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正/著
作者|魏 晞
作为鲁迅研究的学者,如今能引起朱正感兴趣的选题不多了,他的笔渐渐慢下来。在2023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中,他写道:“这是本书最后一个版本,今后再不作什么改动了。”鲁迅去世后,他才在初中国文课上第一次听到鲁迅的名字,对鲁迅文章痴迷而决定中断学业加入革命,在承受厄运的多年里,他一边干体力活,一边研究鲁迅。他在鲁迅研究界以考据史料出名,修正了20世纪以来对鲁迅的诸多曲说,大多数学者会以他鉴别过的史料为研究资料。他的前半生用鲁迅的眼光看中国,尤其欣赏鲁迅为中国寻找的出路、药方。如今,他坐在长沙的家中,用“看热闹”的心态观察这个世界。他已活得足够久了,比鲁迅多活了近40年。他观察鲁迅的角度,从仰视慢慢变为平视。他有了自己对中国出路的想法。这是岁月带给他的礼物。朱正坐在客厅里,回忆过去的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
外出讲学时,很难看出朱正是受邀上台讲课的专家。刚下火车,他直接把大包行李扛到肩膀上,旁若无人地走出火车站,这是他多年留下的劳动习惯。出生于1931年的朱正,没有见过鲁迅本人,鲁迅去世那年,他5岁。在鲁迅研究界,他的前辈冯雪峰、孙用见过鲁迅本人,能写与鲁迅相处的回忆文章,而他的后辈有更宽松的鲁迅研究环境。相比而言,朱正是在崇拜鲁迅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的相关文章真伪难辨,鲁迅被称为革命的化身,被捧上文学的神坛。朱正戳破了围绕着鲁迅的一些“泡沫”。他根据阅读大量书籍交叉印证,辨析史料真伪,更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相,让笔下的鲁迅更像真实的人,而不是神。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他把所有相关文章都读过一遍,剔除错误的细节,再运用书证、理论、物证等考据方法还原真相。一位研究朱正文章的学者在论文里说,朱正的鲁迅研究最讲科学,最扎实可靠。与他年龄相仿的钱理群,研究重点是鲁迅的思想。但朱正更侧重史料挖掘和辨析。他希望在他之后,未来的鲁迅研究者可以不再做考据了,把精力和智慧用来研究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让鲁迅研究接触到当前青年关心的问题。“鲁迅当年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呼号的,如果能说明这一点,如今的青年就不会对鲁迅有隔膜感了。”朱正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是一名鲁迅研究的青年学者。他说,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给当时的鲁迅研究界带来极大的震动,那是第一次有人系统地给许广平写的鲁迅回忆录纠错。朱正回忆,从1960年第一次阅读《新观察》杂志上连载的许广平写的《鲁迅回忆录》,察觉到事实出入,到这本书的出版,他花了22年。朱正的父亲在朱正“文革”坐牢期间,节衣缩食地买了《鲁迅手稿选集》《鲁迅全集》,等朱正出狱后使用。他在22年的时间里,尽力搜罗考据必需的书籍,把能掌握的细节分析到极致,完成初稿,寄给冯雪峰,向前辈求教。冯雪峰那会儿生病,咳得厉害,全身无力,嗓子也哑了,但依然在病床上给没有见过面的朱正看稿,他回信,“你‘正’的是对的,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但他也发现,朱正写稿的口吻流露出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而用不到‘论战’的以至‘谴责’的口吻和锋芒的词句”,他希望朱正能把稿件再改一遍。那是朱正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回信,26天后,冯雪峰去世了。后来,孙用帮他寻找珍贵的资料,包括20世纪30年代原版书籍,再一本一本从北京寄到长沙。许广平回忆,章太炎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绝食,许多人不敢劝阻,最后鲁迅亲自到监狱劝说,章太炎才恢复进食。但朱正查阅了章太炎绝食期间的书信、鲁迅的日记、其他人的回忆文章,发现章太炎并不是听了鲁迅的话才吃饭的,而且绝食期间,章太炎的多名学生都去劝慰过。最后,朱正不仅纠正了许广平的误记,还纠正了其他人的回忆文章的失实之处。比如,1932年鲁迅为探视母亲的病去了一趟北平,其间应邀作了5次公开演讲,许广平回忆鲁迅是应了朋友的邀请才做“北平五讲”,但作家陆万美说这5次演讲是左翼文化团体布置的。朱正考据后发现,鲁迅到北平后,左翼文化界邀请他演讲,亲近革命青年,但这不是事先制订的周密计划。