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为什么要学习

“教育-学习”，是一般意义上的各种知识、技能的习得过程。小孩子要学说话、学穿衣，也特指学校里面的教学。教育和学习是一对相对的动词，教育是主动传播，学习则是主动接受。我们经常说，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代际差异”。“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在短短的文明史中，动物几乎没有明显的代际进步，而人类却表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代际更迭，归根结底，就是教育和学习的作用。

人类历史浩如烟海，代际进步也并不依靠具体的个体，那么我们每个人又为什么要学习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九岁女孩写的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她说：“我的理想就是不上学，每天在家看视频，我不吃很贵的东西，也不穿很贵的衣服。我想，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钱，就够我这样过一辈子了。”看着这段表述，我一方面被孩子看似成熟的思维震惊，另一方面，又很想跟她聊聊教育和学习的意义。今天这篇文章，就权且当做对她说的话吧。

中国人最早关于“学”的概念，就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提出的，先秦诸子关于教育的作用有很多观点，大都集中体现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道家、法家等私学。私学的创立冲破了“政教合一”的教育格局，使得教育活动从政治领域中独立出来。

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性”指先天素质，“习”指后天习染，人天性是善良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但是人为什么会在成长中出现各种不同的方向，就是由于后天学习的方向不同。孟子进一步阐发了这个道理，他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扩充善性，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进行伦理教育，从而实现社会改良，达到长治久安。而且孟子认为，学习是人内心发出的需求，是人追求“本性”的自然选择。

所以如果不从“性善论”出发，学习的目的就不一样了，比如荀子认为人性本身并不具有“善”的属性，而需要教育来约束，学习发挥了“化性起伪”的作用，使“涂之人可以为禹”，从可能成为事实。他认为教育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而是为了培养推行礼法的贤能之士，也就是培养统治人才，人才也主要是指长于人事、人伦的从政人才，而不是“精于物”者，即技术人才。

这个时期，与儒家持不同学习观的主要是道家与墨家。道家认为，“见素抱朴”是人的天性，提倡摆脱一切束缚的个性，自由发展，所以学习的作用就是促进人自然本性的充分展开，回归自然无为的状态。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既不推崇无为，也不赞成道德教化，墨家看重的是教育和环境对人的品性形成的作用。墨子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学习的目的是培养“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兼士”或“贤士”。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建立之初，目的就是塑造人格，而非培养专业技术或进行农业、科技培训，先秦诸子虽然对“教育-学习”的理念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没有想要培养技术上的人才，而是力图健全人的品格，将人塑造成理想中的样子。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一些“专科学校”，但影响范围十分有限。例如创办于汉灵帝光和元年的鸿都门学，是中国最早的文艺大学，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四年，律学成为专门学校，唐宋沿袭七百余年后废弛；南朝宋文帝开设医学，唐朝有直属于太医署的中央一级医学，也有地方的府州医学，但元代和明代在中央不设医学；隋文帝时在国子寺下设算学，唐时的算学与土地测量、历法推算、水利与建筑等实际问题相互联系，唐代科举也设算学科；隋文帝初年设书学，研究书法艺术，宋徽宗崇宁三年，重建书学，习篆、隶、草三体字。我们发现，这种有一定专业技艺的学校都只在唐宋兴盛一时，最后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下，全部归于沉寂。

儿歌《小儿郎》唱的是一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小孩，他学习“不是为做官，也不为面子广”，但是反向推导其实也成立，就是在近代教育影响中国之前，系统的学习就是“为了做官，为了撑面子”，换言之，在前现代的中国，学习就是为了跻身精英阶层。

早在科举制度之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就和选官制度紧密相连。选士在西周时期归属于学校，汉代实行察举制，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直至隋唐时期科举制的诞生，对中国古代的学习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将教育完全精英化的开端。唐代承续隋制，并逐步发展完备。唐代科举考试由明经、秀才、俊士、进士四科发展到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但应举集中于明经、进士两科，且只考“试策”一项。为加强对基础知识掌握情况的考察，后加入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考诗赋、帖经、时务策等科目。由于科举考试事关考生仕途，学生对于科举考试不考的内容无暇学习，从而造成知识面狭隘且发展片面。

