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下课了！——拜别恩师司徒兆敦老师

时间：2023年8月31日 凌晨1:45

地点：澳门帝濠酒店

我刚与导演、摄影们审看及讨论完素材，回到房间给葡萄牙导演准备拍摄需求材料……

时间：2023年8月31日 凌晨1:45

地点：北京安贞医院

司徒兆敦老师在家人的陪伴下，睡梦中飘然离开……

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我和司徒老师以这样的方式隔空告别……

时间：2023年8月31日 上午8:13

地点：澳门帝濠酒店

我收到刘苗苗老师的微信留言，语气悲伤的告诉我司徒老师离开的消息……

时间：2023年8月31日 上午9:30

地点：香港某后期机房

周兵老师听到消息后，问我能不能写一篇纪念回忆司徒老师的文章……

时间：2023年8月31日 上午9:45

地点：澳门某图书馆拍摄现场

同事们正在做采访前准备，我心绪起伏不定的在旁边拷贝一早拍摄的素材……

9月1日，对于在中国教了一辈子书的人来说，这天是很特的日子——开学第一天。

同时，也是我第一次睁开一只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日子……

本想从自己之前微信日记中摘取一些片段组合，但无意中发现了这页课堂笔记……

时间：2004年春天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辅仁大学旧址）某教室

我第一次在司徒老师的课堂上，记下这页笔记，那时我对纪录片一无所知，更不知自己未来会从事与纪录片有关的工作，今天回看这页笔记，那时就为我今天的工作留下了伏笔，尝试回忆与司徒老师相识后的几个记忆碎片吧……

第一节课的课间，我和司徒老师表达自己之前的专业是美术与平面设计，对影视一无所知，纪录片更是茫然，很忐忑……

司徒老师温和的笑着说：没事，不怕，司徒老师来这里就是教你们这个的，如果你都会了，就不需要来这里听老头的课了……

课后，司徒老师在黑板上留下了一串数字，这是他家中的电话号码，并和大家承诺，有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但为了节省大家宝贵的时间，每次只有三个问题的机会……

我第一次准备课堂作业选题的时候，纠结了好久，忐忑拨出黑板上的那串数字，听完我的描述，司徒老师问了我三个问题：

1、你想拍什么？

2、你为什么想拍这个选题？

3、你想怎么拍？

听完我的想法，司徒老师说：好，那你去拍吧！

我刚想再问一些困惑，没等我把问题抛出，司徒老师已经把电话挂了，我在风中凌乱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老师曾说的每次电话只有三个问题的机会，但我没想到这三个问题是他问、我答……

多年后，回想司徒老师让我回答的这三个问题，是在教我做选题创作初期，调研阶段要解决的最基础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想清楚了，后面的调研才会有的放矢，逐步为创作打下相对稳固的基础。

时间：2007年夏天

地址：北京黄亭子司徒老师的小屋

  第一次走进司徒老师的小屋，小小的空间里装满了琳琅满目的世界，里面各种风格的“字”“画”，都是一些大有来头的人在特殊环境和情境下，因为各种机缘留给司徒老师的纪念品,其中包括司徒老师当年在死牢里的读书笔记，每一个碎纸片儿都被司徒老师珍视并珍藏着……

  但整个房间更为突出的是小小的客厅里摆了一个大大的桌案，上面覆盖了各式各样的碟片，这些碟片中有一半带包装，应该或是司徒老师让儿子司徒知夏帮助四处淘的，也有亲戚、朋友、学生们从国外带回来送给他的，另一半的桌案上布满了一摞摞裸装（刻录）碟片，一摞一摞的裸装碟片包围着一组复刻、复录光碟、磁带的设备和一台电视机，电视报、遥控器、说明书、记号笔整齐的摆在随手可触的位置。  

这要从司徒老师的一个生活习惯说起，为了能够搜集到更多的与时代发展结合紧密的教学素材，司徒老师会关注各电视平台的相关纪录片或者有纪录元素电视栏目，陆续锁定他觉得还不错的几个平台的栏目，做好它们播映的时间表贴在他方便看的地方（我有些恍惚了，好像他在桌角和墙角各贴了一张吧），主要是为了提醒他每天工作之余，掐着表转到他关注的那个台，把那天的节目用刻录机给录下来……  