他认为,陆万美给这事赋予了过多政治色彩,而许广平的说法抹掉了原有的政治色彩,都不是确切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和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认真严谨,是朱正留给许多朋友的印象。老友钟叔河说,就连做不擅长的体力活,朱正也总是认认真真地干。有一次,他在工地外看到朱正在筛沙子,就在篱笆外等着和朱正碰面。但好几天,朱正一直埋头认认真真筛沙子,没有抬过头朝篱笆外张望。后来,他凑到离朱正最近的门口,喊了朱正的名字,朱正才抬头看篱笆外,两人才说上一两句话。“文革”期间在劳改农场采茶,大多数人老叶嫩叶一把抓,增加茶叶的重量,但朱正老老实实按照规定摘取树枝上最嫩的三瓣叶子,速度慢,半天也摘不到几两鲜叶,过秤时总被管教批评。他出生在长沙一个工人家庭,有8个兄弟姐妹,朱正是长子,被宠着长大,在家没干过体力活。在劳改农场,他被认为劳动力太弱,丁等都够不上,列为等外。“我是一个很无能的人,劳动力的评级总是很低。”他承受厄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时也是鲁迅被捧得最高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也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被神话了,不少人“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有些人直接把鲁迅批评过的人当成坏人。朱正举例,鲁迅在上海生活时,没有太多空间放书,就在家附近租房放书,但“四人帮”的笔杆子说,那个租的房子是鲁迅秘密读书室,是他秘密学马列的地方。作为鲁迅的忠实读者,朱正不愿意鲁迅以这样的形象“错误”示人。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要出版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前,先印制少量征求意见本(红皮书),寄给鲁迅研究的专家征求意见。冯雪峰、孙用推荐了朱正,出版社也给朱正寄了一份。朱正认真地给收到的每一本红皮书写批注意见,再一本本寄回北京。他当时在工地上做测量工作,空闲时就在工地旁看书、批注。从1975年到1980年,他批注了28本红皮书。他没有和工友们提及,早在25岁那年,他就出版过第一本鲁迅传记《鲁迅传略》。那本书是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之作,给年轻的朱正带来一笔丰厚的稿费,1260元,足够在当时的长沙买一套房子。那时,他在报社工作。他还记得,1956年的除夕之夜,他一个人在报社过节:囫囵吃了一点糕点后,他开始动笔,写下他酝酿了许久、腹稿打了许多遍的《鲁迅传略》。谁也不会打扰他,他在隔壁除夕舞会的音乐声中奋笔疾书。从那天开始,他白天上班,晚上写书。写得最快的一天是“五一”节,同事放假都离开了,他一个人在报社从早晨写到下午4点多,写了1万多字。他那会儿就体现出严谨的态度,“资料不足之处,我就宁可让它单薄一点,绝不想当然地添上什么”。书里大多信息是按鲁迅的自述说的。只有一处,当鲁迅批评中医时,他作为党报工作人员,觉得这与20世纪50年代中医政策相悖,就模糊把鲁迅父亲的死亡归结为“某位庸医的责任” 。“你看,从这件事上,我是个老实、很守规矩的记者。”回忆起这件事时,朱正忍不住自我调侃。《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正/著
如今回头看,朱正也觉得第一本书写得粗疏肤浅,只达到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重要的是,年轻的朱正仰望着偶像式的文学巨匠,总不自觉地把鲁迅的一切思想通盘接受,在行文的时候,受到当时环境影响,把鲁迅标签化为铁板一块的革命化身。到了20世纪80年代,朱正“平反”后,受邀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的编辑,有机会接触了更多史料。他又重新改写扩充了一版《鲁迅传略》。那年他50岁,仰望鲁迅的角度越来越小。他细致地考证了鲁迅的生活细节,他也是当时国内较早考证鲁迅兄弟失和原因的学者。他笔下的鲁迅开始像一个“人”,会遇到与朱安感情不好、兄弟失和等问题。他花了一生的时间认识鲁迅。在75岁那年,他第三次写了鲁迅的传记《鲁迅传》。他觉得自己一本写得比一本好,越写越厚,每一版都有新的发现。他加入了一些新的考证成果:鲁迅和朱安在定亲前,鲁迅的母亲提前通知过在外求学的鲁迅,当时的鲁迅没有不同意;他也删除了第二版里,提到朱安不像妻子的细节,减少了对鲁迅道德拔高的评语。朱正决心给鲁迅祛魅,曾给1981年版《鲁迅全集》挑错,又因为新版没有修正错误感觉可惜。有人说,朱正是《鲁迅全集》最挑剔的读者。他从仰望鲁迅,慢慢也开始变为平视。他说,当他真正理解鲁迅伟大在什么地方,欠缺在什么地方,自然而然就平视起来。在他看来,鲁迅的长处在于,在五四运动期间,第一个创作出新文化代表的小说《呐喊》,而后接连创作出有批判精神、关注中国文化的杂文、小说。