是很快。
他喜欢开快车，雨天也不减速。他每天都要在集中的时间段里快步走1万步，快到团队里的年轻人都觉得吃力。他回复各类信函、邮件的速度，也快到和他隔着时差的朋友觉着奇怪，他是不是不睡觉？
只要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你就能明白，2020年1月，他成为第一个向世界公开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科学家，一点也不意外。现在的他，身份是一名病毒学家、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兼职教授。
张永振在实验室 / 图源：中国疾控中心（2019年）
张永振想要快。
从2001年开始，张永振才决定专攻病毒研究。这一年，他36岁。同龄人里，他的朋友、病毒学家石正丽已经留法学成归来；他后来的合作伙伴、英国病毒学家爱德华·霍尔姆斯也已经有所成就，而他刚刚起步。只有比别人快，才能争得生存空间。
张永振常把“每个人都是一个脑袋两只手，哪有什么捷径”挂在嘴边，但进到他实验室团队的人都清楚，在这里做研究，没有996，只有8107。
2017年，张永振的第一个博士后陈燕玫进组时，他还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做研究。当时，他是这样做表率和督促的。每天7点不到，张永振就已经在办公室里坐着了，晚上他又有睡办公室的习惯，他的办公室又是离大门最近的那间，有人进出，他都看得到，活脱脱一个“人形打卡机”。
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张永振睡办公室，爱德华·霍尔姆斯很惊讶，他从没见过这么投入的科学家。当时，他得到的解释是：想要追上（catch up）其他科学家。
若你以为张永振急于求成，一定误解了他。他想的是：“速度和激情是连着的，我要是这样——说着他缩头耸肩，做出小心翼翼握方向盘的样子——我就完了你知道吗？”他需要一股冲劲，“没有激情，任何事情都做不好”——这是他的信念。
张永振的性子也是又刚又直。
2007年，林献丹在一次狂犬病学术会议上认识张永振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专家“挺敢说的”。和几位学术权威讨论时，张永振很直白：在这一点上，我是不赞成某某教授的意见。
他不是那种为了表示谦恭，放弃学术立场的人，但在愈发“以和为贵”、做“好好先生”的学术讨论里，张永振的“直”显得不那么合群。
有时就连合作者，也觉得张永振很难沟通。
陈燕玫看得很清楚，原则问题上，他不能将就。你很难从他那里听到“这样也行”的勉强妥协，而是“这样不行，如果你们改不了，我就不参与这个课题，就不要挂我的名字了”。
对于认定正确的事，受到责难的他敢反呛对方一句：“我做错什么了？”
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要想实现超越，的确少不了勤奋和高效，刚直的性子也让他无须耽于人情世故，但无论是成为爱德华·霍尔姆斯口中那个“改变了病毒学的人”，还是最先公开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后，成为那些涌到邮箱里感谢他“拯救了世界”的人，张永振之所以脱颖而出，源于那即便是科学家也稀缺的、独属于他的使命感和科学巧思。
他深受部队的熏陶，跟过一位做到了副司令位置的人物。即便从未经历过战争，他也不自觉地用军事术语来打比方。他做科研，像攻城略地，要讲战略战术，抓主要矛盾，他从“大的科学问题”出发，课题得提前三五年布局，完成一个就是攻占了一个山头。
成为病毒科学家
3岁时，病毒侵袭了张永振的大脑，他得了脑炎。上世纪60年代，这是一类很危险的病，得过的孩子，大多不是死了，就是傻了。
后来母亲告诉他，当时他四肢僵直，说不了话，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50天，医生都估摸着他没救了。
张永振偏偏挺了过来，而且神志清晰。也许，命运眷顾，张永振就是要成为一个扛得住病毒，与病毒和平共处的人。
张永振不是一开始就奔着“当病毒科学家”去的，直到2001年，病毒才进入张永振的研究视野，这时，他已经36岁了。
人类用电子显微镜第一次看到病毒的时间，至今也不到100年，病毒比细菌更小、更神秘，我们对它的认知极其有限。
在他刚刚走过的90年代，抗生素已经普及，且普遍适用，细菌性传染病相对可控。但哪怕只是对当时流行的乙肝，疫苗也还没有普及，而艾滋病，更是连疫苗都没有。
张永振就想，传染病也可以看成一个生态学问题，细菌和病毒也是弱肉强食，也要抢地盘。有了抗生素，细菌性的传染病相对好控制了，但病毒性的传染病很可能乘虚而入。他决定，要转向病毒研究。
在这之前，他研究的是免疫学。起初那些年里，张永振见过不少“你是外行”的眼神，他看在眼里，但没放在心里：“我从来没感觉到这个事我不能做，我做不好，我没这个概念。”他抓住了核心：“病毒不就是生命科学里面的一个部分吗？”
张永振课题组的现场团队成员正在水下采样 / 受访者供图
研究病毒的方式有很多，张永振做得最多的，是主动发现新病毒。
这个想法就像大海捞针，一开始并不被看好。交流时，爱德华·霍尔姆斯最初就认为：发现新病毒能做出成绩，但做不出大成绩。但张永振看准了，这里面一定藏着“大的科学问题”的密钥。
但究竟看不看得准，还得实际去验证。
2010年，在溯源引起出血热的新发病毒时，张永振的团队意外发现了另外两条另类的病毒序列。
这两条序列来自湖北荆门一头牛身上的蜱虫，和引发出血热的病毒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它们和已知病毒唯一的交集是，和黄病毒（能引发乙脑、登革热等疾病的病毒类型）的两个基因序列相似。
荆门病毒最初是从一头牛身上的婢虫里发现的 / 受访者供图
他们按照黄病毒的结构特征，破解它的全基因组序列，但3年过去，团队想尽办法却一无所获。负责破解它的博士后来哭着来找张永振：张老师，做这个3年多了，结果我一篇文章发不出来，我也要评职称，我怎么办？
张永振转换思路。基因组序列分节段和不分节段，是病毒分类的一个重要规则，代表着不同的演化方向。有没有可能破解方向错了，眼前这个新病毒并不是不分节段的黄病毒，而是分节段的其他病毒？
新的分析证实了张永振的假设。他们又在样本数据库里找到另外两个节段，终于破解了这一新病毒基因组完整的四个节段，张永振将它命名为荆门病毒。
就像人类是从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病毒自然也有演化，病毒学家早就想知道：分节段的病毒与不分节段的病毒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荆门病毒第一次为这个猜想提供了证据，在二者之间搭起了桥梁，也把我们对病毒、乃至生命起源进化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后来，《自然·微生物学评论》用一张配图揭示发现荆门病毒的意义：在病毒起源进化的过程中，分出了两条路，一类病毒朝着黑夜去了，一类病毒朝着白天去了，而荆门病毒就站在岔路口的起点上。2015年，荆门病毒的故事入编英文版《病毒学原理》这一经典教科书。
