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科女硕士毕业后，蹦和不蹦都跳不出围城 | 人间

文化

2023-08-17 13:08

在公务员系统中，30岁之后很难有单位借调，35岁之后更难有调动。在就业市场，40岁之后要找自己理想的工作就更加困难。我们刻意忽略的东西，就业市场和用人单位都记得清清楚楚。

配图 |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2018年秋，我升入研三，一条腿迈进就业市场。

宿舍里住着四个人，全都是翻译专业的学生。一个是大姐姐，广西某高校的在编教师，读研的目的在于可以留在教学岗而不用转去行政岗，完全不用担心就业问题；小文也来自广西，毕业就考研，是定向研究生，就业的首要条件，就是工作地必须是广西，虽然选择较少，但也减轻了一些压力。

只有我和雪对工作选择有些纠结——我来自四川农村，读书一路走来中规中矩，从未踏错一步，直到研究生即将毕业，为了不成为别人嚼舌根的素材，我找工作的首要要求是能够“迅速落实”，附加条件是“最好能体面一点”；雪生于云南玉溪，多才多艺，个性率直，为了摆脱本科专业石油工程的限制，她考研跨专业读了翻译，就业方向主要突出一个“有钱又有闲”。

招聘季有着“金九银十”“金三银四”的说法，但很明显，在这样的黄金时段，我和雪不仅毫无经验，而且各自困顿局限。

2018年上半年，研二下学期，我和雪一起在一家商务咨询公司实习。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承接活动，然后分包给不同的供应商，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根据甲方的需求和报价匹配不同的口笔译服务。公司老板——同时也是我们的校外导师——开玩笑说自己就是个中间商。

4月份，我第一次去“跟同传”——主办方通常会通过中介公司来招募活动现场的同声传译员，而我作为中介公司的一员，需要待在现场的同传箱旁边，确保箱子前面没有人阻碍译员的视线，若设备出现问题时，也好第一时间寻找维护人员——这项工作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实际作用并不大。

我的带教老师告诉我，这次活动非常盛大，是新书记的首次亮相，没有“万一”可以发生，“一定要找到全川最出色的同传译员，务必要从xxx几个译员里面约，请她们一定空出时间”。在活动现场，老师带我熟悉工作的步骤，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校园真正进入到同传的工作中，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同传设备。要知道，作为一名翻译专业的学生，坐在那个箱子里做同传，是平生两个终极目标之一（另一个则是进入外交部工作）。

那场活动很顺利，译员很优秀，设备也没有故障。我站在场地的后面，举目遥望最前面的舞台，心里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不管是面前这个同传箱，还是台前那个插着鲜花的发言席，中间那几十米的距离，未必近过一条银河，我穷尽这一生也不见得能抵达。

这是实习期间一件看似极小的事情，却对我后来择业和生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缥缈不定的职业未来，让我和雪都坚定地想要逃离成都，所以在和公司老板沟通后，也就都没有继续留下。我们生怕错过就业机会，9月的招聘季一开始，都主动出击了。

英语翻译是一个纯文科专业，也是一个没有人引路就几乎不会有对口工作机会的专业。身在成都，各大高校翻译专业的学生能够去西博会、科博会、糖酒会参加各种实践，但粗浅的实践经历在职业发展方向上是不够看的。

川内口笔译的圈子里，顶尖的人物也只有那几个，各种新闻里面抱着本子坐在大佬后面的人几乎不会有新面孔，而如果去专业的翻译公司，则永远有赶不完的“急件”，听前辈说，连续好多天睡在办公室也是常有的事。

如果不做翻译本专业的事，我们就业的最优解就是当老师，最好是能进一所普通的高校，其次是去初高中当老师，再其次的，都只能算是将就了。

由于对就业市场缺乏了解和未来职业规划不足，在高校招聘会上，我们三个待业青年转了几场招聘会，除了以“来都来了”的无奈心态塞出几张简历外，只收获了对宿舍大姐的无限羡慕和“高校真的是进不去，只能考虑职业院校了”的认知。

还算好的是，那时硕士学历贬值不算严重。2018年年末，我们仨都已经找到了“骑驴找马”的那头“驴”：小文签了广西的一家银行，成就了从师范到翻译再到金融的互不相干三连跳，而我回家乡的小县城找了一份体制内的工作，先就业，再寻找合适的机会读博，继续为了进高校努力；雪则签了家乡同省不同市的一所私立高中，在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假期之外能有时间出去走走看看。

