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指刘海粟为“汉奸”?徐悲鸿为什么和刘海粟“交恶”?
刘海粟与徐悲鸿
在中国画坛均享有极高声誉,
他们在求学经历、
教育主张、
性格特征等方面
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人为何“交恶”?
■“中德展”与“中法展”
从1931年9月18日刘海粟欧游返国,到1935年7月刘海粟赴欧巡展归国的三四年间,徐刘二人纠缠、较劲于赴欧巡展一事。
欧洲考察时的刘海粟
这两个巡展无论筹备经过、巡展时间、巡展地还是参展画家等,较多重叠,较为混乱。徐悲鸿于1933年1月28日离沪赴法举办欧洲巡展,1934年8月17日返抵上海,历时一年半余;刘海粟于1933年11月13日离沪赴德举办欧洲巡展,1935年7月初返沪,历时约一年八个月。
除了时间相错约一年之外,二人赴欧时长差不多,赴欧目的相同,展览规模类似,各地媒体关注度和评价相近,巡展地有部分重叠。因刘海粟巡展的首展和重头戏在柏林,故可简称“中德展”,同理,徐悲鸿的巡展可简称“中法展”。
■刘海粟动议和筹备早于徐悲鸿
虽然刘海粟赴欧晚于徐悲鸿,但其动议和筹备工作均早于徐悲鸿。1929年,刘海粟受教育部派遣,以政府考察员身份考察欧洲美术教育和推动中西艺术交流。他于该年3月16日抵达巴黎,除了被巴黎艺坛的自由氛围所吸引,还对欧洲艺坛看待东方艺术“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的认知深有感触。
徐悲鸿在欧洲筹备巡展
1931年3月,刘海粟受邀赴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讲演和举办个展,德方反响热烈——德国政府恰于该年1月在柏林国立美术院举办了大规模日本现代绘画展,对东方文化热情高涨,拟再举办中国画展,并愿意与中国政府各负担一半的经费,于是很快组成了中德双方政府级别的组委会。但刘海粟归国之日恰遇“九一八事变”,政府一时无暇顾及艺术之事。直到1932年8月6日,中方筹委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会议,推蔡元培、叶恭绰、陈树人、徐悲鸿和刘海粟为常务委员,以蔡元培为主席,开始筹备一切。
刘海粟在欧洲巡展期间创作的油画《朝》
但与德方按计划行事的作风不同,中方的工作始终在敷衍和消磨中低效推进,且在所聘委员形同虚设、秘密包办式遴选作品以及草率的工作作风等方面一直受到舆论的质疑甚至抗议。好在1934年1月20日该展在柏林普鲁士美术院开幕时,包括各国大使在内的四五千人到会,堪称盛观,总算为国家挣足了面子。展览不仅获全德各报的一致称扬,且引来德国其他地区和欧洲各国的注意,巡回展览前后共13次。
刘海粟此行以1935年6月30日抵沪而结束,并得到政府“对于欧洲学术界影响之大,震撼之深,前所未有,贤劳卓著,载誉东归”的评语而画上完满的句号。
■“启事大战”
徐悲鸿在“中德展”筹备之初是有所参与的,而且此前似也未有赴欧巡展的切实准备。很可能是“中德展”国家拨款的扯皮拉锯和进展迟缓的筹备工作,令其失望,从而加快步伐,力争赶超“中德展”,抢占中国现代绘画的国外首展之功。
1933年,徐悲鸿和留法学生合影
当然,另一个触发徐悲鸿分离出去的原因显然是徐刘的“启事大战”。
1932年10月15日,上海市政府主办“刘海粟欧游画展”开幕,此为政府出面为个人办展之首例,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撰序,并于10月26日展览结束后出面大宴宾客以庆祝,极尽高调,本就容易招致同行反感。
恰在此时,《新时代》1932年第三卷第三期刊登曾今可撰文《刘海粟先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中有“国内名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底学生”之语。这成为导火索,引起徐悲鸿强烈反应,于11月3日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申明自己不是刘海粟学生,并讥上海美专为“野鸡”学校。
11月5日《申报》刊登《刘海粟启事》以回应、《曾今可启事》以辩解。11月9日《申报》再登《徐悲鸿启事》再次重申和回击——这一波“启事大战”引来无数围观和议论,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著名口角之一,更是徐刘彻底决裂的关键点。