《自然·微生物学评论》用这幅插图解释荆门病毒的科学意义 / 图源：Nat Rev Microbiol,2014
由此，张永振第一次证明了，发现新病毒能做出大成绩。
如果说，这一发现起初有运气的成分，那么2016年，那篇发表在《自然》上——通过发现1445种新病毒向学界宣告“重新定义无脊椎动物RNA病毒圈”的论文，则是张永振看准之后、稳扎稳打做出来的成果，并彻底扭转了爱德华之前“发现新病毒做不出大成绩”的看法。
定战术，一网打尽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件事，多数人不去做，要么这件事没价值，要么这件事有重大价值但很难，大家都没办法，于是不愿意做。
对张永振来说，主动发现新病毒属于后者。求索科学真理的路上，有的人挑简单的事做，有的人就乐意知难而上，张永振也是后者。
说到“难”，他的激情又迸发了出来，他不介意把话说得绝对——“任何事情只要一低头这就麻烦了”“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绝对不能用到这儿”“退一步，障碍就永远是个障碍”。他又和打仗联系在一起，战场上是有督战队的，“你要往后退，一下子士气没了，仗没办法打了，逃兵都是要被干掉的”。
可自然那么大，病毒那么小，究竟怎么找才能一网打尽？光凭一腔热血不顶用。
2019年，在成为张永振的博士生之前，吕嘉昕就从复旦的硕士导师那里听说了张永振的研究思路：张老师做的是用宏转录组（一项可以检测细胞RNA的基因测序技术）发现病毒。当时，吕嘉昕一听就愣了：“还能这么玩？”
他知道病毒是什么，也知道宏转录组技术是什么，但是把它运用到新病原发现，他从来没有往这个角度去想。“因为我们以前的认识，宏转录组是用来做人体细胞基因表达的。”但下一秒，这个新颖的想法就捕获了他，对啊，“他完全可以这么做。这么玩应该很好”。
原先，病毒学家发现、测定新病毒，更普遍用的是宏基因组技术，但这项技术的缺陷在于，它主要用来检测DNA，而自然界里大部分是RNA病毒。靶子没对准，当然很难发现RNA病毒。这也是2011年以前，人类发现新病毒效率不高的关键。
如果用病毒分离培养的办法，在这个大树里面的红点是能发现的病毒。如果用PCR办法，就是蓝圈里面发现的病毒，用宏转录组可以发现所有病毒 / 图源：Cell,2018
看到别人埋头找DNA病毒却事倍功半，张永振想的是另谋出路。“既然是RNA病毒占多数，我们就要想办法，得要测RNA而不是测DNA。”说着说着，他把桌子敲得咚咚响，以示重点。
有时，事情之所以看上去难，先是欠缺一个巧思。
“科学，Ideas First。我不是因为有了某一项技术，我才去做某件事儿，我是因为要做某一件事儿，想我得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甚至去创造方法，这才是国际一流实验室要做的。”张永振说。
就像诸葛亮“草船借箭”一样，张永振借来了宏转录组技术，一下子就在策略上把病毒一网打尽。“不管是DNA病毒、RNA病毒还是细菌，只要它们还活着，就都有从DNA转录到RNA的这个过程，我们测的就是RNA，不就把所有（可能致病的）生命形式都测到了吗？”
成为目前世界上发现新病毒最多的科研团队，光靠宏转录组技术还不够。
在进入实验室、纳入宏转录组技术的视线之前，病毒是先从自然界里捕获，因此，选择采样现场、保证样本质量同样关键。
张永振选采样现场像找金矿，他还要找存储量大、种类尽可能多的，铁矿和小金矿都不行。
要想尽可能高效地发现病毒，需要退回原点。病毒需要宿主，它们会寄宿在动物、植物、甚至细菌身上。要想找到更多病毒，就要先找到多种多样的宿主，进而考虑，哪里的生物多样性更高。
2007年，张永振就在布局采样现场了，一个点是温州，另一个在武汉。选温州，是因为它“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尤其复杂多样的山林，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武汉地处“千湖之省”，而水是生命之源。之后，他又把海洋生物纳入视野，再往后，医院也成为一块拼图。毕竟病人被感染了，一定是到医院去，而医生也需要借助科学分析找出病因，对症下药。
病毒和生命的起源和登陆 / 图源: Curr Opin Virol,2018
像攻城略地一样，局面就这样一点点打开，张永振才能真的做到尽可能多地把病毒一网打尽。
十多年里，他先通过研究狂犬病、出血热，理清病毒和宿主的关系，后在研究新发出血热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荆门病毒；接着他以荆门病毒为突破口转入节肢动物，发现节肢动物是病毒进化的心脏；又通过节肢动物拓展到所属的无脊椎动物中，发现更多病毒；再反向从脊椎动物中完成一个闭环——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发现了5500多种新病毒。
爱德华·霍尔姆斯是在2012年认识张永振的，11年的跨国友谊里，他是张永振蜕变和超越的见证人。“张的研究革新了我们对病毒世界的理解，他告诉我们，完整的病毒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元。他重新书写了病毒学的教科书。”在回复南风窗的邮件里，爱德华不吝赞美。
科学不是靠努力就能追赶上，真正让张永振实现超越的，其实是他的“Ideas”，以及为实现它的各种谋划。
“病毒学纯基础的东西，Eddie（爱德华的昵称）一定比我厉害，我是因为有新疆兵团的历练，大的问题，我看得比他准。虽然我起步晚，但是我能抓住重要的科学问题，这是我的优势。”张永振道出他的秘诀。
但如果资源充足、条件允许，张永振何尝不想做更多更快更容易的，还是形势所迫，逼出来的本事。
他曾经跟博士后导师徐建国院士诉苦：您是所长，钱多人多，撒10张网能捞到鱼就可以了。对我这个穷人来讲，一网撒下去必须捞上鱼来。网朝哪里撒，我得先练眼力，还得撒得准、捞得多。等在别人后面，轮不到我了。
也许当初他所处的环境和战场一样，是穷山恶水、弹尽粮绝，必得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他又一次和打仗联系起来。战场上都是拿命来拼，开战前，定要先谋划战略和战术，要攻下哪里，从哪突击，用火箭炮还是迫击炮，必须克敌制胜。一招不慎，就是全军覆没的事。下一秒他就转了回来：“科学也是这样。”