2019年的夏天，我们结束了在成都一环路上三年的安眠，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

我是通过“人才引进”渠道入职的，入职前听说会去一个党校性质的单位。本科是师范的我还在暗喜，好歹是自己擅长的，上手应该很快。奈何事与愿违，我最后却被分去了“四大办”（县委办、县政府办、人大办和政协办）中最忙的那一办，还是去的那一办中最忙的文秘科，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加班。

我正式入职是在2019年的7月底，8月下旬，当地就遭遇了强降雨和随之而来的山洪、泥石流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办公室专门配备了一个巨大的老年机作为值班手机，保证续航够久、声音够大、信号够好，还配备了一推就亮的手电筒，简直是值班停电必备。

轮到我值班的那天中午，我刚去食堂，电话就疯狂响起——由于暴雨，某个景区的道路中断，滞留在避暑胜地的游客们无法离开。山洪和泥石流把通信也中断了，游客的家人无法联系身处灾区的游客，只能拨打政府电话。我的工作就是接听这些电话，一一向来电者解释现场情况并报平安。大多数人听完我的解释和安置措施后，都表示放心，还顺带关心地说：“那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啊。”但也有一部分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责问：

“你们为什么不派车进去？”

“路断了，你们为什么不派直升机接人？”

“你们怎么还杵着不动，我要投诉你们不作为！”

……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吼得头晕目眩，但还是要耐着性子解释：

“路断了，车辆目前还进不去，但是应急、消防和医疗已经带着物资装备徒步进去了，卫星电话也背进去了，但是只支持向外面报平安。”

“山区气候条件复杂，山高坡陡，不具备直升机进入和降落条件的。”

“没有杵着不动，游客都已经妥善安置在村民家中了，降雨还在持续，通信和电力在抢修但是也没有那么快。”

……

每一次对话都让我感到筋疲力尽，因为我总是想解释每一句疑问、反驳每一个指责。同事张萌坐我对面，看出了我的疲惫，让我先休息一下，接过电话开始新一轮的解答。她情绪稳定，态度从容，耐心地等对方说完，收下所有激动的情绪和暴躁的语言，然后再逻辑清晰、轻言细语地解释。这让我叹为观止。

事后，我忍不住问她：“你怎么可以做到如此淡定和冷静？”

她说：“你不要把你自己当成你自己就可以了。”

张萌大我七岁，这已经是她上班的第十个年头了，从业务部门到借调上级部门，再回到县级核心部门，波折的经历让她工作时呈现出一种与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严肃和淡漠。那时候的我还不明白什么是“不把自己当自己”。我觉得自己能理解游客家属焦急担忧的心情，因为我也担心联系不上自己的家人。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知道情况后，还要指责政府不担当、不作为，仿佛不指责一下就没有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

另一个同事说：“你要习惯。”

然而那一刻我还不能习惯，于是就和雪吐槽。她的“哈哈哈”占了对话框的两行，然后说：“毒舌大王也有被摁住的一天啊。”

被摁住的不仅是我的毒舌，还有一个跳脱的灵魂。我收起所有的吊带裙和短裤，快速买了几件衬衣和西裤，娃娃装也不能穿了，幸好平常的短袖、牛仔裤还可以。

有一天，我们开职工会，其中一个环节是三个新进同事发言。排在前面的两位讲得清清楚楚，从“加强理论学习”到“提升业务能力”，逻辑连贯，重点突出。轮到我时，我念着自己写的一篇就职后迷茫困惑的“疼痛文学”，感觉像是被架在火上烤。领导在总结时说：“我们新进的同事们都在积极热情地进行角色转换，XX同志结合自身岗位勤练本领，XX同志多方位学习积极要求进步。”接着，他非常善良地从我乱七八糟的心路历程里，挑出了一句还算勉强能诉诸于口的话：“XX同志认真进行了关于工作意义的思考。”然后继续讲了下去，我一边听着，一边尴尬到用脚趾扣出三室一厅。

现在，我能随随便便写出一份还不算太差的发言稿，改着抒情散文一样的“点位材料”（上级领导到基层调研，一般会先确定调研点位，每个点位需要准备对应的汇报材料），回想当时的自己，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么的不合时宜，但那时的我确实在进行一场关于意义的思考——我频繁地思考这份工作的意义，做这些事情的意义，以及我存在的意义。