明朝科举制度进一步收紧，不仅规定了考试程式，而且还将八股文定位为考试文体。“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八股文是一种命题作文，有固定的结构。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八股文对于考试制度的规范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久而久之它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此后，学习完全沦为仕途工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当官成为了古人学习的唯一目的。

作为生产技术的手工业，一直没有登上教育的大雅之堂。早在春秋时期，管仲便实行了士、农、工、商分居而治的政策：“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其中“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生产技术的传播就一直在相当狭小的环境中进行。到北魏太武帝即位，更规定“其百工技巧趋卒子息，当习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身死，主人门诛”。此外，由于市场竞争的需要，私营手工业刻意保持技艺的神秘性，手工艺人往往不愿意将自己的绝活传给外人，仅仅父子、师徒相授，中国古代几乎见不到开办手工业学校的记载。

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学校的普通教育基本以儒家思想教育为主，童蒙时期识字之后，就开始背诵儒家经典，不管最后是否走上科举道路，都是以书经为教材，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儒家在学习的目的上，要为国家服务，致力于培养“君子”与“圣人”；在学习内容上，将“六艺”“四书五经”作为主要对象。

儒家的教育思想顺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量的政治人才，但是它过于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视了教育和学习其它方面的价值。此外，由于儒家教育思想强调内在的自我修为，而忽视了对外在世界的改造，导致技术、科学等知识长期缺少。

当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的时候，中国学生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思想大慌乱，大家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了。如前所述，当圣人之学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故纸堆，我们即使读书也不能做官了，那么，识字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呢？

早在真正废除科举之前，中国人就在近代列强的炮火中，悟出了传统学习的弊端，全国性的教育改革自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教育思潮的核心思想，其所追求的是培养出“学贯中西之才”，也就是将西方的科技知识纳入学习内容，打破儒家经典在教育上的垄断地位，这为传统教育注入了新学气息，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戊戌变法之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更全面的教育改革措施，废除八股考试，变科举，改革教育内容。在教育内容上，学习文史、算术、地理、物理、歌乐等项，重视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大同社会的蓝图，认为在理想社会中，教育不再是精英的特权，而是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社会。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地抨击了封建旧文化、旧思想，倡导建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相适应，中国教育开始摆脱封建传统教育的束缚，以“民主、科学与思想解放”为指引，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与教育。至此，中国人才在形式上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

但是，从西周到辛亥，我们发现自己被这种精英教育的观念控制的时间长达几千年之久，只有政治、文化精英才有必要学习的理念刻入了很多人的认知，他们认为普通人根本不需要学习和认识字，只要有一门手艺，就可以糊口。换言之，如果家庭条件好，不需要糊口，甚至连手艺也可以不用学了。

此时，再回到问题的最初，我国古人最早为什么要学习呢？是为了学一门生存技能吗？那似乎从未成为我国古人学习的出发点。他们认为，技能的学习是可以靠个人力量完成的，而真正要学习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样的观点在近代科技进入中国时曾被广泛批判，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古人其实是“懂学习”的。无论你学习的内容是科学、是技艺、是文学、是哲学……无非是在“完善自己”的目标之下，找一条合适的路。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教育使人获得知识，进而具有美德。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他认为知识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灵魂转向”，即看待问题的立脚点与世界观的转向，是灵魂转向善、转向真理。中国宋代学者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人一直在学习中寻找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路径，而并不仅仅是为了“活着”。

学习是一种途径，就像你爬一座山，并不一定会在旅途中摘到果子，但是你站在山上的时候，就能看到更好的风景，每登高一层，就有一层的视野，就有一层的欢喜。中国古人曾经有一条宽阔的路，但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一度被走窄了。今天，当物质条件足够支撑我们的精神追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走回到那条宽阔的路上去。

来源 | 《商学院》杂志2023年8月刊

作者 | 王敬雅（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古代史博士，关注清代政治史、宫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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