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之父”司徒兆敦去世：纪录片就要实事求是

2023-08-31 14:08

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8月31日凌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去世，享年85岁。

司徒兆敦，1938年11月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开平赤坎，1951年随家人移居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年留校任教。司徒兆敦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级的班主任，黄金“第五代”的伯乐，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导演都师从于他。

作为纪录片师者，他毫无保留地、热情地教导很多青年导演、学生创作纪录片，杨荔钠、张经纬等很多人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和鼓励。

作为创办北京电影学院纪录片课程的元老。过去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纪录片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2016年7月，被中国电视纪录片学院奖授予“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杰出贡献奖”。2016年7月，被中法纪录片双年展授予德高望重的电影艺术家“终身成就奖”。

2021年初，凹凸镜DOC线上共阅计划曾放映过一部魏时煜导演的作品《记录之旅：原始档案》。这部关于司徒兆敦的人物纪录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在香港授课、寻根的过程，魏时煜还以司徒兆敦为核心，延伸到了他周围的人。电影人父亲司徒慧敏、雕塑家弟弟司徒兆光、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和他的妻子罗丽丹等等。在这些珍贵和原始的影像片段里，我们得以见证时代的许多注脚。

在北京电影学院，司徒兆敦说的一句话很有名：我可以原谅我说错话，因为我已经说了很多错话，但是，我不能原谅我说假话。他说：“什么是真事、真相、真理？这是我给学生必上的第一课，因为纪录片就要实事求是。”

2020年12月，凹凸镜DOC曾专访司徒兆敦，他也说过类似的话，“纪录片没有阴暗面，只有真实不真”。

今天凹凸镜DOC将这篇访谈再发一遍。以此，纪念敢说真话，对纪录片倾注全部的司徒兆敦先生。

以下为采访正文：

纪录片没有阴暗面，只有真实不真实

专访司徒兆敦老师

采访：张新伟

编辑：张劳动

一、从生活起步，重新认识中国

凹凸镜DOC：您是第一批从事纪录片教学的老师，当时的教材以及教学方法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司徒兆敦：我们什么（经验）也没有，完全是在摸黑往前走，就是出于对纪录片的爱好。我原来是教故事片的，我1959年进北京电影学院，1964年毕业后就开始教书。

我后来也很有幸带了第五代，我第一次跟他们讲话就说，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苏联那套东西，我们是从《战舰波将金号》起步的。经过这么多年了，电影怎么样了，我们完全不了解，对西方电影都不知道。所以我也不敢说教你们，但是我有个优势，因为我父亲是管电影的，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大量的影片，对第五代这批学生的能力，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们人生态度、生活阅历，他们都有，这是现在的很多学生没法比的。我说那我们就一起看电影，看了大量的电影，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从这开始起步，因为商业电影我教不了，那个时候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社会，对商业社会完全不了解，也不懂。

凹凸镜DOC：您觉得当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呢？

司徒兆敦：讲好中国故事，张艺谋有句话很对的，电影它是很非常本土的一门艺术。你不了解中国生活，老是从西方那些故事模仿过来的东西，都是不伦不类的。很多大艺术家，波兰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旦他们到了西方，他拍的东西就全变味了。你没有土壤，包括精神土壤、生活土壤。我是跟他们讲，到西方去学，你其他都可以学，电影你学不了。学完了你也不能在那生存，这是我的观念，学技术没关系，学录音没关系，学故事片创作，你就根本没法生存。

我最后带的是陆川，那时候，我对电影有点失望。我觉得，我们对这块土地的东西，没有真正认识到，所以我就转去教纪录片，我觉得还要从生活起步，还要重新认识中国。

将来电影不能成为一个贵族艺术，你停留在中国传统电影上是没有希望的，新技术越来越多了，你必须持欢迎的态度，现在越来越发展了，能不能接受现在的抖音、快手那一批东西？我没有研究，但我认为不可忽视。它必然会向商业或者向其他方面发展，但是你就要研究了，你要把文化融进去。它里面内容不好，我们可以改造。我82岁了，我仍然对新事物充满了欢迎的态度。