如今，做到了这些，张永振才区别于纸上谈兵，才能更有底气地说：只有发现了新的病毒，才可能全面深刻地认识病毒是什么，它在整个生物圈、生命起源过程中的角色是什么。“这是生命科学根上的问题。”
“只是通过现在已知的病毒，我们没办法回答，特别是10年前。因为那时候人们发现病毒都是因为病，有了病才去研究病毒，但病毒不等于病，大多数病毒是不致病的。即便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只有知道自然界还有哪些病毒可能引起疾病，它的播散规律是什么，我们才不会盲目应对。”
预则立
2016年，很多人对张永振刮目相看。不只是因为那篇论文发表在《自然》上，而是学界同仁也看得出来，那篇论文的科学价值。
“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真才实学是我们大家都佩服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2016年，上海公卫中心分管科研的副主任徐建青来找朱同玉，提出希望引进人才，对象正是张永振。
朱同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时任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就是从这里认识了张永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回复他：引进他就对了，做学问我们做不过他。
朱同玉爱才，但把人引进来之前，朱同玉都会和他们吃饭，一顿饭的功夫，他能看出对方的真实想法和意图。2016年10月，他对张永振的第一印象是：不修边幅，纯粹搞科研的。
“我引进人就是两条，你这个人能为我这个单位助力，我这单位也是你事业发展的平台，如果这两条都能对上，这个人才会长久地在那待下去。”他风趣地对南风窗补了一句，“因为钱结婚的，也会因为钱离婚。”他有个梦想：建一所研究院，请1000名科学家，安心做科研。
和张永振一样，朱同玉做事也利索。他是每天满医院跑、不能搁置问题的管理者，他的话，大多简短、语速也快。
决定了引进，他就让对方列要求清单，照单全收，接着去“化缘”。实验室，改造装备好了再让人过来，来了就能用。他说：“科学家的学术生命很短，不能够浪费时间。”对张永振，也是一样。
这也是张永振58年里，为数不多资源充沛的一小段时间，他用上了更先进的分子生物测序设备Nova二代，有了科研基础更好的团队和学生。张永振做科研的阵地，也有了两个中心：北京和上海。
信任就是在每天见面、及时解决问题的过程里建立起来的。期间，发现上海超算中心的算力僧多粥少不够用，朱同玉还专门给公卫中心配了超级计算机。
2020年1月4日晚接近12点，一个账号在北京接入了上海公卫中心这台超算服务器上，那是陈燕玫在操作，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快速运转起来。
她有些心烦，在这之前，团队已经连续应急工作了一个月，帮一家医院的重症肠道病人，寻找病原体，工作强度很大。前一天，她刚收到通知，这批样本差不多做完了，可以休息了，没想到这会儿又来了一个，她还得熬夜。
她不知道的是，这不是先前肠道病人的样本，而是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样本。好在有之前的密集练兵，团队所有操作和往常一样快速和熟练。
为了更快拿到初步结果，陈燕玫分析的是短序列片段，包含约150个碱基。她快速识别里头包含哪些微生物及其丰度（病毒的丰富程度，也叫载量）。“我们先简单看了一下数量，发现排在前面几个、数量最高的都是冠状病毒，与其最接近的都是人SARS冠状病毒或者是蝙蝠SARS类冠状病毒。”
1月5日凌晨两点半，她给张永振打了个电话，告知了这一初步分析结果。
张永振立刻警惕了起来。做了多年的传染病和病毒研究，又经历过“非典”，他知道这个结果很重要，但需要更慎重。他让更熟悉冠状病毒的博士王文立即回到实验室，协助陈燕玫分析，拿到全基因组序列。
张永振拿到的新冠全基因组序列
为此，她们需要把基因序列片段拼接起来，由短到长。1月5日凌晨5点多，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图谱就做出来了。“拼出来就已经是大概3万个碱基的这样一条序列，（冠状病毒的）丰度也是最高的。”陈燕玫说。
但当时的陈燕玫并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两次决断，科学吹哨
2020年1月5日凌晨5点的上海，拿到全基因组序列的张永振保持警觉。
早上7点，他给武汉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赵苏打了电话，询问这一序列样本的病例情况、临床特征、流行病学特点。
综合分析之后，他当即做了4个判断：
第一，引起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是SARS类冠状病毒。
第二，这个病毒在分类学上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
第三，这个病毒经呼吸道传播。
第四，这个病毒引起的疾病，包括公共卫生风险，可能远远比禽流感要大。
这4个判断，之后我们很快引以为常识，但在当时，这却是不同寻常、不敢轻易做出的判断——尤其，当时张永振拿到的病例和序列结果，有且只有一个。
但张永振笃定。
1月5日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朱同玉就接到了张永振的电话，让他赶紧来上海公卫中心，有大事。刚开始，朱同玉还觉得奇怪：“你不是说不做，你怎么又做了？”
张永振的确不是第一时间就介入对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的筛查的。2019年底新冠刚出现的时候，他就接到不少电话来问：老张，你做了没？他的回答是：我没做，有很多人在做，不需要我去做。
这个样本的出现，还是源于前期采样布局、和医院的科研合作带来的巧合。
见了面，张永振告知了他的4个判断。
朱同玉也很谨慎：“我说你敢肯定吗？”
张永振回：“我肯定。”
“既然肯定了我们就往上报。”朱同玉说。
在这个世界上，相信自己容易，相信别人却很难。但朱同玉几乎是在一瞬间就选择了相信张永振的判断——即便当时他只掌握这一个病例数据。
“对他的学术水平我是不怀疑的，大家都有目共睹。他说的话我肯定信，如果换个人，我觉得我还要叫他再追加数据。”朱同玉对南风窗说。两人在过去两年建立的信任，发挥了作用。
事不宜迟，当天，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报告 ，张永振也以“重大事件”的措辞，电话向上汇报——成为推动国内早期防疫严阵以待的一股声音。
第二天是周一，当时的P3实验室负责人宋志刚就陪同时任上海公卫中心书记卢洪洲，去向上海市卫健委做当面汇报。
