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90万，还是招不到人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北部的17号州际公路旁边，有一座占地400多公顷、计划投资高达400亿美元的工厂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从高速公路上望去，人们不仅能看到矗立在施工地上的大型起重机与巨型厂房，还能有幸欣赏到周围大片的热带荒漠植被。

这里是台积电在美国设立的第一家芯片工厂。

在这样一个远离市区的荒凉地带，它将为当地带来数万个不需要高级学位的高薪技术岗位。

然而，并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来这里工作。在新一代劳动力的眼中，工厂工作能力要求一般，发展前景黯淡，对于上过大学的自己来说，进厂属实有些大材小用。

更为重要的是，来到这些工厂，大多数情况下也意味着要放弃繁华的都市生活。对于经历过疫情的千禧一代与Z世代来说，活在当下比什么都重要。

当年轻人坚定地对工厂工作说“不”时，婴儿潮一代却在慢慢地离开劳动力市场，留下巨大的劳动力缺口。

7月20日，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在财报发布会上表示，在美投资的芯片工厂因为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投产时间不得不从2024年推迟到2025年。他甚至警告称，公司将不得不考虑从台湾引进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对当地的技工进行培训。

在凤凰城工作的共和党政治顾问马库斯（Marcus Dell 'Artino）对此表示，出现这一情况并不令人意外，招工困难在亚利桑纳州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然而，饱受这一问题困扰的并不只有这一个州。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美国制造业缺口数超过100万，这是自麦肯锡收集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即便严重的“用工荒”问题已经摆在了面前，美国总统拜登仍在乐此不疲地推销着自己的制造业雄心。‍‍

当地时间6月28日，拜登为迎战2024年大选发表重要演讲。通过详细阐述“拜登经济学”，拜登将自己的胜算押在了承诺扩大中产阶级与加速制造业回流上。在拜登眼中，自己的经济政策将带领美国人民“恢复美国梦”。

然而，总统的美国梦并非年轻人的美国梦。如果拜登只愿勾画美好愿景，却不愿费心填充细节，带回制造业的美国将发现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来“建设”美国。

海登·詹尼森是宾夕法尼亚州一家机械制造公司的生产经理，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抱怨道，即便自己愿意为“美国制造”的商品支付每小时30美元的人工费，他依旧找不到工人来做。

为了抢人，与台积电一样选择在美国“荒郊野岭”建立芯片工厂的英特尔，甚至心甘情愿地为熟练技工支付一年1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0万元）的薪水。

但即便如此，英特尔也不得不承认在招工问题上面临着挑战。

可用劳动力如此稀缺，不少雇主将希望寄托在了“撒钱”上。然而，现实却是越努力越心酸。

找不到足够工人的问题，并不是最近才出现。只是，随着美国开始大兴土木，以及加速制造业回流，这一问题的前景越来越不容乐观。

2021年11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总价值超过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又称《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该法案，囊括了拜登政府提出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基建法案。

根据美国白宫2023年2月发布的简报，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已宣布提供近2000亿美元的资金，并宣布启动20000余个项目，几乎每个项目都涵盖包括工程建设、材料制造、分销、货运以及施工在内的一系列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再度恶化，供应链问题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

2022年8月，美国国会相继通过包含3690亿美元新能源技术补贴的《通胀削减法案》，以及价值527亿美元半导体制造补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加速制造业回流。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汇编数据，自美国国会实施全面补贴以来，美国制造业已吸纳超过2000亿美元的承诺投资。

从表面上看，这对美国是个好事，增强经济韧性与创造就业两不耽误。当然，前提是这些工作得有人做才行。目前来看，招工难已经成为阻碍这些雄心落到实地的大问题。

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数百万人离开了劳动市场，这一时期出现用工短缺问题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当美国经济逐步复苏，社会对工人需求开始猛烈上升时，劳动力却仍旧持观望态度。

根据德勤和制造业研究所2022年发布的报告，近83%被调查的制造商提到，吸引和留住高质量的劳动力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与此同时，近45%的制造商表示，因为没有足够的工人，他们不得不放弃扩展产业规模的机会。

2021年的报告则显示，到2030年，美国制造业缺口数将升至210万，这可能会最终导致高达1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一块？

从表面上看，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制造业长期被“污名化”，以及美国年轻人同样不愿脱下长衫。

目前，美国“婴儿潮一代”（57—75岁）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速度远远大于年轻人填补相关岗位空缺的速度。

