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架桥下蹦迪的中年村民
文 | 周航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成都双流区，一片叫黄金滩的河滩，现在成了这座城市新地标。舞池离黄金滩两百米，辅道旁一片长方形水泥地，地图上显示六百来平，大概半个标准泳池大小，可以说是成都最火的“露天迪厅”。
一切看起来都很简陋。低音炮接电靠路边的电灯桩，警戒带绑在临停的摩托车上。台子是长板凳搭起来的，台上几个领舞的中年女人穿着统一服装，几十块钱一件，贴满了闪耀的晶片。
晚上7点，三台大型低音炮响起，舞会正式开始。附近村民们吃完晚饭，迈着悠闲的步子，沿着公路或者跨过田垄，逐渐聚集到这片没有名字的空地。
黄金滩欢迎所有人的到访。每当得知外地游客过来，舞会组织者代功平就会拿起麦克风，邀请上台一块跳。这天第一个上台的嘉宾是我，没有任何准备，代功平先是拿起麦克风，告诉大家我从北京过来的，紧接着就拉着我的手上台，麦克风一递，“要不要讲两句”——从台下众人淡定的目光看，这已经成为黄金滩固定的一档节目。
代功平一头卷发，脑门上有点秃了，上周刚刚过了60岁生日。还流行喇叭裤的时候，他就迷上了蹦迪，这么多年做包工头，成都及周边到处跑，他说大大小小的酒吧、公园都跳过。这两年，工程少了，好几个还没收上款，索性退休了。一开始，他带上音响在附近的太平镇放，那是2022年5月，摆了十来天，有人投诉扰民，放不了。碰巧和朋友去黄金滩玩水，注意到附近这块空地，车少，没什么人住，就把音响拿来这放。
如今的黄金滩规模庞大，7点半，天还亮着，舞池里目测已有四五百人，排成二十来行。观众里外站了三层，脚上沾着白天干活的泥土，此刻手里摇着蒲扇或者塑料扇。加起来，这片小小的地方聚集了超过千人。
在这里，人们说得最多一句话，“就是快乐噻”。跟广场舞不同，蹦迪自由、随意。有跳得来的一块跳，没有就一个人跳。不止一个村民说起，年轻时喜欢跳交谊舞，后来结了婚，不好再跳，否则农村里会有风言风语，但蹦迪让他们重新找到了跳舞的快乐。
对44岁的胖姐来说，这份快乐是三伏天特有的。她跟丈夫在华阳街道经营一家蹄花店，夏天热得没法炒菜，就关半天门，她才有时间跳舞。她太喜欢跳舞了，姐姐生日酒，照习俗得吃到下午，“吃了中午饭我就跑了（去跳舞）”。
说起平常的生活，胖姐就一个字，“累”。丈夫炒菜，她负责剩下的所有，切菜、收钱、打扫卫生、招呼客人。每天6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8点，就中午坐那里吃饭休息半小时，忙十来小时，卖一千来块钱。
这天，44岁的她穿了一件绿色T恤，为跳舞特地买的，比平常衣服鲜艳。音乐响起来，她就闭上眼睛，双手过肩，随心所欲地扭动——她说跳舞后肩周炎都不犯了。华阳距离黄金滩十多公里，“打车18块”，胖姐愿意花这个钱，“就是去开心去减压”。这里音响好、气氛好，她每次站在最前面，“我就要听最大声的音乐，跳最嗨的舞。”
黄金滩该有的都有。有领舞，有DJ（调音师），有MC（主持人），还是双配置一男一女。主持人负责搞热气氛，这天不停喊话，“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 “今天是最后一天，马上我们要休息一阵子”。
所谓组织，不过就是一个微信群，500人加满了，刚刚开了二群。平常大家就称呼代功平群主。这是一年多来慢慢发展起来的，刚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后来周边的村民加入，一百个、两百个，再到现在上千人。
包括DJ、MC、领舞，基本都是“群管”。他们基本都是自由职业者，包工程的、搞装修的，一个农家乐老板说，“大家在这边都有点实力”。刚开始，音响是代功平自费购买，后来群管们集资两万块钱，来了一次大升级。
每天到的最早的是调音师，一个48岁的中年男人，早年在酒吧干过两年调音，“那时候还是胶片”。后来他去搞了装修，这两年活少，回了家，现在每天晚上6点多骑着三轮车，载着音响和调音台过来。要说调音，这是个技术活，他说，你得把高音往低了控制，再把低音升高。这一年，音响坏的次数少说也有五六十次，维修师傅也是舞友，吃个饭或者买包烟就当感谢了。
就像是一支临时凑局的篮球队，人们很快根据各自情况，主动分了工。一个中年男人以前在乡文化站工作，不过跳舞唱歌不那么擅长，现在就戴上红袖标负责维持秩序。“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代功平说。
无一例外，他们都住在附近。男主持叫潇洒哥，这天穿一身紧身的海军服，看起来像个网红主播，其实他就是一个服装店老板，家离黄金滩不到一公里。女主持婷婷妹稍微远点，“过两三个红绿灯就到了”。婷婷妹学的幼师，做过幼儿园老师，现在则在红白喜事上做主持。不主持的日子，婷婷妹还会跑滴滴，黄金滩火了以后，她又多了一份副业，在高架下开了一个烧烤摊。
蹦迪舞会小小促进了当地消费。现在大大小小的摊贩聚集了几十家，甚至有个小型儿童游乐园。