之所以有这个习惯，和人们看片媒介的发展有关，早年人们要看电影只能去电影院。

我记得司徒老师在课堂上讲他曾为了拍一个关于用针灸帮助剖腹产孕妇做麻醉的科教片任务，他那时在胶片放映室把当时国内能收集到的所有的科教影片都看了一遍，看到他头晕眼花都想吐了，但是他最终只记住了一部关于除四害的影片中一个拍摄苍蝇的镜头，镜头先是对着苍蝇吃东西的头拍，然后缓缓的摇到苍蝇的屁股上，苍蝇在拉，正是这个镜头让老师对苍蝇深恶痛绝，说它太脏了，边吃边拉，所以后来只要他看到苍蝇碰过的东西，坚决丢掉。

在拍摄剖腹产科教片时，老师把这个镜头学以致用，医生先在孕妇腹部施针，然后医生开始观察可以开刀的时机，这时老师问他怎么判断已经麻醉成功？医生讲了左侧的针在不断颤动的跳是他们判断可以手术的依据，老师追问，这个方法是适合每个人吗？医生回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都是适用的，也有一部分人因为体质问题，不适合这种方法，但这个医生只遇到了极少的病例。当医生用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时（老师强调时机很重要，只有一条线，不能等流血），镜头缓缓的摇向孕妇的头，此时护士正在喂孕妇吃苹果，老师说我用这个镜头告诉观众，这种麻醉方式，孕妇是在清醒中完成手术的……（以上细节可能我的记忆会有错误，以片中呈现内容为准）课堂上司徒老师没有给我们放映这段影片，多年后我在安东尼奥尼导演的纪录片《中国》中看到了那个镜头……

上面的故事只想说，司徒老师在那个年代，想观摩学习只能去电影院，后来家庭录影带的诞生，给他收集教学影片带来了巨大的方便。

我印象中读过一些关于那个时期的资料描述，那个时期很多国外的影片录像带流入中国，因为是原版，没有中文字幕，在那个如饥似渴的学习年代，很多电影人、电视人、影视教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会扎堆儿一起看片，一定会有一个懂外语的人在现场给大家直译讲解，好像周传基老师就是在那个时期把他会多门外语的技能发挥到了极致……

到我们读书时，已经有了VCD、DVD。司徒老师为了他的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一直关注着各电视台所放的节目，并逼着儿子教会他用各种翻录、刻录设备，怕自己忘记，还写了说明书放在刻录机边上，每天一丝不苟的掐着时间游走在各类纪录片节目中乐此不疲，并将录下来的内容融入到他的教学中，还经常把他的“成果”免费送给他觉得有需要的学生……

老师的孩子知夏和我开玩笑，说老爷子这里就是一个盗版碟制造加工厂，指不定哪天被打击盗版的部门给抓了……

记忆中，有个阶段司徒老师录的最多的是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周末大放送》，阳光卫视的某些节目他也录，在知道我做口述历史，工作与阳光卫视和凤凰卫视有合作时，他再看的时候会多了另一个任务，那就是媒体口径的动向，偶尔我去看他时，他会把他的感知判断分析给我听，叮嘱我一番。

在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初期，那时中国也还没有纪录片频道，司徒老师每天抽时间一个频道一个频道的筛，希望发现新的播放纪录片的栏目，老师这个习惯保持了差不多将近十年。

以前都是我有事请教司徒老师才给他打电话，但有一次司徒老师主动给我打电话，声音焦急得有些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听完他的叙述，我才明白他因为凤凰卫视正在播一套纪录片《彩色的战争》，他没有录全，但他觉得那套片子太过珍贵，他想找到后给学生们看，问我有没有办法帮他找到。他说那部片子颠覆了他对日本侵华的认识，在二战时期彩色胶片极其珍贵和昂贵，而日本在那时会倾其国力用彩色胶片纪录那场战争，这说明日本在打这场战争时是极度自信的，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他们必胜的战争……

后来我拜托海天老师和凤凰卫视协调那套片子，协调的过程中，司徒老师打电话来，特别兴奋的和我说他已经找到了那套影片……

后来有机会我们聊天，谈到我在做抗战题材的口述历史，司徒老师和我说，那段历史值得做，但要小心。我们今天再看这段历史应该用不一样的角度审看，无论是发起战争的，还是被动应战的，双方的国家和人民都是受害者，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教训都是值得重新深度思考的，而不应掀动民族仇恨情绪……

时间：2023年9月1日 深夜

地址：澳门帝濠酒店

 今天是我阳历生日，也是司徒老师离世后的第一个开学的日子……

因为台风“苏拉”登录澳门沿线，提前收工，我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能够完成一篇纪念司徒老师的文字，但酝酿到一半，被导演揪到楼上讨论汇报材料，直到9月2日凌晨2点多，我放弃挣扎一定在9月1日完成这份特别的“作业”……

