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司徒兆敦的10个观点

2023-08-31 06:08

著名电影学者，纪录片教育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去世，享年85岁。

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凤凰学院资深教授，原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导演系系主任，纪录片大师，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曾得到他指导的学生包括闻名国际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例如陈凯歌（《黄土地》，1984年）、田壮壮（《盗马贼》，1986年）和张艺谋（《红高梁》，1987年）等。

司徒兆敦1938年生于香港。1951年，随家人到北京定居。1964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司徒兆敦留校任教，至此30余载将自己奉献给了教学岗位。

在他教书期间，曾得到他指导的学生包括闻名国际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例如陈凯歌、田壮壮和张艺谋等。更多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纪录片的师者的身份出现，给学生以热情、准确的指导。

在1998年北电创立纪录片专业之时，司徒兆敦就承担了带领该专业的任务。他致力于纪录片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代表作品有《路》《环境艺术》《光辉的历程》《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等。著作有《影视导演基础》《世界电影趣闻》《中国纪录片创作前瞻》等。

司徒兆敦

2020年12月14日，在本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司徒兆敦以“生活的大门向我们敞开”为主题在广州图书馆纪录片展示中心进行了一场分享活动。

在这场活动中，司徒老师毫无保留地向现场的观众回忆了他早年学习电影的经历，跟随伊文思、小川绅介、怀斯曼等大师认识纪录片的过程，以及在特殊年代理解生活真实性的个人遭遇。洋洋洒洒的恳切交流中，不仅充满了人生智慧，而且还有对艺术求真的微言大义。

本文因整理自现场实录，所以在结构上试图尽量保持司徒老师的原话语境，因篇幅所限，亦略有删减，希望喜欢纪录片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内容。

1、一切记录都是有价值的，文字和影像是互相补充的

我记得我1959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的是胶片的拍摄。我是学故事片的，老师跟我讲，胶片很贵的，是拿着黄金买的，你们可注意了。所以当我们一开机器的时候，心就跳，黄金就往海里扔了，非常非常紧张。

到现在的数码时代，照相机也能记录，大家觉得很好玩，谁都可以拍了，我看到我的朋友郑大圣先生拍了农民也在拍电视剧，已经变得很有意思了，我想大家都有了记录的工具，这种手段可以记录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欢迎大家一起投入到纪录活动里。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开学典礼

我常常讲纪录片，我是分开的，记录和纪录片，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这次我在西湖纪录片大会上说“一切记录都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包括相片瞬间的记录都是有价值的。

有人问我，那个年代，我们的历史上犯过很多错，那些错误的东西记录了怎么办？我说那很有价值，我经历了1958年，有人说中国没有粮食，原因是叫麻雀给吃了，于是全国展开消灭麻雀的运动。我还记得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都拿着脸盆敲，麻雀满天飞，就这样把麻雀消灭了。

“大跃进”时期的“除四害”宣传画

它记录的有价值吗？我觉得太有价值了，我最近又看到那个影像，那就是历史教训。等到最后麻雀都掉下来，一解剖它的胃，发现它不仅吃粮食，还吃很多害虫，于是就开始给麻雀平反，这是历史教训。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记录都是有价值的。

我这次主要是讲“生活的大门向我们敞开”，希望将来有更多人投入到纪录活动。大家知道，近几年，国家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各个地方的图书馆开始收集影像文本，从收集文本向影像文本过渡，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的。

2、看怀斯曼的纪录片就像在读书，电影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录

今天还有一个活动，就是跟怀斯曼大师的一个活动。1997年怀斯曼到北京讲演，我没买到票，听说放片的时候很多人都跑了，我觉得太可惜了。因为我们不懂怀斯曼，没有看懂他的东西，怀斯曼的纪录片就像我们在读一本书，其他人没这种感觉。

1985年，我在美国拍一部纪录片，我们采访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之后尼克松给我们写了一封短信，他说正像你们知道的，我认识很多世界领袖，他们都喜欢读书，不愿意看电影看电视，为什么？读书是主动的，读书可以给人智慧，而你从电影电视里收获是不多的。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邦交走向正常化

我想一想尼克松的话，多少有点道理，当然我是搞电影的，我想我们能不能在将来把电影拍得让大家观看就像读书一样。为什么他说读书是可以出智慧的，而看电影、看电视从里面收获是不多的？