根据德勤和制造业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报告，预计在2028年前，将有260多万的婴儿潮一代从制造业工作中退休。然而，由于“千禧一代”（25—40岁）与“婴儿潮一代”对成为工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职位空缺并未被前者有效地填补。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2019年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2000多名美国互联网用户中，有71%的55岁以上的人认为制造业非常重要，但拥有同样想法的人，在18至34岁的人当中只占45%。

全球著名制造商实耐宝公司（Snap On）的CEO尼克·平丘克曾表示，当美国人谈论支持制造业就业时，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这种事还是扔给“别人家的孩子”来做吧。在他看来，制造业污名化的问题已成为一个公关问题。

出现这一情况并不令人意外。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起，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蔓延，资本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和更大的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国内大量的制造业外迁，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

在很多美国年轻人眼中，工厂工作环境差，薪水低，没什么能力要求，缺乏职业发展机会和晋升空间，最终很可能会被机器人所取代。如果说的更直白点，做一名工人是专门为那些高中都没读完的人准备的工作。

此外，美国的父母也经常劝阻自己的孩子从事这些非传统的职业道路。美国制造商协会和制造研究所发现，只有十分之三的父母会考虑引导孩子从事制造业工作。

当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形态，它也重塑了美国的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开始被视为对下一代的重要投资。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接受“全民大学”的理念，高中机械加工和其他制造业培训项目被搁置一边，更多的学校将资源集中在了打造“精英”课程体系上。

然而，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讲，许多人的大学学位并没有那么“有用”。

根据圣智学习出版公司（CENGAGE Learning）2021年进行的调查研究，过去五年中从两年制/社区制或四年制大学毕业的美国人中，近五分之一（19%）的人表示，他们的大学教育经历没有为他们提供完成第一份工作所需的技能。

此外，超过一半（53%）的大学毕业生因为觉得不合格而没有申请本领域的入门级工作，近一半（42%）因为不具备工作描述中列出的所有技能而放弃申请。

即便如此，拥有一份大学学历仍是重要的，因为美国社会早已卷入一场名为“优绩制”（Meritocracy）的残酷游戏之中。所谓优绩制，简单说就是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主张“择优录取”“能者多得”。

美国学者如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等都曾著书对优绩制进行了批判，因为它看似公平、合理，实际上却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

富裕阶层以压倒性的教育投入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却利用“个人努力决定未来高度”的叙事掩盖了真相。

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社会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家和输家。一份光鲜亮丽的文凭成为获得体面工作与更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职业不光有分工的不同，也有贵贱之别。

在这场游戏，“弱者”不光成为了输家，还丧失了尊严。

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有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得以养家糊口，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然而，对于现在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可以如父辈一样从一家公司的底层慢慢做到管理层。他们了解到的社会现实，是即使要背上高昂的学生贷款，也要读一个Top50院校的MBA学位。

成为工人，是不符合成功者的叙事走向。

对很多处于用工难困境的制造商们来说，短时间内逆转整个就业市场的形势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现在能做的，首先就是打破年轻人对工人工作的污名化。

在他们眼中，帮助年轻人理解这个行业不仅仅是流水线工作与按动机器按钮，至关重要。制造商们希望年轻人能看到这个行业进步的一面，例如，很多尖端技术的开发都离不开制造业这一环，工厂工作的能力要求也会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升级。

为此，许多公司，如Snap On，甚至开始制定专业的技术课程，以帮助年轻人进入制造业，并在这一领域深耕。

然而，即便呈现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光鲜的一面，现在的资本也很难让年轻人心甘情愿地吃下它画的饼。

一方面，都市生活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看来，年轻人需要的是“一些令人兴奋的、文化上有趣的、涉及多样性的东西”，这使得他们更愿意前往繁华的区域寻找工作机会。在大型制造产业集中的郊区奉献青春，是属于他们父辈的故事。

与此同时，现在的年轻人对择业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并希望能拥有更为灵活的工作方式。

根据美国消费金融服务公司Bankrate于今年8月进行的求职者调查，78%的Z世代（18—24岁）和61%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很快就会寻找新工作，这一比例是婴儿潮一代的两倍。

至于劳动力们希望得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更高的工资、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远程工作机会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工作条件。其中，61%的Z世代与51%的千禧一代要求更多的工作灵活性，但这一比例在婴儿潮一代中只有20%。

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很多人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他们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对于尤其看重自我价值实现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来说，这一影响尤为明显。

在疫情开始之前，很多美国年轻人就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确信雇主在剥削他们的劳动力，而疫情的爆发则再次提醒了他们。努力工作曾经是美国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这一叙事结构早已不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