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假装用一生爱中国的校长

我一直很想写一位已经逝世的校长，因为他所创建的燕京大学，我虽然无缘就读，却对我影响至深。

我第一次知道燕京大学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北大校园里看到一个男生穿着某社团的文化衫，背后印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九个字。

当时我正陷在大学生常见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迷惘当中，却因为这几个字得了许多的亮光。

后来我才知道这九个字是燕京大学的校训，而北大之所以被称为燕园，就是因为北大的核心区域，未名湖与博雅塔，乃至周边美轮美奂的近代建筑，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

这所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司徒雷登。

▲任校长期间，与燕京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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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备受压抑的外交家

虽然对于燕京大学我有些陌生，但是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却颇为熟悉。

他曾经被被大V@过，甚至被收录进中学课本，成为新中国耳熟能详的负能量网红，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别了，司徒雷登》。

可惜文章虽然叫做司徒雷登，但描述其人的却只有这么短短几行字：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抗日时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中国也爱美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成为驻华大使。

除了一系列的标签之外，这段话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装着爱中国”这句断语，活脱脱刻画出一个伪君子政治家的形象。

但是大学期间，我因为偶然得来的那句校训而生出许多好奇心，读了他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写就的《在华五十年》，就疑惑了：这样的爱，真的可以假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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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于中国的美国人

试想一下，如果我生在和平年代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于985著名高校获得博士学位，临近毕业却没有参加校园里任何如火如荼的校园招聘。而是跟父母说：我准备去炮火纷飞的巴基斯坦教中文，因为我深爱着那里缺衣少食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父母肯定不会为我的这种跨越国界的“爱”感动，会觉得我是不是失恋了，发烧了，一时冲动了，被敌对势力迷惑了。

他们会用尽各种方式来阻止我，比如给我看某某日报，说你难道没见到前段时间在巴基斯坦街头被恐怖分子击毙的那两个年轻人么？

但是时年28岁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博士毕业之后，携新婚妻子一起做出类似决定，告别美国投身二战中的中国的时候，他的父母却是额手相庆。

因为司徒雷登的父母，早在自己年轻时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告别舒适安逸的美国，于1860年代来到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乱，满目疮痍的中国杭州。 

期间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在杭州天水堂牧会，母亲玛丽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的第二所女子中学，免除学费，提供食宿和衣物，要求不许缠足，不许包办婚姻，改变了中国女性的教育格局。

这对敬虔的夫妇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孩子——他们的长子司徒雷登作为一个美国人，因此出生在中国。

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但是司徒雷登的父母，并没有生在中国，却终身服务于中国，最后共同葬在了异国他乡的西子湖畔。

不仅如此，更愿意将自己的孩子也一并搭上，献给这个战乱中的国度——这种不计回报又无缘无故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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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谦卑的高材生

事实上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坦诚自己对于来中国，起初是非常抵触的。

这种抵触源于他十一岁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国上学时，体会到的东西方巨大的文化落差。他很努力地适应这种落差，并最终与自己的母国取得认同。

所以尽管在大二时就感受到回到中国的强烈呼召，他仍然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却被当地老百姓戏弄；要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也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时对于自己父亲的观察，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深深地明白传教从来都不是一种浪漫地生活方式。而是如圣经中所描述基督的样子“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这是一种完全牺牲的，舍己的生活。

可是最终，司徒雷登在长久的挣扎和彻夜祷告之后，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来回应呼召。

这种在人看来愚拙的，不计代价的，义无反顾的逆向行驶，如何能够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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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校长

1904年司徒雷登夫妇回到中国后，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听起来这履历青云直上颇为风光，但其实当时的燕大，所有的财产仅仅是：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没有钱。

梅贻琦执掌清华期间至少经费是充裕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则是一文不名。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将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而后骑着毛驴走遍北平为燕大寻找新校址。

可是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司徒雷登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

这所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大学，不仅有大楼，更有大师。

源于司徒雷登打破教会学校的限制，不拘一格囊括周作人、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埃德加·斯诺等当时最有名的教授，并成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享誉世界的哈佛—燕京学社。

当年燕京大学绝对不逊于当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出产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二战时，中国驻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据统计，至1937年，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金，但司徒雷登本人却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辞世之时与梅贻琦同样身无长物，两袖清风。

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却被轻描淡写地记叙为一句：他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园，他一生未再续娶，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

将自己深爱之人亲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学校，这样至死不渝的深情，如何能够假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他在山东的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就着手重建燕大，当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学又开学了。

当时全国教会大学林立，除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还有山东的齐鲁大学与燕京齐名，号称“南齐北燕”——这些都是传教士们在民国创造的教育奇迹。岳南在其巨著《南渡北归》里，讲述了这段可歌可泣的民族思想史。

身陷囹圄却矢志不渝，心心念念记挂的仍是这所中国人的学校，这样全人投入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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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凄惨的老人

1949年，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之中黯然离开北京，回到美国三个月后即中风，后半生卧床不起。

1952年燕京大学被撤消，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之时，他葬礼上的音乐，是中国名曲《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读到这里就觉得不胜唏嘘，这个创建燕京大学时被誉为“举世无仇敌”的人，最终却落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晚景。

司徒雷登临终，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

可惜半个世纪之后，燕园变成了北大的燕园，妻子的墓地成为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所，而他们相濡以沫居住的临湖轩成为了北大的会客厅。

偌大的燕园，却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后人只能将他的遗骨辗转归葬他的出生地——杭州。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冰心谈论司徒雷登时曾说：

“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他将自己所有的都给了中国，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然而，他的葬礼无人参与，他的名字无人纪念，他的爱被视为假装，他一生的心血——燕京大学被彻底肢解，成为时代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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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忠实的奴仆

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普林斯顿的校训是服务。

而司徒雷登所拟定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最完美地诠释了教育的意义——教育是为了认识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这自由不是成为人上人驱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务他人的自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正如梅贻琦一生践行的“行胜于言”一样，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所拟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司徒雷登的晚年很喜欢一首诗：

我要如此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岁暮百灵歌唱，心中已得酬报。

这位耄耋老人在他的凄凉晚景中，对中国没有抱怨只有眷恋，常常望向中国的方向。

司徒雷登杭州墓园的墓志铭上，只刻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然而这却是对他的最高赞誉。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如此他就无需这世界的酬报，因为他已经得了那召他来者的奖赏——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在天国我们终能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