因为读书你可以翻一翻、评一评，再往前翻一翻，读书的过程是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但电影电视是一次过的，一次过必然带来了问题，因为你来不及想，所以怀斯曼的片子，我觉得他有一个给你读给你思考的过程。我从世界纪录片大师身上，听他们给我提出的一些看法，很受震动，我觉得现在的电影不停要求快、快、快，剥夺了大家思考的机会。

我觉得电影出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记录的功能，但是很可惜，电影出现没多久，美国的梅里爱就发现它可以讲故事，于是就拍了最早的科幻电影，他用这个技术讲了故事，这样一来，最初电影里的火车进站、工厂大门，这些都是生活的一种记录，我们忘了这个重要性。

把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今天让它重新再现，一些著名的人物已经去世了，他们留下的影像，今天再看，他们好像又活着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所以我觉得记录太重要了，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是不应该忘记的，要永远记录。

《火车进站》（1895，导演：卢米埃尔兄弟）

在我的研究里，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伴随着记录手段完善的过程。最初我们听到了结绳记事还不相信，有什么事打个结，说是计算财产，我对这表示怀疑，很可能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周期性变化，日食、月食什么灾害，但因为就打了个结，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一定有想要记录的东西。

科学家讲人的大脑，大约20年有一次衰退，像我80多岁了，已经四次衰退了，很多东西记不住，但是确实有些东西不应该忘记，是要记下来的，因此有了结绳记事。

古代的一些岩画上，有些人戴着很大的头盔，头上还有天线，是不是外星人曾经来过，我们搞不清楚，但是这么画了。还有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巫符，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也是记录一些事情，后来慢慢发展到了用绘画、摄影、录音、声音的记录，最后到电影、电视。

1945年赫达·莫理逊镜头下的北平城

赫达·莫理逊，一个残疾的德国女孩，她30年代、40年代在中国很多地区活动，留下了那个时候社会风俗的照片，对今天来讲太有价值了。所以很多人问我，高尔夫球那个年代有没有？我说有，赫达·莫理逊的照片记录了。从巫符、象形文字到图片摄影到电影技术一直发展过来，现在数字技术出现了，新的技术手段出现了，我们必须要认认真真地去研究它。

3、纪录片是不同于故事片的另一种伟大

我在1990年北京召开的自然国际电影节上，我代表中国发言，我讲电影有两个伟大，一个是纪录片的伟大，一个是故事片的伟大，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对纪录片有很错误的观点，认为故事片是艺术，纪录片不是艺术，这错了，大错特错。

纪录片的价值被很多人忽视了，我在那次会议上讲，中央电视台那么多东西，有一个东西是最有价值的，但我多少有点调侃，我说就是《动物世界》。《动物世界》为什么伟大？因为有科学家讲，地球每天都有多少个物种正在消失或者绝灭。《动物世界》那些自然科学的记录者，在野地里整天猫着，我说如果电影和电视早发明了，有人拍下了几秒钟活着的恐龙影像，那价值很大了。

央视综合频道的《动物世界》栏目从1981年12月31日开播

大家知道斯皮尔伯格拍的《侏罗纪公园》，那是故事片的伟大，他通过恐龙化石的研究，再想象它的外观会是什么样的，用现代技术把曾经的恐龙复制出来。所以我说两个伟大，如果有纪录片记录下来，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纪录片是告诉我们一个曾经有过的真实的东西，故事片是作者头脑里想象的。所以故事片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他所营造的一个世界，纪录片是客观存在的，曾经有过的你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是两个伟大。

4、拍钢琴王子打网球才有意思

中央台有个女的纪录片导演半夜给我打电话，“司徒老师不好了。”“怎么不好了，你们家着火了？”她说：“不是，我拍一个片子拍完了，剪不起来，我每年都得奖，这次得不了奖了。”我说：“得奖不重要。”，她说：“不行。”我说：“你拍什么？”她说：“我拍钢琴王子理查德。”“怎么啦？”她说：“一下飞机，我叫他这么走，他偏不这么走。”我说：“你够本事的，你敢指挥王子，哪有这种事。”我说：“他也是活的，你也是活的，你怎么能让他按你的路子走呢？你不能根据他的走位调整吗？”她说：“不行。”

