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人民》：在战火中的中国，“我看到了勇敢”

《四万万人民》：影像历史中的“抗战中国”

作者：五行缺水

《四万万人民》讲了什么？

中国和日本在远东的战争并不是孤立的，这场战争涉及到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战争对全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中国战争的世界意义，所以伊文思是站在全球视野来记录和观察这场战争，不论是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暴力，还是中国军民的英勇和团结，都成为伊文思的第一手珍贵材料。

在伊文思的影像记录里，当中国民众躲避战乱向内地迁移时，是一位屈膝爬行过铁轨的老妇；当日军屠戮过的中国的村庄时，是那一片人和动物的尸体；当中国政府发出全民抗战的号召，是那些得到食物面带微笑的孩子们……近距离，甚至特写，成为1938年中国最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伊文思取“四万万人民”作为纪录片的片名，也凸显出中国抗战的“人民性”。

城市的大楼被夷为平地，人们四处躲避，孩子死在路边，悲痛欲绝的母亲在恸哭，而天上日本飞机依然狂轰乱炸，对于这个古老的国家来说，战争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一边是中国，它有着5000年历史的灿明文明和智慧。”那些石狮子，那些圣人的雕像，都是这个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的象征，人们在这里繁衍后代，在这里建设家园，在这里创造历史，而对于觉醒的中国来说，西方也带来了另一种文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独立和自由的草案，扫除军阀的战争，成立国民政府，学习美国文化，传播西方文明，修建铁路和公路，建设机场，大力发展钢铁业、采煤业、棉纺织业，都是让这个国家走向现代。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之后，这个国家也经历了浩劫。

1895年割据台湾，1910年侵占朝鲜半岛，1931年建立满洲国，都是日本征服世界计划的组成部分，而从中国到菲律宾到苏联到加利福尼亚，日本就是要征服全世界。“不要等中国强大起来，现在是占领中国的最好时机。”这是在东京召开的军事会议提出的侵略计划，而对于美国，他们采取的是隐瞒，“我们到中国是为了带去和平。”所以他们从旧金山进口物资——当时美国向日本出售了54%的物资。

在伊文思的镜头下，这就是侵略者的谎言，飞机轰炸中国的城市，大炮摧毁中国的土地，军刀对准中国的平民，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中国开始了全民抗战，联合组建统一战线，枪口对外，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这个国家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

民众走上街头演讲发出“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必须学会反抗”的呼声；社会团体开始筹款运动，爱国人士捐钱捐物支援前线；年轻人积极参军，加入到抗战队伍中……

在这场全民抗战的热潮中，伊文思将镜头对准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对准“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女人”宋美龄，对准“代表中国女人”的宋庆龄，对准八路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对准爱国主义者孔志友，对准总参谋长陈诚——不论是国民政府召开的关于战争财政投入的首脑会议，还是为开展游击战而召开的八路军军事会议，不论是有着枪炮的军人，还是从田里放下农活拿着长矛、大刀的农民，前线和后方，南方和北方，大人和孩子，都投身到这场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纪录片作者在前线

对于伊文思和卡帕来说，1938的影像里最珍贵的镜头是台儿庄战役中的“起盛”反击战。

台儿庄战役是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进攻的胜利，是一次保家卫国的“激战”，但是当时希望上前线拍摄的伊文思和卡帕却因为生命安全无法保障而错过了正面的决战，对于激战，伊文思也只能从当时91师“王军官”口中得到描述，“我们的感觉很强壮，我们渴望进攻。”但是在跟随部队的行进中，伊文思还是捕捉到了“起盛”反击的镜头。

当时他们进入起盛这个村庄时，日军刚刚烧毁村庄撤退，他看到的是被焚烧的村子，是死去的村民，在战争的废墟中，他听到了一个农民的讲述，日本上尉让村子里的人聚集在路边，对他们进行扫射，这个农民腿部受伤，幸运逃过一劫，但是整个村庄的2000户大多丧生在日军的机枪下。而之后，伊文思遇到的李富，也是因为提早逃走而幸免于难，但是他的妻子却丧生了，李富内心是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满满的报复情绪。

而在日军屠杀三个小时后的见证，则让伊文思获取了这个村庄里发生反击战的珍贵镜头。在孙将军的智慧下，军人们制定了作战计划，一方面利用村庄的掩护架设起大炮，计算目标的路程和方向，向日军部队展开反击，另一方面则是从后山行进到制高点，当得知日军巡逻队经过时，便居高临下开始正面袭击。

战斗取得了胜利，战士们击败了日军一支分队，缴获9辆坦克。这是小小的反击，是躲在战壕里的伊文思和卡帕记录下的一场胜利，而这场胜利也成为台儿庄战役的组成部分，也展示了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气。而对于伊文思来说，最近距离触到的战争，也是对于卡帕那句“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经典话语的实践。

为自由而战

这是1938年的中国，对于抗日战争来说，其实还刚刚开始，所以伊文思在纪录片最后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们会取得胜利吗？”

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注定是艰苦的，注定会付出更多，所以“这场战争可能还要十年的时间”，但是在这场“他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战争中，伊文思也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一定会赢得胜利！”

近距离观察中国，也是近距离体验战争，对于伊文思来说，1938年的中国之行的确打开了一个世界，让他“触到了中国”，而其实，这一次影像记录也让中国触到了他，他看见了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瓦解，也预示着在战火中形成新的国家，只不过，在1945年抗战结束，在1949年内战结束之后，他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了中国的另一支力量。

这支力量打开了伊文思另一个关于中国的影像世界，这个世界是红色的，当初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

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用手中的摄像机摄下了一个红色中国——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了全场12小时的纪录片《愚公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