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现实版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吧...
一个艰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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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提问：在农村，女性主义存在吗？
不知道姐妹们在此之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女性思潮泛滥传播的今天，大城市里的人们谈性别问题就像谈论天气一样自然。
是也不是。
之前有很多女性主义作者也去农村调研过，农村女性并不是没有追寻个人自由的需求，只是更多时候她们的个人价值只能隐藏在家庭之外。
如果要认真地探讨农村女性主义的话，那在中国最绕不开的人物便是谢丽华。
谢丽华是谁？
生于山东，长在北京，曾任中国妇女报社的副总编。
从履历来看，她是一个绝对的精英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长在首都的高知女，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为农村妇女服务的月刊杂志《农家女百事通》👇
谢丽华生于1951年山东潍坊里的一个乡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作为家里的第二个孩子，谢丽华从小就是被忽视的那个，但她一不跟姐姐争抢，二不跟弟弟争宠。
在思想意识封建的农村，谢丽华并不觉得妈妈对弟弟的优待是不对的，她只认为：最小的孩子理应受宠。
和姥爷青梅竹马恩恩爱爱的姥姥为什么突然自杀？
因为姥爷还有个不受宠的小老婆。
宝子们也别急着骂姥爷哈，毕竟解放前的中国刚从封建社会里走出来不久，自由恋爱和男女平等的论调并不是主流。
姥姥和姥爷是自由恋爱，但因为姥姥没生出儿子，姥爷的家人逼着他再娶一个小的，姥爷拗不过只好同意，于是谢丽华就有了一个小姥姥。
姥爷并不爱小姥姥，仿佛小姥姥存在在这个家里唯一的意义就是生下一个男孩。
关于这段三角关系羊不多说了，但姥姥最后的死也和放后的人们思想的转变分不开，因为人们总觉得，这段关系里必须要有一个人消失。
一个因为没能生出儿子被逼死，另一个却因为生儿子的意义而存在。
姥姥的死在带给她震撼之余，她也开始思考着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女性到底是什么？
或许是城市生活让谢丽华开拓了眼界，也或许是当时“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思潮感染了她…
她认真努力成绩好，后来当兵的时候还能在以男性为绝对主导的军营里采访，出书，出诗集。
作为一个女性，她的诗“甚至”还在部队里传开了。
她的初恋对象比她大五岁，她对他一直是仰慕心态。
但后来男方父母身体不好，对方希望她能去帮忙照顾家人，并开始畅想未来生几个孩子…
那一刻的谢丽华第一次对这个男人感到厌烦，她不理解，如果是为了照顾男方父母搬回北京，那她和保姆又有什么区别？
1983年她退伍后被调去了全国妇联工作，1984年中国妇女报创刊，并提出“向妇女传播社会，向社会传播妇女”的口号。
也是从那一年起，谢丽华以记者和编辑的身份，开启了自己长达40年的女性事业，并选择奋斗一生。
在加入中国妇女报之前，谢丽华从来没有想过女性的处境有多差。
毕竟直到现在如果提到80年代，我们脑中的关键词基本都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城市化”。
那时的新中国正处于腾飞阶段，人们关注的是经济和国际环境，妇女问题很少会被注意到。
但恰巧当时社里有一个信访处，很多妇女会给社里寄信诉说自己的困境：有人因为生不出儿子被嫌弃，有人因为被性侵而感到羞耻。
家庭暴力的基数不小，有人甚至被咬掉了耳朵和鼻子，还有人说自己丈夫表示儿子的胎盘放院子中间，女儿的胎盘拿去喂狗…
无数故事在报社里传开，痛苦的，悲情的，震惊的，无奈的…
而因为经济发展，那时的人口流动基数也很大，但农村女性的流动却会被当地人叫为“出嫁女”。
有人丈夫残疾后独自承担家庭职责，有人在丈夫去世后依然照顾公婆，有人一人照顾一家子精神病患者…
当时的谢丽华感觉很难受，她深知这些女性的伟大，但又觉得对“优秀女性”的定义太过局限，仿佛女人必须要通过牺牲才能获得认可。
“抬头看金匾一片，低头看泪水涟涟。”
在妇女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谢丽华对性别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以至于当《农家女百事通》这本杂志无人接手后，她选择了接受。
农村妇女，到底谁会关注农村妇女？
没人想跟谢丽华一起干，因为她们觉得农村妇女不会有闲钱和闲心去订阅报刊，谢丽华其实心里也打怵，但她始终认为事在人为。
创刊前她回了趟山东老家，她看着那些姑姑阿姨们突然就打消了对自己的怀疑，因为她也曾经是农村女性里的一员。
为了能把杂志推销出去，谢丽华开始转变思路做起了广告，虽然那时候她自己手里什么福利都没有，但还是对外宣传“订阅就给福利”。
对外说完，她就卯着劲儿去找商务谈推广，因为她知道自己必须成功，
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谢丽华被引荐了了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白梅，他们当时正在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进行生殖健康的调研。
在经过商谈之后，白梅答应谢丽华一年订阅一万份杂志，但要求她在杂志上开设一个生殖健康的专栏。
她开始给大家科普全新的健康观，比如“身体是自己的，不是男人的也不是医生的”。
在此后的20多年里，谢丽华和同事们致力于为农村妇女们树立全新的女性观念，也了这个被“忽视”的群体一个发声口。
就像她的口号说的那样：要用生命影响生命。
谢丽华的伟大是很具象的，因为她开诚布公地把真真切切的农村女性问题放到了大众面前。
她的诚意很足——
比如当时她对手底下的记者编辑说：我不要你们在这里展现文采，我要你们能让文化程度不高的姐妹们听懂你说的话。
她和农村妇女互通信件：她们聊土地问题，聊女性事业，聊令人“烦恼”的处女膜…
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女性把这本杂志当成树洞，向谢丽华诉说着各种各样她们想要解决却解决不了的问题。
谢丽华回复了很长的一段话，最后的落点是：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
有人在信里表达痛苦：“我想要一份自己的事业，但丈夫不让我干。”
谢丽华在回信中告诉她，丈夫这样做的本质其实是怕失去女人。
在杂志上，谢丽华给农村女人们灌输事业和经济的重要性，告诉她们自己的身体不是家庭的工具，甚至还要时不时给她们科普法律。
那些陈旧的，传统的，看似有理的家庭性别观一一被谢丽华用先锋的论调“否认”，农村女性们感到困惑的问题都在她这里寻到了答案。
她做的事情很具体——
她带着杂志下乡，深入了解农村妇女的真实困境；
她申请专业组织的帮助，参加农村女性的自杀干预、教育、扫盲等公益项目；
她还在北京创办“打工妹之家”，为那些迷茫的农村流动女性提供培训和住宿…
谢丽华做的是什么呢？
她让被忽视的农村妇女第一次得到了重视，她们也在这份报刊里第一次得到了尊重。
很多人质疑她凭什么能以一个精英女性的身份去靠近农村生活，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她把这些女性当成一个个活生生的姐妹。
但是凭什么呢？
农村女性也是女性，她们的就业需求，她们的情感困惑，她们的个人价值也需要被这个社会知晓。
它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起点，它永远不该是终结。
参考资料：别任性137｜谢丽华：我亲历的中国女性觉醒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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