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然后又跟我说“这个片子过不了关”，我说：“怎么过不了关？”“我叫他去天安门，他偏不去。”我说：“你够厉害的，这种重要的外宾来，事先都要报备的。”她说：“不行，那时候电视台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不能不去，不去等于没来中国，宣传重要的任务。”我说：“你怎么办？”“我让他跟制片，跟经纪人商量来商量去，人家同意来了。”“你注意理查德要来，他要到天安门。”我说：“你拍了没有？”“他说我跟着他走，他下车我也下车，等我一下车，我还没架上机器，他已经走了，我又完了。”我说：“你真是，你都知道他都同意去了。”她说：“很失败，没拍成那个就不行了。”我说：“还有什么不行？”她说：“我拍那个钢琴王子理查德喜欢打网球。”我说：“这多好，钢琴王子打网球”，我说：“你去了吗？”“我去了，我一去网球场都是记者，都爬到网上了，我只听到声音，没拍到人。”“我说：”你拍没拍？”“我没拍。”我说：“你活该，这是多精彩的生活镜头。”

她满脑子想像故事一样拍，你就听我指挥，还要有构图。她认为失败了，但是我认为那是最精彩的，注意，真实就是最有价值的。要拍到一个弹钢琴那么著名的艺术家打网球，你说多好，所以他们很多人的价值观没搞明白，纪录片应该怎么拍，用什么规律，用什么方法，他不思考，他要去用他的脑子来改变现实里自由人的活动。

5、纪录片创作的第一要义是真实

我还帮他们做过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是我们电影学院摄影系拍的。拍完我一看，我说你怎么净选不好的镜头放里面。他是拍什么，中国南方的水网地区，有这么一些老师，是在船上的，摇着船去接孩子，一个个接上船，在船上上课。多有意思的题材，结果他拍的孩子都跟木头人一样，我说我看看你其他镜头，我一看那个镜头太好玩了，老师在讲课小孩在底下爬，很活跃。

我把它都剪起来，剪完了我告诉他，“你拿奖去吧”，他说：“莫名其妙”，结果到德国拿了一个纪录片大奖。拿了奖他还骂我，“精神有毛病，怎么不及格的镜头都拿上来。”我这个人也比较直截了当，（我就说）你要做纪录片，你要按纪录片的方法，你不能把活人拍成死人，本来他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那是最生动的。

我教学生，真实是第一位的，你怎么解释是另外一回事，我在电影学院给他们讲纪录片课，一个文学系的女孩子听了我的课很感兴趣，她已经毕业了，后来她拍了一部片子叫《西部娃》，就表现我们西部地区，贫困落后地区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学习的。因为她不会剪辑，她请我去了，我一看那个镜头，我眼泪就下来了。

1987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戴红英老师背着不满五个月的女儿上课（“解海龙摄影作品）

西部地区那些教室，墙都是透风的，窗户没玻璃，孩子就在那里读书，一会写两个字搓搓手，写两个字再搓搓手，他们削铅笔，只剩下一些很小的铅笔头，很多孩子就把小铅笔头装在一个铁盒里，那是他最宝贵的东西，要写字怎么办，拿出来，手拿不住，得插在一个小竹管或者一个铝管上写，我看完那些东西眼泪都下来了，太震撼了。

我剪完那些镜头领导就找我了，说这怎么回事，我们西部已经这么困难，你们还丑化我们。我说错了，中国落后的事情还少了吗？王进喜跳到水泥池子搅水泥，那不落后吗？我说我不怕，我就剪上去，他们领导一直找我谈话，我说不行，我认为真实是第一位的。结果后来这个片子在全国得了一等奖，叫《西部娃》，我说不要怕落后，它是真实的，关键是能不能拍出精髓。我做很多纪录片，很尖锐，最后获奖。

过了很多年以后，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突然想起我来了，给我发了一个东西，请你写一写当年怎么指导（拍摄这个片子的），我说跟我没有关系，是我学生的，我不过是参与了最后的剪接，他说你要写，这是中国开发西部的先声。所以我觉得纪录片人很重要，本来是那个女孩子拍的，只不过最后我看这些素材，受到了震撼，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就在西部，就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将来贫困落后地区都起来了，中国都行了，没想到我胡说八道几句话，真的朝这个方向走。

6、纪录片是特定时间发生的特定事情

我也经常给自己找一些护身符，因为在50年代、60年代，我已经开始接待外国朋友，我有这个机会，那个年代每天在马路上发生冲突，一个外国记者来了，拍那些东西，专门拍我们阴暗落后的东西，经常跟他们干架，把人家照相机的胶卷都曝光，要不就把机器摔了，那时候经常发生。