办公室的“办”字，除了办事，还有办文、办会。

在准备会议时，我们需要收集各部门的材料，反复检查校对后才能送印。然而，各部门几乎都不能按时报送，因此常常只能在下班后开始改材料。改完后，办公室的打印机经常出现故障，不能机器装订的部分需要手动装订，订书机总是“咔嚓咔嚓”地响到半夜。

刚开始装订时，我不熟练，边按订书机边和张萌聊天：“你看这两个钉子距离不对，又要抠出来重新订。”

张萌说：“生在府办的订书机都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诶，你是不是后悔学翻译了，应该读装订专业的。”

“就目前这个水平，有装订专业也毕不了业。”我边回答边用指甲抠，一不小心就被划拉开一道小口子。

她边找创可贴边说：“小说少看点，滴血结契也没用，不会让你订得更快的。”又眨眨眼补充：“我试过。”

材料反复修改、校对也是我不理解的。一个简单的通知，一句话能写清楚的，非要写三行，最终成文基本是“为统筹XX，推进XX，加强XX，提升XX，促进XX，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长句短句也有讲究，太长不行，会影响阅读，短句就要力争达到顿挫有力，从拟稿到校对再到修改，前前后后要经历四五个人。

我忍不住批判：“这不是劳神费力做些没有意义的事吗？”

张萌挑着眉回答我：“你换个思路，一句话占两行，你会认真读吗？某个企业发的微博满篇错字，你还会买他们家东西吗？你敢信吗？你在这个位置，放松了一分，下面的就敢放松十分。你觉得这些没有意义，是因为你还没有见过出问题。”

她给我举了个例子：“之前有个上报的材料，说是局长把过关就没仔细看，结果本该是‘元’的单位被写成了‘万元’。领导看到了就问：‘你们在挖金矿吗，还是说群众来问，你要自己掏腰包补？’还有搞错开会地点的，去开会的人跑了半个城没找到地方……”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审稿子那一路的人都挨骂。哦，当然，那个局也挨了通报批评。”

张萌讲的道理，我理解但仍然不赞同。我还是困在意义的怪圈里不得自洽，依旧怀疑自己日复一日重复做的事情。

2020年初，新冠爆发。大年初一的下午，我收到单位通知，取消春节休假，全员到岗。初二早上七点多，我爸将我和一大包腊肉、香肠一并打包送回了县城，两个月的无休模式正式开始，“意义”这个广泛又深刻的哲学问题被我暂时搁置。

一切防疫工作都还在摸索阶段，加之返乡过年的人多，每天增加的感染人数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来，血又会溅在周围多少人头上。身在中枢部门，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和科长一起去“跟会”，记清楚哪个部门抽调多少人去支援哪一项工作，哪个部门要去哪里干什么，然后当天把纪要写出来并迅速印发。一周后，我就自己独立查政策、写提纲、跟会、发纪要了。

机关食堂那时已不再提供堂食，都是用简单的纸盒装起来，让各单位领回。因为物资和人力都有限，菜汤和饭都泡在一起，饭菜变得又少又难吃。这时候，那些腊肉香肠就派上了用场。上班时，带一碗切好的香肠，中午去值班室用微波炉打热，油滋滋的香味飘满整个走廊，端着碗挨个办公室送，每人也就能分到一两块。

有个同事用碎肉末拌饭，边吃边说：“讲真的，这东西在家我也就喂狗了。”

坐他对面的大哥哈哈大笑说：“可不就是喂你这哈皮狗！”

腊肉和香肠也很快就吃完了，我又发明了一个新菜：泡面泡榨菜下饭。

食物的匮乏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根本算不上困难，真正束手无策的是医疗物资的匮乏。小县城的医疗水平落后，几乎没有任何自救能力，如果有人感染，就只能请求上级支援。上级医疗机构资源也非常有限，每一处的情况都无比紧急。本地也没有任何医疗行业的支持，与医疗物资不足相对的，是医疗体系高负荷的运转，连基本保障都是问题。

当时我大姨妈来了十天还没有停的迹象，不得不请了两小时假去医院。刚踏进门，就赶上两个医生在吵架。

甲医生问乙医生：“你刚开会的时候，说有些人节约点不要戴两个口罩，你不就是说我吗？我戴俩也是我自己的！”

乙医生说：“对，我就是说你！你的也是你之前领了放办公室的，我不信你现在还买得到！”