多年前，我每次看望司徒老师，临走前，老师都说：孩子！你要记着你要先吃饭，先自己养活了自己……

那时我一直以为司徒老师觉得我选了一条比较艰苦的路，可能没办法养活自己，直到2018年9月1日，我在阔别课堂12年后，一个机会让我重返司徒老师的讲座课堂……

时间：2018年9月1日 下午

地址：中国国家图书馆

再一次有幸聆听司徒老师的讲座，开讲前，国图的工作人员田苗（也是司徒老师的学生），在介绍老师时，田苗问了一句：现场有多少人曾是司徒老师的学生？

现场近300人，站起来的人占了1/3，司徒老师环顾四周，意外发现我坐在席上，和我点头打招呼。

司徒老师讲课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少讲理论知识和纪录片史，他更愿意给大家分享他看到的好作品，或者打动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中以影像为主，图片、文字为辅，这些作品中有大师的、有他朋友们的、有学生们的，也有很多是他不认识的普通人的作品，他选的作品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有过程、有时间的积累与沉淀，禁得住凝视、思考……有时全片他只为等待给观众看一个震撼心灵的瞬间……

每次有人给他送新的作品，希望司徒老师帮助指点，老师从来都是谦卑的说：谢谢给我学习的机会，我会好好学习的……

所有他教过的学生，再次重逢他都说这是我的老朋友，我的老师……很少会说这是我的学生……

下课后我过去和被众人环绕拍照的司徒老师打招呼，老爷子插空隔着众人问我：你咋来了？好多都是我当年给你们讲过的呀……

我：来温习呀！让自己想起已经快遗忘的初衷！

这次讲座让我明白司徒老师当年叮嘱先养活自己真正的意思是：只有先养活了自己，做纪录片的视角和格局才够高，才能做出更有大格局的纪录片……

送司徒老师回家的路上，我深刻反省，和老师检讨……

司徒老师说：你才明白？

我惭愧的埋着头…… 

（拍摄于2018年9月1日，国家图书馆，摄影：任爱群）

这两张图片是那次讲座，我坐在听课席上随手拍摄的，拍摄的时间顺序：第一张是在司徒老师落座前等待时拍摄的空椅子，第二张是司徒老师坐下开始讲课前我拍下的。本来拍摄很糟糕的图片，今天组合在这里，调换一下时间顺序，却有了不一样的意味……

时间：2023年9月3日 下午

地址：北京首都机场

  终于我在台风“苏拉”转场后，顺利抵达北京……

  我给司徒老师的孩子知夏打电话，告知我回来了，他和我说：先回家休息，明天见！我希望大家不要悲伤，我把明天的仪式看作一场盛大而温暖的聚会，我爸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多学生和朋友聚在一起，我也没有看到过……

（以上文章根据文中司徒老师的年龄描述推算，应写于2008或2009年，文中的海老师是雷禾传媒CEO海天，是我多年前做口述历史工作时的引路人）

没想到，在司徒老师赠送我他翻刻的《横滨玛丽》影片十年后，我居然会遇到导演中村高宽……

时间：2018年7月12日

地点：北京某艺术空间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中村高宽的《禅与骨》放映现场偶遇司徒老师和他儿子司徒知夏。

将司徒老师安全送到现场后，知夏就默默把自己转为摄影师角色，给围着司徒老师的年轻人和司徒老师拍照。

放映前，中村高宽说：我第一部片子《横滨玛丽》从1999年开始到最后完成，差不多用了9年时间；《禅与骨》从2008年到2018年，又差不多10年，下次大家再见我估计要到2028年了吧……

司徒老师说：当年带中村高宽那会儿，我正处在转型期，在那之前从带第五代故事片导演，到陆川他们那届故事片导演结束……转型时我和中村高宽一样是从零开始，我们都属于那种够傻的人，是可以一起干傻事的，我们一起探索纪录片，如今他已经是我的老师了……故事片和纪录片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在看故事片的时候都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而在看纪录片的过程中慢慢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借着别人的故事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今年我已经80岁了，今天中村高宽说再来要2028年，到那时我已经90岁了……我希望，我还可以看到吧……

（2018年7月12日，与司徒老师意外重逢，中间为《横滨玛丽》《禅与骨》纪录片导演中村高宽，摄影：司徒知夏）

时间：2019年8月7日

地点：北京回龙观某电影院

和司徒知夏一起看完刘苗苗老师导演的电影《红花绿叶》后，我们闲聊，我问：这个暑假结束后，司徒老师还会去青岛吗？（当时司徒兆敦老师81岁了，还在北京电影学院青岛分院从事教学工作）