有一次传达周恩来的讲话，总理说你们不要这样，不要砸人家的机器，这很不文明，让他们拍，这是我听到传达说的。我真是很震惊，我们总理会这么说话，砸人家外国机器是不文明的。让他们拍，这只能激励我们消灭这些东西，你消灭了他们就拍不着了，我太受鼓舞了。后来我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就记住这句话，先考虑我的影像是不是真实的。

1972年，安东尼奥尼受邀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

你怎么解释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同意有些纪录片人讲的，拍纪录片，你必须要学辩证法，你永远记住你拍的东西就是个别的，在特定的时间里发生的特定的事情，如果你就拍了两只苍蝇，你说全中国到处都是苍蝇，那你的结论就错了，对不对？

我也是因为有机会，有一段很不幸的经历，在监狱里面，在死刑牢房里度过了五年多的时间，有过那一段我就懂得生命多么宝贵，我就有一种对生命尊重的态度，这对我后来做纪录片太好了，我看东西跟很多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7、弱势群体要比我们伟大，残疾人曾给予我精神支持

有一部片子叫《今天的典子》，1981年的，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朋友看过，是日本一个朋友叫松山善三拍的。这个导演拍了一个日本的女孩，生下来有两个小胳膊，是一个畸形婴儿，父亲怕她将来长大会被人家欺负，就下决心把两个小手截断了。

虽然这个女孩没有手，她非常坚强，他不仅自己能自理，而且参加了很多社会公益事业，帮助了很多人。因为我爱人80年代在中国负责审片的，外国进口片她来看，这个片子看了以后我觉得太好了，就打报告请领导看，领导说这个多难看，这怎么能放。但是我坚持了，这个片子在中国也放了，后来发现在日本的1982年，这是最受日本观众欢迎的影片，松原典子这个女孩子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今天的典子》（1981，导演：松山善三）

这个故事片就是完全采用了纪录片的方法，我们常常说长镜头的魅力，长镜头的真实性。两只脚丫子在那怎么穿针怎么学习缝纫，这有什么好看的？这个导演他不仅让你看，他要你想，你们看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屏住呼吸，体会到学习这个东西的艰难，残疾人成长的路，这太重要了。我是从这样的故事片里面，看到这种魅力，看到残疾人的一种精神。

1982年，也是这一年，我带着第五代谢晓晶、田壮壮拍了一个电视剧叫《我们的角落》，是残疾人作家史铁生写的一个小说改编的。一送审，说这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社会主义写成阴暗落后的角落，因为那个片子叫《我们的角落》，批判，不能放映。

我当时很难过，感到不被理解，自己一片好心，想学习残疾人，要让他们自强不息，给批判了，不高兴，整天闷在屋里，突然间有一天，我的门敲响了，我住在6楼，我一开门，一个盲人站在我的面前，我说你找谁？他说我找司徒兆敦，我说我不认识你，他说是，我们没见过面，他说我是从天津坐火车来，我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问了你的地址，我又打公共汽车，终于找到了你家，我说你什么事，你这么来找我。

《我们的角落》（1980，导演：谢晓晶，田壮壮）

他说我听说你拍了一部电视剧，是我们残疾人史铁生写的，说你受批判了，你不要害怕，你没有做错事，我就跟你说这一句我就走了。我那个感动，我把他请进屋里面，一问他这个人叫郑荣臣，是天津一个盲人作家，他是自学成才，他在职工学校学习，完了自己也写小说，我那个感动，生活里这些事你想不到，对不对？我们都认为那是弱势群体，他们是值得同情的，可是这一下，我觉得我们多少都有点残疾，他们比我们要坚强，我跟他成了朋友，听他讲他自己的故事，也得到他的同意，我最后写了一个剧本，两个不健全的人，后来尤小刚拍成电视剧。

我有一个观点，做纪录片，很多东西都是从生活来的，这是我经常愿意讲的。很多你认为是弱势群体，认为他们是弱者，他比我们要伟大。也是受到郑荣臣的鼓舞，我后来进入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就是“千手观音”那个团，我在那当义工当了很多年，也是后来完成了纪录片《我的梦》，片子拍完以后送给国家，让它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在国际上也获了奖。所以我说看不等于看见，听不等于听明白，我是有刻骨铭心的教训。如果这一次我把人家拒之门外了，我的门没有打开，没有把人家听进来，你说我有多大的损失？