甲说：“你管我买不买得到，跟你说我感冒了、感冒了，到时候传染病人，你负责？你来确定要不要拉去隔离？”

乙说：“不想被抽调就直说，扯什么隔离！”

在她们的吵架内容从口罩升级到抽调的时候，来了个可能是领导的医生，把她们其中一个扯走了。我站在妇科门口不知所措，旁边一个阿姨反戴着口罩，鼻子的一半露在外面，戳了戳我说：“快跟那个走，这个不看病的。”

吵架很凶的甲医生其实很温和，她说我就是没有休息好导致的，放宽心，顺便还吐槽了几句说：“妇产科病房里还躺着几个产妇，已经管不过来了，我不能再被抽走了。”

从医院回来，我碰到一个同事，他也刚从卡点回来。我们一起把口罩绳扯断丢进医疗垃圾桶，然后仔仔细细地洗手喷酒精，再进办公室。那时酒精和口罩都买不到了，大家都很节省，靠着一个洁癖同事的前期囤货，过了差不多一周。

那时我只知道每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最后变成一个具体的“今日新增：0”，就是目前工作所有的意义。工作中的“我”不是自己这一个个体，而是巨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当我理解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再思考所谓的“意义”了。

通过“人才引进”渠道到机关单位的人，单位能给的极限就是事业编制。

有个很形象的说法是，公务员是古时候的“官”，事业人员是古时候的“吏”。这么一说，好像考公务员都是为了当官，但就抛开前途发展不讲，实际上两者的工资待遇确实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不少事业人员在“专技岗”，做着专业的事情，精进着专业的能力，工作也单纯得多，不管是技能水平还是职级职称，都有着一套已经成熟的体系，时间到了就考证考级，升职加薪也按部就班。而“人才引进”的事业编大多在行政管理岗，县级以下能晋升的职位非常有限，一个县的副科级事业管理岗，数都能数出来，正科级更是没几个。但每个岗位日常做的工作是差不多的，甚至我们还要因为“人才引进”这样虚无的光环被增加更多的任务、被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知道自己走到这样的困局和自己择业时候准备不充分有关系，也和单薄无力的家庭有关系。我父母和关系亲近的亲戚，接触过最大的“官”不过是乡镇党委书记，我母亲曾有机会竞选村支书，到底因为怕麻烦退出了。我在对“公家人”了解不充分、利弊不清楚的状态下盲目进入体制内，也没有具体的规划和目标，真是一件非常不可取的事。我苦恼于自己的无知和莽撞，也终于认识到身份确实是一个桎梏，于是又开始考公务员。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2016年我去考过一次公务员，裸考。然后在6月的一天，接到一个座机电话，说我报考的岗位有人放弃了面试，我递补，问我去不去。年少无知的我那时几乎没有犹豫就拒绝了，甚至带点得意的口吻说：“我就不来了，考上研究生了。”都没有问一句可不可以在职，或者留职去读研。对面的工作人员稍微顿了顿，回答我说：“那好吧。”

那个岗位是机构改革前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机改后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时隔七年之后的2023年，他们放出来的招考名额仅一个，且对专业的要求是“药事管理、药学、中药制药”和“工业工程、质量管理工程、知识产权”。

如今，那个岗位，作为研究生的我已经不能报考了，能报考的，这两年来我也没有考上。

2020年年中，我结束了一段仓促开始的恋爱，恋爱时间不长，但确实伤筋动骨。几个月后，我被上级部门点名借调，没有拒绝的余地。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也乐意能换一个环境。

借调单位的工作压力很大，省级主管部门每月都会下分数排名，于我而言就是一场场心灵的审判——成绩好不会有表扬，差一点的时候，领导就要去更大的领导面前“剖析原因、检视问题”。领导自己扛了雷，回办公室还要安慰大家说没关系：“客观原因是存在的，不要有太大心理压力。”领导越是体谅，我们经办人员就越是愧疚，越是努力工作——虽然也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有同等的回报。

除了排名之外，我觉得这个工作一切都很好：不会没有周末，不会一周五天有三天加班到半夜十点，也没有值班。那是我工作后最轻松的一段时间，我能去逛逛博物馆，甚至趁着疫情不严重的时候出去玩了一趟。

2021年年底，我借调满一年后，借调单位的领导决意推荐我去另一个单位——原因很简单，我没什么“背景”，而自身能力又不足以让借调单位打破限制——通过“人才引进”进体制的人，需在原单位服务5年，因此，领导觉得我去另一个单位借调之后再调动过来是最好的选择。