“疾控处、科教处、医政处、120等多个处长都在，说这个事情既然已经确定了，上海市卫健委就启动预案，准备救护车，医政的准备检测试剂等等。”宋志刚对南风窗回忆，上海公卫中心也启动了应急方案。“1月20号，上海有病例的时候，这里反应就很快了。防护物资、口罩都有，第一批从上海去武汉支援的物资，很多是从公卫中心拿过去的。”
科学展现出它应有的力量，也证明了科学家有能力为及早预警提供确切的决策参考。
但面对一个新发病毒，尤其在早期，众多科学家、专家有时也难以给出一致的判断，意见也免不了有保守和激进的区别，起到的效果也将产生不小的差异——仅仅拿到一个病例、一条全基因组序列，当时的张永振是如何决断的？
科学是必然
决断的第一个难点是：病毒不等于病原体。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一个病毒，即便它可能致病，但不必然意味着，它一定是导致患病的原因。因为同一份样本里，通常也能找到其他可以致病的细菌或其他病毒。
“这种冠状病毒出现在人身上，原来没见过，又这么高的载量，它是元凶的可能性是最高的，这毫无疑问。”不过张永振也承认有风险，“一般人不敢做这种判断。”
至于判断这一冠状病毒是不是新型，对张永振是很容易的事。他带领团队此前已经发现了上千种新病毒，他又是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成员，自然清楚分类规则。
第三个判断里，张永振结合了病例情况。“这本身是一个重症的呼吸道疾病患者，过往传染病史和研究表明，冠状病毒能够引起呼吸道疾病，且有很强的致病性。呼吸道疾病最典型的特征是，通过呼吸道传播（注：“人传染人”的其中一种方式）。”
至于第四个判断，张永振依据的是流行病学特征。这一病例症状重，又不是当时发现的第一个病例，传播速度比他之前经历过的禽流感H7N9更快。
“生物学的本质是遗传。”张永振解释，基因组序列包含着全部遗传信息，而多年研究传染病的经验告诉他，早期的病人之间，测出来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差不大，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可以单靠一个序列做判断。
但这份确切并非没有风险。
有人质疑他没有先分离病毒再鉴定病原体，这样做不符合通行的“科赫法则”。但早年间，张永振就意识到，科赫法则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尤其是病毒性疾病。他提高了音量告诉南风窗：“一场疫情出来就犹如一场战役，敌人已经端着刺刀端着枪冲到你的面前了，难道作为一个指挥员，这个时候还要回去翻书，看该怎么打这个仗吗？”
“万一错了怎么办？”南风窗记者问道。
“人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要是怕万一，所有事情都别做了。我如果不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我敢说吗？”张永振态度坚决——我想起他说的另一句话：“科学必须是必然。”
2020年，张永振55岁。在这之前，他在国家疾控中心工作了20多年，研究过狂犬病，还为此解剖过数百个狗头，他研究过很多出血热相关的病毒，经历过“非典”，那都是比新冠病毒更烈的传染病。
张永振在南鹿岛采样 / 受访者供图
但再次面对一个重大事件，公开做这样的判断，仍然需要莫大的胆识。
他提起了朱光亚，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上学那会儿，意志消极的时候，张永振就爱读人物传记，寻求激励。
1971年，一架携带氢弹的飞机飞临靶场上空，驾驶员连试3次都无法把氢弹投出去。情势危急。要么是驾驶可能出了故障的飞机带弹着陆，要么是飞行员弃机跳伞逃生。稍有不慎，就是机毁人亡、氢弹爆炸、殃及地面。朱光亚做了决断，指示驾驶员带着解除了保险的氢弹返航。
“他判断没事，让飞机带着氢弹降下来了，人和飞机都没事，氢弹也没爆，这是最完美的一件事情。但是这种决定有几个人敢想？道理是一样的。”张永振说。
“在关键时候我是敢做决断的。”
回到1月5日，从当天凌晨开始，张永振就绷紧一根弦。
裴媛媛是张永振实验室团队的一员，她仍然记得，1月6日晚11点，张永振还在工作。当时的她并不知道张永振具体在做什么，她只是听见他的键盘敲得啪啪响、很用力，“感觉他非常有力量，很坚定”。
原先他们几个人等在旁边，协助核实数据。空了15分钟后，张永振让他们离开办公室，“你们在这我就分心”。裴媛媛没多想，她只是感觉，张永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基因序列分享者
回想起得知张永振破解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的那一天，爱德华至今仍觉得，“那是一个让人惊喜的时刻”。
1月11日，飞机即将起飞，张永振要回北京，为去世的妻子料理后事。
这时，他收到了邮件提醒，是爱德华发来的，建议他公开病毒基因序列。其实在这之前，《自然》的编辑就提过同样的建议，他回复对方，给他一点时间考虑。
“对我们来说，不公开序列是一件疯狂的事，尤其当时已经有很多传言说那是一个冠状病毒。”爱德华回复南风窗。尤其面对传染病，迅速释放序列，这是科学家的共识。
张永振有许多顾虑和压力，可他没有太多时间考虑——他很清楚，对于传染病防控，时间是一个关键变量，因为病毒随时间扩散，且不分国界。
张永振看到邮件后，马上给爱德华打了越洋电话：“Eddie，你让我考虑一分钟。”
飞机已经在跑道上移动，抉择时刻到了。
不到一分钟，张永振给爱德华回了第二个电话：“你代表我释放。”他快速发出一封邮件，里面就是那个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他关了手机，坐着飞机上了天。
很快，爱德华就将其发布在Virological.org（病毒学论坛）网站上，同时，GenBank（可开放获取的基因序列数据库）上，这一条1月5日已经提前注册过的序列，公开释放了。
1月11日，由此成为一个转折点，每个人都可以访问网络看到它，科学家们也知道我们即将共同面对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仍能看见它的原始版本，全基因组序列包含30473个碱基，全部由GATC四个字母排列组成，这便是新冠病毒的全部遗传信息。
作者一栏里有19个名字，上面用英文写着：张永振、吴凡、陈燕玫、赵苏、余滨、王文、宋志刚、胡轶、田俊华、裴媛媛……
这一条序列引起的轰动，宋志刚有直观体会。“张老师还在飞机上的时候，一堆的人就发短信过来问了，像炸弹一样炸过来。”1月11日这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中国科学家。