“鲁迅始终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呼号,”朱正说,鲁迅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矛盾,毕生都在思考中国的出路,“我读书那会,中国也还在面临着这些矛盾,当时读鲁迅的书,觉得心心相印,鲁迅说出了那个时代共同的心声。”他至今还喜欢自己从少年就沉迷的几篇鲁迅的文章《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记谈话》,能清晰记得这些文章对于曾是高中生的自己的冲击力——在那会,没有人会像鲁迅一样,直接地写出中国的问题。《灯下漫笔》描摹的民国银行兑换银元的乱象,等到朱正上高中时,依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社会。鲁迅细致地描述自己身处停兑风波中复杂的心理感受:当他好不容易兑换到一包现银,忍不住暗自欢喜时,却突然想到,人很容易变成奴隶,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鲁迅概括,中国史的分期只有两种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呼吁当时的青年创造第三种时代——中国人不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是享有充分人权的“人”的时代。他少年时跟着鲁迅学写文章,以致于后来写的杂文,被朋友说有鲁迅的影子,“我没有刻意模仿过,可能是读得多了,风格相似。”鲁迅写文章从不美化现实,于是朱正写的鲁迅,也是抛弃他人对鲁迅的美化,还原本真的鲁迅,呈现长处与短处。朱正承认,鲁迅后期有少数几篇没写好的文章,人云亦云为不深知的东西做辩护,背离了鲁迅一贯的批判精神。人文学者刘再复曾说,朱正写的鲁迅传记,写法干净老实,没有脂粉的遮蔽,没有概念的语障,没有意识形态的“隔”,也没有春秋笔法的旁敲侧击。这不仅是朱正个人阅历增长后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学术界变得开放,他还有机会看到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资料。“要是我(对鲁迅)的看法没进步,那就是辜负了新时代。”他曾经以鲁迅的是非观为自己的是非观,听鲁迅的话,看了许多西方的书,“全盘西化”,但年纪渐长发现,中国的书籍也有许多值得看,“我是矫枉过正了,鲁迅怎么说我就这么做。”他慢慢有了自己的标准,而不是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1956年,25岁的朱正写了一本鲁迅的传记《鲁迅传略》。受访者供图
谈起他逐渐平视鲁迅的过程时,92岁的朱正站在书架前,挨个介绍他写的每一本与鲁迅相关的书。他还从书堆里翻找出一大摞红皮书,颤颤悠悠地抱着那摞书走了大半个客厅,讲他在测量工地上批注的感受。他也会提起第一个跟他介绍鲁迅的人,他的初中国文老师。在抗日刚刚结束的课堂上,这位国文老师用了一节课讲《阿Q正传》,讲《死魂灵》,讲得兴致勃勃。朱正从他口中第一次听到了鲁迅的名字。他跟国文老师借了一本鲁迅的书,鲁迅的文章就印刷在比卫生纸还粗糙的草纸上,他一开始有点读不懂。多年后,这位老师给朱正所在的报社寄来读者来信,信里说,他编过报纸,做过教员,失过业,也在国民党军队混过,现在在小医院的挂号台工作,希望重新回到教师岗位上,“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资产的小资产阶级,也是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分子”。朱正后来去拜访了老师,可老师回到讲台不久就病死了。朱正说,“他是一个天真的人,在那会,放着教科书的内容不教,跟学生讲不合时宜的左倾作家鲁迅。”许多朋友在提起朱正的时候,喜欢用天真、单纯来形容他。他的儿子朱晓也说,父亲天真单纯了一辈子。朱正回忆,最天真的时候是十七八岁那会儿,满脑子是乌托邦思想,后面经历几次运动,最难熬的时候,鲁迅支撑着他在逆境中熬下去。他至今能背出鲁迅的那段话,“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那是他从鲁迅身上学到的受益一生的财富,“鲁迅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未来的希望”。“文革”期间,他在牢里也没有放弃过思考中国的出路与困境。他认为,某种程度上,这种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也与鲁迅一脉相承。后来的人很难理解他这代人平视鲁迅的艰难——他成长于文学作品相对匮乏的年代,鲁迅是他接触过最顶尖的作家之一。他曾经做梦都想和鲁迅一样成为作家,甚至在鲁迅的影响下,十七八岁不上大学,想各种办法加入革命队伍里。平视带给他最大的感受是,文学巨匠也有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代过去了,鲁迅就过去了。”