不得不说，领导是位很善良的人，但是我在努力了一步之后就放弃了——在这个话语权很重的单位我尚且无法突破规则调动，去另一个单位之后，面对的将是长达三年的借调和一个更加不可控的未来。放弃是一个双输的决定，领导之前的努力和推荐都付诸东流，我也不得不回到各方面条件都艰苦的原单位。但那一刻的我，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前同事都以为借调即离开，而我却在盛大的告别之后返回。借调单位的领导认可我工作，也顾全我的面子，在回到原单位之前给我评了优秀，回去后又再发文推荐另一个具有实际作用的评优。可是体制内的规则就是，借调的人就不再参与原单位的各项评选，所以他的推荐并没有实质的作用，但是我仍然很感激这一份认同和支持。

回到原单位后，工作的变化并未给我带来很多困扰，真正困扰我的是“人才”“研究生”的帽子，和一句句的“你是研究生，你们聪明，学得快、干得好，一定没问题的”“多干一点是锻炼，多加班是认可”……类似的句式是一个个凸起，让人躺不平又碾不烂。

在加不完的班和熬不完的夜之间，有个新同事程程来问我：“如果我辞职的话，要赔多少钱？”

程程也是“人才引进”来的，但是来了后无法适应偏远地区的枯燥生活，加之男朋友在成都，她值班、加班频繁，两人一个月都见不到一面。

在仔细翻看了合同后，我们得出结论：需要赔四万多元的违约金。

程程说，她已经想明白了，既不能继续忍耐眼前枯燥无望、毫无意义的生活，也没办法想象以后夫妻分居两地奔波的日子，“就当这一年白干，也一定要走”。

因为她还在试用期，所以辞职流程进行顺利。就在她离职前，地震了。我们这里属于地震带，时不时会有小震，一般大家都不会很紧张，震感最强的地方通常都在朋友圈。可是那天的地震超过了六级，晃了好久都没有停，文件柜倒下来砸烂了电脑，桌上的盆栽摔下来碎了一地，饮水机倒在地上水淌成洼，堆得高高的文件散落下来又覆盖一层。我背贴在墙角瑟瑟发抖，眼睁睁看着面前的白墙在摇动中拉出一条裂痕。晃动停止后，我迅速从楼里面撤出，楼很坚固，据说可以抗八级地震，可是天花板不怎么坚固，到处都是摔下来的吊顶和玻璃，一地狼藉。

撤出来后，程程浑身冰冷、手脚发抖地站在我旁边，回过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坚定地说要赶紧走，于是在一个月内办完剩下的手续，火速离开了。

不走的人又开启夜以继日的模式。连续一周，所有人在睡三四个小时和通宵之间反复横跳。睡眠不足的后果就是脾气暴躁。母亲打电话跟我说：“要好好吃饭，注意休息，有时间还是要锻炼一下，你都胖了好多……”我听完突然就爆发了，我知道她是担忧和关心，但还是很崩溃，不仅是为长起来的二十斤体重，也是为一种几乎无法自主的生活：“是我不想休息吗？是我不去锻炼吗？如果不是你们一直絮絮叨叨说，回来离家近多好，我才不会回来，上这种没日没夜狗屁倒灶的班！”

其实事实不是我说的这样，我回来是因为自己知道在成都生活会很辛苦，就是逃避。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没能力又懒惰，才导致这样一个进退维谷乱七八糟的现在。可是在这样到处都不顺的生活里，好像又必须找个人责怪才能达到内心的平衡。

母亲说：“要不是让你回来上班，疫情你就失业了，说不定饭都吃不上。”她一直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引导我回来在体制内上班，即使每个月工资就两千，但胜在稳定，且多少还有点体面。

“疫情饿死多少人？今天这儿地震，明天那儿转移，不是防水就是防火，真是受够了！”

母亲回答我：“你周围谁不是这样的？人家都能坚持就你不能？”

我说不下去了，直接挂断了电话，转过身就看到分管领导在喊我去“跟会”。我一秒钟就整理好了情绪，捏着录音笔就进了会场。

那段时间，我晚上睡觉时都会穿好衣服，头顶放着一个巨大的布娃娃，床头柜上放一个应急包，装着水、食物和充电宝。加完班离开时，我会和同事互相说一下自己住在哪里，也许我们内心想的都是：如果不幸被埋了，希望别人能找到我们，给予救援。四川人“摇一摇”都不会跑是真的，但是说不害怕是假的。真正不害怕的人，是那些住在楼不会塌、山不会垮的地方的人。