更重要的是，之后，不晚于1月16日，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试剂就出现了。牛津大学疫苗中心的研究小组负责人莎拉·吉尔贝特更明确表示，张永振公开序列的第二天，他们的团队就用它开始研制疫苗。
在 Virological.org 网站上，尽管1月19日之前，国内外另有6个实验室发布了基因组序列，但“率先”的意义在于，疫情初期，每提前1天破解和公开，都是在为防控抢占先机。鉴于此，张永振获评《自然》杂志2020年度十大人物，评价的关键词是“基因组分享者（Genome Sharer）”。
获评《时代》2020“年度100人”时，曾对埃博拉病毒进行测序分析的科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帕尔迪斯·萨贝提为张永振写了评语：“他公开的序列数据，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最早在一月份就着手开发检测试剂，帮助各国缩小了感染和确诊的时间差，拉平了感染曲线，并在这个过程中挽救了无数生命。”
新冠被发现之后，论文预印版制度也得到了全球各大主流期刊的认可和推广，以鼓励全世界科学家在发表论文之前优先共享数据，以及时助力公共卫生防控，而张永振就做了一个示范。
回过头来，在那决定性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张永振在想什么？
张永振试图回忆，他谈到自己在8号去了趟武汉，但那不到1分钟里的思绪已经模糊。他只是知道自己发了邮件给了序列，还在空姐的提醒下赶紧结束那通越洋电话，然后夸起当时他手里的华为手机，信号还挺好。
“后面去解释可以解释一大堆，但历史是那一刻你做了什么。”张永振顿了几秒，随后，长叹了一口气。
不被理解的问题
今年1月，张永振在一席做了一个演讲，谈他对病毒的认识。
一束强光打下来，张永振成了台上唯一的焦点。演讲的开头几分钟，他有了平日少有的卡顿。他看不见台下观众脸上的反应，但他知道自己正在被审视。
他说自己很忐忑，因为想起了一句话：“老百姓的心声是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了。”台下一阵笑。他和观众约定，要是他忍不住要提建议，“你们就干脆鼓鼓掌把我轰下台”。
张永振在一席作演讲 / 图源：一席视频截图
3年来，张永振问过很多人一个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家？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家？”
这个问题很大，但当他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看着你，却又沉默不语时，你就知道，他是真的在意你的回答。
其实，他的心里有一个答案，但他也想了解其他人的看法。两个回答的差距，影响着他的生存空间，也影响着他坚持科学的外部动力是增是减——毕竟如果大家不想听科学家建议了，他还能做什么呢？
事实上，在另外的语境里，张永振真的问了我这个问题：“你看我更适合做什么？”
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学生导师，张永振都有一种不被理解的感觉。
2020年11月，在武汉的一场学术会议上，张永振碰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他开起了玩笑：我把我老东家得罪了。饶子和回了他一句：什么老东家，张永振，你一直都是中国科学院的人。
“我到现在的学术风格基本上还是过去老中国科学院的一种风格。”我原以为，他会对这种风格做很多阐释，但他给了一个最简洁的回答：“中国科学院追求的是科学。”
读本科时，教张永振遗传学的老师叫王正。有一回，王正让学生做两个染色体观察实验，一个是雏鸡的骨髓细胞，一个来自果蝇唾液腺。
实验步骤大体相同，只需按部就班，但张永振提出了疑问：同样是染色体观察，为什么果蝇唾液腺染色体的观察实验不需要做“低渗处理”，而前一个实验里有这个步骤？
王正让他加上试试，看结果有什么不同。他又做了一组对照实验，一个加低渗处理，一个不加。结果发现，加上的效果更好。王正又让张永振重复实验，结论也相同。
张永振一直记得王正的肯定：你应该能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很远。
日后，张永振才清晰地意识到，问“为什么”和“为什么不”是科学的思维起点，而可重复验证，是检验科学必不可少的方法。
新疆野外荒漠戈壁滩采样午间休息 / 受访者供图
裴媛媛接受博士面试时，张永振问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如何做科学，这两个问题在张永振这里很重要，他会从中看对方对科学的认知，那将影响一个科学家看待自然的思维方式，决定着他能解决的是“大的科学问题”还是“小的科学问题”。
张永振记得，1998年，也就是他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所去到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那年，医学背景出身的老前辈就问他：小张你从哪里来？听说他来自中国科学院，那人就回：那你是从大科学院出来的。言下之意，预防医学科学院像是小科学院。
原本这只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寒喧，但春节过后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张永振感受到二者之间微妙的认知差异所带来的对话难度。
当时中国工程院的一名院士来做报告，在张永振的记忆里，当时的报告题目大致是：用现代生物学技术消灭传染病。“讲了当时整个（传染病防治）的过程，从细菌传染病开始，然后到抗生素，再加上一部分病毒性传染病有了疫苗，很多人都认为传染病已经不是个事儿了。”
互动提问时，张永振提了一个怪问题：“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文告诉我们豺狼虎豹都是敌人，要一扫而光。等到我们上了大学，多少知道原来它们也是生物里面的一部分，即便是杂草，在极端自然环境下能生存，一定有它最优秀的基因。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全消灭掉的时候，哪怕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它的价值，我们也找不着了。”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借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提问：“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有病毒的多样性、细菌的多样性、真菌的多样性、寄生虫的多样性？对医学来说，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但用更大的视野去看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要是把它们全部消灭掉，最终人类自身是否也会受到冲击？”