他认为,鲁迅反映了20世纪初的中国,就像如今读李白、杜甫、司马迁,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有永恒的真理。如今,年轻人眼里的鲁迅,是网络时代的金句王,遇到读书、情感、交际等难题时,总免不了晒出几句鲁迅的名言。鲁迅更像是年轻人的“嘴替”,只不过年轻人关注的话题,从朱正那个时代对中国出路的思索,转变为对个人生活的调侃。高远东说,生活在21世纪的人掌握了很多鲁迅掌握不了的信息,能轻易做“事后诸葛”平视鲁迅,但因为没有经历过复杂、沉重的历史磨难,不一定完全理解鲁迅的时代问题,对鲁迅的理解不一定能赶得上朱正这代人。朱正坦然接受了鲁迅研究热度退去的事实,“这是一种好现象,鲁迅1936年死后,中国出现许多新的作家。以前可研究的对象少,现在可研究的作家多了,分摊到鲁迅身上的就变少了。”但《鲁迅回忆录正误》编辑郭娟发现,这些年,鲁迅研究已经从学界走向了民间,许多年轻人遇到困境,会看鲁迅的文章,寻找力量。朱正晚年写的《鲁迅传》,如今已经再版10次,2023年5月,《鲁迅回忆录正误》又出了一本增订版。“鲁迅的书在市场上依然畅销,说明鲁迅不过时。”郭娟说。朱正后来想要跳出鲁迅去看社会,扩大研究范围。“但迟了,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了。”他指了指书架上由儿子朱晓翻译的麦克卢汉的系列书籍,“我也想帮他去找麦克卢汉的资料,但是都是英文,我看不懂。”朱正退休那年,诗人邵燕祥给他看了一篇研究“反右”运动的文章。这激发朱正开始研究“反右”,“退休了,我终于有了自由工作的时间。”在那时,研究“反右”运动的文章较少,他想,“要写前人没写的,要写后人要看的”。提起20世纪50年代那段往事,朱正没有悲戚或是不平的情绪,他说,那是他作为理想主义者在那个时代必然要碰的壁。“它来临时,你就承受吧。”如果非要给年轻人什么建议的话, 他引用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的话,“如果我能重新生活一遍,我将依然走这一条道路。”有朋友评价朱正,无论经历多少事,那根脊梁依然挺得笔直,一点也没变。“如果把朱正仅仅看成鲁迅研究专家,把他看小了。”高远东说,“他同时是历史学家和散文家。”朱正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就是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朱正在北京生活时,常与翻译家蓝英年、鲁迅研究学者王得后、诗人邵燕祥等朋友聚会。编辑陈徒手经常参加这群学者的聚会。他记得,饭局上,朱正话不多,说话很诚恳,不啰嗦,喜欢说他最近读书的新发现、新线索,“那些老人最爱听他分享这些”。朱正不擅长经营人际关系,有一年登门给出版社的老社长拜年,送了一盒点心表心意,老社长的家人一打开,第二层点心居然发霉了,朱正却没发现。他能聊得来的朋友也不多。翻译家蓝英年说,朱正是他最佩服的朋友之一,读书好、智商高、记忆强,有一次两人去广西柳州讲学,回程火车上,想起柳宗元是柳州刺史,便一人一句接力背唐诗,最后蓝英年败下阵来,“他知道(唐诗)更多”。两人经常聊苏联的历史,后来还合著相关主题的书,有时也会谈鲁迅。可惜如今,他们生活在不同城市,朱正的耳朵也聋了,很难和蓝英年见面或电话联系。时间带走他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和他一起合著过《重读鲁迅》的邵燕祥在睡梦中离世了,终审签发第一版《鲁迅传略》的前辈楼适夷也走了,写过大量研究鲁迅的论文的舒芜也走了,朱正说:“朋友死得差不多了,我也孤独。”2023年,朱正停下了所有研究计划,他的记忆力在慢慢衰退,已没有体力查阅厚重的档案资料,或开启新的研究话题。大多时候,他喜欢泡在书房里,对着电脑看电子书。他习惯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控制着鼠标,旁边摆着放大镜和《新华字典》:他的普通话有湖南乡音,有时打字得借助字典查发音。“空档接龙你玩过吗?”他兴致勃勃地跟记者介绍规则,“那跟写文章是一样的,需要你在混乱的扑克牌里理出头绪。”他喜欢逐渐整理思绪的过程,有时一玩就得一两个小时,耽误时间和研究进度。后来,他只能学着年轻人把游戏卸载掉。“我不是懒惰,心力不济了,我这辈子成就到此为止,就干了两件事,研究鲁迅和研究反右。”他曾经花大量时间读书、做研究,想探寻中国发展的脉络,但现在,他说,“我都看清楚了,也没有疑问了。”《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版)》 朱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 朱正 北京大学出版社《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正 河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