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要真正让医务人员有阳光体面的收入！医疗反腐下，或将迎来“高薪养医”新契机！

如今，医疗反腐浪潮席卷全国，医疗行业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可哪怕形势危急、处境艰难，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知：处罚从来都不是目的，规范才是！

那么，后反腐时代，规范之路该如何走呢？当下，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与深究的问题——

北大教授李玲：要真正让医务人员有阳光体面的收入

8月9日，针对近期愈演愈烈的反腐风暴，权威医改专家、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接受采访时直言：要真正让医务人员有阳光体面的收入。

其实，李玲教授的观点并不新鲜，所谓阳光体面的收入不过就是“高薪养医”的变相说法。早在多年前，这个话题就曾引发讨论，曾有省级政协委员提出“医生工资应该比市内工资高5~10倍”的“高薪养医”方案，认为这样医生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如今为何再提呢？其实并非为“医疗腐败”开脱，而是基于事实的理智分析：

李玲教授指出，公立医院的政府投入大概10%都不到，90%以上的收入都要医院自己去创收，国家基本上是不管医院的投入运营和分配的。

而在这一套“自负盈亏”的规则之下，公立医院的亏损情况客观存在。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2020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情况的通报》：2020年，全国20个省份医疗盈余为负，占比62.5%，较2019年增加56.25个百分点；753家三级公立医院医疗盈余为负，占比43.5%，较2019年增加25.89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2021年度全国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情况的通报》：在运营管理方面，在二级公立医院总体运行平稳的背景下，仍有43.87%的医院出现了亏损情况。

当医院在亏损的“浪潮”中无法“上岸”，为了不至于被“淹没”，它们只能依靠于自己创收，甚至每一个科室和医生都有创收指标和压力，开药、检查、医疗器械的采购都与创收密切相关。

可又一个残忍现实就是：即便医生在大力为医院创收，但在现行医疗收益分配体制下，真正养肥的不过是医疗流通环节中的“权力寻租”者和“别有用心”者，而非处于利益链弱势的医生。

这一点从官方的一些调研结果中可以看出来：

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初级职称医生平均年收入是约为 5.8万元，中级职称约为7.3万元， 副高级职称约为8.9万元，正高级职称为10.8万元。

尽管这个数据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但在经历疫情和降薪潮之后，仍然可以明显感知，医生的待遇水平并不高。

武汉大学健康研究院副院长孙菊曾指出，即便是在发达城市的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支出也只占总支出的30%左右（国外占到了60%），医务人员待遇水平普遍较低，这也导致追求药品、耗材回扣和红包等灰色收入问题时有发生。

试想，如果医务人员寒窗苦读的清贫岁月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价值中聊以慰藉，如果他们的辛苦付出可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他们何必自讨苦吃、自寻绝路？正如李玲教授所说：医药反腐如果要治本，归根到底还是要真正地让医务人员有阳光的、体面的收入。“如果他还做腐败，那么成本极高。”

毫无疑问，“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终极反腐的手段。

其实早些年在美国，医生与药企之间过往甚密也曾是医疗行业的争议焦点。为了提升医疗领域的透明度，2010年通过的奥巴马医保法案里的《医生薪酬阳光法案》（以下简称“阳光法案”），规定了医药企业与医生、教学医院的经济往来必须每年都做公开。

该阳光法案自2014年正式执行后，哪怕只在美国售卖一个药，一个医疗器械甚至一个耗材的公司，都需要将与医生、医院发生的经济往来提报到政府。如今，任何人都可以在美国的联邦医疗保险与联邦医疗补助计划服务中心的网站上，查找任何一家药企与任何一位医生的财务关联。

从客观层面来讲，阳光法案从根本上促进了药企与医务人员交往的规范化，也潜在保障了医疗从业者的收入，这对于推行医生阳光体面化收入是有正向作用的。

医疗反腐之下，医生薪酬提升或迎来新契机

近期，医疗反腐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在此期间，我们没少听到造谣、攻击医生群体包括污名化学术会议的消息。不过还好，发酵至今，开始有一些理性的声音了——

近日，#调查称大三甲医生每天工作超10小时#、#三级公立医院医生平均年收入约12万#、#调查显示医生月工资1600元起#、#医生称极少贪腐代表不了辛苦的群体#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我们都知道，这些热搜的背后，不是吃瓜群众突然的良心觉醒，而是医务群体长年累月的艰难处境让人不得不动容。

那个为了攒钱学医而凌晨5点起来卖土豆的学生怎么都不会想到，一个从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要经过规培、住院医生阶段才能一步一步晋升成为主治医生、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等，一位医生介绍，硕士规培属于最底层，干着最繁琐的工作，可能每个月到手工资只有1600元。

那个辛苦学医从医却担心娶不起媳妇的小伙子怎么都不会想到，医生不仅没钱，更没时间。上海某大型三甲医院科室副主任阮某告诉记者，自己每天工作时长都超过10小时，一周工作时间基本都在60小时以上，每天到家也要忙工作相关的事情，基本需要7天24小时在线，而且以前有夜班的时候需要连续工作24小时，一周两个夜班就接近50个小时了。

从中国整个宏观的医疗现状来看，中国人口超过14亿，2022年末全国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只有440万人，在供需关系极不对等的背后，谁都明白——这是全体医生群体的咬牙坚持。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医生的付出和回报相差巨大，确实容易产生心理失衡的情况，而无可否认的，也确实会给追求“灰色收入”的人埋下隐患。

其实这个问题小编之前也与一些医生聊过，得出的结论便是：医生都是一群寒窗苦读十几年熬出来的高学历人才，他们骨子里有着读书人的“清高”和对医学的崇高情怀，作为一个“体面人”，他们其实不愿意去沾染“不体面的事”。

但很多时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办法……

因此，在当下，在医生收入成为社会焦点问题之时，一场行之有效的薪酬改革显得尤其重要。

当前，“以药养医”的模式注定不可持续，如何真正摒弃此种模式，让医院和医护人员拥有阳光体面的收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好在，对此国家层面已经有所动作——

今年7月24日，国家卫健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在“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这一任务里明确：合理确定内部薪酬结构，注重医务人员的稳定收入和有效激励，进一步发挥薪酬制度的保障功能。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探索实行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年薪制。

包括在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到：拓宽深化薪酬制度改革经费渠道，逐步提高诊疗、中医、护理、手术等医疗服务在医疗收入中的比例。在确保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合理确定人员支出占公立医院业务支出的比重。公立医院可根据考核结果分配医保结余留用资金，主要用于相关人员绩效。

鉴于当前现状，中国的医务人员对收入的增长确实有着较强的预期，因此唯有让他们光明正大的满足自己的需求，才不至于被一些“旁门左道”带偏。

不过薪酬改革注定是块“硬骨头”，但却是不得不啃下来的“硬骨头”。

当前，“院长年薪制”是个强有力的探索之一，目前已在福建、安徽、河北等地开展省级试点改革。与此同时，与“高薪”挂钩的年薪制也用于医院吸引一些高端人才上。一位县级医院院长表示，他所在的县医院，为了吸引人才，除了对引进的一名院士实施比院长收入高出3～4倍的年薪制以外，也对一些青年骨干实行年薪制。

另外，国家层面强调要注重医务人员的稳定收入和有效激励，在严禁与创收指标挂钩的背景下，这其实是在表示医生靠自己的技术和服务获得高额阳光收入的时代即将到来！

相信在打击医疗反腐的契机之下，在医务人员收入极不合理的现状之下，医疗薪酬体制改革将为迎来充满“阳光”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