在温州采样地，张永振和外国病毒学家讨论 / 受访者供图
当年在一众医学背景出身的人群里，张永振看到的是不屑一顾、狐疑的眼神，里面写着：你是一个外行。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张永振还没有开始专攻病毒研究，而那时候，他就已经不是站在医学、病毒学的“学科角度”看问题，而是站在生命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科学高度”上看问题。
但当时没有人理解他。之后的日子里，他也不时感受到，即便是科学同仁之间，认知差异带来的误解和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张永振不是那种“钻进去就不出来”的科学家，他总是更关注“大且重要的问题”。这不是他刻意为之，而是他自然而然思考问题的主轴、丈量世界的尺度。因为就连他看待历史的眼光，都是先从大处着眼，构建一个立体的时空模型。
去年12月，他受邀去迪拜领奖，中途去了一个历史博物馆，叫阿布扎比卢浮宫。他为这座博物馆看待人类文明进程的思维方式而震撼。
他看得出这座卢浮宫的历史叙事与众不同，它不局限于自己的国家和城市，而是呈现：5000年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大陆板块、不同文明的变迁和贡献。“看待历史进程，不能在只站在一个维度上，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发生了什么，而应该看世界、看人类发生了什么。”
说起这段记忆时，张永振甚至不像个科学家，可下一秒，他就三句话不离本行：“做科学，难道不是这样吗？”
也正是这个时候，你才能理解，张永振为什么从“中国”和“世界”这两个尺度来问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家”的问题，以及他为什么决定向世界公开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为什么一心要发现那么多新病毒。
病毒、人类、科学、历史、自然，本就都是不分国界的，而这些宏大的概念，在张永振那里汇总成一个关键词：“智慧的阶进”，他以此抵抗对未知的恐惧。
他从阿布扎比卢浮宫的叙事引申出来：就像人类最初无法交流，却在漫长的时间里势不可挡地彼此交融、建立文明；他坚信，在普通人寿命无法丈量的时间里，随着我们对自然界的进一步认知，人类的知识体系也将发生质的变化，完成又一次智慧的阶进。
铁汉柔情
你也许觉得张永振大而无边、不接地气，但生活会还原每个人，每个人终究是普通人。
即便有了丰硕的科学成果，张永振也有普通人的遗憾和伤心。
早年间，因为国内外科研水平、条件的现实差距，有很多次，张永振都想出国深造，但总是有一堵墙拦着他。
博士快毕业，他就准备着申请国外的实验室。一天中午，做完实验，他突然昏了过去，好在旁边有人将他及时送医。医生说，他是疲劳导致的脑缺氧。
2001年，张永振见到了原出血热研究室主任、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回来的一位做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学者孔令雄。当时，他们只交谈了十来分钟，对方就不停劝他，一定要出去。
“整整一上午就在动员我。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讲，张永振，我把我家里面的电话，我个人办公室电话全留给你，我认为你应该出去，不在乎你做什么，你出去以后哪怕你做神经生物学，你一定会很快就上手，能做出成绩来。”回想这段记忆，张永振语速越来越快，像是又一次被动员起来。
甚至到了2015年，“非典”时期认识的时任人事部副部长戴光前也建议他，考虑未来10～20年科研生命，出国会有更好的发展。
最开始，为了家中妻女，张永振安慰自己，国内也缺人，他能有用武之地。后来，他做了肿瘤切除手术，之后妻子也得了癌症又复发。再后来，年龄不饶人。
张永振终究成了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
但这是一条极其艰难的路，从转向病毒研究的那一天开始，张永振就在夹缝之中求生存。
张永振(左二)新疆野外现场调查采样，大家一起吃午饭 / 受访者供图
早年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做的是细菌性传染病防控和研究，只有他这一个实验室研究病毒。他一度申请不了课题，没有经费，也招不了学生。后来因为机构改革，他的实验室险些被关闭。
张永振感激帮他保住实验室的戴光前，那是为数不多理解他处境之艰的人：你是为了工作找我，又不是为了想当官找我，你不找我你还能找谁。
在出国镀金就能带来更好发展前途的那些年，张永振最终却是从一片荒芜中开辟了一座花圃。
林献丹想起来，张永振总爱和学生讲令狐冲在思过崖上的故事。令狐冲被逼入绝境，风清扬就问他：没有剑你就不会出招了吗？张永振很欣赏令狐冲，觉得“这家伙悟性很好”。
对过往的一切，张永振化为两句话：“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喜忧参半，也许艰难痛苦更多”。至于那艰难困苦的实感，他说终究是旁人无法感同身受的。
过去3年多，张永振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失去了妻子，朋友圈里，有人走有人淡去。
他患有过敏性鼻炎，夜里多半只能用嘴呼吸，总睡不好觉，严重时，用激素都控制不了，甚至要戴着N95口罩睡，嗓子才不至于太干。他的左眼生了白内障，双眼对不上焦。
采访的最后一晚，张永振送走几位不速之客，他很累，就在沙发上躺下了，但他没敢多休息，躺了不过十来分钟就起来工作，像一位枕戈待旦的将军。
没多久，林献丹打来问候电话，感慨万千：“我以前开玩笑说张老师是‘眼里有故事，但是脸上不见风霜’，现在已经是‘眼里有故事，脸上也见风霜了’，这几年他憔悴了很多。”
温州文成山上采样，张永振跌落山崖后骨折 / 受访者供图
采访间隙，张永振突然高兴地站了起来，他拿出手机向我们展示他和房东的聊天记录。房东感激他在疫情期间做的事，问他房子住着合不合适。“有这么一句话，（对）我已经莫大的安慰。”张永振说。