知夏：会，只要生命不息，他就会去上课！

停了一会儿，知夏补了一句：如果有一天他走了，我会给大家发信说“司徒老师下课了！”

多年来，我虽然见司徒老师面的时间不多，但在微信上还常有互动联系，有时他会像孩子一样笑话我微信的发言；有时会和我分享交流他看到打动他的文章或者影片；我和他汇报我最近又干了些啥，我们团队又有哪些片子、节目播出了，他会说：太好了，你们又给我提供了教学素材……有时也会和我聊一些我们共同认识的故人；有时他看到了某本传记，很想看看外文版本，我就找来发给他；偶尔我也会有生命体验中的一些感悟和他唠叨，司徒老师都耐心的回复……还有老师每天雷打不动的图片加小短文的早安问候……

时间：2023年5月13日20:37

地点：北京某村庄

“各位朋友大家好，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必须选择性的离开各位的视线，请你们谅解。我一直会关注你们的，谢谢你们曾经的关照。”这是司徒兆敦老师发我的最后一条微信留言……

时间：2023年9月4日 上午

地址：北京八宝山东礼堂

前来悼念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有司徒老师的老同事、新老朋友、除了直接课堂上的学生，也有很多曾因不同际遇受过司徒老师指点的业内同行们……还有一些身体孱弱的老人或需人搀扶或拄着拐杖……

空气中流淌着坂本龙一的音乐Solitude……

纪念花圈因为悼念空间有限，无法摆放更多，最后为了让希望表达心意的新老朋友们的寄语都带给司徒老师，不得已每个花圈上只能挂多幅挽联……

知夏本来在数日身心疲惫下，准备了他觉得很粗糙的三页纸的悼词，但见到参加父亲葬礼的朋友年长者众多，他收起了三页纸，在北京电影学院代表发完言后，用了不到一分钟结束了追思悼词环节，我们年轻一些的人在外面，并没有机会听到他说了什么，我后来问他，他说记不住了，大意如下：

今天各位长辈在此，也站了很久，若因我说的多了而累到诸位，怕父亲会怪罪我……

今天不该是悲伤的，而应该是温馨的聚会，父亲从来没有在同一天见到如此多的朋友，他定会很开心，他开心，诸位也应替他开心……

父亲常说没有谁是谁的老师，他在与你们交流和你们的片子中学到的可能比他交给你们的还多，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滋养着他，才让他成为一名所谓的好老师，这也是今天工作人员衣服上印着的互为师生的意思。

我和我的父亲从不认同”纪录片之父”这一说法，我的爸爸只有一个孩子，他不是纪录片，他是我！

我问知夏：你特意把“教”改为“交”是想表达彼此互为交流交换学习对吗？

知夏没有回答……

后来我请求看一下他收起的那三页悼词稿，知夏一再和我说写得不好……

看后我说：有感而发，可能不够精准，但情真意切，我们这些学生对于司徒老师的妻子、孩子来说，是有“夺夫”“夺父”之恨的，让我想起黄永松的夫人口中黄永松是“捐出的先生”，对于师母和你来说，司徒老师是“捐出的丈夫”与“捐出的父亲”……最后一句，大有宣示主权的意味……

知夏：也想微薄之音，替父正名，老爸从未认同此说法，又懒得为这个花功夫辩解……其实真不怪学生……后来追根溯源，我已接近那个答案，了解他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在教学上了，不能说完全谅解，却基本理解了……他最后用了一百多天，一对一的用生命为代价教导于我，前尘往事，便只剩下恩情，最后用七天，陪我妈过了七夕和其他几天家庭生活。也算圆满[合十][合十][合十]

（2022年10月7日最后一次探望司徒兆敦老师，摄影：刘苗苗导演）

最后，我们用司徒知夏的方式和司徒老师说再见吧！

教了几十年书的教书匠，他说下课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说这句一生中说过无数次的这句话……在这个世界最后的时刻，爸爸卸下了老师的身份，回归童年的那个顽童……

他说，下课了。这一天，是九月一号，他逃课了，想来，是去了哪个乐园……

司徒知夏和我说：陪伴父亲的最后时光的过程，就像我们用生命一起共同完成一部纪录片，那个过程和拍摄纪录片一样，等待……

2023年9月6日（农历七月二十二日，中国的财神节，我的农历生日，司徒兆敦老师离开的头七）爱群写于北京顺义某村