■徐悲鸿赴欧巡展的“底气”
1926年冬,徐悲鸿曾带部分作品赴里昂,中法大学特辟一室陈列,意外获得里昂人的赞赏;1930年夏,好友谢寿康往任驻比利时使馆代办,曾携徐悲鸿作品40余件在布鲁塞尔展览,不仅大卖,而且引来比利时王后前来参观。这两次“试水”经验使得徐悲鸿深感文化宣传的吸引力,并成为他赴欧巡展的“底气”。
徐悲鸿《双鹫》
由徐悲鸿自主的“中法展”,聚集了300多件古今字画,其中现代作品来自黄宾虹、林风眠、张大千、钱瘦铁、齐白石、徐悲鸿等71人,涵盖了多地域、多画派。最不可思议的是,刘海粟也位列其中。
虽然刘海粟作品来自徐悲鸿友朋,但徐悲鸿能够容纳之,也属大度了,毕竟,“中德展”是绝无徐悲鸿的。
徐悲鸿《松下牧马》局部
“中法展”于1933年5月10日在巴黎堡姆美术馆开幕,中国驻法领事馆顾维钧公使及夫人等2000余人到场。展览大获成功,好评无数,以至原定的一个月展期被两次延期,共展45天,于6月25日闭幕,徐悲鸿沟通文化之宏愿圆满达成。
1933年,徐悲鸿(右)与法国策展人安德雷·德扎若瓦(中)在展厅内
巴黎展的成功引来英、西、意、德等各方的邀请,但限于经费,最终只巡至意大利和苏联。有意思的是,徐悲鸿在柏林的个展期间,也正是刘海粟启程来德之时,从柏林到法兰克福,徐悲鸿甫一离开,便是刘海粟随后到来,如同抗日战争时期二人在南洋的募捐角逐。
■徐悲鸿直指刘海粟为“汉奸”
画家荣宏君创作的长篇纪实作品《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书中首次披露了两封徐悲鸿写给文化部前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的亲笔书信,信中,徐悲鸿直指刘海粟为“汉奸”。
1945年8月2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文化汉奸名录”,第一个是周作人,第六个就是刘海粟。那时,《新华日报》由周恩来主持,事后,研究者多以此作为刘海粟充当汉奸的证据。而实际上,此汉奸名录均为读者提供的资料。但是,有人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读者认为谁是汉奸,去投稿,报纸登了,就说明报纸认可了,报纸要负责的”。
那么刘海粟抗日战争时期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刘海粟自己回忆:“1943年5 月,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是很倔强的,这是斗争 啊!……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
刘海粟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在印尼结识的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婚礼主持人为当时知名汉奸陈彬和,而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也登门道喜。
日后,刘海粟回忆说“:结婚办酒席,我没有请他们,结果他们反过来请我吃饭。”而同年11 月,国土沦丧之时,刘海粟在上海举办画展,组织者为汪伪政权司法部长张一鹏, 日本军部要员高官均到场祝贺。
这段历史在1949年后,被徐悲鸿再次提出,并写进给周扬的信中。徐悲鸿称:
“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如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
抗战爆发初期,作为上海美术界的 领袖人物,刘海粟颇得人心。早在1936年,便创作《虎踞图》表达停止内战团结 抗日的愿望。而1937年,著名的“八百壮士事件”后,刘海粟又根据杨惠敏的事迹创作《四行仓库》鼓舞斗志。直到1939年初,刘海粟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带领上海美专师生在上海举办义卖,为难童教养院筹资捐款。
这些都是刘海粟经历的事情。如果和梅兰芳相比,刘海粟确实有失文人气节,但是,也不能仅仅一纸文化汉奸名录,没有实质上的卖国行为,就草率地定性为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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