在陈燕玫和宋志刚眼里，自己的这位“老板”一直是极坚强的人，但在妻子的葬礼上，他们第一次见这个刚强铁汉哭成泪人，告别遗体的时候双腿发软。
有一回，团队开会讨论，陈燕玫见张永振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之后照常加入讨论，但眼睛分明是哭过的样子，后来她想起来，那天是清明。还有几次，陈燕玫透过书柜玻璃上映射出来的画面，发现他在电脑上看妻子的照片。
张永振的妻子有个美丽的名字，赵斌秀。陈燕玫见过，赵老师说话慢声细语，很是端庄漂亮。张永振和大家说起过，自己性子直，说话经常得罪人，他很羡慕妻子能把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赵老师心细，离世前，她还做主让丈夫换一辆更安全结实的车。
聚少离多，赵老师却很支持丈夫的工作，抗癌8年，“复检啥的都自己去，从来没让张老师跟着，最后那一两个月住院的时间，她还老劝张老师回实验室，该工作工作。”陈燕玫说。
即便女儿还能撒着娇喊他“老张”，可妻子走后，那些委屈和体己话，他没地方说，只能往肚子里咽。他带着妻子生前的手机，把和妻子的微信对话框置顶，提醒自己，事业离不开她的成全。
还有一帮战友
张永振总是皱着眉头，不自觉地叹气，但当挚友打来电话的时候，他的眉头总能舒展不少，露出久违的轻松和笑容，把近来的遭遇当成笑话讲给他们听。
和忧思深沉的张永振不一样，朱同玉是个乐天派。日子再难，他也会想：没关系的，我们想办法。
“即使荒山秃岭上，你也会看到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甚至一棵大树，再贫瘠的土地上也会有生命，我们无惧环境如何，我们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在石缝里面也要求生存，不要被环境所打垮。我们要做荒山秃岭上的那棵小草。我觉得这是我的信念。”当年他也这样激励过职工，“我们公卫就是做这棵小草。”
当年，他们一起工作的上海公卫中心占地面积很大，原先医院给朱同玉配了一辆QQ车作为院领导的院内代步车，后来张永振来了，朱同玉就给张永振用。一个下雨天，陈燕玫就看见朱同玉踩着共享单车打了个伞，在医院里穿梭。
更好笑的是，后来张永振把QQ车开出去吃饭，还载了3个人。结果因为车是低配的手动挡，直接熄火卡在了坡上，还是后面的公交车司机看不下去了，才帮忙开上去的。
2021年3月，朱同玉离任上海公卫中心主任那天，他把办公室里的一块牌匾送给了几年来同甘共苦的张永振。那是一位书法家的墨宝，挥毫写着：惠风和畅。
2021年，张永振和朱同玉 (右二) 、石正丽 (左二)一起过生日 / 受访者供图
每个人的一生，遇见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匆匆过客，如果人和人的交情真的有天长地久，一定是更深的羁绊将彼此相连，并且方向一致，才选择相伴而行。
林献丹和田俊华都是在2007年认识了张永振，16年来，他们都是实验室现场采样团队的核心成员。彼此眼中，大家都是有点奇怪的人。
林献丹是个女同胞，但野外抓蜱虫老鼠蝙蝠这种又苦又累的工作，她一点都不含糊。张永振的学生一年年毕业，样本记录要是有不清楚的地方，找林献丹总能弄明白，她那里有备份。不只是温州，周边城市她也搭起了采样网络。
这些事其实不是她在温州疾控中心的常规工作，她不只是在志愿协助团队做采样，更把它当成自己的事、甚至家事，一做就是16年。她笑称自己是张永振的“原始股民”，见证了一位科学家的悲欢和艰辛。
提起往事，她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也曾因为别人一句“做这个有什么意义”“这个课题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倍受打击，但意识到荆门病毒把分节段和不分节段的病毒串联起来，她猛然有一种“破案”“真相大白”的快感。
让本就对科研着迷的人形容那份喜悦其实不难，但如果让一个原本离科学探索很远的人，也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它的魅力和价值，这其实更有说服力，说明它真的值得去做。
林献丹在采样中 / 受访者供图
2007年，田俊华还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小伙子，现在已经是娃都大了的中年大叔，但言语传达出来热情和自信，让他比实际年龄更显纯真和年轻。
有一年实验室团队聚会，陈燕玫安排大家住酒店。退房之后，陈燕玫接到酒店电话，说冰箱里冻着一只被包裹着的老鼠，问是不是他们留下的，还要不要？陈燕玫一猜准是田俊华干的。
“果然是，他说因为在酒店里抓到一只老鼠，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样本要留起来，要第一时间放进冰箱，RNA不能降解，他已经形成了这种惯性。”说起来，陈燕玫笑个不停。
田俊华告诉我，刚开始他还只能采集2种常见的蜱虫，而去年他的博士论文里，采集到了45种。普通人甚至分不清老鼠和松鼠，但在他眼里，褐家鼠和黄毛鼠完全不一样，他还知道在哪里才能抓到它们。16年来，田俊华就靠自己摸索，做出了兴趣。
我们永远无法预料，自己不经意的一个选择，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
田俊华就觉得，如果没有加入张永振的团队，自己的眼界将局限在疾控中心日常工作的水平，不会有机会如此深入地探索科学，也不会有机会在多个顶级学术期刊上发文章，一步步感受到“科研魅力是可以滚动的，越做成绩越大，越做越有意思”。他至今庆幸，人生最好的时间，他加入了这个团队，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张永振也念着他们的好。只要有贡献，作者署名一栏，张永振不会忘记加上。他们采回来的样本积累了16年，张永振视为无价之宝，紧急关头时，那要像对待亲闺女一样交代和安排好。
在温州采样现场与赫尔辛基大学病毒学家Alexander Plyusnin教授讨论 / 受访者供图
有一年，林献丹、田俊华他们到访北京，正好碰上来谈学术交流合作的国外团队也来了，不赶巧的是，两边同时返程。学生送机时，只送了国外团队，没有送现场团队的老师，事后张永振很生气。
他训斥学生：你们做的任何实验，所有的样本材料都是现场老师辛辛苦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给采回来的，没有样本，你们所有的实验做不了、所有的文章发不了、想毕业都毕业不了，你们热情送走了那些来寻求跟我们合作的人，却怠慢了我们应该善待的家人。为此，张永振让学生写检查，还扣了他们当月的生活补贴。
这一支现场团队，张永振称他们为“战友”。田俊华也这么说，“我们和张老师的关系最铁，团队离不开他”。我问他们“战友”和“朋友”有什么不同？