偶尔我也会想，如果当初留在成都，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但我知道，其实无论在哪里，我可能拥有的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大概也都不会有什么非常厉害的作为。

如果说我是一个谨慎克制到有点故步自封的人，那雪则和我完全不同。她勇敢又热烈，清醒又直率，热爱旅游，喜欢尝试，凡事更看重体验的过程而非一个需要被定义的结果。

2019年夏天，雪回到老家云南，当了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对于这份工作，她提得不多，私立高中虽然有着还不错的工资待遇，但也有避不开的教学压力，这份工作雪只做了三个月就辞职了。

雪是一个通透且果断的人，这和她的聪明分不开，也少不了她本科时代暗黑的岁月教给她的真理——快乐最重要。

雪家高考成绩很好，有很多好大学、好专业可以选择。然而由于家族渊源和所谓的“可以安排工作”的蛊惑，她听从了家人建议，来了四川，读了个纯工科的石油专业。这对于一个爱美爱动的女孩子来说多少有点残酷，但是雪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学业一直完成得很好。但是人如果不能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专业，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生活就会空旷无望。有段时间，雪睡不着觉，通宵看电影，疯狂掉头发，直至全剃了。她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我，说不定就在抑郁症的边缘了。”

本科毕业后，雪参加校招，稀里糊涂去了川东北的一个项目。那里山高水远，除了同事，出门见不到什么人烟，上班就上班，下班就回宿舍。雪说，想花钱都花不出去，在管道上爬上爬下，手上的茧子一层又一层。

雪决定辞职，哪怕这是所有人眼中高薪、稳定，甚至可以说世袭的工作，“可是自己不快乐，没有盼头，一切毫无意义”。但石油专业性太强了，就算从这一处离职，也还是会被圈进另一个项目里去。于是雪考研，是她喜欢的一个绝对不理科的专业——翻译。

相较于每天坐在电脑前的笔译，雪其实更擅长做口译，每一场交传和陪同都完成得毫无压力。研二那年，雪还申请了去孔子学院当老师，几轮面试之后把目的地定在了巴基斯坦。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去成，雪一边羡慕班上一个男生成功去了尼泊尔，一边听说巴基斯坦不太平，也就歇了出去的计划。

从私立高中离职后，雪很快就入职了一所民办高校。这所高校简直就是我们普通硕士找工作的心仪之选：教学任务不重，科研要求也不高，周围的教师都是年轻人，活力满满又包容性极强。雪是这么说的，“体验感很不错”。

那时这所高校在迎接评估，就出了个鼓励学校老师去读博的政策，国内、国外不限，工资照发，学费报销，只是签合同约束教师博士毕业后要返校继续任教。这种情况当然不只发生在这一所高校，“卷学历”越发流行，有经济实力人的往欧美卷，稍微差一点的往东南亚卷，国内的博士也越来越难考。大家扎堆申请读博，连东南亚的学校申请要求也越来越高，毕业也很困难。

到了2021年，雪说她还没有想清楚申请什么专业，对读博也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想法——毕竟，如果读自己不感兴趣的博士，那是一件要钱还要命的事。雪当年的硕士导师是一位美丽、聪明且非常年轻的女老师，不到四十岁就成为川大教授。但在读博期间，她也会睡不着觉，大把掉头发，夜半惊醒后，哭到不能自已。

读博可以缓一缓，但职称还是要评的，这关乎工资和待遇。雪所在的高校评职称有两种路径，要么任课老师之外再当班主任，要么去支教。学校并不承认老师自行联系的支教学校，又无法向教师提供支教途径，很久以后，雪才意识到，所谓的选择就是强迫教学岗的老师去当班主任，兼职做学生管理，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压榨。

2021年底，疫情仍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各个产业急剧萎缩，雪所在的这所民办高校，某校董投资的地产行业被拦腰斩断，直接导致学校资金流锐减。学校当然不会垮掉，但是鼓励老师去读博的一系列政策全部取消。但此时雪已经深刻认识到，在高校当老师必须要读博，不然要不了五年就会被淘汰，到时三十多岁的年龄在就业市场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了。因此她还是决意申请读博，即便学费要自己掏。