刚开始，32岁的娜娜还不好意思加入，觉得这不属于年轻人。她先在外边看，后来站在最后面，“稍微扭个一小时”，再后来开始往前站，直到现在站在最前面，“蹦迪就是会越来越上头。”
之前，娜娜做的是建材销售，业绩不行，老板就会给脸色看，跳舞能释放压力，“一跳就没了，一跳就开心了。”一个月前，看到同学妈妈靠拍黄金滩攒了十多万粉丝——娜娜说这也是黄金滩在网上走红的重要原因——她也辞职开始直播。
舞池能看到的唯一居民区叫盛华小区，直线距离500米，娜娜就住在这。她说，大家以前都住着土砖房，2008年地震房子开裂，政府把几个村拆迁，免费新建了这个小区，现在光这小区，就有几十个人在跳舞。
或许只有成都这座城市才能孕育出这样的舞会。在黄金滩，我遇到了一个穿着骑行服的男人，把山地车一靠，就开始欣赏舞会。他操作一口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自己其实已经60岁，十年前从深圳来到成都，发现这里的人如此闲适，“在茶楼聊着天就把生意谈了”，就直接留了下来。这是他连续第二天来看跳舞，在他看来，这座城市的人们比其他地方更为乐观，也更懂得享受生活。
它的兴起也受益于当地政府的包容。代功平说，派出所副所长跟他说，跳舞是好事，锻炼身体，他们很支持，“不然就要打牌，打麻将”，前提是“交通安全人身安全”。
●黄金滩也许是平均年龄最大的蹦迪舞会，大部分人来自周边乡村。周航 摄
在黄金滩，快乐似乎是能传递的。这种快乐微小而没什么成本。一家烧烤店安了音响，放着自己的摇滚乐，老板摇着头烤着羊肉串。没客人的时候，冰粉店的老板娘几乎跳了一晚上，她也跟娜娜住同一个小区，晚上摆摊是纯粹的兼职。
最吸引我的舞者是队伍最前排，一个穿着黑色运动服的中年阿姨。她烫了一个红色卷发，跟周边所有人节奏都不在一起，每个步伐和手势像是经受过专业训练。
她叫霞姐，就住在真正的黄金滩旁边。霞姐说，三十五年前，她二十岁，就开始蹦迪了，成都最早的天涯歌舞厅开业，她就在那跳，后来混迹于这个圈子，“成都大小歌舞厅都熟悉”。
在当地，霞姐可是个名人，成都话叫“哥老官”，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混社会的大姐大。她说，同辈份的“哥老官”都叫她霞哥，辈份小的才叫霞姐，“不是霞姐要跟你吹牛，就说我混的还可以”。
为什么现在在黄金滩呢，“不怕你见笑，既然你这么问了，我就坦诚告诉你。”霞姐说，六年前她被送进戒毒所强制戒毒，待了两年。自己现在“浪子回头”，重新做回农民，包了十多个大棚，一年挣十来二十万，足够生活。妹妹去世了，家里只有个傻弟弟，母亲80多岁，现在需要她照顾。以前，母亲很反感她在外面舞厅跳舞，现在很支持，每天都搬个板凳在那看。
对霞姐来说，这份快乐也跟自由有关，“所有人都可以用这片场地”。其实，在代功平来之前，霞姐就找到了这块坝子，跟几个朋友没事就摆张桌子喝酒，放个小音响，唱歌跳舞，后来代功平带来了更大音响，人也越来越热闹。
这里的农民没那么大生活压力。霞姐说，大家种水果、搞蔬菜，生活尚可，而且高架建造、城市开发，征了许多人的地。平常，他们的生活是打牌、打麻将、刷视频，当黄金滩出现后，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
刚开始，霞姐说自己跳舞还被叫做“李疯子”。村民都不好意思跳，说跳不好，她就说不需要跳得好，就当一种锻炼，“现在他们都跟着跳，也疯了”。照霞姐说，跟城里工薪阶层“臭假寒酸”不同，农民跳起来了就无所顾忌。她甚至觉得，跳舞以后，农民们干活都有精神了，不再“弯腰驼背”。跳舞还改善了她跟其他人的关系，过去人家畏惧她的名声，后来打交道，很多人觉得其实她还挺好相处。
平常，晚上9点音乐就停了。7月17日那天是个例外，音乐多放了半小时。因为有重大活动要在成都办，黄金滩舞会要暂停一段时间。恢复要到8月10日，地点也不再是大桥下，政府牵头，在六七公里外的一个大型户外运动村。
群里，有些人表达了不舍，一个人说，“去那边了就不叫黄金滩了”，还有人说，“我还是觉得黄金滩安逸，毕竟那么久了”。一个群管在群里回复，这是没办法的事，“只要还是我们这些人，黄金滩就还是黄金滩。”
8月10日那天，新场地开启，现在有专业的灯光和舞台。这天团队请了很多朋友来捧场，从视频上人比平常多了好几倍，胖姐和娜娜也都出现了，依旧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但霞姐没有去，虽然骑个电瓶车也能到，但她觉得没那么自由了，也不像现在这样，所有人都是乡里乡亲能打个招呼。
她在原来的黄金滩放起音响。这里现在装上了围挡，但音乐一响，不少人重新聚到了老地方，视频里看起来有一百人上下。“我要把我们的家园和村民们一起重新发展起来！”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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