二、纪录片没有阴暗面，只有真实不真实

凹凸镜DOC：您为什么要把教育作为终生的事业去做呢？

司徒兆敦：我可以做各种工作，但是最后我还是去做一个教师，做教师不管你岁数大还是岁数小。教师其实很容易的，你把架子放下来，跟你的学生平起平坐来谈，一起研究电影，一起去发展，纪录片是大家的，不是你的专利，我现在的讲，故事片专业的第一阶段必须学纪录片，第二阶段学故事电影。

我越来越坚定一个观点，电影没什么了不得，电影就是一门技术，它必须跟其他学科知识结合，它才是有价值的。电影可以是各种样式，它也可以是商品，它也可以是政治宣传，它也可以是科学。

我喜欢凹凸镜这个名字，凸透镜能够把现实放大，把微观世界的东西聚焦，就从一个很小的细胞开始，它的生命力是无穷无尽，我是愿意接受这种具有生命力的东西。

凹凸镜记者正在展示朋友发给他的

司徒老师手写的讲课笔记照片（图：燕蓓）

我很喜欢小川绅介，可是中国没几个人看过小川绅介的片子，我就拿着那个掌中宝对着屏幕拍的，拍回来我就拿那个影像模糊的、抖来抖去的画面给我的纪录片学生学，我是这么走过来的。

中国纪录片人，当时是没有理论，是在黑暗当中摸索，有一点东西赶快就学。

电影学院有老师老说，你怎么这么轴，你干嘛这么认真？我说不认真不行，你看你比如说，我研究非虚构的片子里，新闻、纪录片、专题片这三种类型，非虚构你必须要区分开。新闻，它必须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它强调时效性，它不能出错，不能把时间、地点、人、事件捣乱，它要简单明了。专题片，它就是主题先行的，我确定一个主题，我就跟据这个主题我就收集材料来做。那么纪录片是什么？比如说黑格尔讲，凡是现实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非常重要。

美国人说纪录片要讲故事，难道必须讲故事吗？它的文献价值有没有？它的文献性，它的认识价值，太多的纪录片了，那故事你以为重要吗？你以为故事值钱，不就是为了现在吸引人家吗？不吸引了你的就没价值？我觉得不成理由，所以我很容易给它批倒。

你不要你来引导，要改变现实，我觉得纪录片没那么伟大，不要把它看那么伟大，但是纪录片要引起人思考，所以我把纪录片的定位定在能够促进社会的变革，能够促进大家去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就够，纪录片不具备颠覆的能力，要折腾出什么事情，就觉得我作品伟大，我认为完全不是。

我觉得纪录片没有阴暗面、落后面这个说法，纪录片只有真实不真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东西？我做过几个片子，那是非常尖锐的。一名文学系的女孩子，她毕业以后回到老家，她拍个东西，我去帮她剪。西部的孩子，铅笔头就这么短，她拍了一堆不同孩子，不同角度削铅笔，削完搁在一个小盒子里头，跟宝贝似的搁着，一到要用拿出来，这手捏不住的，铅笔插一个小管里那么写字。我一边剪我一边掉眼泪，我说太伟大了。

有人说你不能这样，中国已经够穷了，你还这么丑化中国吗？我说不对的。我拍出了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希望在西部，我当时就说这话了。我说我看到这些孩子他们是这样来学习，我说我是非常感动，对于西部娃娃来说，一点纸都宝贝不得了。在我的心里头没有阴暗和落后，只有你拍的东西能不能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过了没多久这片子得奖，又过了很多年以后，中央决定开发西部，有人说感谢你，这是中国开发西部的先声，最先的声音。

他们常常问我纪录片怎么看？我说纪录片没有批判精神，就不要做纪录片，这就我的态度。我不是要批判、要颠覆这个社会，很多时候别人不理解，我们希望一起努力，要做好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