8、看不等于看见，听不等于听明白，要给别人沟通的权利

你听不一定听明白，你别以为你听人家讲一句话你听懂了，我就有很深刻的教训。我曾经拍过一个电视剧，在全国也获奖了，有一个女演员拍着片子，我突然发火，把他们骂了一通，不知道怎么我那天心情很不好，我这人平常对人很好的，怎么突然间跟她发火了，骂完我就后悔，太不应该了。

结果没想到这个女孩来找我，说“司徒老师你没有发错火，我不对”，我说：“我批评你是因为全组人认真在工作，你老走神，大家都能认真工作。”她说：“司徒老师，我是因为最近我家庭出了一些问题，我怀疑我的先生有外遇了，我很爱我的先生。”我说：“你很爱他是对的，但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你不能依附在一个人身上，你要坚强，你要敬业。”

这次谈话很快就过去了，我那片子拍的也很顺利，也获奖了，片子结束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间接到她的电话，“司徒老师你有没有时间，我想跟你聊一聊。”我说“对不起，最近我比较忙，能不能过一个星期我找你？”

《我的梦》（2007，导演：王鸿海）

我经常会用这种方法，“对不起啊，能不能下个星期。”因为很多人找我就是聊两句，我可没那么多时间陪着你去聊，我必须看你究竟是不是真有事。过了一个星期她来电话了，司徒老师你有时间吗？我说对不起，能不能再过一个星期。第二周又过去了，再等第三次她又来电话，我又说，再等一个星期，我知道要说什么，其实我心里已经预感到又有事情。

我儿子他也在那个剧组待过，我说你去找那个阿姨，问问她你有什么事要跟我父亲说。我儿子去了，去了回来，我说那个阿姨什么事？我儿子说那个阿姨对我特别好，弄了很多菜请我吃，我说你这个吃货，你就会吃。爸爸问你她有什么事？她没事，她挺好的。我一生做错很多事情，也许这是一件。

结果我儿子去完以后，过了半个月，我突然接到一个男的电话，你是司徒兆敦，我说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个某某某去世了，她是自杀的。我从她的日记里找到了你的电话，她在日记上写，她有很多话要对你说，请你来参加她的追悼会。其实我很难过，知道吗？有些事情人家相信你、信任你，要跟你谈一谈，沟通一下，交流一下，你不给人家最后的权利。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纪录片是刻骨铭心的，在你面前发生很多事情你忽略了。其实我跟她不可能有很特殊的关系，一个导演跟一个普通演员，只不过我们曾经有过很真诚的一次交往，一次沟通。

9、小川绅介和伊文思关于人文关怀的教诲

所以大家注意，如果你们要开始做纪录片，一定要记住小川绅介说的，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一个世界，为什么很多国家媒体人做不好，他们就是一种任务观点，甚至还有一种恩赐的观点，就是我是中央台的，我来拍你，给你一个机会，这是不可以的。

应该建立起比较好的一种关系，你去拍人家，拍人家的生活，你是要尊重人家，是一个交往的过程，是一个相互观察相互了解的过程。纪录片对我来讲，太重要太重要了，它是我生命的一个部分。我很感谢我认识了一些世界的大师，包括荷兰的尤里斯·伊文思。

1983年，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再次到访北京电影学院

我那时候刚学电影，不知道他这么了不起，有一次去看他，因为我父亲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我到北京饭店去看他，伊文思问我“你看过我那个片子吗？”我说：“我看过。”其实我就看了一部，就是他早期的《雨》。“你对这个片子有什么意见？”我也不知道他是这么伟大的纪录片大师，那个时候我们刚学艺术，我说你那个片子非常好看，但你那些东西是形式主义是唯美主义，伊文思也不生气，拍拍我脑袋，小孩你不懂，他说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不考虑形式。

我到后来懂了的时候，我看世界这么多大师都曾经走过这么一段太过分重视形式而不注意内容的过程。他说艺术家必须重视形式，搞形式主义只是他不成熟的表现，一旦他成熟了，他会把这些形式的东西都扔掉，很多大师都走过一段弯路，但实际上他们是有追求的。

伊文思就问我，他说你怎么看毛主席，毛主席说一个艺术家要有人民大众的情感，那时候电影学院每年都要下去生活，我们叫跟农民实现“三同”，实现“三同”就有工农的情感了，什么叫“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下乡一定是这样的，一早起来给人把水桶装满了，他们干活我们跟着吃饭，他们吃饭我们跟着吃饭，每天在饭桌上压几毛钱。