2022年10月，雪和我说，梦到我结婚没有喊她。我们就恋爱和婚姻吐槽几句之后，她突然说，自己在这所高校任教三年后，终于还是辞职了。

雪说，她也很纠结，但是现实实在是艰难，连考上博的老师都有被辞退的了，学校连读完返回的协议都不屑于跟老师签。雪觉得留下实在是摇摇欲坠：“如果不读博，安逸的生活最多持续到四十岁，然后呢？回到市场再就业然后被年轻人毒打吗？”

她申请了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英语教育的博士，因为疫情，只能先开始上网课，按计划要在2023年的3月才能出国去读第二学期。自费读博是一件非常烧钱的事情，几年前，东南亚的博士一年学费约为8万人民币，现在已经涨到12万了，即便只是上网课也是如此。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如果顺利，1年就能毕业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而国内读博至少需要3年，通常都要5年左右才能毕业。

辞职后的雪没有收入，只能花之前的积蓄，还要为之后的出国打算，因此焦虑也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她的学习压力也不小，跨专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专业的人面前，难免会被歧视——比如让你打杂，不让你接触不到核心理论，美其名曰“学习”；也可能是无意间说一句：“哦，你们没学过这个你不知道，所以你要多读文献。”这是一件比较伤人但是又无法宣之于口的事情，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和适当的忽略来得以自洽。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是一所优秀的高校，2021年世界大学排名142，亚洲排到34。这也意味着毕业难度很大——博士毕业率还不到10%。导师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没有时间给人适应，需要学生直接出成果。雪本科学的是石油工程，研究生是偏实践的翻译，对于纯学术理论的东西自然要弱一些。即使她非常努力做出来的成果，导师看了只是说“这是硕士的水平”，更深入的指导就没有了。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深度不够很容易理解，如何到达应有的深度又不知道。

读博前，雪就想得非常清楚，如果读博期间能找到一个公立高校，能够报销学费，她就会坚持读完，否则，她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只能完成这半年的博士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决定，相当于前期的投入都白费了。然而，金钱和精力的投入只能到这里。年龄、经济和精力都是成本，对投入和产出的简单测算不难明白：以最快的速度1年毕业，学费和生活费（包括其他未知的支出）可能需要20万。但毕业后能不能进高校是未知，工资也很难预测，如果需要负债才能读完，那就业后至少2年内也不会轻松。若是不能按期毕业，沉没成本就更高。

我们好像都被逼着进入了另一条与自己期待完全相悖的路，想要读博的我，每天困于上班和加班，其余的时间只想躺着，不看书不进步；试图稳定的雪，一直在跳槽，没有读博计划却被逼着去读博，读不完的理论，写不完的报告，被困在一方不得解脱。

雪是一个果断的人。半年之后，她退学了，一则她觉得自己确实不适合读博，二则经济压力实在大，这个年纪也不好再向家里伸手了。她决定还是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要进入体制内，也走“人才引进”的路子。

我非常支持她的这个选择——4年前，这个偏远的县硕士还不多，我们这群硕士还被叫做“人才”，到现在选调生里面的硕士都已经很多了。学历贬值，人才济济的当下，如果不能在还能用这个学历的时候用起来，以后想用也用不上了。

雪先是去了广西一个县区面试，顺利通过。但同时云南的一个县级高中也在招人，雪也去了，也被录取。两个地方的条件差别不大，一时难以抉择，她客观地分析了两份工作的利弊和发展前途，分析了高中未来10年可能面临的职业瓶颈——以我们现有的经验来看，学历的内卷是必然，但是卷到硕士都不能当老师还是不太可能。另外，对于教师这一职业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教学能力，科研能力虽很重要，但并不是首要。对于她来说，基于实践的科研总好过凭空构架的理论研究。

最后，雪决定了去云南那所高中任教。对未来的规划也比较清晰了：买一个房子，存一点钱，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就在一起也不是不可以。雪调侃说，自己头发一如既往地少，包包一如既往的空，“但是还好的是，兜兜转转间，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匹马”。

回头看看，宿舍的大姐如愿留在了教学岗，成了学校里那个出名的“穿汉服的英语老师”，小文在柳州买了房结了婚，正在计划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与我一起入职的两个同事，一个成家立业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个受不了分管领导的迁怒大吵一架后辞职离去。

而我还在挣扎，“马”遥遥无期，当下骑的这个“驴”也跌跌撞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