他们告诉我，战友是信任，是荣辱与共，是历练成长。
继承者
实验室团队里，张永振常常喊人同志，陈燕玫同志、志刚同志、嘉昕同志——即便自己的岁数比他们要大上两三轮，大多还是师生关系。这个称呼让他活像个老干部。
他喊得最多的是陈燕玫同志，那是他招到的重点大学出来的第一个博士后，也是会给他买静脉曲张压力袜、接近“半个女儿”角色的人，是也能让他笑起来的小太阳。
陈燕玫才30岁出头，对团队年轻小辈来说，她是“大师姐”一样的存在，而张永振，是严苛的掌门人，大家多少都有点怕他。
张永振、朱同玉和团队的成员一起过年 / 受访者供图
开组会的时候，哪怕是做汇报的学生，都极少直视张永振，更多时候，他们还是把目光落在旁边的陈燕玫身上。很多时候，陈燕玫也是大家和张永振之间的沟通桥梁。
小组讨论的时候，张永振都会叫上陈燕玫，把他脱口而出的“这个不行”“这不是蠢吗”翻译成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跟语气。
过往很多年里，张永振都陷入一种痛苦：足够优秀的年轻人太少。于是当2017年，陈燕玫的简历出现在邮箱的时候，张永振给她打了将近2个小时电话，聊他对科学的想法，以及陈燕玫来了之后能做什么。
还是有很多事，张永振不得不亲力亲为，把他眼里的这些“生瓜蛋子”从头拉扯长大，他渴望有更多人可以跟得上他的脚步。
这时候，陈燕玫就出来反驳他：“别人培养生瓜蛋子，然后您捡现成的用，这不是教书育人的风格。”别看这个大师姐好说话，和张永振拌嘴最多的也是她，她性子也急。
陈燕玫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太大的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张老师他才会讲得更多，如果你不跟他讨论，他一味地讲，他其实不知道你到底哪个地方是不明白的，如果你又一直不说话，最后就会发现，老板讲了半天，你也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也没明白到底要干嘛。”
如果想证明自己用的某个单词术语是对的，而张永振有意见，陈燕玫就要去找10篇顶刊文献，向张永振证明，自己用得没问题。要说有什么不足，陈燕玫只是觉得，自己第一时间还是会忍不住反驳，不像吕嘉昕那样稳妥，先听着，事后去检验谁对谁错。
吕嘉昕，体格很山东人，身高一米九。别看他不急不躁的样子，初中时候，他可是敢跟刁难他的英语老师对着干的人。他甚至在英语试卷上写满骂这个老师的话，下了课直接递给他。但面对张永振的刺耳批评，他之所以容忍，是因为：“大部分情况都是我错了，这一点我是服气的。”
张永振也不否认自己脾气躁，嘴上不饶人。其实他乐见学生提出质疑、挑战权威。他也只是希望他们质疑的同时先去做，用事实说话，效率会更高。
张永振寄希望于年轻学生能有更大的科学视野，抓住重要的科学问题，在科研道路上少走弯路。为此，他总是不厌其烦又恨铁不成钢地灌输给学生，想让他口中的“生瓜蛋子”早一点领悟和重塑。
对裴媛媛来说，重塑自我的过程，伴随着强烈的痛感和迷茫。“有的时候，张老师不会批评你具体的事情，他批评的是你做事的方法、思考的过程，说你的思维方法是错误的。”她也很为难，“你告诉我这么做是错的，我还能马上改，但告诉我这么想是错，做法是错误的，从头到尾都错了，就不是他今天说完以后，我明天就能改的。”
批评多到巅峰的时候，她只敢躲到车里一个人哭，开始自我怀疑：我到底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可以干什么？“我必须把原来的自己打碎，给自己重新定一套原则，才能改变我的行为。”她仍在洞穴中摸索。
重塑认知的苦，张永振很难帮学生化解，他也不能替他们悟，只能急和等，在发现他们走了弯路的时候，卖力提醒。但他也承认：“能留下来的都是好同志。”张永振很少夸人，夸人也总是词穷，但这是他的真心话。
在学生身上，张永振倾注了很多心力。陈燕玫刚到他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实验室时，张永振还半夜12点喊她出来，说是带她参观周边野生动物夜间生态行为，因为这里远离市区，林子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当时陈燕玫心里极不情愿，但还是贴着刚敷上的面膜就下去了，而张永振没察觉出她脸上有什么异样。张永振的注意力不在她身上，他关心的是刺猬，他说，因为前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病毒就是在刺猬身上发现的。
最后张永振半夜打着手电筒，带着陈燕玫，用藤条逮了一只刺猬，抓回了实验室，想让学生把它身上的蜱虫采了做检测。陈燕玫忍不住笑，因为这只刺猬有点倒霉，听师兄师姐说，它已经是“二进宫”了。在采样后，陈燕玫也把它放生了。
张永振和陈燕玫从一只刺猬身上采样 / 受访者供图
在包括但不限于因张永振的电话而浪费了很多张电影票的磨合期里，陈燕玫很多次想要离开。直到2020年1月，陈燕玫跟随团队齐聚上海，用科学应对病毒，她就此打消了那个念头。
张永振和学生之间，也有和田俊华他们一样可贵的、几乎无条件的信任。
裴媛媛说，自己从未像了解张永振这样了解自己的其他老师，那或许是因为他们朝夕相处，他也愿意敞开真心。
“他从来不掩饰自己，不会把自己塑造得特别完美，他是经得起别人去思考的人。他又真实又很理想主义……可能是生活给他带来的挫折比较多，他才缺少柔软，养成刚强的个性，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活。”
无论是否察觉，这群年轻人身上，都不知不觉地有了张永振的烙印。就像张永振会说，陈燕玫嘴硬的时候少了，睡办公室的干劲有点他当年的样子……年轻人正慢慢跟上他的脚步。
科学探索没有尽头，张永振还是想把病毒进化的规律弄得更清楚些，也想知道病毒在自然界里究竟是怎样播散的，再去钻研病毒预测和预警。
他的联想很奇妙，就像气象科学家已经能从气温、气流、气压、大气湿度这些气象因子的规律变化里，准确地给出天气预报，也许有一天，明白了病毒播散的规律，病毒预报也是可能的。
张永振坚信不疑：“科学是非常强大的。不只是useful，更是very powerful。”
自始至终，张永振都没有回答他第一天就反抛给我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家？他的此中真意在于“问”，而不在于“答”，但看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快步远去，无声已是回答。
编辑 | 向由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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