伊文思说不对，他接着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我终身都不会忘记，他说你注意看过工人农民他们劳动的镰刀、斧头那些东西吗？我说见过，伊文思说那是什么东西？我说那是工具，伊文思说，你说是工具，那就说明你没有工农的感情。你注意看，工人农民对他的工具，他们什么看法？

我听了他的，我以后再到农村劳动，我就注意伊文思讲的，工人农民怎么对待他的工具，我看完觉得太有收获了，我回来就跟伊文思汇报，我说我看到了，知识分子下去，一到休息了，大家赶紧跑回去冲洗了，工人农民在地头上，一说歇工他不走了，拿个瓦片摘一把草把镰刀弄干净，他的手在工具上抚摸是有感情的，一旦你跟工具发生情感联系的时候，你就有工农的感情。

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

包括你们看到冯艳老师翻译《小川绅介的世界》，小川绅介讲到晚上突然间听到门外面老乡跑过的脚步声，他就奇怪了，大半夜都起来，后来一问，老百姓告诉他，是因为听说来寒潮了，要降温了，赶紧下地放水，让种子像盖上被子一样，小川绅介通过声音，发现他还没有真正农民的感情。因为农民是靠天吃饭的，所以今天天气好天气不好决定着他的收成，是跟他的命运联在一块的。

小川绅介坐在那里跟老百姓谈话，你注意他的动作，他是这样听那个老太太讲话，这叫倾听。所以我教纪录片告诉学生，你们要学会凝视，不是晃来晃去，我们一看学生的作业，晃来晃去，我们说你找不到北，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就叫凝视。我们讲凝视、倾听，他不是一般的动作，在后面是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纪录片的人文关怀，是小川绅介带给我们的。我们有时候记录不要怕简单的动作，你要发现简单动作里那些有含义的东西，我们一再强调纪录片它的发现价值，它不一定是那么轰轰烈烈不得了的，反而可能是你感觉很简单，很普通的事情。

10、拍纪录片是陪伴另一个生命共同渡过一段时间

意大利有个著名的女导演叫莉莉安娜·卡瓦尼，她有一句话，电影只表现事实是什么，要把作品的阐释权教给观众，这也是我教纪录片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很多片子都是太多导演在那里讲它的意义是什么，都在解说。我们要想办法，让观众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你所要表达的事情。这也是我非常重视的，做纪录片要找到重点，就是告诉观众究竟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和其他的非虚构的不一样，纪录片是强调过程的。

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你们一听就知道这能不能拍成纪录片。在中国某一个省，一个农村女孩考上了北京的某个大学，她没有钱，她怎么办？她又特别渴望读书，最后没办法，家里太穷了，她就在马路上贴小广告，甚至最后那个钱我觉得都很屈辱性的，谁能给我出钱，我将来学成就嫁给她，甚至把自己照片也贴在那，没想到没有人响应，这个女孩子自杀了。我看到这一段很感动，但是我觉得只能成为中央台新闻调查的片子，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过程可能都没有，只能去调查她的同学，她的老师，她的家长。

另外，又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女孩子，也考上大学，家里也没钱，她告诉她爸，我要读书，他父亲不吭声，等到快要开学报道了，女儿问他父亲，你准备钱准备得怎么样了？父亲拿出这么一个盒子，一个木盒子，把它推到女儿面前，对女儿说，孩子，你爸爸没有本事，只能给你这个，你就带着它吧。

我在电影学院讲纪录片，我说你们都是将来的大导演，你们说盒子里是什么东西？父亲跟她说你爸没本事，只能给你这个。于是我们那些学生，想象力很丰富，很多说里头是一根绳子，什么意思？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要不你死要不我死，这够残酷的吧？还有一个说打开是个空盒子。

但生活真实是什么？那个报道我看了，很震撼。打开是个修皮鞋的工具，里面都是工具，我在北京台跟他们讲，他们想给我出重金让我去拍。你们想这是有过程的，一个农村女孩不会修鞋，得靠修鞋来养活自己，一路往北京走，当她走到学校门口，这个片子就可以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纪录片，对不对？

一个学修皮鞋的过程，要找顾客，要养自己，她会碰到好人坏人各种各样复杂社会的现象，她怎么样去面对，这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我们如果看过高尔基《我的大学》，人生是一个大学，社会是一个大学。我一个男导演是不方便，你必须跟这个女孩子一起生活一起经历。纪录片是你必须陪伴另一个生命去共同渡过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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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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